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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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还好中医院搬到了原人民医院，故此，离开家乡整整三十年，我还记得抵达的中医院的路径。过饶河大桥，在沿河路驱车大约5公里，再沿着步行街行驶300米，在五一路菜市场路口左转200米就到了中医院的正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在县城读高中，这里是全县最好的医院。两栋六层的大楼，外墙用细条的白色瓷片均匀镶嵌，高端又不失卫生职业的形象和操守；内部一律用白色墙漆粉刷，扶手以下部分被漆成了深绿色，夹杂石英石的水泥地面被打磨得平整而舒适，连县政府大楼都抵不上它的气派。
父亲腰椎间盘突出症已经好多年，近两年愈来愈严重，膝盖以下处于麻痹状态，两只脚一年四季都是冰冰冷的，冬天无论盖多厚的被子都捂不热，夏天也得套上护膝；走路时脚板有刺痛感，走不了十几步就要停歇一阵，从我家到三舅家就隔了两栋房子，常人一分钟的路程，他却要中途歇两次、花上五六分钟，甚至更长。
在农村，对于不危及生命的病都不算大病，无论如何是舍不得花大价钱治疗的，能扛则扛，实在是难受了就抓几副中草药或拿点止痛药片了事。父亲抱着这种将就和观望的心态，一直迟迟不肯动手术。主要的原因有三，一是经他四处打听，类似的手术效果并不明显，功能恢复较好的凤毛麟角，且年岁较大的人手术效果普遍得不偿失；二是近三年的疫情原因，跨区域出行及不便，甚至还存在被封在外地的风险，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三是父亲年岁已大，除了担心治疗效果和将就的心理外，对动手术的安全性也有所顾虑，毕竟动的是脊椎是神经。
最终决定动手术，是因现任中医院副院长是我老同学，并答应帮父亲专门从省人民医院请来专家，说“手术属于微创，没有太大痛苦”。心理上的依靠和高技术的加持是父亲最终被动摇的根本原因。
二
中医院的规模和生意大抵都不比当地的人民医院，全国各地莫不如此。
家乡的中医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门前冷落、环境简陋、硬件陈旧，完全没有其他医院的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新的门诊大楼正在施工，嘈杂、凌乱的工地，让本就逼仄的医院更显得狭促和破败，令人堪忧的卫生环境、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半新不旧的医疗器材，不禁让我打起了退堂鼓，早知道这样还不如直接去省城。
但父亲却很怡然，或许是已住过两天的原因，他领着我们径直走到自己的床位，像回家一样，躺下，等待主治医师前来问诊、检查，并心平气和地与我们聊着家长里短，看不出一点术前的紧张和担忧。像儿时，总觉得父亲是钢铁巨人，打针从来不怕疼，连眉头都不皱。
我突然想起鲁迅笔下“铁屋子”里的人，我何必要去“大嚷起来”，在无法改变现状的情况下扰乱父亲内心的平和？
平和的心态是何其重要，有时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未免不可取。比如看到梅花，悲观者只会感到天寒地冻，而乐观者才能看到春色满园。
父亲看到的是丢掉拐杖、独立行走的希望。
上午十点半，父亲被医生领进了6楼的手术室。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手术室尚好，天蓝色的墙体，柔和的灯光，干净、温馨，顿时抚慰了病人和家属焦躁、忐忑、如临大敌的心。
我们止步于手术室门外。
天蓝色的电动推拉门缓缓打开，父亲像个被老师领进幼儿园的孩子，乖乖的跟在几个穿着深绿色手术服的医生和护士后面。透过低矮的玻璃窗，我注意到，父亲依然气定神闲，甚至连头都没回一下，直至转过走廊的拐角。
三
父亲进手术室两个小时候后，副院长同学突然从电动推拉门后探出半个身子，告知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术后需要输血，现需我们派人送医生去人民医院的血库取血。
一听说输血，母亲立即紧张了起来。
她曾是个癌症患者，亲历过手术的剧痛和6次化疗的煎熬，比我们更能体会到手术的危险和面对死亡威胁的胶着。用她的话说，她得了那么重的病都没有输过一滴血，父亲这么小的手术为什么还要输血呢？是医院另有隐情，还是父亲此刻有安全之忧？她嘴里一直嗫呶着“还要输血啊？是不是很大的手术？那得要花多少钱啊？”
我让弟弟送医生去人民医院取血。为了安慰母亲，便强作镇定地告诉她，输血是手术的必要程序，以防万一而已；不要过多担忧，这样的小手术不会有问题，更不要担心医疗费。
根据狗血剧的剧情发展，对一般人来说，输血的确是一件大事，意味病人失血过多，不得已而为之，否则谁会花高昂的代价去输入曾经流淌在别人血管里的血液，排异的危险和血源的干净与否同样后患无穷，甚至危及生命。
立春之后，江南雨水丰沛。时值雨水，从早晨到现在，雨似乎一直没有停过，且越下越大，乌云浓重，沉沉地压在远郊的村庄之上，与远处鄱阳湖的水面平齐，饶河与城市擦身而过，浩浩汤汤向西奔腾，水面远远高出这座古老而陈旧的江南小城。
不远处，一栋高楼仿佛经历了一次“911”事件，有小半截已耸入乌云之中，像一根单薄的擎天柱，撑起这座小城的安危，仿佛一个闪电就可以拦腰折断，饱满的云膨胀到了破防的极限，就变成飞泻的水瀑，从天而灌。
天空低垂，一举手就可以攒起一团绵绵的乌云，在手心里拧出一大把水，而我似乎就夹在乌云和河水之间薄薄的夹层里，强大的大气压强带来强烈的压迫感，进而生成了内心短暂的压抑，但我却不能有丝毫的表露，坐在坚硬的长条木凳上，一次次打电话催问二弟取血的进度，用别的话题岔开母亲念念叨叨的絮语，把她从沉浸的记忆中硬生生拔出来。
“11:30，进手术室一个小时了！”
“12:30，进手术室二个小时了！”
“13:30，进手术室三个小时了！”
……
每过去一个小时，母亲都会情不自禁地嘟囔一声，还会突然起身走到手术室门前来回踱步，透过狭小的窗户探头探脑地往里探看，对父亲平安和健康的担忧显然比我凝重。
十年前，父亲在得知母亲的卵巢癌已到中晚期后，也曾这样在手术室外踟蹰过。他时而对着红色的电子时钟变换的数字发呆，时而自言自语，“最后几个月了，我会每一天都要好好地守着她。”似乎是给自己下决心，更像是给儿子们一个保证。这或许就是一个钢铁直男对爱人在生死关头最朴素最动情的表白，简单而决绝，没有一丝搅扰造作的痕迹。
十年来，父亲也用自己行动践行了曾经的诺言。手术后，母亲的康复期、化疗期和每年一次的大型体检都是父亲一个人在医院里陪着，拖着一条病患多年的残腿在医院的楼道上跑上跑下，挂号、拿药、办理住院手续、结账，悉心地照顾她的日常起居，也越来越包容她的坏脾气和念叨。
而此刻，时光恍惚，记忆在穿越中倒了回到了现实，命运似乎有意要捉弄两个相濡以沫的老年夫妻，让他们调换角色，戏里戏外先后饰演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分别去体会彼此在生死关头的感同身受和那种看似爱情却超越爱情的情愫。
他们吵了一辈子，从年轻时的血气方刚一点就着到后来的互相挖苦、嘲讽、怨怼，再到现在的一方稍微声音大点另一方绝对立马闭口不声……由波涛汹涌到风平浪静，他们漫长的磨合期最终成为了一种日积月累的习惯和不屑，虽然耗费了他们大半生的光阴，折损了太多简单而纯粹的幸福。
现在，他们终于放过了彼此，也放过了这坚硬的生活，懂得逆来顺受其实不过是放下的另一种释然，坦然的接受了来自上苍对生命的考验，哪怕这种考验曾经危机四伏、命悬一线。
四
14:30。父亲终于被一帮医生、护士推了出来。
“手术非常成功！”院长同学给了我一个坚定而温暖的眼神，传递出他在高度紧张后的一身轻松感。我们悬着的一颗心也终于放了下来，像是车到站、人还家，扛在肩上的包袱终于可以卸下，松弛、舒缓、愉悦的心情让全身的疲惫烟消云散。
医生一再嘱咐，大剂量的麻醉剂还在父亲体内发挥着强大的麻痹作用，不能让父亲长时间沉沉睡去，要不间断地叫醒父亲，并时刻注意监测仪器上不断变化的心率、血氧和血压的数值的变化，如有异常，立即呼救。
遵照医嘱，我和二弟轮流大声唤他，或轻轻拍打他络腮胡的脸颊，他也只是微微地睁开眼轻轻地“嗯”一下，给我们以生命的迹象，继而昏昏大睡，像极了他年轻时醉酒的状态。这样也好，至少可以减轻父亲醒来后新鲜的创口带来的剧烈疼痛。
母亲叫醒的方式很委婉，像讲故事一样提醒父亲，“老L，还记得我动手术时你们是怎么叫我醒的吗？打了麻药后，真好睡啊！我硬是被你们吵了一下午，直到麻药的劲过了，才被刀口痛醒！”
还好，相比较十年前母亲的手术，父亲的创口长度和疼痛程度都无法和母亲相比，且用上了镇痛泵，傍晚六点多，父亲终于在微弱的疼痛中清醒了过来。只是翻身不容易，脊椎上牵出了两根排血管一左一右地挂在扶手上，再加上尿袋的牵绊，父亲一翻身就要全家齐上阵，一人先抬起父亲的臀部，另一人把左边的排血管换到右边，把右边的排血管换到左边，尿袋也是翻身一次就要换个边，然后再齐力帮父亲翻身。因为麻烦和疼痛感逐渐的加剧，父亲尽量少翻身，实在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忍者脊背上十五公分的创口带来了疼痛，撕心裂肺地翻动一次。
晚上八点半，输液终于结束，但创口的血水还在汩汩地顺着输液管往外渗，打湿了创口上厚厚的纱布，雪白的床单也洇红了一大块，十点后不得不更换了两只更大的排血袋，现在想来院长同学是有先见之明的，否则不堪设想。
半夜时分，院长同学又亲自换了一次纱布。
这一晚，我几乎没睡，四五个医生、护士每十五分钟就来检查一次，并一再叮嘱我要时刻注意排血袋的容量，如果失血过量，就必须再次输血。
就这样，我时不时查看排血袋的容量、排血管的流速和监测仪器上不断变化的数据，支撑不住的时候，便和衣倒在一张空置的病床上偷眯一会儿，也一次次被医生推门而入的声音惊醒，直至天亮。
我强撑着铜铃大的眼睛，看着晨光慢慢点亮病房，像一盏微明的油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加明晰起来，直至超过室内的白炽灯光。
六点半，有护工来做卫生。
七点半，窗外工地上也陆陆续续响起了工人穿着雨鞋的脚步声、肆无忌惮的吆喝声和钢管砸在水泥地上的咣当声……
雨水还在肆虐地持续，升降机又开始上上下下吊起装载混凝土的二轮小车，戴着红色安全帽的工头在对面的楼栋内拿着对讲机不断地比划着，时而声嘶力竭，时而粗暴地骂娘。
新的一天像一锅热粥又开始慢慢沸腾起来。
还好，因为镇痛泵的原因，父亲并没有经历母亲创口痛了三天三夜的苦楚。清晨醒来，还能打电话催母亲早点来医院换我，让我回二弟家补下觉，也催我早点回单位上班。
这么多年来，二弟他们总是考虑到我长年在外，回来一趟不易，所以凡事都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叫我莫回，父母无论大病小灾的都是由他们照顾。故此，我决定再多呆一天，在医院多陪陪父亲，尽量弥补良心上的亏欠。
记得去年“十一”期间，我带父亲到上饶看中医，因为他没有近两天的核酸检测报告，而被拦在医院之外，后转院到市人民医院做磁共振，遭遇同样的麻烦。（只好临时做抗原检测）情急之下，我不禁埋怨了父亲几句，他自知理亏，不敢解释，一个坐在角落里发呆。我拉着脸自顾自地一个人走在前面，他只好一瘸一拐地跟着，直到做磁共振时，医生告诉我父亲连趴下都很艰难，让他坚持几分钟不动更是难上加难，不得不叫我们放弃。我这才意识到父亲的腰间盘突出症有多严重，不禁为刚才无端发火感到无比的内疚。我也是仅仅一次单独带他出来看病，就这么显得没有耐心，时间一长次数一多不就在我身上验证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谶语？想想他踮着脚尖跟在我身后小跑的扭捏姿态，不禁羞愧难当。
新的一天重启，延用昨天药品的剂量，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直到下午4点才输液结束。
一整天，一家人都围坐在父亲身边，全神贯注地盯着每一瓶或橘黄或粉红或无色的液体，仿佛时间已化成流质的形式，合着秒针的节拍，以1滴/秒的速度注入，悄然无声地抚慰人心，似乎护士小姐每摘下一个空瓶，都代表我们在秋天摘下一枚成熟的果实，内心充满了收纳的欢喜，脸上浮现满满的获得感。而我看到的却是一支支荷枪执弹的大军正在父亲瘦肉的体内长驱直入，雄赳赳地歼灭一拨又一拨强劲的宿敌……
五
父亲终究是个急性子，在我回到单位的第二天，也就他住院第四天头上，后背的排血管一拔就吵着要出院。
主治医生断然是不答应的。那么大的手术，之前说好至少要住院一周，怎么可能提前那么多说走就走；更何况脊背上的创口还未结痂，血水还是在往外渗，回家了谁来换纱布？谁来打消炎针？谁能保证创口不会感染？万一有炎症了后果谁来承担……
父亲却像个孩子似的，整天哼哼唧唧、叫叫囔囔，无论母亲和弟弟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只好打电话向我求救。
其实，我太清楚父亲内心的小九九了。他闹着要出院的原因不过是担心医疗费超出了他的预算。在决定动手术之前，父亲就一再要我们跟医院确认下医疗费的数额，在他满打满算的前提下，他当然希望能节约一些不必要的支出，省到就是赚到。
在农村，节约意识是根深蒂固的“顽疾”。
父亲亦然。
其实，在医疗费上，我们兄弟仨都很开明，并一再劝说他不要顾虑太多，但父亲坚持要自己出，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会花儿子们的一分钱，这是他和母亲的执念。在住院之前，他不仅准备好了相当的现金，还把到期的定期存折也带了来。
“你怎么跟三岁小孩一样不听劝，连医生的话也不听？”接通电话后，我劈头盖脸指出父亲的不是，提出了一堆不容他拒绝的质问，“创口在脊椎上，脊椎是整个身体的神经中枢啊，决定你能否独立行走、全身的触觉和动作协调性，出不得任何岔子。为了动这个手术，我们已经纠结了二三年了，找熟人、请专家，费了那么多的麻烦，难道因为你躺不住，就前功尽弃吗？”
父亲“嘿嘿”尬笑，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不敢大声地反驳我，“你说的是有道理，但我觉得在医院是躺，在家也是躺，不如回家躺着舒服……”
“回家躺着舒服，有安全保障吗？如果就因为我们的疏忽大意而导致了术后的康复效果不佳，你这个刀子不是白挨了？年级这么大了，你还有再次动手术的可能性吗？难道你还想继续拄着拐杖或坐轮椅吗？这不是打儿子们的脸，给我们增加更多的麻烦吗？”当我把所有的顾虑都向他暴风骤雨般地和盘托出之后，他终究是不说话了。
其实这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执拗的性质虽然没有多少改变，但对儿子们的依赖却是与日俱增，大事小情的都会跟我们商量。人渐老身体渐弱，脾气也越来越小，再也听不到他年轻气盛时命令式的语气了，更不会跟我们撒气发火，无能为力的事情便索性作罢，变得越来越迁就我们，尤其是我，作为长子，他更是敬我三分薄面。
所以，当一家人对他都束手无策时，往往都要把我搬出来，才会遏制事态的发展。
父亲越来越听话了。
当然父亲对我们的依赖并不仅仅是因为感觉自己老了，说话做事都无足轻重了，而是他越来越觉得儿子们比他更强大了。他虽然当过兵，也有过当村委会会计的高光时期，但最终毕竟只落得一个县水泥厂农民合同工的身份。与较普通的村民相比，除了退休金有些许的优越感之外，他的一生再无其他值得标榜的地方了。恰恰相反，在我看来，父亲的一生是比较隐忍的一生。在工作上，隐忍于领导；在家庭里，隐忍于我强势的母亲；在伦理上，隐忍于一个比一个更加出类拔萃的子孙；在家乡，他作为一个异族姓氏的独生子，更是隐忍于强大的大姓氏家族和周围邻里的欺压和轻蔑。
不像我们，通过读书走了一条有异村里同龄人的人生道路，也活出了父亲曾经期许的样子。尤其是我和二弟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更是让他倍感扬眉吐气。比如，他会旁敲侧击地问我现在的职级，这是他最大的炫耀资本；比如，看到有亲戚或乡邻来家里求二弟办事会设身处地地帮他们说好话，显示为父的威严；比如，当村里的同辈老人用羡慕的语气谈到我们时，他会谦虚而羞涩地满面堆笑，并由衷地发出感慨，“只是拿份国家工资而已，这都得感谢共产党！”
在我的劝说之下，父亲终究是心平气和了，答应再住几天，直至得到主治医生的允许。
挂了电话，稍稍平复心情后，我内心突然有种隐隐的失落。从前坚实的大山已在日销月锉，终究在岁月的风吹雨打中一寸一寸地变矮变弱，变得越来越荒芜，有一天将与大地平齐。一种独立于天地间的渺小感、无助感，顿时让我心虚、惶恐，感觉后背凉风习习。此刻，我也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僭越了父子间的伦理秩序，像儿时强势的父亲批评、指摘年岁尚幼的我一样，咄咄逼人。
我心是疼的。
六
父亲在医院住了八天后终于出院了。
母亲亦如释重负。在回家的路上就迫不及待地跟我打视频电话，兴奋地告诉我，父亲的创口开始结痂了，膝盖以下的部分的麻痹感也在逐渐地减轻；偶尔扶他下床上厕所，脚板锥心的疼痛也减弱了不少；最高兴的是，总的医疗费比我们预计的少了一半；一周后就可以拆线了……
我替父亲高兴，也替自己高兴。
人至古稀，在备受近三十年的骨髓炎和三年多腰间盘突出的煎熬后，父亲终于再次开启了正常的行走的模式。我固然不敢奢望他还能健步如飞，跨越几里的田埂去邻村的战友家喝酒；他还能下河为孙子们捕鱼、捞虾，给我们寄来故乡最鲜美最纯真的味道；他还能追在老水牛屁股后面“嗨嗨”地赶牛耕田耙地，种上水稻、油菜籽、花生、黄豆……为年底一家人圆满的团聚奉上丰收的年成。但能把手中的拐杖丢掉，完全没有坐在轮椅度过余生的担忧，让多年没有完全亲近地面的脚板踏踏实实地踩在故乡的地面上，就已经是很大的成功。
想想父亲这些年所经历的病痛折磨和苦尽甘来的余生晚景，我不禁热泪盈眶，父亲的前半生何其的孤独无援而又何其地坚韧挺拔！而我们，依然还是那个站在他肩膀上看风景的孩子。
时值雨水，窗外难得春光明媚。
我想，故乡的山野此刻开满了桃花、樱花、梨花，像一场场或红或粉或白的流水的宴，你方唱罢我登场；仙峰岭上的映山红和黄木梞花开得正欢吧，给沉寂了一冬的山包以生机以颜色以神韵；布谷鸟躲在村后的杉树林里，催促山河着以盛装；高洁的白鹭正酣然地站在牛背上贪婪觅食，远眺青山隐隐；翻耕后的稻田已蓄满了清水，平静的水面装着一片一片月光，星罗棋布；蛙鸣在夜幕降临后，一阵紧过一阵，声势宏大；灯光下，乡亲们正在自家的客厅里挑选颗粒饱满的稻种、花生和黄豆，待到天明之后，送往秧田、麦地、油菜地和空置了一冬的旱地，在茂密起伏的绿浪里以撒播或者点播的方式播种，挥汗如雨，种下一年的希冀。
在异乡类似的土地上刨食多年，每到雨水之后，这些儿时熟悉的画面，我不知在脑海里上演过多少次，向往过多少次，也谋划多少次，聊以慰藉绵绵乡愁。
雨水之后是惊蛰。
父亲的创口拆线了。结痂的创口似乎已被温润的春风惊醒，在父亲消瘦的脊背上长出了粉红的新肉，36条线痕匀称、清晰，仿佛一只粉红的百足虫趴在父亲的脊背上，吮吸一个古稀老人七十余年的精华沉淀。
惊蛰之后是春分。
经过近一个月的休养，父亲的体质明显好转，不仅可以短时间坐立，而且还可以缓缓地走一段距离，从卧室到厨房或上卫生间，都不用搀扶，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一家人的心情如沐春风，黑夜渐短，白昼变长。
“气清景明、万物皆显”。父母健在的清明时节，于我而言，只是万物在孕育的过程中蠢蠢萌动的二十四节气之一，没有风雨戚戚的忧伤，更没有失魂落魄的哀恸，而是万物勃发的憧憬。
因为父母尚在，我的来路依然坚固而明朗。我漂泊的生涯不过是一只翱翔在天宇里的风筝，陪伴日月、蓝天、白云和低于春风的燕子，有他们的牵扯，我眷顾的大地就有了明确的指向。
我还可以幸福定义，缺少祭奠至亲的清明节是无意义的。
了无牵挂，心无悲喜。父母健在，我真正需要祭奠的不过是渺远而模糊的先祖、渐行渐远的的青春和越来越浓的乡情；所以，当父亲惯例地问起我清明假期是否要回家祭祖时，我还是向往年一样，委婉而又果断地回绝了，哪怕他还在养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