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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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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乡土的雍容与丰姿 ——读《紫阳乡》：南赣“挖补地”之“原乡”
文 / 李伯勇
一
华夏农地皆原乡，原乡却离我们已远，然而原乡似曾归来。 凭藉紫阳乡贤黄以炜先生领衔编撰的《油米之乡——紫阳》（简称《紫阳乡》），我得以又一次与“边远”山乡紫阳相遇，而且抵达它的历史深处，倾听它汩汩有声的文化流泉。这是一部富有独特乡情文化底蕴的大书，让读者对这个边远山乡增加了解，进而感受一个整体性农耕原乡的结实存在。我们感佩主持者和编撰者的努力，在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让上犹也是赣南一个农耕原乡饱满地呈现。 应该说，作为乡情之书，这本书在编写定位、文化品位——对本乡村的优产特产油米、地理文化座标、历史溯源、农耕家园、姓氏宗祠、寺庙大观、村落演变、风土人情和乡土精英贤俊的展示上，呈现往往被忽视却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和细节，凝聚着属于紫阳乡的历史精神，流淌着基于这块土地的文化自信、自觉和从容（本书编辑正是这种精神的显现）。这在全县乡镇是独步的，也是先行的。 它也是一部乡志，但胜于一般意义“干瘪”的乡志。而我从中觅见了一个农耕原乡——它溢出的原乡意蕴让人惊喜慨叹。 读着《紫阳乡》的好些篇什，我感受到远离尘嚣乡村敞亮的阳光，宽展的稻田，连片的油茶山，清丽的山野，安祥的民居，创造不息的乡民，扑入时代潮的赤子，真切地感受到在这一隅“化外之地”，“农耕家园”的曾经存在——上犹也是赣南的原乡的存在。南赣第一拨客家人在这里现身。我仿佛看到先后扎根紫阳的姓氏相安而聚，繁衍发展，广阔的农田和油茶山及山山水水是他们生存发展的坚实屏障，也是他们建设农耕家园安祥自乐的大舞台，耳边仿佛旋起有着古风意味的山乡歌谣；我也感受到这边远之地也涌动着现代浪潮，它的赤子融入新时代并走在时代前列的英姿，以及它的历史传承中，紫阳人勤劳纯朴从容创造的心灵。 当然也感受到现代一体化政治的时代潮中，这一“原乡”的淡出甚至式微势态，不过“原乡”在紫阳乡有迹可寻可循，旧影尚存，魅力犹在，堪可告慰。人们会看到，这片乡土，古代与现代，传统与现实，把守与开创，专注与从容，大格局与小细密，历史实录与温情记忆，有机地融为一体，一个农耕原乡款款荡动。 这部书展示了紫阳——边地乡土—— 原乡的雍容与丰姿。 很长时间，像知道本县其它乡镇名字，我只知“紫阳乡”其名。像本县五指峰乡紧邻湖南，此乡也距县城 65 公里，乡名让人费解，而且仿佛“犹抱琵琶半遮面”，特给人以偏远和陌生之感。我较少过从，也就继续陌生。其实，有 20 世纪 80 年代公路开通时不少紫阳人第一次见汽车为证，一般紫阳乡民于外界同样陌生。自然它也就“落在闺中无人识”了。 我一直把它看作是一个普通的，跟别的山乡没二样的农耕山乡。 既然是普通乡村，别的乡镇因历史沧桑世情更叠，纵然耸起能与城市楼房媲美的现代民居，铺展硬化的村道，但诸多承载乡土历史文化、情感和记忆——承载我们民族文化基因，或叫我们乡村基因的物景房景村景，不复存在——曾经的乡村文化构建，荡然无存。而“留住乡愁”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时髦语。在我看来，在好些地方被片面理解为要建设留住乡愁——“承载乡愁” 的硬件器物，说白了就是打造让人怀旧让人亲和并可能变现的旅游景点。其实这是假装乡愁。——紫阳乡也会是这样罢。 我们置身乡土，似乎熟悉乡土，但并不真正了解乡土，成了自己乡土的陌生人。 人类骨子里跟乡土亲和。“留住乡愁” 应该有更加深广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含量，以及更具体生动的展现。我们从过去的民居、村景和风景，从各式各样的乡土故事乡土边地乡土的雍容与丰姿 ——读《紫阳乡》：南赣“挖补地”之“原乡” 160 传人（乡土精英、乡土能人），发掘乡村性格——民族性格并延展的奥秘，从而接通传统，面对现代和现实，走出一条属于自己也属于乡村的健全之路。即是说，乡村建设应该有植根本土的软件建设，也就有必要对乡土有深切的体察，进行再认识。—— 我意外地从《紫阳乡》得到了满足。 《紫阳乡》就是这样的含藏原乡密码的文化软件，它所披露的“紫阳热土”细密饱满，沉静温馨，流淌着原乡的汁液，因而也是独特的。这本书写的也是乡情乡事乡音，却令人耳目一新，给我们诸多启发和遐想。像我，可以说对家乡乡土有相当了解，捧读本书，顿然觉得一股新鲜新奇如春风扑面。 《紫阳乡》能够满足我们的“怀旧” 和“怀土”；但在我，更看到了紫阳乡土的“别具一格”即独特的紫阳乡与紫阳乡的独特，顿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发见的喜悦。从此，我不但知紫阳之名，更知紫阳之实，紫阳于我不再是既熟悉又陌生之地，而是我久违的一片原乡热土。 我非紫阳人，但更加感觉上犹——南 赣山乡有这么一隅农耕原乡。 与其说《紫阳乡》饱满而独特，不如说紫阳热土饱满——保留着“原乡”而独特。农耕原乡原是大地普遍的存在，在《紫阳乡》却如无色流泉般清亮现身。而且此书不是为突显“原乡”，而多是汇集“旧作”留存记忆，这表明紫阳人对自己家园的历史难以舍弃，也表明当今时代对曾经的农耕原乡的珍视。 先说地名独特：因海拔 1100 米山上建庵，此山就叫紫脑庵（应该是农耕原乡的最初标识）；由于紫脑庵处全乡中心位置，在山顶环视，全境尽收眼底，通透的阳光普照，此山又叫紫阳山。紫阳成了乡名，却是当年一个叫廖章萱的乡贤（乡长），把乡址从店背转到较开阔的高基平，于是紫阳乡 “名至实归”地诞生。如此乡名与神话无关，与具体的山和水无关，它由地理和人文综合而成，终于在现代（1930 年代）拥有一个大气的乡名。 犹如一个乡村壮汉，紫阳乡因有油米这坚实的左臂右膀——中国农耕最重要的基础和物象，在漫长的岁月之河默默行进，但在今天，同样因缘流水般的油米，她却光彩照人。书名“油米之乡”出示了农耕原乡最重要最传统的油米两个元素。毫不含糊地突出该乡具有优势的农耕物产和生活形态，质朴地张扬自豪和自信。 该乡隶属的上犹历来山多水多田少，加上这数十年持续发展水电，人口增加，城镇化加速楼盘猛增、路道纵横，农田或受淹或受侵占而急剧减少，而边远的紫阳乡基于保持农耕面积而依然保持了强劲的油米优势。国家农业部“粮食种植万亩示范基地” 广告牌在紫阳高高耸立。 紫阳乡人口1.3万人，有油茶（木梓）6万亩，人均5亩。山场面积大，便于规模化经营，种植技术成熟，乡民种植的经验代代相传。而紫阳乡雨水充足，土壤结构好。油茶成了该乡的主导产业，它是乡民的摇钱树。大部分农户每年采摘木梓几十担甚至几百担，出现了许多油茶专业户，有的农户一年产油 2000多斤，有的一年卖给国家就1000多斤。上世纪80 年代粮所收油高峰期，从早到晚排长队卖油，还出现粮所油库盛满无法收购的场面。每逢秋冬开花时节，成片成片洁白的油茶花海，真是“美了山乡，醉了山乡”。 全乡耕地 1.2万亩，人均近 1 亩，素有“上犹粮仓”美称。水稻生长周期比别的地方长 7 － 15天，独特的紫阳土壤和水源、独特的紫阳小气候，紫阳大米品质好，口感好，营养丰富。推广杂交水稻，亩产由三四百提高到一千多斤。乡民种植技术成熟，适宜规模化生产，适宜发展优质大米。上世纪 80 年代包产到户改革开放，有的农户一次卖给国家 7 万斤。农户交粮多，乡里原有的粮仓无法容纳，就借农户粮仓储存，国家连建 3 栋粮仓。现在农户组建粮油有限公司，把数百吨余粮销往上犹、赣州和广东等地。 其实，“上犹粮仓”之于紫阳乡，是计划经济时代开始的褒称，相对而言，紫阳乡人少田多，给国家的公购粮（任务）也多，于是在紫阳乡建了几座粮库。但一般乡民口粮水平并不高。本书没在这方面列出相关数字，但从上世纪 80年代包产到户紫阳乡民踊跃卖粮，使得紫阳原有的粮库容不下，借农户粮仓储存，接着加建了几座大粮库，可以得知，尽管大集体时期紫阳农民贡献多多，但人力地力的潜力远未发挥出来，1980 年代加上优良品种上（如杂交稻），紫阳的粮食猛增，仍居全县前列。 从本书介绍的“奇人”谢钓才的生活变化，可以侧面看出紫阳乡粮食生产的变化。大集体时期，谢钓才子女多，家庭超支，集体分的口粮少，常常食不裹腹，他就独自一人上山开荒，一干就是大半夜。许多山窝被他开垦过来种上红薯。他由此出名。包产到户后，粮食自给有余，他一户卖给国家 7 万多斤，成了种粮大户的典型。 仅仅对丰盛油米大书特书，会有啰嗦之嫌；在更大的范围，紫阳乡的粮油也许显一般。只有深入到“油米”背后的紫阳乡土历史——原乡的肌理，我们又会发现多个 “独特”：构成整体性原乡的硬件软件悄然展现，一个“原乡”名至实归。 地理上，因是“挖补地”，紫阳乡有着“与本管县不相连属”的独特历史。 紫阳距县城 65 公里，如同上犹之于赣州市，它是一隅边地。相对于少许的中心，边地总是居多，因此“远距”也并非它独特的充分理由。爬梳历史，它的地理独特和人文独特历史独特——原乡的成型并持续，依凭于历史上它多次更换县治而占有一个“世外”或叫“治外”空间。这样的情形在南方乡村不多见。 正是这“治外空间”涵养着此地独特的原乡，而县治更换之前最先一拨中原客家人已在此地扎根繁衍，注入了中原文化根基，这一隅之地的生活形态和精神生态自会以此为基础演变。换言之，这样的人文环境促成并陶冶自在、自为、自主、自我发展、本原、自治的生活样式，形成相应的心态和胸襟。它虽是“治外”之域，却非化外之域，同样在中华文明的版图中（具有中华文明之根）。 紫阳原属南赣之南康县，名叫尚德里，度过了漫长的无为而治岁月（以唐末最先迁入的廖氏为证）。明正德年间（1517）王阳明平乱，析尚德里（还有上犹崇义里上堡里雁名里、南康县隆平里及大余县义安聂都铅厂三里）置崇义县，它划归崇义县管辖，山高地远，依然保持着自治形态——它的自治心态沿着自身的惯性展开生活。 秦朝以后，古代县以下设立乡和里，而做过县丞的上犹县营前（片），邻湖南广东（当年还无立崇义县，而与上犹接壤的大余属广东韶州）。据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犹县志载：营前城在县治西北一百里，其地即太傅（宋代纪念唐末的卢光稠）营也，明正德间村头里生员蔡元宝、元湘、元环等，因地接郴桂，山深林密，易于藏奸，建议提督军门行县设此城池。营前城（也叫蔡家城）的前身就叫村头里。与尚德里（紫阳）比较，村头里虽也一度是中原人迁入的大本营，但有“易于藏奸”“化外之地”的暧昧。因而，古代从地名可以知其地的文明（教化）状态。 再举一例。唐朝韶州刺史谢肇在清康熙（1697）上犹县志记载为“振德里人”（今县城）。地方出了大官，是此地文脉充盈的结果，还是此官提振了该地文脉？恐怕是前者在先。在科考时代，一个地方没有一定的文脉做基础，出不了儒士。如此看来，虽“与本管县不相连属”，边远之紫阳乡被正史称为尚德里，足见文脉绵厚，由文脉浇灌的“原乡”可以在“治外”之地泰然自若。 故，在古代，一个地方具文脉，跟其在城在乡没什么必然关系。 缘由紫阳乡先民廖氏在唐天佑（904）从赣县迁入，表明唐代已有第一拨中原人进入赣南，是老客家，他们带进了中原文化，此地民风淳朴尚德。庵建在紫脑山，紫脑庵也就成了山名。庵就是文化实体，也就表明该乡与中原文化相脐连。因而，此地叫尚德里，属教化之地。应该是最初的“原乡”。 到了 1934 年赣州专署将此地划归上犹县管辖，正式设立紫阳乡，时代政治对它的裹胁加大了，但自为自治本原等乡土自性传统依然浓厚。 它划归上犹县更尽“地之利”，客观上也是民族国家政治一体化的时代趋势开始主导它，它的“自治”生活面临变轨。在这个意义上，明朝王阳明（1517）析几个县而建崇义县，正是民族国家政治一体化在南赣的滥觞。但县治停留在县邑，对边远的紫阳乡管理不到位是常态。 于是紫阳保留着“四面皆系邻疆”“与本管县不相连属”，具有“挖补地”（又称插花地、扣地和飞地）的烙痕。 1949 年冬月政权更替，相邻乡的土匪方业葵率队躲到紫阳乡的瓜子岭，都认为他依凭瓜子岭陡峭险峻，其实方氏更看重的，此地乃是不受县治管辖传统的“飞地”。 本书引据史料梳理了这段历史，回溯了它几经不同的县邑属地：“或当时析充新县，凑泊而成；或因路通三省，盗贼出没不常，犬牙交错，得以彼此互察，相沿已久。”“挖补地”四面被上犹、南康、遂川包围，事实上相当于上犹的“县中之县”。所以，它划归上犹之后，加上离县城较远，依然是治（世）外的一块飞地。 外人对紫阳的“飞地”之说，自会产生“当治不治”的漠然态度，而“飞地”处境转化为紫阳人“无所归属无人管治”的心理，世代相传，则强化其在生存和生活中已然确立的认知。置身“治”外而处世不惊，按照自身已有的尺度处世行事，执着，自信，自为，自治，自成家园。它的宗祠寺庙等许多文化建筑（如布局和雕饰）都充斥这样的精神质素。 动荡的政治会影响管辖地的社会秩序和心态，紫阳人却因县治不到位而减少或缓解权力政治的直接裹胁，而他们不是“白纸”——不是化外（无根）之民，早在唐代就以客家人入住——反客为主，这意味着这块土地已经有着中原文化的“原色”，所以，他们依凭已在紫阳一隅确立的社会准则和心态，继续默默生活。可以说，他们比别的乡村保存着“原乡”情怀，他们在真正“原乡”里徜徉。 中国乡土有自治的（朝廷治权在县一级）传统，先入紫阳的客家人在血液里就有农耕自治的基因（朝廷再大的官告老也得还乡，在故乡重葬），又碰上行政隶属更叠的境况，于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以各姓氏的文化凝聚力，形成新的自治，紫阳原乡在磨合中形成。也就是在紫阳这一隅之地，乡村共同体是沉甸甸的存在，缓缓变化的“原乡”仍保持着原乡的汁液。 紫阳的土著民（初民），如廖氏在唐天佑（904）从赣县迁入（905 建上犹场， 952 建上犹县，县志记载：最早进入上犹境内的是紫阳源溪廖姓）；王氏在唐末从赣县迁入；黄氏在元朝由遂川迁入；谢氏在南宋末年从遂川迁入；刘氏在清朝雍正年间（1730）从广东迁入……直至上世纪50、 60年代甚至 70、80 年代，因国家建筑大型水力发电站（如上犹江电厂、南河电厂、龙潭电厂等），上犹营前（本土）等地的移民（如刘氏）集体地迁到紫阳，加入了紫阳乡土大本营。我们也看到，新世纪以来，一些外地的打工仔愿意到紫阳落户，开拓家业和事业，这是还乡式移民。乡土共同体更为充盈，自然成为化育人心激励人才的文化环境。 问题还在于，不是迁入者就会有“此地是故乡”从长计议的姿态，而是迁入者自己要有文化主见，即文化底气，建宗祠庙宇，融入当地公益事业和公共生活，从而形成 “此地是故乡”的主体意识。如唐代进入源溪的廖氏，其先祖“因朱全忠之乱，弃官不仕，由赣城之水没洞隐于蓉城（南康）之北乡，曰源溪。” 这是廖氏的自觉选择，所以一旦确定定居之地，在建房建宗祠上均显自家特色，并移植了中原的一些风俗。比如，廖氏一直保持的元宵活动的“源溪大门前坊划船歌”，就是纪念唐朝建造洛阳桥工程中丧身的众人。又如王氏在宋崇宁年（1102）建名叫敬飨堂的上寨王氏祠学堂，后来几经废兴，又在清朝嘉庆年（1797）重建。如此等等，就能看出紫阳人爱乡爱家的田园情怀，以及坚韧从容的文化胸襟，是有具体依托，决不是泛泛而谈的口头禅。而且，各姓氏和睦相处，“黄、谢、周、廖，不是舅公就是老表”就是社会和精神相连的写照。 从本书介绍的各姓氏宗祠寺庙各具特色的祭祀庆典（文化活动），我们可以想象紫阳原乡的文化氤氲和气度。因而我们能理解，紫阳特有的文化形态也是有根的，在特有的历史情境中倒自成风格。这恰恰是“原乡”的再现。 古代山乡，各姓氏宗祠和地方寺庙是乡村文化——乡村共同体的重要载体，紫阳乡亦一样，不过，它有着别地没有的地方特色。此乃紫阳乡基于原乡的文化个性。此种种特色，当然不是现代人为旅游什么的刻意打造，而是基于姓氏对祖先（来路）的尊崇和缅怀，建立宗祠意味着在此地扎根，也意味着中原文化传统的延续。恢宏肃穆的宗祠也意味着庄严大气的扎根，也是一种姓氏比赛。 如上文提到的秀罗上寨王氏宗祠，它的修复再现了当年原貌。砖木结构，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正殿回廊，屋脊正中置石兽，天井，宾客房，众多的对联，十几根石质功名柱，古井，水塘，真谓“走近宗祠门口一股肃穆庄严之感顿时而来，肃然起敬之情油然而生。”而且，“每逢族里有大事都会请戏班到祠堂演戏。”“每年正月王氏族人都会举行舞龙灯活动。”从正月初六到出元宵的十六，活动内容充实热火，有条不紊，还有每年清明和冬至王氏家族的祭祖，每天都置办十几桌酒席……相关的记载从容周密。 在全国一些地方，更具规模阵势的姓氏祠堂并不鲜见，但在这一隅边地紫阳，各姓氏出自内心，如此虔诚认真执着，实在可看作是紫阳人做人做事的礼仪风范。 又如为清朝道光年间（1828）所建，屹立数百年，保存比较完整的店背万寿宫，这个当地百姓的祭祀场所和节日团聚的地方，却是以罗、张、古三姓牵头，由村民捐资，经过多年的建筑修缮而成。几姓坚持多年而心不散，可见其不同一般的凝聚力。 我还注意到有文章写道：万寿宫在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和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遭到了破坏，成为店背村部办公地点。改革开放（1980 年代），大队部迁出了万寿宫，老同志黄源渊牵头，发动村民捐款，万寿宫重修，逢年过节，人们又聚集一起进行喜庆活动。文意简明，历史含量情感含量浓郁。我又感受到“原乡”精神的涌动。 编撰本书也是“紫阳老同志”牵头。“老同志牵头”也是当今许多文化活动得以开展的前提，但在紫阳乡下面的村组，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老同志”（本地人）闻风而动牵头重修万寿宫，其中意味十分深长（别的好些地方在千禧年前后才兴起建祠堂热潮）。这说明，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一体化，紫阳再不是“飞地状态”，“原乡” 格局被打破，所以当地人受时风裹胁也参与了对名胜古迹的破坏，但他们“下手有度”，有隐忍恻隐之情，比如秀罗王氏宗祠，在特殊年代，一些文物“惨遭损毁”，但宗祠“主体建筑保存完整”。就是说，紫阳人对“原乡”年代的文化设施耿耿于怀，相关记忆不散，葆有虔诚之心，能“留住”尽量留住。紫阳传统仍在起作用，一旦时代变轨，如公共行政的“大队部”就迁出万寿宫，而且发动村民重修。这在具体的老同志个人，是释怀，还愿，尽责任。释怀和尽责任，也是基于紫阳乡原乡文化传统的精神之花。 在这个意义上，紫阳的“原乡”不曾远去，它有迹可寻，也有例可循，有心可鉴。 且不说紫阳乡姓氏布局和农作物种植，就说紫阳人的祭祖祭坟祭庙一类精神礼仪，农产品副食品加工一类物质生产，就像画一幅画，制作一件工艺品，非常用心细密，一丝不苟，不厌其烦，从容，相关文字表达也是细致得让人惊叹。这也是文化虔诚—— “原乡”精神的一种承传并显现。 比如秀罗上寨王氏宗祠每年正月的舞龙和祭祀活动，遵循端庄仪式：龙灯从初六晚开始，准备好三牲、果品、茶酒，写好告文，点亮香烛，由族长带领拜天地祖先，宣读告文，恭请龙王驾到。线路：龙灯先在祠堂，再沿着规定线路游村，最后到普照寺、三郞庙、土地庙祭拜。初七开始龙灯到各家各户活动……十六清晨沿着规定线路，到祠堂告别，又到河边祭河神，在河边把龙灯烧掉，请河神护送龙王回龙宫。 又如源溪村廖姓在元宵举行船堂会活动，持续半个月，活动分请神、划船与送神。据说唐朝建造洛阳桥时，因桥塌而亡的人中有不少是廖氏先人，为了纪念他们，南迁到源溪的廖氏祖先在元宵活动中创建了这项活动。其实，洛阳桥成了廖氏中原原乡的精神象征。由此可见，紫阳（源溪廖氏）“原乡”流淌着中原“原乡”的血液，它的原型是中原“原乡”。而中原原乡由来有自，它已藏在《诗经》等上古歌谣里。 而且，在洛阳桥塌那时，就有悼亡歌谣，诚如当代散文家王充闾所说，“作为上古的歌谣，就更是通过口头传唱来宣抒情感，发挥其审美效应。声调与旋律起着关键作用……歌者反复咏唱；而听者则且听且和，沉酣其间，产生一种良性互动作用。”（《文脉: 我们的心灵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 1 月）南迁的廖氏带着这些歌谣上路，随着不同环境，歌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由于是山区，在门前大池塘举行，由池塘代替江河湖海。吃饭前唱 6首（划 6梢），晚饭后再唱 24 首（划 24 梢）。仅送船歌就有各类主题的歌词（诗歌），有《五侯歌》（72 句），《三郞歌》（10 句），《姐妹歌》（20 句），《保当歌》（100 句）《排来歌》（48 句），《古人歌》（48 句）《百花歌》（88 句），《石榴歌》（44 句），《赞船语》（26 句），《送船歌》（24 句），《送船歌》（48 句），《参神歌》（42 句），《历代帝王》（60 句）《历代帝王》，（66 句）《历代帝王》（三篇分别 60 句、40 句、50 句），《节气歌》（48 句），《耕田歌》（48 句），《读书歌》（48 句），《得意歌》（48 句），《乡坊宁静》（32 句），《赞船语》（72 句）等共 1142 句歌词，没有两句相同。从紫阳源溪的水路开始，一路滔滔，经储潭（赣县）、神滩，一路水路到鄱阳湖（九江），再一路到洛阳（河南）……这些紫阳民俗，仪式一丝不苟，其初心不正是为“原乡”招魂吗？内容丰富，逐一表达，当然要半个月了。他们决不因为是边远弹丸小地方和既定活动，而掉以轻心粗略减化。 更让我惊奇的，是廖氏划船歌竟有《乡坊宁静》这样的文气之作。如果以 4 句为一首，其 32 句就是 8 首，每首开头都以“乡坊宁静”开篇。最后几句是：乡坊宁静宁乡坊 / 大簇生新贺春王 / 淑气相通天有道 / 和气不隔地无疆。显然，宁静导致和气不隔，廖氏把“乡坊宁静”看作与天道和气相连的一种生活规范和境界。这当是廖氏宗族—— 边地乡土的雍容与丰姿 ——读《紫阳乡》：南赣“挖补地”之“原乡” 166 当然也是紫阳的生活信仰。 特色食品如麻糍米果粿，做工精细，很多步骤。又如传统食品蕃薯干，分红皮白心蕃薯加工的“乌干子”和白皮黄心蕃薯加工的“明干子”，怎样切片，怎样蒸晒（在竹搭上），蒸了晒，晒了蒸，反复多次。 作为乡土生活过来人，我也听说一些传统食品的精细加工，但在本书我才看到这么从容细致的记载。 完全可以相信，乡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可以感觉农耕时代乡民精细而从容的生活情态。农活、祭祀、年节、食品、待人接客、酒席，如此等等，看上去简单粗拙甚至枯燥（现代人看来有些可笑），但乡民不嫌烦琐，从开始到结束不怠慢一个程序，心怀虔诚和敬畏，按部就班，津津有味，这是乡土——原乡生活的滋味。存在感，心灵安妥感由此体现。四时八节，周而复始，祭神如神在，每年每次都是全新的开始，新局面的展开，原乡精神也就悄然流布。 在迁徙地缅怀原乡，进而把迁徙地视为原乡，在原乡才会有存在感，心灵安妥感，这样，迁徙地已是故乡——发展演变的原乡。 这种虔诚认真细密从容的生活作派，也凝结成一种行业精神和人生精神，让人敬业，让人对天地对自己的来路保持敬畏，诚心热心耐心恻隐之心融为一体。如店背村罗渭元把精湛的眼医技术传给罗氏后人，祖传父父传子，传到罗文燕（1906—1971），医术高明品德高尚，为当地眼科圣手，他的事迹载入《上犹县志》…… 各类人才出现，这实际上是藉“文明之土壤”，绽开的精神之花。一些看起来不可能在紫阳出现的才俊，如出山之清泉，竟先后在紫阳出现了。在我看来，他们是紫阳“原乡”的硕果，是乡土“实心化”的果实。 本地成才的眼科医生罗文燕。他得之家族长辈眼医罗渭元的真传，将高尚的医德医风发扬光大。“在他的家里，常年住着两三个眼疾患者，煎药的钵子放满一锅。” 他接待了一个十分年轻却拄拐讨饭的遂川朱瞎子，开始只是想让饱餐一顿。“罗文燕仔细查看了朱瞎子眼疾，劝他住下来治疗，并给他置办了换洗的衣服。妻子则帮他盛饭、洗衣，还牵他上茅房。”由于康复较慢，朱瞎子成了他家的一员。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朱瞎子完全康复。罗文燕安排他回家，还量了几升米做盘缠。罗文燕在遂川一带声名大振。晚年他把医术传给了儿子罗章涛。1962年罗章涛在卫校学了三年西医，回到家里创建了村里第一个医疗站。2015 年，一个去过广州武汉等地求医，被诊断为原田氏病，视力只有0.04 的小姑娘，到店背村请他医治，坚持了11 个月，小姑娘双眼逐渐明亮，后来再到武汉检查，她的视力恢复到了１.2。 偏远山乡，人杰地灵，竟出现在城市才有，与现代医疗水平媲美的医家。如此医技医风医德在当代简直不可想象。罗氏有医疗世家的渊源，不但医技，而且人情人缘人文关怀相伴随行，贯穿一条农耕原乡古道心肠气脉红线。这是紫阳“原乡”精神之光。 顺此线索，我们看到，这“四面皆系邻疆”之弹丸之地，缘由共同的文化底蕴，产生了让城镇服膺的竹艺、雕刻、医疗大师。他们在技艺上出萃拔类，称这些紫阳贤能为大师是表达了世人的叹服；我们也看到，藉现代进程——紫阳乡汇入时代，按现代标准的治国济乡济世之大才也出现了。 像民国初年的田克明，走出山门，1927年毕业于江西省师范学校，1932年赴法国留学，专攻统计学，1936 年又到英国伦敦大学搞研究，回国做国立东北大学教授，在民国中央政治学院做教授兼国营中国茶叶公司统计室主任，1947年当选为上犹县出席首届国民大会之代表。1991 年田克明、戴源清夫妇移民美国，长子田绍祖获普林斯顿大学太空工程博士学位…… 前面提到的民族国家政治一体化，在民国初年（1920年代）的紫阳乡加快了进程。这是历史行进的力量，是一种必然。它有力地推动紫阳原乡现代转型，当然也会让紫阳原乡衰落式微。从社会的实践，两股力量消长，冥冥中会让本土精英担承其历史使命，这是一个地方——紫阳乡的福音。 有着深厚原乡传统的山乡，汇入民族国家政治一体化进程，在生活上平添人员外出（如读书、留洋、工作）的丰富内容，但在情感上（如代际、别离、追思）会有激烈而深刻的迸发。比如一个偏僻山乡出外读书的年轻学子，从未离开家门的母亲依依送别：儿行千里母担忧，刚出家门追后头。补送灵丹随路带，平常用品预先筹。“刚出家门追后头”一句，写出了辛劳慈母的惜别情态，这不正是“原乡”开始汇入时代的情态么！ 这方面，一生服务乡梓的乡贤廖章萱，更值得重书一笔。他民国初年任县立尚德小学校长，之前他是地方私塾教育管理委员会委员，推动了紫阳乡塾向现代学校转型，而且，在他任店背乡（紫阳地方一个小乡）乡长期间，把乡公所所在地从店背迁到较宽展的高基坪，让“紫阳乡”实至名归，让新乡址成为全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把传统紫阳推进到全球化现代轨道（其道理跟一些国家迁都一样）。 别看廖章萱只是社会转型时期一介乡梓小学校长，联系廖氏最先入住紫阳，紫阳乡成了廖氏的原乡，廖氏精英当会承当建设家乡的职责，而小学校长在清末民初承先启后刷新社会匡正时风的作用是别的人不能替代的。可以说，紫阳乡历史选择了他。 以廖章萱为代表的紫阳乡贤精英，得 20 世纪初滥觞的民族国家政治一体化时代风气之先，自觉服膺并响应这种时代潮流，重新认识紫阳地方与大时代大社会的关系，一隅地方不能自绝于时代，一个地方可以偏远，但人的认知（见识）不能边缘化，紫阳应该汇入时代，应该出现新型人才，而教育转型是个关键，办新式教育方是正途。这样才能根本上让紫阳乡注入时代的生机活力，新型人才得以成长，家庭和社会才能良性发展。 当然，廖章萱不可能有如此健全的理性认知，他只是基于自己的传统和学识，基于自己对时代的感觉，紫阳乡地方在时代的应然姿态，做人做事的宗旨，一句话就是基于自己的感觉和责任。 我以为，廖章萱做过民国基层行政者（相当于村长），他与时代政治有紧密联系，而且乡里已出现田克明这样的大才，他有一定的政治视野和乡村治理经验。果然，1936年紫阳乡划归上犹管辖，他做店背乡乡长，抗战时期带领本乡青壮劳力参加国家（在大余县）飞机杨建设，抗战胜利后，当选为县参议员，参加了全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决策和审议。 所以，“在他任店背乡长期间，提议并成功实现了把乡公所所在地从较偏僻的店背迁移到区域中心的高基坪。”从而“紫阳乡”正名，高基坪便成了全乡的行政中心。这一“转移”应该视为紫阳发展的里程碑。紫阳乡名确立与它相拥有的文化内涵相吻合，流淌泱泱大气。只有熟悉紫阳的历史和现实，把紫阳当故乡（原乡）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眼光和胸襟，他才有如此作为。乡民对他“立身立言立德树楷模 / 为学为民为政写人生”的评价名实相符。 廖章萱可以是、也应该是转型年代紫阳“原乡”的灵魂式人物。 从紫阳乡贤廖章萱，我联想到自己长篇小说《旷野黄花》（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0 年版）客家乡绅黄盛萱，后者是我“田野作业”加艺术想象所塑造的人物，我把他定位于“传统客家精神向现代客家精神转化的乡村把守者，在把守中开创，在开创中把守。”紫阳乡这位廖先生竟又是一位我的“人物原型”，我更加相信出现过紫阳—上犹— 南赣实存性的农耕原乡。 如雕刻能手周太增，他小学没毕业，在家种地，自学画画和雕刻（从刻印章开始），1972 年参加省二轻工业展览会，他的《龙头拐杖》等 3 件工艺品送展，《龙头拐杖》被选送参加广州交易会。 再如当代中科院院士黄路生，现任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他于 1996、1999、2000 年分别赴法国、德国、美国和英国大学攻读博士，专攻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201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有许多刻苦攻读站前列的故事，但是他小时“放下书包就到地里帮忙干活”，他母亲以儿子“无论在国内工作还是在海外求学，几乎每周都会打电话回家问寒问暖”而骄傲，他每次回家都会上门拜访小学老师，或者请老师到家里吃饭。他心里这么想，乡亲们也是这么看：“家乡是事业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上面提到的众紫阳贤俊，都是特定年代紫阳的“新人”，或叫紫阳新气象。正如上海学人陆梅所说：“新”是“旧”的重温和唤醒。如果“新”意味着现代性和内在的精神性，那么这个现代性和精神性也是有母根和源头的（《文学报》2020.1.2）。紫阳乡贤俊们感受到新的时代风气，即时代之新，他们的新作为表明自己是紫阳“新人”，新作为就是践行职责良心，就是对紫阳文化传统的重温和唤醒，自然就是紫阳的创新。 从紫阳贤能才俊的人生历程，从那些文化古迹，我们能看到紫阳“原乡”徜徉，原乡精神闪耀，原乡精气神渗入血液，进入记忆。 进入 20 世纪即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一体化进程加快，交通改善，信息流通，教育普及，紫阳人以自己的底气和坚毅拥抱时代，奉献才情，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也刷新并提升了紫阳“原乡”的境界。“原乡”在流变中闪光。 我们也看到，民族国家的政治一体化之路并不平坦，遭逢政权更替，紫阳这块土地，连同它的儿女，历经了动乱和创伤。对紫阳乡而言，在面对时代机遇的同时，“原乡”同样褪色和式微（在好些乡村“原乡” 已然消失），原乡精神流失多多。但是，有本书为证，紫阳“原乡”的深刻记忆犹在，“原乡”氛围和基础仍在。因为从这块土地出去的人们，不论杰出还是平凡，心灵中都有一个“原乡”。石在，火在；原乡在，我们就能走得更踏实、更远。 书里的“原乡”是我们共同的原乡。它是我念兹在兹的实存性原乡。 近些年，我认定存在自在、自为、自主、本原、自治状态下而彰显的乡土主体性，通过自己的乡土写作探寻赣南和江西曾经的原乡。2015 年以来，在对自己的一部长篇小说《别人的太阳》连续进行 7 次修改，还写下心得体会《赣南大地：农村、乡村和原乡》一文（《赣南社会科学》2019 年第 3 期），对赣南乡土建设做出自己的思考。 我在这篇拙文坦言：乡村乃中国文化积淀之地。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南方乡村有过一段成熟、自治的农耕生活，这是本然的乡村即原乡；作为农耕文明，“原乡” 不是静止的、停滞的，发展的时代撵动它，也淘洗它，更重要的，是乡人不断以血性活力更新和完善它；在农村空心化的今天，乡村的“实心化”是在“心的实在”即乡民存在感、心灵安妥感基础上的乡村建设的重要课题。于是就有对农耕原乡的回望。 我竟在《紫阳乡》一书找到了“印证”，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有幸也有趣。藉此洋洋万言，我弥补自己一度因觉得紫阳乡边远而疏远——远望的遗憾。 说起来，我曾经可能成为一个紫阳乡农民，后来有几次亦与紫阳乡擦肩而过。最初是 1968 年 8 月被停课一年，我们这些初高中城镇学生准备下乡，我从县政府安置办公室打印的名单上，知道自己分在紫阳的下佐大队。我打听分在同一个公社同一个大队的同学，甚至旋起在此乡成家的浪漫想象。这时我却被截下留下来“受批”，我竟下乡而不得，在县城悬浮一阵。10 月因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我得以解脱，却下放去了两个月前我弟弟先去的黄沙公社龙头大队第四生产队，我的家（母亲带着 3 个妹妹）也跟随而来，一干 12 年。我熟悉黄埠乡土的同时与紫阳乡失之交臂。同是下放农村，不同的地点对我是不同的人生；假如当年我下放紫阳乡，也许我不会成为作家，也就不能那么深刻地感受紫阳了。但是，我成了作家，更乐见紫阳乡的讯息。 第二次是 1991 年秋，其时我已在县文联工作，且是省政协委员，那年我准备写发展油茶的提案，考察地点选择紫阳乡，县政协主席刘国盛先生陪我到紫阳乡采访。虽住了几天，访问了正在开垦油茶山的乡民，也谈不上深入，更没有今天所持的乡村建设的视野。 再一次是 2015 年 9 月，我看到《上犹紫阳上门女婿多又多》（载《赣州晚报》 2015 年 8 月 11 日），全乡 3800 多户家庭中就有 230 多户家庭“娶女婿”，几乎每个村都有二三十户。这些女婿有的来自本县乡村，有的来自外县市、外省。他们有的上世纪 80 年代初“嫁”到此地，有的则因新世纪在都市打工结识而随女“嫁”来（俗语说“到紫阳撑门”）。他们以勤劳、重感情、上进心强的优良品质赢得了尊重，他们与当地融主一体，推动着当地的历史，也创造着自己（包括家庭）的历史。他们也就成了新世纪乡村建设的新生力量新鲜血液，乡村因之而敞现新的活力和魅力。我以此“紫阳事例”写了《“远村”的呼唤》一文，刊发在 2015 年 9 月《赣州晚报》时评专栏上。 我认为此“紫阳事例”更带有集群性，也就更具有社会性—— 乡村建设的启示。联系紫阳乡的“移民史”——新老客家进入史，联系本书，这实在是紫阳一种新型的移民景观，更显现紫阳原乡的搏动和蜕变——事实上紫阳“原乡”也在式微和裂变中，裂变中依然彰显“原乡”的魅力。 换句话说，紫阳原乡在呼唤，我的写作在回应，我在走近紫阳乡土。 最近的一次，缘由县政协编印的上犹文史资料《上犹乡土》，作家、原省文联主席刘华先生正在研究江西民俗，他大概看到了《源溪大门前坊划船歌》，很感兴趣，想到紫阳实地看船灯、听船歌。去年春节前电话联系我，我也与紫阳乡联系好了。但刘华先生因事没能成行。紫阳乡独特的风俗民情已经引起外界的关注，令人欣慰。但于我，又错失了在新世纪一次踏看紫阳的机会。 终于我又与紫阳乡“相遇”，这是一次奇特的精神相遇。这些天我受理此书，紫阳乡于我不再陌生。我对此书的阅读再阅读，宛若走进紫阳“原乡”深处，更是不能自已。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原乡离我们已远，然而原乡似曾归来。我“近距离”勘察紫阳原乡的诞生，原乡的充盈，原乡的延续，原乡的裂变，听到了紫阳——上犹——南赣原乡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