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路上再说曾几
文/张少华
悄然之中，大自然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这几年，总感到气候很是反常，颇是叫人不安。人类总以为可以改变世界，事实上也的确不倦地在改变，却全然不顾这个世界也在改变我们。世上，愈是简单的道理，贵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就愈是不屑去真正理解它： 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改变世界的同时，就意味着也在改变我们自己。 从孔圣人到今天，我们把自己改变得更好了吗？提出这样的问题，势必把思想带进更深邃的思想，曰仁曰义，曰忠曰恕，何其一帆而长逝也。 是夜，志群兄与洪德兄骊驾前来，先是品尝了小老张的红烧肉并自稼时蔬，继而煮茗于“敬诚斋”，话题，自然是赣南人文，慢慢地，就聊起了朱熹朱夫子。犹记得，去岁此时，笔者在赣城西隅八十里外的蒙山筑渠引水，每于夜里八九点钟，山风渐凉之时，头缠矿灯，荷锄挑箕，运泥垒壕，至子时方歇，一干，就是四十天。某夜，矿灯昏暗兼脚下虚软，不慎栽倒，当真是天旋地转，眼冒金星，可却在此时，脑海里突然闪出一块碑额来，那上面分明写着： 孔孟之后，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新儒家的集大成者朱熹，居然终生都没有踏足过赣南，是颇叫人抱憾的。他至少应该来一次，哪怕只是为了找寻“二程子”的风华背影。可他终究是没有来，尽管有赣南的方史研究者非要说他来过。 朱熹于宋乾道三年被任命为南康军知军。次年，迁江西茶盐公事。刚上任，江西遭秋旱，朱熹致力救灾，来南安和赣州察看灾情……在大余写下的诗作《南安道中》云：“晓涧淙流急，秋山寒气深。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阴。烟火居民少，荒溪草露侵。悠悠秋稼晚，寥落岁寒心”。诗中所阐发的，是一个理学家，一个富有深厚传统思想的官员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意蕴。 言之凿凿，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就好像朱夫子真就来过赣南似的。考，南宋乾道四年（1168），朱子三十九岁。据四川井研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其年，朱子刚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待次。”《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之《答石子重书六》：“熹忽有编摩之命，出于意外，即不敢当。复开秩期尚远，足以逡巡引避，遂且拜受。”那年初秋，朱熹的居住地崇安大水，他奉了诸司之邀，奔走山野十天，详见《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之《答林择之书一》。 那年九月九日，他与友人共游崇安县东五里仙亭山下的天湖。那年十一月，朱子前往福建沙县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葬礼，并写下《罗博文行状》。 看来，那年朱熹既没有出知南康军，更不可能来赣南，所以，也就没办法在大余写下《南安道中》。《南安道中》一诗，是朱子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因公事由福建同安赴泉州，途经南安县时所写，此事见于《八闽通志·卷三十三·词翰》，盖此南安乃福建南安县而非江西南安军也。朱子出知南康军，事在淳熙五年（1178）。真不知这位闻名赣南的写者有没有读过《朱子全书》，翻过《朱熹年谱长编》。 与志群并洪德兄聊以上这些，不唯言历史的真实性，更多的，仅是对待历史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就是各自的人生态度。 曾几何许人也？差不多的赣南人都知道。不仅如此，赣城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赣南人也以他的谥号来冠名：文清路。斯文之重，可见一斑。据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曾几卒于淳熙五年（1178）之前十二年，即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去今八百五十又一年。但是，关于曾几具体是哪里人，到大清同治十二年（1873）重修《赣州府志》时，就不怎么能说清楚了。笔者近些年一直在写历史上的赣南，着重在写历史上的赣南人物，书写历史，当然还是得以正统的史书为第一手资料。《宋史·卷三百八十三·曾几传》说： 曾几，字吉甫，其先赣州人，徏河南府。幼有识度，事亲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学有声。试吏部，考官异其文，置优等，赐上舍出身，擢国子正兼钦慈皇后宅教授。 林灵素得幸，作符书号《神霄录》，朝士争趋之，几与李纲、傅崧卿皆称疾不往视。久之，为应天少尹，庭无留讼。阉人得旨取金而无文书，府尹徐处仁与之，几力争不得。 靖康初，提举淮东茶盐。高宗即位，改提举湖北，徏广西运判、江西提刑，又改浙西。会兄开为礼部侍郎，与秦桧力争和议，桧怒，开去，几亦罢。…… “祖父已歾曰‘先’”。照《宋史》的说法，曾几的爷爷是赣州人，那么，曾几就是赣州人无疑，不管他出生在哪里或在哪里长大成人，以已故祖父长期居住生活的地方为贯，这是古今常例。 曾几，字吉甫，赣县人。准季子。以兄弼为湖北提举学事，渡江溺死，恤恩荫将仕郎。大观初，铨试五百人，为魁。用故事赐进士出身，擢国学正。时，以剽掇熟烂为文，几思一洗之。出内舍生陈元有经义与时作不类者，诵于公卿间。元有得录用，文体遂为少变。历校书郎。林灵素作《神霄录》，朝贵群造其庐，几不往。久之，为应天少尹，浙西提刑，又为广东漕。先是，张邦昌既死，有旨月赐其家钱十万。奏曰：“邦昌在法当族，得贷幸矣。乃加横恩如此，不知朝廷何以待仗节死事之家？”有诏自今勿与。兄开与秦桧争和议，去位，几亦同罢。逾月，除广西转运副使，徏京南路，请闲得崇道观，侨寓上饶，与侍讲吕本中居茶山寺，七年不问世故，自号茶山居士。桧死，起提点浙东刑狱，去大猾吏张镐，一路称快。明年，知台州，寻授秘书少监。几早为馆职，去三十八年而复至，荐绅推重焉。后至敷文待制。孝宗受禅，屡请老，乃迁通奉大夫致仕，擢子逮为浙江提刑，以便养。卒谥文清，陆务观铭其墓。祀乡贤。上饶构两贤祠祀之。几事亲孝，三仕岭表，家无南物。文纯正雅健，诗尤工。所著有《经说》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子二：逢、逮。几，自赣徏河南府。 不难看出，《宋史》说曾几是“赣州人”“赐上舍出身”，而《府志》则说曾几是“赣县人”“赐进士出身”。今天我们习惯了的赣州，古称“虔州”“南康郡”或“南康国”，自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改虔州为赣州，沿用至今。曾几既卒于乾道二年，事在虔州更名赣州之后。但，其先则肯定卒于赣州尚称虔州之时，故，《宋史》称“其先赣州人”是有问题的。照笔者的判断，其“赣州”的“州”字，当为赘字，这同时也是因为，作为国编正史的常例，本传中但凡言某人籍贯时，通常概称某县而鲜有称某府的，然而一般也不会如《府志》似的，加上“县”字。比照起来，还是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的叙述比较规范，所言“其先赣人”，最得古文之妙。这是因为，民国之前，“赣”是赣县的特指，而赣州的他称均使用“赣郡”或虔州、南康等。陆游既受学于曾几，他所说的，当为信史，因此，曾几当为赣县人无疑。 2015年之前数年，浙江余姚有藏家收集到三方墓志，志主为南宋李知先及其妻曾氏、蒋氏。其中的曾氏，正是曾几的曾孙女，其墓志铭为： 孺人曾氏，家世赣。父槃，见任朝请大夫，新除湖南运判；母宜人詹氏。淳熙四年正月二日生，年二十有二适迪功郎、庆元府司户参军李知先。嘉定四年七月三十日，以疾卒于官舍之正寝，享年三十有五。生女一人曰建儿，男一人未名，皆早夭。以嘉定五年正月十一日己未，葬于余姚县兰风姜山之西原，与姑宜人曾氏墓之左相去才百步。兄从政郎、监三省枢密院激赏库曾黯记。 看到以上这条资料，笔者马上联想到少小之时游历武夷山溪南响声岩时，曾见过一方石刻，依稀是： 开禧丙寅孟冬六日，章贡曾槃乐道之官临汀，泛舟来游，黯侍行。 “开禧”是宋宁宗赵扩使用过的年号，共三年，开禧丙寅即开禧二年（1206），查《八闽通志·卷之三十四·秩官·汀州府》，有“曾槃，开禧初任”的记载，可见，墓志铭所记的曾氏即曾盘之女，曾黯之妹。而曾槃，则表字乐道，著有《绛帖释文》二卷，其事略虽鲜见于史籍，但“江西诗派”的殿军人物之一赵蕃（郑州人，南渡后侨居今江西玉山），曾有诗作《赠曾槃乐道》一首，其诗曰： 诗中“文清”、“茶山”，均指曾几，足见曾槃与曾几的关系。此外，《渭南文集·卷三十》有《跋曾文清公奏议稿》，云： 绍兴末，贼亮入塞，时茶山先生居会稽禹迹精舍，某自敕局罢归，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后四十七年，先生曾孙黯以当日疏稿示某。于今某年过八十，仕忝近列，又方王师付伐残虏时，乃不能以尘露求补山海，真先生之罪人也。 这就明白告诉了后人，曾黯与曾几的关系。据清康熙《会稽县志·卷二十》，曾黯，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进士，嘉定中（1208-1224）曾做过仪真（今江苏仪征市）县令，南宋刘克庄的《后村集》有记述。娶南宋名臣李光的孙女为妻。顺带说一下，这位曾黯，与晚年的陆游交从甚密，有资料说他师从陆游，也是可信的。据刘克庄《后山集》，曾黯应当是存世的、陆游休妻三种传世说法中“刘克庄说”的真正证人，如此，唐婉的不幸，曾黯的说法就有很直接的价值，当引起陆放翁的研究者重视。回到主题。曾槃是曾几的孙辈，既自称“章贡”人，那么曾几当属赣县人无误，这是因为，宋代，特别是南宋，“赣”字出现了“贑”字的变写，以章、貢喻贑，始宋。这样看来，张尚瑗版《赣州府志》的括注就存在谬误： 《李志》——即邢珣主修、李坚编修的正德版《赣州府志》——曾吉甫既由赣迁豫，入河南藉，吉甫后人俱不得隶赣。《窦志》——嘉靖版《赣州府志》——为吉甫之子逮作传，误矣，今删之，而存吉甫传，盖吉甫实生长于赣云。 也就是说，曾几的父亲曾准以及曾几本人，入河南籍之说不可靠。《宋史》只说“其先赣州人，徏河南府”。《曾文清公墓志铭》说“其先赣人，徙河南之河南县”，但均没有说是曾几本人还是他父亲曾准“徙河南”，抑或祖父曾平迁到了河南府（治今洛阳）。“徏”这个字，通“陟”。《出师表》中，诸葛亮就说“陟罚藏否，不宜异同”，有“晋升、进用”之意，未见得就是我们所习惯的“迁徏”的意思。且古人言改变籍贯通常用“迁”或“移”，如《国语·齐语》之“则民不移”，其注曰：“移，徏也”。所以，我们从曾槃的武夷山留刻和曾黯给他妹妹写的墓铭可以看出，曾几之籍，仍在赣县。张尚瑷版《赣州府志》居然能误录曾几有三个儿子这个事实，其考证的准确性，也很值得怀疑。我们看陆放翁的《曾文清公墓志铭》，明白写着有子三：逢、逮、迅。奇怪的是，曾逢、曾逮，《茶山集》中曾几有诗多首言及，独不见曾迅事，仅陆放翁言其“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宋史·曾几传》、周必大《跋曾氏兄弟帖》《名贤世族言行类稿》等书均言曾几二子，即逢、逮。《府志》沿用此说，又不加解释，更叫人奇怪。 《府志》说，“大观初，铨试五百人为魁，用故事赐进士出身”。此说亦与《宋史》及《曾文清公墓志铭》所记不符。据《宋史·选举志二》，“御试，始推登极恩：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并文林郎，第二甲赐进士及第并从事郎，第三、第四甲进士出身，第五甲同进士出身。”并无“赐进士出身”一说。可见，曾几并非参加正式的科举而博得的功名。赐进士出身得名于宋代的“赐科”，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九》，赐科名类别为：赐及第者，有赐进士及第、赐本科及第、赐童子及第；赐出身者，有赐进士出身、赐本科出身、赐三傅出身、赐学究出身、赐上舍出身、赐明经出身、赐童子出身；赐同出身者，有赐同进士出身、赐同三傅出身、赐同学究出身、赐同上舍出身、赐同明经出身。《宋史》《曾文清公墓志铭》说得很清楚，曾几是“赐上舍出身”。那么，什么是“上舍”呢？据《宋史·选举志三》，宋代太学分外舍、内舍和上舍，学生可按一定的年限和条件依次而升。很明显，曾几连赐进士出身都不是，而是相当于赐进士出身的赐上舍出身。可知，赣南坊间盛传的“曾门四进士”，诚不可信。申明一下，笔者作这样的考证，并不意味着我对曾几的崇敬之心稍有易减，而是出于对事实的尊重。 如我们已知的，并非进士出身的曾几后来有过优异于大多数进士出身官员的成就。但是，作为曾几家乡的赣南，近千年来却没有格外珍视这样一位乡贤。就说曾几的生卒时间吧，看得出来，方史与坊间均采用《宋史·曾几传》“享年八十二岁”，《全宋诗·卷一六五二》曾几小传的说法，生卒年份为：1085-1166，“度娘”上的文章凡言及曾几生卒，皆采用此说，从没有人去详加核对。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乾道二年五月戊辰，（曾文清公）卒于平江府逮之官舍，享年八十三。”由此逆推算，曾几应生于元丰七年（1084）。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从曾几本人的《茶山集·卷六》之《壬戌岁除作，明朝六十岁矣》的诗题中找到实证。壬戌岁，即绍兴十二年（1142），其明年为公元1143年，推其生年为元丰七年无疑。陆游是曾几的学生，《茶山集》是曾几自己的文集，自然可信。 对于曾几这样一个在赣南有着特殊影响力的人来说，尽可能地把他的身世及家庭环境弄清楚，是很有必要的。曾几的父亲曾准，字子中，赣县人。《赣州府志·人物志·儒林》说他： 字子中（一说子忠），刻励嗜学，登嘉祐八年进士。判武功薄，摄理狱事，抗法不挠。知公安，火燔民居，叩天返风。判临江，明慎刑狱。芝草生于圜扉，或劝以献。曰：“此偶尔耳！”历集庆军节度推官，知蓝田，所至俱有治迹。卒祀乡贤。子弼、楙、开、几，皆为名臣。 囿于学养和见识，《府志》在对曾准这个人的考研上，显然有失浅陋。大清以降，学问之事渐而流于腋裘，当下，客家之学虽炽盛如烈，然则执柄之士既无问学之心，更罔顾学问之道，对赣南历史上的名家望族，鲜有深入研究者。南宋著名的藏书家之一，今浙江省安吉县梅溪镇人陈振孙，在他的《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本朝曾氏三望，最初温陵宣靖公公亮明仲，初南丰舍人巩子固兄弟，然其祖致尧起家又在温陵之先矣，其后则几之族也，自赣徙河南，与其兄楙叔夏、开天游皆尝贰春官，楙至尚书，开沮和议得罪，并有名于世。”可知，凡南宋一朝，曾姓家族在半壁江南迭起三望，其一为泉州曾氏，核心人物是曾公亮（999—1078），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历官知县、知州，知府、知制诰、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枢密使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累封鲁国公，卒赠太师、中书令，配享英宗庙廷，赐谥宣靖，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温陵一名，源自朱熹以形家之说喻之。其二为南丰曾氏，曾巩曾子固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就无须赘言了;其三，就是赣县曾几一族，或者用曾几惯用的说法，可称之为章贡曾氏一族。但，此处所言章贡，仍是赣县之别称，不可望文生义，理解成今赣州市章贡区。 《宋史》没有曾准的传记，《府志》之言又多有不详，这就给考证章贡曾氏的脉流带来巨大的麻烦。明代凌迪知在他的《万姓统谱》中说，“曾准，字子中，贑州人，嘉祐间进士。知公安县，火燔民居，准以身叩之，风返灭火。复通判临江，明慎刑狱，芝草生圜圃，或劝以献，准抑之。长子懋，少颖悟，官至吏部尚书。”曾准灭火的事，看起来传世很广，南宋潘自牧的《记纂渊海·卷十一·赣州人物》也有载。此外，现在已知的资料，见于曾南丰的《元丰类稿·卷四十二·司封郎中孔君墓志铭》，言其尝官集（原文为“袭”，误）庆军节度推官。《谢志》（谢诏版《赣州府志》）说，“周子通判虔州时，准与深相契洽，其传序称：虔州曾子忠，实开儒术之先。厥后，曾氏一门皆文学之士。长子弼，提举京西南路学事，按部渡江溺死；仲子楙，元符三年进士，知福州，官累至吏部尚书；叔子开，崇宁二年进士，自宫祠召为中书舍人，累迁礼部侍郎。季子几，官敷文待制，迁通奉大夫。” 凌迪知是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浙江湖州人，著名的史学家和雕板印书家，虽然无从知晓他的史源出处，但笔者对其却抱有基本的信任，尽管他把曾楙（懋）说成是曾准的长子，稍嫌可惜，但，《府志》及诸史料未曾言及的“（曾准）复通判临江”，却是解开曾几出生地之迷的关键所在，这些，笔者将在后文详加演说。我们尚不知道，以曾楙的官场建树，缘何《宋史》不给他立传。《赣州府志》却又将其传列入“仕绩”：“元符三年（1100）进士，绍兴中知福州。拒伪楚命，表高宗劝进。扈从隆祐太后至虔，军民嚣乱，赖以抚定。累官吏部尚书。著有《内外制东宫日记。》”现在能查证到的资料中，还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元年（1127）正月》：“曹辅至兴仁，守臣徽猷阁待制赣县曾楙詰之，辅乃裂衣襟出御笔蜡封，乃枢密院矾书，以遗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四年（1130）丁卯》：“虔化县民沈立率乡兵三百人与城中相犄角，其将司全令甲军出于寺，后转杀乡兵。由是乡兵与将兵及百姓争门而出，军士遂纵火肆掠。虔多竹屋，烟焰亘天，不可向迩。太后以礼部尚书曾楙为抚谕使，楙迁延不行……”《宋会要辑稿·卷二六百》：“（崇宁五年，1106）丞侯蒙、吏部侍郎白时中、大司成薛昂同知贡举……太学博士刘安上、路瓘、阎旦、曾楙点检试卷官”；《宋史·宗泽传》：“（靖康二年，1127）正月，泽至开德，十三战皆捷，以书劝王檄诸道兵会京城。又移书北道总管赵野、河东北路宣抚范讷、知兴仁府曾楙合兵入援”……此外，尚有资料可以证明，曾楙曾先后出知洪、福、谭、信诸州，卒于绍兴十四年（1144）。 曾准的长子是曾弼，即《宋史》、陆放翁《曾文清公墓志铭》所说的“提举京西南路学事，按部溺死”者。这里所说的“按部”，是指带领部属或巡视部属之意，有文献据此认定曾弼是渡江溺死，误。这是因为，北、南宋之交，“渡江”一词有其特指。照陆放翁《曾文清公墓志铭》的语意，曾几“从兄官郓州”的兄，当非曾弼，因为文中说那年曾几“未冠”，即十九岁之前，先补试州学第一，旋入大学，而曾弼恰好卒于那年，照曾几的生卒推算，元丰七年之后十九年为北宋崇宁二年（1103），曾弼既在这年殒命，有资料说他是崇宁二年进士，就靠不住。南宋金华人章如愚的《群书考索后集·卷三十一》说，崇宁四年，曾弼曾任邢州教授，也不可信。陆放翁所言之兄，应该是曾几的另一个哥哥。曾弼无子，曾几由此得荫将士郎。顺带说几句，陆放翁《曾文清公墓志铭》说，“教授孙勰，及是持公所试文，矜语诸生曰：‘吾江西人之文也。’乃皆大然。”这个孙勰，正是本人在拙作《非刚之罪》中提到过的宁都人孙介夫的儿子。 曾准的叔子曾开，字天游，崇宁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宋史·卷三八二》有他的附传，就不详加介绍了。这样一来，笔者就必须回答曾几在郓州做官的那位哥哥是谁这个问题了——好生叫人为难。 为难是肯定的，但历史更值得尊重。如果笔者揣测不错的话，陆放翁所言的崇宁年间官于郓州的曾几之兄，只能是他的小哥哥，也就是曾准的四子曾班。曾准实际上有五个儿子，岁月加上人为的原因，他的四子文清路上再说曾几曾班，现在已经让人忘得差不多了。但曾班在建炎三年（1129）知泰州时降金，金兵退去后，溃兵犯泰州，曾班复弃城的事，还是见诸《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吕中大事记》曰：‘金之至两淮也，不惟楚州之朱琳、泰州之曾班、泗州之吕元、阎瑾，天长军之成喜、高邮军之齐志行、沧州之刘锡、孔德基，或降或走……’”绍兴元年除名勒停，故陆放翁、周必大等人及《府志》均不言曾班事，这就是历史对忠奸善恶的态度。 加上这位曾班，曾氏一门的曾准，曾准之子曾楙、曾开，均为宋代进士，“一门四进士”之说，才能够成立。 前面说过，曾准通判临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里，可以接着再说了。读曾南丰《元丰类稿·卷四十二·司封郎中孔君墓志铭》，可知，孔延之，临江军新淦县（今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一说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人，孔圣人四十六世孙（与孔宗翰同辈），有子七人。陆放翁的《曾文清公墓志铭》中提到的“舅礼部侍郎孔武仲、秘阁校理平仲”即为其中卓然者。不知道什么原因，放翁居然没有提及孔延之的大儿子孔文仲，此君与苏东坡交厚，嘉祐六年（1061）进士，因系王安石的主要政敌之一，遭黜而不用，卒，苏东坡亲扶其棺，曰：“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求劲直如吾经父者，今无有矣！”与其以《刚说》喻孙介夫之刚，有同工之妙。孔延之的大女儿就嫁给了曾准，此番婚嫁之事，必在曾准通判临江之时。南宋而降，“临江三孔”声名鹊起，其与“二苏”及黄庭坚、曾南丰以及秦少游等人的诗歌唱和，更是文坛佳话。放翁既言及曾几之舅尝叹曾几之才，说明他们在临江必有共同生活的经历，据《茶山集》，绍兴九年（1139），曾几曾为临江向子諲芗林题诗：“芗林新赐宅，春水向鸥前”，也知他与临江文人的交集。此外，《赣州府志·府名宦》载，孔平仲曾知虔州军，“其知虔州军也，因季潜识会昌尹天民，得其讲义数篇，深叹赏……”云云。孔平仲大约是在宋哲宗朝后期出仕虔州，从时间上推断，彼时曾几已随兄前往河南，但《府志》只字未言其与姐夫曾准一家的交集，疑其时曾准已殁，老夫人亦移居，待考。 曾几的《茶山集》，放翁说有“三十卷”，《赣州府志》说有“五十卷”，而《直斋书录题解》《文献通考·卷二三五》和《宋史·艺文志》俱言十五卷。《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八》说，“（《茶山集》）自明以来，并十五卷亦佚，仅散见各书，偶存一二。兹从《永乐大典中》搜采编辑，勒为八卷，凡得古体今体五百五十八首，虽不足尽几之长，然较刘克庄《后村诗话》所记九百一十篇，所佚者不过三百五十二篇耳。”笔者总疑心所佚者多为他与赣南有关的诗作。在笔者看来，当我们大致说过了以曾几之父曾准为中心的家族渊源之后，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曾几的确是生于赣县并长于斯的。史书上说他入籍河南，应该是出于其兄溺死无后，他为恩补曾弼“因公牺牲”之荫故，并为参加京西路河南府（治今洛阳）的州试，这才奉了家母之命，入籍河南，类似于当下为高考迁移户口到他省的做法，这也能解释曾几落款必言章贡曾几的缘由。 以曾准为中心的赣县曾氏家族是显赫的，也是庞大的。笔者手头有大量的资料，足以构建起一部足以与中国历史已知的大多数名门望族等量齐观的家族传奇。就算是曾氏一族中的女性，也一定不比电视剧里的豪门人家逊色。曾准本人能够与中国第一姓氏孔氏联姻，已经能够说明他是那个时代何等出众的青年才俊，按照门当户对的原则，也可见赣县曾氏的郡望之盛。曾几的第一任夫人钱塘钱氏，也是望族中的望族，名门中的名门。钱氏老太太的祖父钱勰钱穆父，是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官朝议大夫，爵会稽郡开国侯，文章名家，书法大家。曾几的第二任夫人李氏，《江西通志》言其贑（原文如此）县人，虽然并不了解她的家族背景，揣度总是名门之后。著名的、其所扛旗的“永嘉学派”甚至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鼎足而三的陈傅良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到过这位李氏夫人，“吾不及见文清公……忆在都下（京城，这里指临安，今浙江杭州）”时，文清夫人尚无恙，生日当寿……见诸妇各六七十，盛服夹视夫人出对客……”这位李氏夫人，据放翁的《曾文清公墓志铭》，是曾几之子曾逢、曾逮的生母。曾几的独生女儿——想来总是楚楚者吧——嫁给了安徽凤台吕氏。他的女婿吕大器，是格外著名的“江西诗派”一代宗师吕本中的侄子，曾做过吉州（今江西吉安）知州。前面格外提到过的曾几之曾孙女，曾黯之妹，适山阴李氏，也是名门大族，其夫李知先，朝奉大夫致仕，曾氏卒后，赠宜人。 生活在北宋、南宋之交，是人生的大不幸。一个李易安，就足以把天堂与地狱间的那层窗户纸轻轻揭下，让人看够盛世背后的狰狞，太平之中的危局。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的不少文章在凭吊昔日汴京的富丽，一幅《清明上河图》，也叫不少人嗅见东京街道上满铺的酒香，睹见连坊的红袖，闻见不绝的车马……世上没有永远的富足，当北宋的才子佳人一路挤挤捱捱地渡过淮河长江后，他们那满是泪痕的双眸愣是费了好长好长的一截光阴，才落在了这红得像火，碧得似玉的江南风物上。 几乎所有的近当代学者，都把曾几说成是“南渡诗人”中的一员，现在我们知道，他本不该在此列，对曾几来说，那样的江南，只是梦里几度的故乡。 曾几的舅舅之一，临江新淦人孔武仲，《宋史》有传。研究表明，他以宝文阁待制出知洪州，当在元祐九年（1094），绍圣三年（1096），秩未满而免，此后移居池州，直至终老。其间，乃弟孔平仲贬置惠州、英州。故，曾几要想要如陆放翁所言，得到这两位舅舅的抬爱，就一定得在绍圣三年之前的若干年里。《增韵》说，“十五以下，谓之童子。”绍圣三年，曾几十二岁，此前二三年，当在八九岁。由此，我们可以揣知，像大多数小孩一样，曾几也有在姥姥家生活的童年经历，把这样的一段经历理解为初入蒙学也是可以的。临江孔氏既为圣人之后，彼时又文昌叶茂，仅以其家学，就足以把少小曾几哺育得文星曜灿，何况，临江孔氏与眉山苏氏一门过往甚密，苏蜀学风，怎不润物无声？少小得良师，书香遍门庭，这样的人生际遇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曾几有。 北宋的新旧党之争，今天的我们早已熟知了，临江孔氏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屡受打压，兄弟等人，俱作劳燕。大约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曾几才随其兄曾班到了郓州。陆放翁既说彼时曾几“未冠”，前面说过，当在十九岁之前。郓州，即今山东省东平县，隋开皇十年（590）置，大业二年（606）改东平郡，唐乾元元年（785）复名郓州，北宋宣和元年（1119）后，不复再用此名。离开了临安军，辗转抵达山东的曾几，沿途免不了总有许多故事，这就给想象力丰富的小说家和剧作家留下偌大的创作空间。笔者一惯专于史籍，不谙此道，但仍能据常理作出推论：其父曾准必卒于曾几童子之时，其兄曾班必于绍圣年间出仕郓州，否则，少小的曾几必无可能远离父母、娘舅的保护，孤身远赴郓州。 曾几在郓州，读书，显见是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已经知道，他的父亲曾准，算得上是周元公门下弟子。曾几的二子曾逮，师事王萍，《宋元学案·卷二九》有传。由此，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曾几从小就有扎实的道学基础，再加上受孔氏家学的影响，已非小可之辈。其兄曾班，既以进士出仕，于学问之道，肯定悉相授受。当然，际遇孙勰对曾几来说是极重要的。孙勰既为苏东坡弟子，屡得大学士赏知。元祐中，苏东坡知贡举，在考官黜弃的试卷中找到孙勰的试卷，破格录取，当时的人对此颇有微辞。后来孙勰廷试考中进士，众人方服。没有证据表明，曾几得到过孙勰的教谕，但彼时孙勰即为郓州教授，主管的正是一州学政，加上和曾班同乡的缘故，不可能不对曾几格外眷顾。我们看到，后来曾几的诗文，其风格虽集苏、黄之长，终是类苏东坡多些，这与孙勰的影响是不无关系的。这里，要特别说一下，陆放翁在《曾文清公墓志铭》中所说，“未冠，从兄官郓州，补试州学为第一……会兄弼提举京西南路学事，按部溺死，无后，特恩补公将仕郎，公以太夫人命，不敢辞”，其“补试”一说，不能理解为今天的补考。据宋代文昌（今海南）人赵升的《朝野类要·举业》，“州县学，春秋两放补试，白身人本经中者，注籍”，稍加分析，就可看出，曾几“恩补”曾弼之荫，与参加州试是差不多时间的事，由此，曾几入籍河南，必在其二十三岁左右。有足够的资料证明，曾弼卒于大观年间（1107-1110）。 曾几在太学的学业是卓优的。历代的曾几研究者，几无例外，都忽略了陆放翁说的“迁辟雍博士，兼编修道史检阅官”这句话，《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宮南之左，太学在郊，天子曰辟廱（雍），诸侯曰頖（泮）宮。”所以，辟雍博士即太学博士，曾几以太学博士的身份兼任《道史》检阅官。按，宋徽宗成为神霄教主后，重和元年（1118）九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故事为纪、志，赐名《道史》。为了区别前代与当代，宣和元年（1119）八月，徽宗下诏：“自龙汉止五代为《道史》，本朝为《道典》。”这样看来，曾几在宣和二年（1120）三十七岁在此任上，这与《宋会要辑稿》言其宣和元年任点检试卷官并无冲突，盖点检试卷是临时性差使。笔者想说的是，曾几既曾任《道史》检阅官，为什么又会称病拒绝去拜会当时声名巨震的道士林灵素呢？后来者当详加研究。 曾几问学胡安国先生于湖南湘潭，事在绍兴三年（1133），这是陆放翁在《曾文清公墓志铭》中重点说过的，即便他与龟山先生杨时在杨州的短暂接触，也是在建炎二年（1129），那么，他拒绝拜会林灵素的文化因素，就只能是家学。这也进一步证实了《赣州府志》对曾准受学于周元公的说法。同时，曾几性格中表露出来的尊贵之气，也能找到临江孔氏对他的影响。实际上，拂林灵素事和他在应天府少尹任上按律拒宫中贵人取金事，都是这种文化背景的体现。洁身自好，是周元公一脉道统传人的基本信守，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曾几在赣县曾氏一门中的傲骨与小异。 陆放翁说，“初佐应天时，元祐谏臣刘安世无恙，党禁方厉，仕者不敢闯其门。公独日从之游，论经义及天下事，皆不期而合。”刘安世，字器之，号元城、读易老人，魏县人（今河北馆陶），从学于司马光，熙宁间累官左谏议大夫、枢密都承旨，以直谏闻名，有“殿上虎”之誉，与“三苏”交熟，苏辙的墓志铭就是他写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东坡归自海外，自虔州渡船北返，同船者就是这位刘器之。据《宋史·卷三百四十五·刘安世传》，“刘器之无恙”当在宣和六年（1124）之前数年，因为宣和七年刘器之就辞世了，而且，宣和五年，曾几的母亲魏国太夫人孔氏驾鹤，曾几依律“丁忧”去了。刘器之这个人，上承邵雍、“二程”之学，又精于书画，差不多是个全才。今国家博物馆藏有“刘安世造七弦琴”一张，经考据乃依晋代名士嵇康规制所造，亦可揣见他性格中风流人豪的一面。据《朱子全书》，可知刘器之彼时居南都，就是今天的商丘，曾几不顾刘器之党禁之嫌，直造其室，又与之多有契合，可见他们都是程颐一脉的。 遗憾的是，没有资料可以明证，曾几丁忧是回到了哪里。宣和六年至七年，事母至孝的曾几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可供查证。但笔者一直疑心他于这两年回到了临江军。之所以持此揣想，一来是因为这期间他为今浙江温州人倪涛的《玉溪集》写了序，二来他丁忧结束后就出仕扬州。据《文献通考》，倪涛卒于宣和七年，与夫人合葬永嘉诸浦君子峰，他的文集系卒后刊印，墓志铭是吕好问的儿子吕本中所作。可惜，《玉溪集》今不存，我们也找不到曾几替他写的序文。 以上，是曾几的前半生。由陆放翁的《曾文清公墓志铭》归结一下，他大约从十九岁开始，到四十一岁左右，一直在京城附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范围内工作。除了为期不长的应天府少尹这一职务，他的职场生涯也主要以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为主。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曾几四十三岁，正式的工作是提举淮南东路茶盐公事，官扬州。次年，北宋亡。如果把曾几活在这世上的八十三年大致分为两截，他的前半生在北宋，后半生在南宋；如果把他八十三年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他的第一个阶段是想回到南方去，第二个阶段是想回到中原去；如果把他的课业诗文分做两个层次，他的第一个层次是学写江西文章，他的第二个层次是江西诗文都学他。 靖康之耻，衣冠南渡。国破，山河只剩半壁；母亡，家园空余残梦。人生无妄，无以复加。可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曾几除丁忧后出仕。陆放翁说，“服除，主管南外宗室财用。”什么是“南外宗室”呢？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帝系》：“崇宁元年（1102）四月，蔡京拜相，上疏条陈宗室改革方案九条”，其中关于宗室教育一条，科举和其他入仕方式四条，如何养活散处各地的贫困宗室一条。最核心的三条提出，在地方创设两处宗室居住地“敦宗院”，两京分别设立外宗正司，即西外宗正司、南外宗正司，“掌外居宗室”，与当州通判共同管理宗室事务。曾几服除之后出任南外宗室司财用，说明他理财的能力在徽宗后期，已被朝廷所赏识。宋代的丁忧制度为不计闰二十七个月，如此，曾几的母亲孔氏老夫人当卒于宣和四年或五年初，从《曾文清公墓志铭》的语意揣度，曾几出仕南外宗室司，极有可能是在该司靖康二年迁至镇江时到任。 曾几在南外宗室司的工作经历是短暂的。他能够提举淮南东路茶盐公事，却证明了他理财能力的不凡。顾名思义，所谓“淮南东路”，就是指淮河以南、东边的行政区域，因其治所在扬州，民间就干脆把它叫成了“扬州路”，北宋时辖扬、楚、真、通、泗、海、泰、滁、亳、宿等十州。金人入寇，宋室南迁，以淮河为界，亳、宿、海、泗四州并淮阳军划归金人版图，仅在南宋后期，海、泗二州一度归祚。资料显示，北宋极盛之时，淮南东路人口达八十万之众，极尽繁荣。《曾文清公墓志铭》说，“太府盐钞无自得，商贾不行，公乃便宜为太府钞给之”，这倒是很有意思的。“太府钞”是太府寺印制的盐钞，盐商凭此在淮盐区进行食盐交易，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第二次被围，与首次被围相隔半年，事在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次年四月，城破，徽、钦二帝被掳，北宋国除。曾几能够在国都被围，太府钞不能自京城流出的情况下，“便宜为”即自行印制太府钞以供盐高交易，得钱六万缗，真可谓变通之才。北宋一缗钱合七百七十枚铜钱，值银一两，则曾几此举给南渡途中的赵构政权挣够了路费。否则，穷困潦倒的赵构能否一步步地最终捱到临安，还真不好说。 我们已经知道，曾几在扬州任上结识了龟山先生杨时，这当然是重要的，但笔者现在更愿意打量曾几在职场中的作为，这对于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他，尤其重要。陆放翁在《老学庵笔记·卷八》中，补记了他在《曾文清公墓志铭》中记过的、不知何故又被人删去的一段记述： 张邦昌既死，有旨月赐其家钱十万，于所在州勘支。曾文清公为广东漕，取其券缴奏，曰： “邦昌在古，法当族诛，今贷与之生足矣，乃加横恩如此，不知朝廷何以待伏节死事之家？”诏，自今勿与。予铭文清墓，载此事甚详，及刻石，其家乃削去，至今以为恨。 熟知曾几行状的人都知道，文清先生彼时不可能官广东漕运，故文中所言“广东漕”者，当为“淮东漕”之误。放翁的这样一段补叙显见是颇有用心的，至少，在放翁看来，兹事体大，不可或漏。我们也能看出，对张邦昌这个人，起码是在南宋的某几个历史段落，朝野的评价是不一致的。这是为什么这段文字在刻成墓志铭时，会被曾几家人刻意削去的原因之一。张邦昌其人其事，非本文讨论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人其事不值得讨论。然而，诚如陆放翁引曾几所言者，张邦昌仅出任伪皇帝一事，依古法就当诛杀九族，而宋高宗居然要求张邦昌家庭的所在州，每月度支类似于今天抚恤金性质的费用十万文，的确称得上是好没由来的“横恩”。这，实际上是曾几、陆游等主流知识界人士的共同的声音，这种声音中也包含着对投降派和妥协派的声讨。说句题外话，笔者广丰十六都霞宇张氏的开族先祖叔夜张公，就殉义于那场金人之祸，故我族祖先及后来者，均以赴国为本分。 公开反对皇帝的旨意，需要的不仅仅是胆色，我们看到过太多的唯唯诺诺者，而唯唯诺诺者也看到过太多的沉默。 书法家赵构的艺术天赋是举世公认的，作为南宋开国的第一位皇帝，他任秦桧，杀岳飞，罢赵纲，戒急用忍，后世争议颇多。公平地说，笔者总结他终生都“想战却战之不胜又不能不战，想和却和之不得又不得不和”的困境中左支右绌，极尽了一个偏安帝王的无奈。曾几还是幸运的，在对待他犯颜直谏的问题上，赵构体现出了一个帝王应有的胸怀，建炎三年（1129），他调任荆湖北路盐茶公事，离开了多事更兼多诡的前线扬州。后来，他有《送周仲固寺丞提举湖北茶盐余建炎乙酉岁尝为此官》一诗，留下了明确的记述。“荆湖北路”是“荆州湖北路”在宋代的简称，北宋与南宋辖地相去甚殊，就不赘言了。 曾几走马荆湖，正值南宋初期有名的钟相、杨幺农民起义（1130—1135），不管正统的历史学家们如何想法方设法地给这场农民暴动以正面的解析，它带给国家和民族的雪上加霜的灾难也还是显而易见的。陆放翁在《曾文清公墓志铭》中所说的，荆湖北路仅辰、沅、靖三州尚存，就是这场灾难的写照。辰州，系今湖南怀远市大部，宋时隶荆湖北路；沅州系今湖南省芷江地区；靖州系今怀远市南部，湘、黔、贵三省交界处。如陆放翁所记，曾几以“封桩盐”与蛮獠交易，得钱巨万者，其蛮獠即指今湘、黔、贵边界的山越与苗民，而所谓“封桩盐”，则指依旨应纳朝廷的库盐。如此，曾几彼时当在靖州无疑，而他在特殊时期，能果敢决断，以盐换钱，押解行在使用，颇见精练。《曾文清公墓志铭》中提到的孔彦舟，今河南省林州市人，北、南宋之交最臭名昭著的军阀、滥杀者和汉奸。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四年（1130）这厮奉诏讨杀钟相，在今洞庭湖一带炙手可热。曾几洞人如练，数次拒绝这厮与另一大员的索盐要求。孔彦舟不久即叛宋投金，可见曾几眼光和风骨。 绍兴元年（1131），曾几四十八岁，如他在《东莱先生诗集后叙》中所言，“避地在柳州”。“避地”一词，语出《论语·宪问》，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辟”即避也。曾几的这次避地，其真实原因至今仍无说法，笔者也曾经详加考证而不得其要。仅从历史情形分析，绍兴元年着实算得上是渡江以后赵构政权日子好转的开始，“绍兴中祚”嘛！思来想去，只有两件事是跟曾几有关的，一是他的哥哥之一曾班在那年被“除名勒停”，二是那位避金兵到虔州驻跸的隆祐皇太后从江西回到了越州（稍后更名为绍兴）。这位隆祐皇太后，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坐左道被废，靖康之变，六宫有位号者都被金人掳去，这女人因废而得以幸免，在北宋皇室被一锅端的情况下，她成为了身份最尊贵的女人。伪齐政权的张邦昌迎她入宫垂帘听政，尊为元祐皇后。南宋高宗皇帝赵构能够合法继承皇位，正是仰了她的手书，故高宗即位后，尊其为元祐太后，寻更隆祐太后。一定程度上，张邦昌迎她入伪齐垂帘，事实上扫清了赵构称帝的法统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张邦昌死后，高宗要给他家属以抚恤的主要原因所在。我们知道，曾几是这件事的最大反对者，也就是说，曾几反对的，实际上就是这位隆祐太后。隆祐太后在虔州，适逢军民争门而纵火烧城，这女人受到惊吓后迁怒于虔州百姓，遂诏令曾几的另一个哥哥、时为礼部尚书的曾楙为抚谕使解决这一事件，事际上就是秋后算账的意思。而曾楙可是史书上明确记载是赣县人的，他当然不会也不能对他的家乡父老采取雷霆手段，因此才“迁延不行”。隆祐太后回到越州后，多半是启动了追责机制，曾楙因此被罢出地方。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已知的历史事实，但对身处其时的曾几来说，事情尘埃落定之前，一切都是未知的，这就是他选择避地的原因。而且他的家人之所以刻意删去陆放翁《曾文清公墓志铭》中关于此事的记述，也一定有着防备朝廷日后再来清算此事的考虑。 自打四十八岁出南岭，到五十岁回到江西临川，曾几的满头乌丝尽皆白发，“相逢未改旧青眼，自笑无成今白头。”当丈量生命的步子一脚踏进五十岁的门槛，“天命”的沉重就无可避免地压在了心头。君子避地于祸福不测之时，包括短暂的浔州（今广西桂平）生活在内的三年岭外闲居，曾几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吕本中，从此开启了“江西诗派”最具魅力的风云际会，我们将在稍后的章节中详加讨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返程时途经湘潭，结识了胡安国，与这位道学大师畅谈于“碧泉书堂”，不亦乐乎，也稍后再说。 在临川也就是今天抚州的这三年，曾几诗作迭出，好诗亦多。作为结识吕本中后新诗实践的肇始阶段作品，引起了笔者更多更全面的兴趣。绍兴六年（1136），曾几的职场生涯突然热闹了起来。《宋会要辑稿》说，“（绍兴）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诏（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子嵓与广西转运副使曾几两易。”我们已经知道，曾几因为其兄的缘故避地柳州，理论上，他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职务，因此，我们就能揣度出宋高宗对曾几反对抚恤张邦昌家庭的真实态度，他不过是为了迁就隆祐太后的意见，而内心所想的却与曾几所言无异。至绍兴六年，隆祐太后已故去多年，是时候重新启用曾几了。所谓“广西转运副使”，应该是一份追加的任命文件，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赵构还是挺喜欢曾几的。事实上，曾几并没有赴任荆湖南路，而是于次年也就是绍兴七年被擢升为广西转运使。曾几在此职位上时间不长，值得一说的是，他的独生女儿，也就是吕本中的侄子吕大器的夫人，是随父一起去了广西的。据《东莱年谱》，绍兴七年，吕大器的儿子吕祖谦生于桂林。身为赣南人，一定要记住这点，闻名天下的“小东莱先生”吕祖谦，宋明理学中“婺学”的创建者，一度与朱熹、张拭齐名，号称“东南三先生”之一的吕祖谦，是我们赣南人曾几的外孙，曾受过曾几的启蒙。 绍兴八年（1138），五十五岁的曾几改任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南宋定都临安正在此年。当时的两浙西路，辖临安、平江、镇江、湖州、常州、严州、秀州、江阴军，治临安即今杭州。《吴郡志·卷七》：“曾几，左朝奉大夫，绍兴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任。”“重游吴子国，又入虎丘山。”这是曾几《游虎丘寺》中的句子。北宋政和二年（1113）升苏州为平江府。从这时候起，曾几频繁与理学中人接触，包括“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安国的儿子胡宏，我们稍后再说。 绍兴八年，由秦桧主持的宋、金和议成功，核心内容为：金以河南之地予宋，宋向金岁贡银绢共五十万匹两。资料显示，时，张浚、岳飞和曾开等人是和议的最大反对者，岳飞在鄂州（今武汉）称此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照陆放翁《曾文清公墓志铭》和《宋史·曾开传》的记述，时，曾开为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秦桧与金人议和，曾开依职责当得草拟国书，遂以“辨视体制非是”论之，不听——固然有秦桧的因素，更关键的当然是高宗，——请罢，改兼侍读。如果《宋史》的记载是准确的，那么，曾开、曾几兄第的“罢”职，就是一种主动行为。具体到曾几，朝廷给他的待遇是“提举宫观”，实际上就是生食禄而不用视事的差使，史称“祠禄之官”，《吴郡志》言其“九年六月宫观”，即指此事。不过，曾几的这次赋闲仅持续了两三个月，南宋湖州归安诗人刘一止的《笤溪集》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均有记载。那年十一月，他就被任命为广西转运判官。陆放翁言其为广西南路转运副使，转运判官的职位略低于转运副使，疑放翁美言之。曾几的《岭梅》一诗，当作于绍兴九年春，诗中的“梅岭”指的是崇安县开耀乡籍溪里的梅岭，《朱熹年谱长编》有载，朱熹的《登梅岭》和曾几的《岭梅》均写于此。时下，有学者把这两首诗附会成写大庾梅岭，谬之大矣！吕本中有《次曾吉甫兰溪三施·夜窗相对不成眠》，其二有句云：“春信先寻岭上梅，两年零落待君开。”即言此事，盖曾几绍兴七年春返自广西，九年春复去之故也。 笔者每于意兴倦乏之时，总想，人生几近花甲之年，怕是难免思归的。笔者在上饶广丰的乡下老家，尚有薄田数亩，人之将老，索性荷锄植蔬，无计流云，只从故旧，可酌可茗，可荤可素，偶得小鲜，但己开怀，偶访旧好，足以酣醉……绍兴十二年（1142），曾几五十九岁，归自岭外，徏任荆湖南路复又一年，《曾文清公墓志铭》说，“贼骆科起郴州宜章县，郴、道、桂阳皆警，且度岭。诏湖北宣抚司遣将逐捕，贼引归宜章之临武峒，宣抚司遂以平贼闻。公独奏其实，朝廷始命他将讨平之。”从中，已经能够看到一个老年人的信守与固执。“老境垂垂六十年，又将家上铁头船。客留阳羡只三月，归去玉溪无一钱。”这是曾几写于太湖之滨的诗句，“阳羡”，古县名，秦始皇二十六年置，初属会稽郡，东汉永建四年（129），属吴郡，开皇年间，改阳羡为义兴，有宋，避讳易名宜兴。“玉溪”即玉溪河，在今玉山县境内。曾几在诗中自云“归去玉溪”，莫非他儿子中的一个竟在信州境内？我们知道，垂垂六十，即五十九岁，从诗意度之，曾几当在本年开始寓居于笔者的家乡——上饶，而且前后陆续生活了七年。 如果笔者推定不错的话，曾几寓居信州（今上饶）时的“横碧轩”，当在今上饶市第一中学内，此处古时建有“广教寺”，“孔雀僧院”疑为寺中一堂。据陆放翁《曾文清公墓志铭》，“复主管崇道观，寓上饶七年，读书赋诗，盖将终焉”的语意，可知他此时又做起了“祠禄之官”。在中国历史上，绍兴十二年是个很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三十九岁的岳飞死于大理寺狱中，罪名是“莫须有”，可见高宗恨其之切。曾几的哥哥曾楙，大约也在这年，以与曾几相当的待遇，闲居于衢州。我们可以把曾几在这一阶段的赋闲，当作是朝廷对主战派的某种遣散措施，因为这一年，赵构的皇帝身份得到了金的承认，并撰“策文”遣宋，南宋作为金的附庸，走完了法律程序。 这首《信衢道中溪流不通全家遵陆》，已经可以确知是曾几写于绍兴十四年（1144）秋的诗作。从诗韵上看，应当是两首七绝，大概是辑编者视其言事如一，所以才揉在一块吧。分析一下，曾几的赋闲应该是朝廷有统一安排的，他的薪水和生活供应都应该由信州（今上饶）府支出，所以他才在“客留阳羡只三月，归去玉溪无一钱”的境况下，不得已赶回信州居住。所以，笔者要修正适才疑其有子居于信州的说法。信州的居处，应该是信州府划拨的，这样他和家人居住在寺院边上才合乎情理。比之今日，南宋官员的薪水是很高的，他从身无分文到可以拖家带口再游吴兴，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时，他的全家虽然未必有近百口之多，总是该有好几十口吧。先雇船走水路，由信州往衢州而去；水路不通，改走旱路，犹雇得起车，看来口袋里还是有些银子的。为什么那么着急要赶去衢州呢？衢州有他的哥哥曾楙在彼，估计早就书信往来约好了。读曾几的诗，还真如读杜工部，其诗如史，我们稍后再说。 此行的目的地是吴兴，宋时的吴兴即今湖州，曾几由信州赴吴兴必经临安（今杭州），在他且生且活的那个年代，他须得用这样的方式贴近京城，了解他所想了解的事情。 诗名《寓居吴兴》，在笔者看来，这是曾几诗作中最不凡的一首，与他的学生陆放翁的《示儿》有同工之妙，蕴意却远胜《示儿》，此诗借魏武笔意，骂尽那些占了鹊巢的拙鸠，错将江南当江北，只把荆州比汴州的碌碌之徒。 在吴兴的游居还是有效果的，或者说，曾几在吴兴的游居引起了朝廷的注意，绍兴十六年（1146），曾几六十又三岁了，据他的《送方务德将漕广西时余亦有此除》一诗，知道他与方务德同年入漕广西。《汉书·景帝》“注”，“凡言‘除’者，除旧官而就新官也。”方务德，名滋，严州桐庐人，以荫入仕，后任镇江守，与陆放翁有交集，《水调歌头·多景楼》中的“使君”，即指此人。洪迈《夷坚乙志·卷十三》：“绍兴十六年，方务德滋为广西漕，桂府官吏皆出相候。”至此，完成了陆放翁在《曾文清公墓志铭》中所说的“三仕岭外，家无南物”的岭南宦途。 绍兴十九年（1149），曾几结束了岭外的差使，以六十六岁的将老之躯，“复除台州崇道观”，回到信州。 这首《自广西归上饶阅所藏书》，道尽了一个读书人的心迹。第三句句末的“亡”字，虽然可以照“孔子时其亡也，在而拜之”，训为“外出”，可终是不合语意，怕是“忙”字之误。书在哪，家就在哪，对这点，笔者是感触殊深的。没有资料能够证明曾几是个藏书家。靖康之难，衣冠者涉江南渡，大批家藏书籍耽于冗重、急于奔命而毁于途中，我们所熟知的李易安便是例证。曾几把大量书籍搬至上饶，说明在他第一次赋闲的时候，的确有过寓居此地的想法。广教寺所处的地方，因陆羽栖身之故，亦名茶山，曾几自号“茶山”，自称“山人”，皆缘起于此。曾几这次在茶山的闲居，历时两载，好诗连篇，佳作迭出。绍兴二十一年（1151）夏，曾几离开上饶，前往绍兴探访他的哥哥。陆放翁有幸在这年拜于曾几门下，写就了中国文化史上足以辉耀万古的一段佳话。那年冬至，曾几有《长至日述怀兼寄十七兄》一诗，自注：“辛未年长至日在绍兴侍兄宴会”，照情形度之，此处所言之“兄”，疑为曾班，当是曾班大寿。要稍做说明，曾几这次绍兴之行，究竟拜访的他的哪个哥哥，可以查证到的资料均指向曾开，这是因为曾弼早逝，曾楙卒于绍兴十四年。曾开卒年七十一岁，而此年曾几也已经六十九岁。对照《宋史·曾开传》，曾开辞世，应该在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一文的十余年后。绍兴戊午即绍兴八年。极有可能是他，当然也有可能是曾班，奈何无从查证。 次年早春，曾几回到上饶寓所。那年三月，曾几的发小向子湮辞世。向子湮，字伯恭，号芗林居士，临江军新淦人。哲宗元符三年（1100）以荫补官，素与李纲善。李纲罢相，子湮也落职，起知潭州，次年金兵围潭州，子湮率军民坚守八日。绍兴中，累官户部侍郎，知平江府，因反对秦桧议和，落职居临江。据《向子湮年谱》，此公卒于绍兴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茶山集·卷四》有《挽向伯恭侍郎三首》，其三曰： “曩时”，即往昔、过去。这首诗，最能印证笔者对曾几少小之时曾读书于临江孔家的推测，由此，也就足证笔者对曾几生于赣县、长于赣县的推论。区别在于，曾弼无子，应该是曾弼本人的原因，曾几迁至河南，多半就是冲着荫补而去的。 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如陆放翁《曾文清公墓志铭》所言，这时的曾几，断断续续地侨居上饶茶山，堪将七年，朝廷既“慨然尽斥其子孙姻党，而收用耆旧与一时名士”，曾几遂于这年被起为两浙东路刑狱，陆放翁所言“去大猾吏张镐”者，必在此任。南宋临海人陈耆卿主纂的《嘉定赤城志·卷九》，为台州方史之大者，有“曾几，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左朝请大夫知。赣州人，政尚简静”的记载，故知曾几在绍兴任上仅短短数月，即移知台州。又二年，召赴行在。南宋仍以汴梁为京都，故仍称临安为行在。陆放翁记曰：“太上皇帝劳问甚渥，曰：‘闻卿名久矣。’公因论‘士气不振既久，陛下兴起之于一朝，矫枉者必过直。虽有折槛、断鞅、牵裾、还笏，若卖直沽名者，愿皆优容奖激之。’” 这是曾几一生最沉静的时光，哪怕这也是他生命中日暮西山的时光。“公既以老臣自外超用，名震京都。及入朝，鬓须皓然，衣冠甚伟，虽都人老吏，皆感欷，以为太平之象。”笔者每读书至此，皆正襟，肃然而立，以敬文清先生曾几之风度。绍兴三十一年（1161），七十八岁的曾几，以集英殿修撰迁敷文阁待制，提举洪都玉虚观。是年，金兵攻破扬州，曾几举家先后寓居台州、绍兴，极尽一个飘摇残国漂萍老臣的辛酸。聊以自慰的是，那几年，他的学生陆游常侍奉左右，授受学问之余，偶有诗文互答。曾几是爱国的，谁不爱国？奈何国破山河易，“京洛胡尘满人眼，不知能似浙江不？” 乾道二年（1166）五月戊辰，八十三岁的曾几仙逝于平江府（今苏州）曾逮的官舍。
（责任编辑：黄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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