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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屏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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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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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革命洪流

(父亲的故事之六。我的父亲叫靳太忠,以下是他的真实的故事,是我根据他的文字记载整理而成的。) ­

(一)


一九四八年九月,解放区。山西省平陆县第三完全小学此时设在寺头庙。这天,正殿墙上张贴了一张西北军大招生广告。事后想来,正是这一纸广告,决定了我的命运。看到广告后,我毅然决然自作主张,和我们六年级十多位同班同学,有文东斌、文振道、王道伟、乔林法、王元忠等徒步九十公里,经四沟八扇(四条大沟,八座山梁)赶到平陆县民主政府所在地圣人涧村,在圣人庙大院参加考试。当时,全县有五十多人参加考试,负责考试的是一位叫吕克贤的同志。考试后,当场我们中的几个同学被录取了,我是其中的一个。当天夜里,我们自己在圣人涧找了老乡的一孔小草窑过夜。经历了人生的两个第一次: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第一次在野外露宿。次日,我们在返回的路途中商定,五天后,录取的人员在我的姚家坪家中集合。 ­

回到家中,我对母亲说是去临汾上学,并到二点五公里外的花岭村岳父家向老人和妻子告别。 ­

第五天上午,东西两路的同学,带着背包馍兜和盘缠,在我家集中了。正当我们从炕上下来要出发时,住在几华里外的李家川的文东斌同学的父亲赶来了,文东斌同学被阻挡下来。这时,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我们毫不动摇,背起背包,我告别了母亲、兄嫂,我们向中条山深处走去。文东斌同学以后虽然也走上了革命道路,但他是落伍者,在待遇上也有差别。他后来曾惋惜地说:“我后悔这辈子没有当上解放军。” ­

在高耸入云的中条山上,行走中天色已晚,得想法找休息的地方,在一处高地山坳里,我们发现一座小房子,走近一看,是用树皮盖成的,房子里地中央还有红红的一个火堆,我们围住火堆捱到天明。 ­

翻越海拔一千多米的中条山,告别那座别致的树皮房子,在中条山阴,树木的叶子都落光了,树枝上都是冰挂,在曙光的照射下白花花一片,寒气逼人,似乎是驱赶我们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

下山的路好走多了,当天下午六时许,我们已到侯马村边,在岔路口的一座院子里,有几位身着灰军服的军人,很热情地端来热水,让洗脸洗脚。白面馍烤得焦黄烫手,吃起来真是香极了,热开水一下肚,疲劳饥饿无影无踪了。这里是一个接待站,距军大所在地还有一天的路程,我们和返回临汾的军大招生人员相遇了,精神上轻松了许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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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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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政大学校址在山西省临汾市东营盘。我在这里呆了半年时间。军大当时编为一大队和二大队,一大队是本科,二大队是预科(即贺龙中学),我在二大队一区队学员班任副班长。主要是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劳动建校。我们在临汾城里观看了战斗剧团演出的《刘胡兰》。参加了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大游行,那天彩旗飘扬,我们高呼“学习马列主义”、“发扬十月革命精神”、“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真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

在劳动建校方面,我们牢固树立“以劳动为荣,以剥削为耻”的思想,每当粮食蔬菜快吃完时,大队区队领导就会让学生到指定的仓库、菜窖去背粮食和蔬菜。搬运土坯、砖头时,平时在家有劳动习惯的同学在劳动观念上表现就好一点,生长在城市的同学就表现差一些。有的女同学,有个头也有块头,但搬砖时用白手帕包一块砖头,手举的与肩同齐,生怕弄脏了衣服。而别的女同学,一次搬三五块,不怕脏、不怕累。通过频繁的劳动,同学们都增强了劳动意识,那位女同学也不再轻视劳动了。 ­

注重培养组织性纪律性,服从命令听指挥。每个区队下设三个班,每班十人,熟悉后重新编班,扩大接触面、认识面。 ­

我在半年时间里,亲眼见过贺龙校长两次。第一次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份,在临汾城里西北角的一个大院里,贺校长给我们学员做形势报告,他穿着白衬衫,距我三米左右。我们看见校长的马拴在大院北墙树下,马的旁边有一个石锁,是校长用来锻炼身体的。第二次,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上旬,他刚来校部不长时间就又走了。那天,校长到军大的消息刚传开,下面师生纷纷要求贺校长讲讲两把菜刀起义的故事。意见刚刚集中,校部通知全体集合,夹道欢送贺校长。贺校长和各大队领导一一握手告别。 ­

我在学校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介绍人是李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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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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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西北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派专门干部到军大联系,要选拔50名青年学生做保卫部门工作。在各大队、区队,用自报公议校部批准的办法,很快确定了提前毕业的人选,我也是其中之一。学校为了热情欢送我们这批青年军人走向工作岗位,在三月二十三日专门举行了欢送文艺晚会。次日,我们就离开母校,奔赴延安。我担任班长,我这个班有十人。经徒步行军,从临汾出发,横渡黄河,天晚时到达陕北山间一个多窑洞的农村宿营下来。第二天就顺利到达了目的地——延安。第一次看到了电影,片名是《楚霸王》。 ­

在革命圣地延安延河岸边,有个叫小边沟的村子,后搬至延河东郑边沟,我们西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保训班就在这里集中学习保卫业务和手枪射击技术三个月。到六月份,国民党胡宗南部撤离西安,我提前进了西安北郊的草滩村,群众已插过秧。没过半个月,我们保卫部便搬进了西安市开始工作。一部份是公开的做部队保卫工作,一部份隐蔽身份与暗藏的敌特作斗争。


后来在工作岗位上,我接到了军大颁发的“西北军大纪念章”、毕业证书、二大队全体为欢送我特绣制的白布红字的纪念品和“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字样的纪念品。这四件珍品随我至今,鼓舞我一生做好革命工作。­

  这一次参加革命的积极主动的选择,证明了一个道理:人生的某一个重要时刻,你的选择,便决定着你这一支家族的荣辱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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