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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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阅川
夕阳散发的温柔光线从虚掩的窗子钻进屋里，悄悄爬上了木桌上的一张黑白照片，为它晕上柔和沉稳的橘色，掩盖了些斑驳旧迹，为照片中的人儿染上些许鲜活，看上去亲切了许多。
这是一张半身黑白合影照。左边的女子三十来岁，蓬松微卷的长发如瀑泻下，着件白色短袖上衣，端庄刚毅的神色难掩其活泼开朗的个性。右侧的男子看起来有四十多岁，梳着一丝不苟的平头，清秀瘦削的身子穿着整齐的中山装，俨然一副儒雅书生模样，宽大的圆框眼镜后面藏着一双细眯着的眼睛，似乎不太习惯照相机的注视。他们便是我的曾祖父母。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照片早已花白模糊，但这依然磨不去两人于坎坷岁月中酿出的书生之情，伤不了曾祖父斯文面孔下不屈的灵魂。那双眼睛依旧默默深情注视着我，似乎在期待着我拂去时光的尘埃，还原他平淡却也离奇的故事——
一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风云激荡。
满清王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军阀割据混战，历史风尘滚滚，但等扩散至江西省吉水县那个叫北岭的偏远小山村时，所掀起的不过是些许尘埃。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我的曾祖父周思兼便在这看似平静的角落呱呱坠地。
我的高祖父周躬清，经营着当铺生意，生活还算宽裕，早早地便送儿子到私塾识文断字，念叨着“子承父业”，并在12岁时就给他找好媳妇，煞费苦心地想把儿子留在身边安稳度日。
曾祖父小名唤作“七仔”，不到十岁就写得一手好字，被乡邻赞为“七相公”。他读完私塾后，又去了五里外的作人高级小学就读。曾祖父原名周捷程，但当他读书识字后，受了些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便意气风发地为自己改名为周思兼。在他眼里，那书本、毛笔与文字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他，待他一走进便紧紧契合在一起，从此一生再未分离。
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接过毕业证书的手激动地微微颤抖着。崭新厚实的纸张，精美的边缘花纹，标准的毛笔字有力写着：“学生周思兼，江西省吉水县人，
现年十五岁，在本校高级各科修业期满，考查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稚气未脱的少年一回家就迫不及待地把那证书展在高祖父面前，眼里熠熠闪光，一副神气模样。可高祖父只叹了口气，别过脸去：“七仔啊，你读书识几个字就差不多了，现在都不科举了，你读书那么多能有啥用，能当饭吃吗？你脑瓜儿灵，不如跟我多学学管账，将来好当个师爷接我的位子。”
听到这话，曾祖父额角青筋一跳，语气不自觉地生硬起来：“我可以当老师，不比师爷差！”
“唉。”
因长期吸食鸦片，病痛的折磨日渐加重，这时的高祖父已没力气与曾祖父斗气，泛起浊黄的双眼中满是无奈与担忧。在这场争吵结束不久便撒手人寰。从此当铺生意每况愈下，没过几年便是家道中落的凄凉光景。
曾祖父还未来得及细品离别与悔恨的苦涩，亲戚们便轮番地劝他快去学管账，见他不听，还强行让他停课。他只见各人如出一辙的冷漠模样，却不见高祖父真切关怀的熟悉目光。寒意与委屈碰撞出无名的愤怒涌上心头，曾祖父只剩书本中残余的一丝温暖与希望。于是，借着书中的豪情意气，一日夜里，曾祖父在月明星稀中只身走出家门。
简陋的行李，瘦弱的少年，就这样顶风冒雨，不畏前程。
二
此时的国家也正处风雨中，希望的红色还在孱弱地摇晃。
民国十七年（1928年），朱毛红军在江西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让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如坐针毡。民国十九年（1930年），蒋氏坐镇南昌，调集十万兵力，向赣南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
在这政局动荡、炮火纷飞之时，曾祖父依旧埋头苦读。离家后，他先读了江西省立第三农业学校。毕业后身无分文，因担负不起学费，便读了所由政府资助，无需学费的江西省立乡村师范学校。民国十九年（1930年）年六月，他顺利拿到了师范学校的毕业证书。期间他的基本的衣食住行都靠着老师同学的接济。在沉默寡言中，他已经习惯那些或同情或嘲讽的目光，只得用着十倍的努力考出惊人的佳债来支撑他身为书生的自尊。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在江西、重庆等地举行普通文官考试，曾祖父斗志满满地前去赴考，前两试的笔试自然是稳操胜券。三试口试时，平时不苟言笑的他一到考场，却变得口若悬河、神采飞扬，语调从平直渐渐变为高昂，双手不时随着语句挥舞着，更添几分感染力。
考官频频满意地点头，结束前笑着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周邦道先生和你是什么关系？”他一愣，周邦道是他就读南昌乡村师范学校的老师、教务主任，他也因成绩优异成为周邦道的得意门生。就在前一年，周邦道参加全国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综合成绩第一，享誉全国。
焦灼的感觉涌上心中，那时私人政治风气浓厚，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这几年经验告诉他，只要回答个远亲关系就能让考官满意地点头。那考官手底下压着的便是考生名单，右手的红笔笔尖只待他说出那四字便会落在他的名字上。
“……师生关系”，犹豫半晌后，他平静地回答。
“就这样啊，好吧，你出去吧。”考官的红笔笔尖移出了他的名字：“下一个！”
他果然没有考上，此时的他除了知识外几乎一无所有，只好回到自己的母校作人小学教书。
归程之上，高台之下，天地悠悠，独怆然泪下。
三
三年的时光就这样平缓地流去，曾祖父在家乡的教育界渐渐混出了名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他经人推荐来到了南昌新建县大塘乡官草坪村最大的地主——蔡岐孙家的私人学堂教书。面对百亩豪田，宽敞教室，他还不知那在窗头悄悄张望打量他的那个地主家的少女将改变他的人生。
蔡家是当时南昌的名门望族。窗口那少女名为蔡安洧，她的曾祖父蔡希邠是清代名臣，随冯子材扼守镇南关抗击法军有功，与康有为等推行维新运动，历任广西太平府龙同知、太平归顺兵备道、广西按察使等职。蔡安洧生于民国十年（1921年），在家中八兄妹中排名老幺，备受父母宠爱。她生性活泼可爱，思想较为开放，正好奇这新来的老师。曾祖父时年二十六，生活的坎坷把他脸部的线条磨得挺拔有力，但也磨不去他身上的书香气质，举手投足间都带着儒雅风范。
少女蔡安洧虽家境良好，却也还没怎么出门见过家外的人，情不自禁便被曾祖父吸引住了。蔡安洧身上没有那小家闺秀的扭捏姿态，但也不敢大声声张，便悄悄怀着乱撞的心接连写了几封较委婉的情书夹进了作业本里交上去。
曾祖父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不一般的姑娘。蔡安洧虽然出生封建世家，却处处与其格格不入，她穿着最新潮的衣服，读着最新的《申报》《大公报》，举止大方不显拘束。他们彼此越是靠近，越是能清晰地感到两人胸腔中相似的自由思想。于是两人的交往越149发密切，都默契地小心谨慎，不让旁人察觉。
但纸是包不住火的。随着私下约会次数增多，终于有一次被人看见，告诉了蔡安洧的父母，立马便招来怒骂：我们地主家的千金小姐怎能跟着一个穷酸的书生？我们蔡家是主他是仆这等级明明白白，怎许轻易跨越？他们知道蔡安洧难劝动，便瞒着她把曾祖父辞退：
“谁给你的这胆子惹我女儿，给我滚得越远越好！”
“我还轮不到你们辱骂！”曾祖父把双手握到指节发白，挺直腰板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蔡家。
没过几天，蔡安洧便知道了这消息，少女娇小的身躯哭闹得上气不接下气，红肿的眼泡压低了那灵气的双眼，鼻子也红彤彤的一片，她不能理解之前从未对她发火的父母为何不能容许这份感情。
风暴的结局是蔡的父亲一句怒吼：“禁足！”重重摔下茶杯的刺耳碎裂声与蔡安洧心中的碎裂声一齐炸响。
禁足的日子里，蔡安洧茶饭不思，起初只顾着伤心，后来哭累了，怨累了，蔡安洧安静下来，但心想的却是在外头失业的曾祖父。愈是冷静，那份思念愈是浓烈。勇气就这样借着骨子里的傲气闯入心胸。蔡安洧不再犹豫，一日夜里，确定家中人都睡熟后，她背上白天整理好的行李，轻轻打开窗子，月光冷冷地照在滚烫的脸颊上，坚定的身影在月光下拉成了长长的一条线，渐渐远去……恰如十年前的那个少年。
之后，蔡安洧费尽周折后奇迹般地在街上找到了曾祖父，露出那最初活泼可爱的笑，还泛着些泪花。自此，蔡安洧正式成为我的曾祖母。
四
民国三十年（1941年）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在江西境内遭遇南昌、上高、赣东会战，双方损失惨重。同年12月，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抗战迎来重大转机。
而这年也恰是曾祖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经过多年艰苦备考，他以贫寒书生的身份，通过了检定考试，获得了普通文官考试资格，并金榜题名。
在这场考试前，曾祖父和曾祖母的生活异常艰苦，他们在省城租房子住，曾祖父白天教书，晚上挑灯苦读，曾祖母接连生下我的大爷爷和爷爷，一家四口就靠曾祖父那点微薄的收入过日子。曾祖母相比之前，如同从天堂被硬生生拖进人间，但爱情的甜蜜，让她把所有苦头通通咽去，一路艰辛，只有他们彼此才懂得。
但榜单贴出来的那天，上头“周思兼”三字带来的喜悦泪水把他们心中的苦都冲刷了干净。就连百里之外听闻这喜讯的蔡家也喜上眉梢。他们曾派人去找女儿，确实找到了，但曾祖母依旧坚定不愿回来，从此便与蔡家决裂。曾祖父则因为他们骂他不如街上捡破烂的赚钱，气得发誓除非自己当了中央的大官，超过了他们的祖上，不然到死都不会踏进蔡家的门。
考试结果出榜不久，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曾祖父便被任命江西省国民政府的教育厅科员，次年转为江西省民政厅第三科科员。
抗日战争愈打愈艰难，随着日军占领南昌，曾祖父跟着省政府一路南迁到泰和、宁都等地，在敌人步步紧逼的侵略下颠沛流离。但这段任职期仍是曾祖父一生最辉煌、顺利的时期，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小家庭的生活幸福美满。
曾祖母也曾心软回了一次蔡家，算是缓和了些关系。蔡老爷对两个小少爷十分喜爱，一到周末便派人接他们去玩。血浓于水，曾祖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但要求孩子们带上家里的粮食，不许吃蔡家的东西。但孩子们哪能理解曾祖父的复杂心情与书生骨气，只晓得蔡家的东西比他们带着的好吃，也多好玩的稀奇玩意儿，天天掰着手指头盼着周末。蔡家人对曾祖父的做法也是无可奈何，在接走两个小少爷的路上，就随手把粮食丢进了河里，激起一层水花……
破镜难圆，原先的裂缝再也消不去了，徒留冰冷的水花静静泛起些许涟漪。
五
幸福时光在战争年代总是难以持久，苦乐交替才是真实的人生。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军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曾祖父一家得以回到南昌，正盼望着能喘口气，从此过上安稳日子，没想到又爆发国共内战，国内形势顷刻又变得复杂……
曾祖父继续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上班，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被委认为省教育厅股长，这一职务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而自动解除。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溃败，省政府的官员也人心惶惶，各自谋划着出路。曾祖父接到了乘飞机去台湾的通知，但由于职务不高，限定他们两夫妻只能带一个孩子前往，可那时他已经是一个有三个儿子的父亲了。
这时的曾祖父忆起了灰暗的往事，内心涌上几丝酸涩。他最懂幼年离开父母的痛。几十年后好不容易重获家庭的温暖，那份天伦之乐难以割舍。这是他辛辛苦苦建起的家，他必须亲自守护它。况且他认为自己一介书生，无党派人士，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共产党应该不会对他怎么样。
曾祖母不愿留下，但曾祖父坚定的神情她再熟悉不过，她知道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从蔡家逃出来后，她就死心塌地跟定了曾祖父，同甘共苦，永志不移。悲伤涌进她的心口，有什么温热的东西渐渐朦胧她的双眼。
“留下来……留下来。”曾祖父机械地重复着。
这个决定的分量之重，远远超过曾祖父当时所想。当一个家庭嵌入国家命运中，他的命运便再也无法由自己左右。
六
1949年，南昌一片动乱景象。4月21日，由陈赓率领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渡过长江进入江西，直取南昌。5月1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迁到赣州。
这次，曾祖父没有随那些党政要员仓皇南撤，而是收拾了一大箱书籍，拖家带口回到吉水老家。
回老家之前，夫妻俩还特意去照相馆拍了张合影。他们心里明白，这一去就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因为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他们无暇为自己举行婚礼，更别说拍结婚照。于是那天，他们特意打扮了一番，曾祖父把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曾祖母穿上了平时难见的旗袍。就这样，在这最离乱的年代，他们从容地拍下了这张半身合影照，定格了他们一生中最辉煌最美好的这段时光，这也是若干年后他们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从城里回来的曾祖父母起初还是惹人羡慕、受人尊敬的，可孰料风云骤变，阶级斗争此起彼伏。1956年，曾祖父被划为“四类分子”，之后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每次批斗都有他的份。其实，早在1950年，他经人介绍到江西“八一”革命大学进修，算是被共产党认可的改良好了的知识分子，当时组织上还安排他到县政府工作，但要求不能带家人。
曾祖父此时已经四十多岁，他深知一人在外工作的艰辛，依旧渴望平稳幸福的家庭生活。他打心底里害怕孤独，害怕与妻子儿女分离。他骨子里有书生的柔情，掩饰不去，打磨不去。不仅如此，他紧蹙的眉间还在回味着在省里任职的时光：“要干就要干回省里的。”他微扬下巴，不乏傲气地想着。农村大集体生产，曾祖父的书生身份失去了用场。夫妻俩从没干过农活，全家十口人，重担几乎都压在我的爷爷身上。当时爷爷也才16岁，只能挣六分工分，折合人民币一毛八分钱。为了养活一家老小，曾祖母不惜卖掉了首饰衣物。粮食不够，就种番薯维持生计，后来番薯也没有了，只能吃糠粑，直到全身浮肿，差点要了性命。
就是在这样异常艰难的境地，曾祖父读书的癖好也从未改变。有一次，他在灶前边烧火边看书，看得越来越入迷，也不顾加了多少柴火，火苗串得老高，差点引发火灾，
被乡里人嘲笑了好一会儿。
生为书生，曾祖父依旧坚信知识的力量。儿女没钱没机会上学，他便自己手把手地教他们读书写字。
“读书有个屁用，能当饭吃吗?你读了那么多书，又怎样！”干了一天的活，晚上还要被逼着练字，那时的爷爷只觉得劳累和委屈，好不容易回家还不能好好休息。怒气上涌，便公然顶撞着曾祖父。
曾祖父一愣，几十年前似曾相识的少年顶撞着父亲决定的情景，在眼前不受控制地重合，只是身份互换，立场依旧。一股酸涩之情涌上心头。他终于切身知晓，几十年前高祖父的心情。可时光无情，物是人非，他纵有愧疚也无法弥补。时间和感情便是这般脆弱而又深沉的东西。
1958年，从生产队解放出来后，曾祖父重操旧业，又当起老师，每周六去金滩教师进修班讲课，1961年在吉水县西苓乡上树小学当老师，一两年后被肃反回家。1964到1965年，在泥田农业中学教书。
几十年的打磨没有让他失去少年时的勇气、斗志和自信。他紧紧抓住这宝贵且唯一的资本，希望知识能改变命运，希望不远的前方会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责任编辑：赖韵如）
本文刊于2019年第1期《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