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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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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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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蒿莱(节选)

文/范剑鸣

第一章 终究被乡土招安

1、高岭

夕阳西下,苍翠的山岭起伏连绵,次第浓淡,像是颠连直奔东溟,又像围拢而来,聆听我在山岭独行的足音。朝北俯瞰,岭间有一片静止的水域,像明丽的弧线由东往西蜿蜒曲折,那就是梅江。它在二十一世纪引来了大坝长桥,一座库区移民形成的村落在水边盘结,屋舍鲜明。

从山下的村子到山顶的隘口,正好是半个小时。一个来回,就是我每天黄昏散步的时间。三年多来,我周而复始的行走在这条山路上,一次次远眺落日西沉,隐没于群山之中。而清晨,当我站在长桥东望,朝阳从山岭跳出,带来新鲜的时光。这段爬山的路程,经过几次测试。起初,爬到了山梁的拐角,就以为到登上了山顶,但朝南边望去,又有一座更高的隘口,隘口边的山顶耸立着一座电讯塔,发出银白的光芒。莫测路之远近,看看暮色,并不敢继续往上走。后来调整时间,才登上高岭。在电讯塔边朝东南远眺,是另一个村子,一条庞大的山涧在岭间奔腾,水声经冬不息,随风入耳。

这片绵延的山岭之中,坐落着六七个行政村,曾是一个独立的行政乡,以“下坝”为乡名。当我熟悉了这里的山川地理,曾对地名中的“坝”字颇有感慨:一个字代表多种意思,居然还是互相对立。据汉语词典解释,“坝”有六种意思,一是指拦截水流的建筑物,这是最平常的含义。此外也指堤岸,继续引申,又指称平地,把两个对立的地形混在一起。第四种意义,是指水中的建筑物,相当于溪河上的石堰,高耸水面,这跟第一种意思差不多。又由此延伸,却是沙滩、沙洲,高耸之物跟平坦之地同置一字。第六种含义,是指农具,通“耙”,倒充满象形的意思,耕作之时泥水翻滚如水过大坝,耙过之后的田野一马平川,这农具不经意像词典一样,把两种相反相成的地貌归置到一起。

坝就像一个词义的矛盾体,相反相成。翻了词典之后,我在想,如何理解这群山之中的“坝”呢?比如沙洲坝,自然取的是平地的意思。而梅江边的村子,宽阔平旷的地方一般叫洲,我老家的村子就叫上长洲,虽然那洲的平缓之处非常狭窄,但与梅江宽阔的江面联合,也算是“山外面”了。在这片群山之中,称作“坝”显然是相反的。这里崇山峻岭,把滚滚西来的梅江一挡,河水改了方向,高山对河水原来就这么霸道。如此一看,“坝”字简化了非常可惜,繁体字的音旁是“霸”,这不兼具了会意?

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在央视热播之后,我意外发现:“塞罕坝”蒙语的意思就是“美丽的高岭”,这样说来,下坝就成了汉语中的“塞罕坝”,是梅江边“美丽的高岭”。在电视剧里,“下坝”,是指离开塞罕坝,是一个动词。当然,梅江边的下坝,是一个地域名词。

早年,我有一位同学从梅江上游调来此地教书。我对这种调动颇感奇怪,同是偏远山乡,有调动的必要吗?同学笑着告诉我,原来的山乡有个叫山潭的学校,他们两哥们主动要求分到一起,一个自称卧龙,一个自称伏虎,都是贬谪而去的,为此不时会跟教办抬杠,而这种调动拆分,自然是一种管理策略。同学去报到时曾经叫上我,那是我第一次来到下坝,蜿蜒的公路沿江而下,到了安全的地界就突然拐进深山,路的尽头就是一个小圩镇,不到五百米的街道截断于高岭之下,像是赶集的乡民醉倒在山脚。

二十多年之后,我再次来到这里,而且是住了下来。我驻村之后,城里的朋友问,在哪个地界隐居呢?我就说,安全。他们不知道,我又说,就是下坝,于是他们就明白了,知道我突然去了一个远离县城的地方,过上了一种寄居的乡村生活。

我所驻的村子在梅江拐弯之处。我一直疑心村名以前应该叫“庵前”,后来才知道,这个名在一百年前就这么叫了。据民国《瑞金县志稿》载,下坝有一条下坝溪,收拢各村的溪水成河,贯穿下坝全境:“自荣坑逆折而西,护田绕麓,纡回行数十里。近陈氏祠里许,溪产金甚精,士人因淘取者众,严禁以保地灵。流至安全陇,汇齐水、禾坑诸小溪水,纡余曲折而出,至黄坑口,会梅水,东下流于贡水。”

下坝溪的终点黄坑口,是一个移民新村,人气骤旺,三条南北向的宽阔街道,分列着一排排新建的店铺式砖房,挺好的一个圩场,原是打算取代下坝的集镇,无奈市集惯性巨大,至今还没有择日开圩。移民新村建在黄坑口,是由于这里建起了一座大型水电站,于是河床抬高,村子成为一个库区村落,新村就成为一个三面环水的小村镇。黄坑口原来是一个老渡口,因此有一些人气基础。以前上游村镇的船帮到了黄坑口,就算到了自己的老家,会突然放下一路的风波,泊于渡口边住一个晚上,上岸沽酒寻乐,稍事休歇,次日才解缆继续上行。老渡口摆渡了几百年,十年前修筑了一座大桥,过往的行人多是对岸村子的乡亲。

最初进村的时候,晨昏散步的路径非常固定,出了村子就向梅江边走,大坝和长桥,加上库区两岸的水泥路,形成一个完美的环形跑道,水电站的职工始终就在群山中的跑道里运动。后来我傍晚散步转向山中。这么周而复始地登上山顶,一路上可以尽情欣赏四时景色。“岭上开遍哟映山红”,那是春天的旋律。“岭山多白云”,这是夏天的诗句。“树树皆秋色,山山余落晖”,这当然是在说枫叶的物候。一个人在高岭上行走,可以纵情地呐喊歌唱,眺望高路入云,俯瞰河湾大坝。“美丽的高岭”,在群山之巅能找到贴切的感知。

散步上山,我更喜欢独自一人。后来同事钟进村住了段时间,就带着他一起。有一天,我们特意增加一个钟头散步时间,用来征服另一座山峰。登上电讯塔边的隘口,仰望那座山峰,离水泥路并不远,但却没有一条现成的路可上。我们沿着山坡一路攀爬,远看山顶就在前面,但草木越来越深,开道越来越难,同事说还是放弃吧,反正看清了山顶上那堆石头。我说了些鼓劲的话,就继续前进,艰难地扒开灌木和荆丛,登到顶上一看,山巅原来是一块独立的岩石,南侧还用石块砌起了峭壁,从留下的痕迹来看应该是一座哨所。登顶四望,顿觉眼界更其空阔,群山颠连奔往天际,黄坑口像一座小岛,岛上房舍新鲜而密集,大江东来锁于群山,高岭成坝的气象廓然如画。

在村子里驻扎,主要工作就是把村子里的乡亲们精准地一分为二: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然后又要精准地把他们合二为一:脱贫。我发现这个二分法像极了下坝这个“坝”字,多义而模糊,对立而统一。在一个村子里,贫富分化显然存在,但生活水平的分辨不那么容易。特别是会有一个中间群体,于是产生一个特殊的名词,边缘户。有一段时间,县里为了脱贫摘帽,让大家认真反思工作疏漏之处,确保脱贫评估验收时没有一户认定为漏评或错退,于是我们细心梳理,把这些边缘视作重点人群,整理成另一个关心关注的台账。这些乡亲,就像一道贫困和富裕之间的堤岸,不经意间成为风景的“坝”。

在驻村的日子里,我没办法像梭罗一样,劝导大家抛弃俗世的生活观念,甘贫乐道似乎只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自慰,而无法跟乡亲们交流共鸣,虽然他们表面上给人这样一种错觉,并且被一些作家所捕获和渲染。“五年多来,我就靠自己的一双手,养活了自己,我发现,一年只要工作六个星期,就可承担所有的生活费用。整个冬天,以及大半个夏天,我都在自由而安静地读书。”当我在村子里阅读《瓦尔登湖》的时候,简直就要把梭罗认定为一个标准的贫困户。

按我们现在推行的标准,无论是年收入还是住房,梭罗都没有达到,而他精神的富有又不能作为考量的指标。第一年梭罗的收入不到9美元,我们这里年收入3000元以下就算贫困,低保标准是每年3660元。梭罗的房子是购买别人棚屋材料在湖边建造的,家具简陋,门窗简单,不保证它会不会跑风漏雨。而我们村里那些土坯房的老人,都纷纷被动员搬离,政府认为他们应该和儿子们一起到红砖房享福去,土屋成为寒窗的代名词,虽然这些土屋有的结实可居。当然,有理由认为,梭罗大部分时间在湖边读书和散步,可以算作一个劳动、一种投资,否则他怎么能写出那本传世之作,把他的思想从瓦尔登湖一直传播到梅江边?

我经历的扶贫工作,有时接近于一种慈善事业。梭罗恰恰是反对那种简单给予的资助方式,而是倡导自力更生,这倒符合了我们的工作方向。就低和向上,平地和高岭,一直是人类的精神两极。我曾经设想,梭罗居于湖边,从物质生活上看是平地,但从精神生活上看是高岭,但如果他熟悉了汉语中“坝”字中所蕴含的对立统一,熟悉了这里的山川纠缠,估计会形成另一个观念。

几年间,我以一种特殊的角色楔入了这个人群,和他们发生摩擦,互相提醒着、研究着当下的时代,对贫困的内涵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打量和探究。经过几年努力,乡亲们脱贫摘帽了,“万家墨面没蒿莱”,也该是“起蒿莱”了。离开这片高山岭之地,我时常会想些那些乡亲的面孔,当时的焦虑和宽慰,争执和微笑。“回到你那可憎的破屋里去吧/等你看到了那些明亮的新星/好好研究,看那最有价值的是什么”(鲁卡的《贫困的托辞》)。在那些风吹蒿莱的岁月,我和他们频频接触,我们彼此都保存着不少生动的记忆。

后来在县城西郊爬山,每次远眺西山,我都会不经意想起梅江边的高岭。是的,那片高岭,让我习惯了一小时的路程,知道了映山红有酸酸的味道,找到了与林泉溪涧相协调的手机音乐,甚至痛风的小毛病也不经意走失了。

2、薄酒

在村子里的时候,我慢慢喜欢上了一种米酒。是不是叫米酒,我还不敢肯定,或者说还没有人进行过认真而科学的命名,但它与我平常看到的米酒并不是一回事。

农家的腊酒是一种米酒,黄黄的,所以有的地方叫黄酒。而我们梅江人家喜欢称之为水酒,有时诙谐一点的乡民,又叫它水沽酒、水沽子。由于腊月集中酿酒,以备春节待客,米酒也叫腊酒。到了腊月正月,我们在村子里走访的时候,乡亲们多拿出自酿的米酒,如果是天冷就会先热一下。这种酒是用一种糯米做的。我发现村里虽然田地一般只种一季中稻了,但酒粮却不会少种。这是我惟一能叫出名称的稻子,叫大禾子。我自小熟悉农家制米酒的过程,把糯米蒸熟,冲水,下曲,入瓮,捂温,米饭就慢慢地糅化,粮谷里的精华变成一种全新的液体。

这是中国先祖留下的饮食智慧。延续几千年的老办法,本来不需要创新,但我们村的乡亲们却对它加以了发展。

农村自酿米酒,留下大摊酒糟。以前这些酒糟是喂猪的饵料。但现在农村家庭零星养猪的几乎绝迹,但酿酒却仍然进行,这样酒糟就没有了大用场,多般只好废弃。我们村的乡民也许就在这种心疼中得到灵感,对酒糟进行再利用,而这种利用居然是再次酿酒!我不清楚这种重复利用的办法别的地方没有,反正我在梅江边第一次看到。

我在村支书家里看过这种制酒的器具。支书家一处独立的小山坳,一栋两层的红砖房依傍着高岭,旁边是一排猪舍。这是个勤劳致富的人家,村支书杀猪也养猪。有一次上他家喝酒,我看到他家的厨房里正在酿酒。一看那酿酒的器具,就知道不是做米酒,而是做谷烧。谷烧同样是用稻子作酒粮,但不需要蒸煮,不需要下曲,而是直接把酒粮放在器具里蒸馏。米酒与谷烧,其实并不是米与谷的区别,而是米与饭的区别。乡民们把这种蒸馏法称为篦酒,或许是逼酒,让粮谷交出酒液,确实有强制的意思。

村支书家的蒸馏器是一个烧制的泥钵。这种蒸钵与平常的食钵形态一样,只是两个钵体上下相通。一只倒扣在大铁锅里,宽口朝下,盖住了酒粮,而上端开了一个小口,上头接着的是另一个反方向放置的泥钵。蒸钵里凝成了圆溜溜的一滴,顺着蒸钵一个小嘴,滑进了白色的塑料管,走上近两尺的路程,这酒滴就轻叹一声掉进了塑料壶,漾起一个小涟漪,那就是谷烧了。支书家养猪,正需要各种酒糟充作食饵,谷烧和米酒馈赠的只是液体的精华,谷物饭料的外壳终究留下,进入肉猪的肚子里。

但是,我还看到乡民们把米酒留下的酒糟,放在制谷烧的器具里再次蒸馏,酿出一种新的品种。原料是米酒的酒糟,制作是谷烧的办法,我不知道叫它米酒,还是谷烧。这种酒与谷烧颜色相似,微呈白色,又接近于透明,但它的味道比谷烧淡多了。如果把这种酒拿出来待客,我估计多般是不好出手的,会让客人误以为是白开水。喝白酒的人多喜欢高度数,村子里喝酒的男人就叫嚣,没有52度上的酒不是白酒,他们不喜欢喝。爱米酒的人,又迷恋那股浓浓的醇香,黄黄的色泽。如此说来,这种米酒,这种酒糟的再利用,简直说不上是酒,味儿淡极了,它最多能算一种解渴的饮料。

这也叫酒?村子里会酒的男人嘲笑道。

这也叫酒?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制酒法,听到酒粮是废弃的酒糟,觉得简直是村民跟酒神开了一个无害的玩笑。这酒不过是聊胜于无,就像有的人用米粉暂代面条,有的人用素菜仿制鱼肉,有的人画饼可以充饥。这肯定是来源于乡民们的幽默感。他们舍不得那些酒糟,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水酒或酒水,以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自己和客人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他们把这种酒装在塑料壶里、瓶子里,专门酬劳不大喝酒、不能喝酒的人,让他们在水里喝出了酒味,或者在酒里喝出了水味。

去石头家走访,他妻子总要挽留我喝点什么才让走。她拿出啤酒或米酒,我说在村里呆了一年,呆出了痛风的毛病,不能喝啤酒和黄酒了。她又拿出白酒,我说别开酒,我皮肤过敏不能喝白酒。她想制擂茶,我知道好颇为费时,又加劝阻。她只好倒上白开水,端出果品,热情地招待我。我们聊着最近在哪里做工,孩子在学校花费怎么样,东拉西扯的。突然,她又想起什么似的,有点难为情地说,有一种淡米酒,不知道你喝不喝,酒不浓,不醉人,要不要试试?我听了就说那就来一点。果然是清淡寡味,但略有酒的余意。我多喝了几口,又觉得时有点什么内涵,像一首值得品味的口语诗。

记得那天我是趁着天凉,上石头家走访的。他妻子挽留我吃饭,我说不要,外头准备好了,正等我回去吃饭。我就着果品不知不觉喝了一大碗,起身离开的时候发现这酒竟然是酒了,醉意慢慢地上来。我知道准是由于空腹,那略有酒精的米酒趁机放大了的功效,像一个能力不强但挺会汇报工作的干部。走在回村委的公路上,我的脚底轻飘飘的。

我于是开始迷恋这种米酒了。

早年我就喜欢喝水酒。在村子里,我喜欢复制和怀念古诗中的饮酒场景。跟乡亲们喝酒,是一件惬意的事情。那热乎乎的黄酒上来,就像坐在一首古诗中,面对着殷勤的乡民,古老的温情包围着身心。我喜欢看乡民泥饮。酒后说出的真话是一种骨气,而燃烧的勇气也受到别人的怂恿。卷动的舌头不时说出了大逆不道,此刻的他确实是天王老子也不认,也要喝下他的敬酒。宗法制的乡村早已瓦解,人们的信仰哪里去了,只管把日子从瓶子里取出来,有多少是多少。他不是陶渊明,但我相信他家真的种下了五亩地的酒粮,足够醉一年。多少次在梅江边的公路上,我看到酒徒走出圩场,醉倒在草地上。

有时候,与田父泥饮,我也不知不觉破禁,喝得高了起来。醉意起时,家国何在,心头的块垒何在,对于宫廷中的宴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把戏,南方的黄酒从来不认帐。江河奔涌啊,天高地远啊,当书生放下酒杯,向着北方的试院遥遥注目,而这群南方的草民,只有在酒瓮空了的那一刻,才会让乡村露出愁苦的脸容。他们的执杯之力进攻着满腹斯文。胡子边的酒滴让我想到了古诗中的好传统。诗酒趁年华,而我心已迟暮,被田父的一番宿命论灌醉,激活,瞬间坦然于前半生的狂狷,后半生的萧瑟。

但得了痛风之后,我控制着这种泥饮,这种醉意的体验便减少了许多。是这种米酒,这种被酒鬼嘲笑的米酒,让我找回了醉的感觉。而正是这种感觉,让我发生一次误会,吃尽了苦头。有一次,我和村干部到山中果园的工人住房里唱歌,晚餐时一位村民特意回到家里抱来一只玻璃酒瓮,装的是白酒,说是自家酿的。我以为这就是那种酒尾,所以大家频频劝酒时就不以为然,豪情满怀,不知不觉喝了三四杯,不料醉得一塌糊涂,翻江倒海生不如死,这是我第一次在村子里受到这种伤害,大伤元气之余一问,才知道那确实是自家酿的,不过是52度的而已。我恍然大悟,追悔莫及。

有一段时间,县里要求全部干部都住在村里,做好结对贫困户的工作,频繁地宣传政策,整治家庭场景,提升脱贫水平,提升满意度,文件里叫做“一边倒”“六加一”。单位另一个挂点村的同事来到村里玩,便一起在村里吃饭。无酒不算招待,但来客并不好酒,于是我想到了那种米酒。但这种无处有售,只是村民备在家里聊以应付。有一位阿姨是贫困户,村里安排了她家一个扶贫专岗,就是为村里搞搞卫生,每月六七百元工资。阿姨年过花甲,每天很勤快地为村委会打扫卫生。于是我问她,村子里能不能搞到那种米酒?她听懂了我的意思,说,家里正有。于是她立即回家里带来了三瓶,我要付钱,她怎么也不肯。

我只好谢过,带着米酒到了村干部的家里。村里并没有开伙,我们吃饭是村干部家里定点搭伙。我对同事说,远客光临,作为第一书记略备薄酒欢迎。一来二往,我与同事便喝了开来,不觉有了微醺。同事是个喜欢说笑的人,就借着酒意定下规矩,要把自己一生最隐秘的情史透露出来,由大家裁判,如果认为故事好,就不要罚酒。

一个个故事半遮半掩半推半就地在饭桌上演绎,大家为了不吃罚酒,都讲得声情并茂,弄不清是真是假。那个午餐我们耗时两个多小时,大家公认最好的故事,就是同事讲述的一种淡如米酒的初恋。

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为提高写作能力,与另一个县一所中学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就是鼓励学生互相通信。她的通信对象是一位男孩。他们谈论学习,谈论理想,充满青春的梦幻。父亲发现了她的通信,指责女儿学习分心,于是她改变了收信地址。初中毕业时,由于双方功课紧张,两人的联系淡了,最终断了。

高一的时候,班里一位女同学谈恋爱了,对象正是初中时期对结的笔友。女同学喜欢跟她分享自己的快乐,跟她说起了幸福的情感。她听到非常惊讶,从未见面的笔友能够如此延续。她也说出了笔友,说出了后来的中断。女同学非常热心,说要让自己的笔友查一查,居然就是笔友的学校里。有一天女同学气喘吁吁地跑到找她,兴奋地告诉她找到了,并把问到的电话给了她。

写信变成了通电话。笔友的友谊又续了下去。两颗青春的心,在电波中越来越靠近,仍然是谈理论,谈人生,但声音变成了精神的食粮,一旦空缺就会变得烦躁不安。家里安装了电话,母亲知道她的事情,非常支持她与笔友的感情。为了躲开父亲的干涉,母亲成为她的哨兵。她和他约定了通话的时间,是晚自习回家后的一个时段。他跟奶奶住在一起,打电话自由方便。她和他约定了通话的方式,每次由他打过来试探是否到家,由她把电话打回去。不论时间早晚。有一天,她没有等到他的电话,一直等到晚上十二点多。她痛苦,焦虑,一个晚上没有睡好,决定不再理他。第二天,他把电话打了过来,解释说跟同学们一起去野外看流星雨,耽误了时间深夜才回家,打过来试探没有有人接听。她对他的解释不加反驳,但从此对他很是冷淡。

那时候,渐渐时兴QQ了。有一天上网他加了她为好友。两人又在QQ里聊了起来,中断的联系又恢复了,但一直不紧不慢,不温不火。高考结束后,他们相约到赣州见面。他们第一次从线上走到线下。他们都到赣州的亲戚家里,找了个理由来到了八境台公园。她发现他不是想象中的模样,现实的他是一个拘谨的学霸模式,而她喜欢的男孩要有一点坏坏的感觉。他不善于照顾她,她的脚崴了肿了起来,他没有帮她揉伤。她自己拎着鞋子走路。他陪着她走路,从公园里直到了游船上。船不小心侧翻了,她掉进了水里,幸亏自己爬了起来,他不知道要不要抱起来,不知道英雄救美在这时候是否合适。

她失望了。她无法确认一种恋爱的情感。他的冷淡,可以理解为不解风情,也可以理解为心中无情。她决定放弃。但是有一天,他又在QQ上约她,请她到他所在的县城做客,到他奶奶的家里做客。她希望再次确认点什么。她赴约了,乘着公交车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看到她问路,看到她孤身一人,开车的师傅问她是不是找男友,她不置可否。他到站里迎接她。奶奶在家里,没有打扰两个青年人的相会。一个上午,他开着电视,两人一起观看,他没有说话,她无话可说。她有点受不了这种气息,频频跑到卫生间。她看到亲戚在赣州寻问去向,她感到应该回去了。

他没有挽留她。她走了……

这个故事让大家沉默,让我们陷入对情感世界的品味之中。我频频地加着米酒,在酒水的气息中,大家和当事人一起分析这种奇怪的初恋。它像这种米酒一样,清淡,又有酒味,激情,又缺少烈焰。你可以放弃,也可以留恋。

3、书屋

每周进村子的时候,行李收拾起来非常简单,几身衣服而已,然后是钥匙、手机、充电器、耳麦等贴身的物件,偶然有些日常用品需要补充,也是简单明了。但惟有一项行李,想起来颇为费劲,拿起来略微迟疑,那就是书。

我有充分的乡村经历。我曾在乡间教书十五年。那时我偶尔出差进城,犹豫的也是带书问题——真是一个反向的命运。我曾在梅江边的一个村子里工作过,那时去学校还要过渡,学校里没有电,我的业余爱好是看书、弹吉它,有段时间由于书看完了,过渡去小镇向朋友借又不大方便,于是拿着几本鲁迅的文集反复重读。二十余年之后,这些经历都不会再有了。吉它完成了青春的陪伴,虽然仍然弹唱一阵子,那只能在家里,我没有带进村去的兴致。书倒堆放得到处都是,沙发上,枕头边,书橱里,我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正是落落大满的书籍,供选择的机会就太多了,让你不知道该挑哪一本,适合在村子里度过七进制的日子。

得知自己将要驻村的时候,是春节前夕。单位的领导对我说,没办法,大家都不肯进村去,你是新进来的,就轮到你了。我当然得服从组织的安排。那时,我对驻村直接的好感就是,我有时间好好地看看书了。春节过后,我刚刚读完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生命册》。小说写的是一个北方的乡村,叫无梁村。在这个村子里,作家为蔡国寅支书、虫嫂、梁五方,梁春才、杜秋月等人物的造册归档。后一些篇幅,无梁村走出去的骆驼、吴志鹏等人又串起另一个都市的生命册。如果不是刚刚读完,我也许首先会把这本书带进去,预设自己将要为村子里的人物写一本新的“生命册”。但我那时刚刚读完,我得另作打算。

那时我环睹家室,四顾茫然,一有空就会想想,随身带进村子的书籍该是什么呢?那是早春二月的一天。当时我翻过但没有看完的书已有几本,我对选择哪一本这个问题比较看重,这表明对驻村工作有着不同的预期。我似乎在为乡村生活配备最好的伴侣,对自己的写作做出最好的预判,谁都知道阅读是写作的引擎。我阅读过托马斯·曼的《魔山》,这是一块厚重的砖头,直到四年后才看完。这本书写的就是一个高山疗养医院对人的吸附和改造,我从开头的介绍中得知,书里的人物进山后居然不想离开,与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如出一辙。这确实有点预测了几年后我离村的心情。

但是,《魔山》太厚,不便携带。我竟然以这个理由放弃了它,仿佛相亲者唾弃了一个肥胖的对象。其实我不反感厚重的书。记得有一次在城里的新华书店溜达,我听到旁边的一位美女说,这么厚的书,又怎么看得完呢!看上去是刚刚考进单位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书券,左右为难。我笑着对陌生的姑娘说,如果是好看的书,厚一点不是更好吗?省得换手,省得意犹未尽。事实上,我最终放弃了《魔山》,却没有抑制住另一本厚重之书的诱惑,那就是《静静的顿河》。这是一个三卷本的小说,由于对肖洛霍夫向往已久,在最闷热的七八月里,我把它带进了村子。一段时间里,我看到村子里的人物,都仿佛是顿河边的乡亲。

当时,我还想带梭罗的《瓦尔登湖》进村。毕竟这本小巧,虽然已经看过,但我想重新阅读。我当时已经翻阅了不少页码,特别是看到《阅读》这个章节,梭罗讲到了阅读对人生的开启,有许多精彩的好句子,这是作家面对康科德小镇居民的讲座,有描写,有辨析,有叙事,当时我正在构思一部长诗,需要这样一部有哲学思辨的著作来开启我的写作。但我又马上责问自己,还有那么多新书未读,不充分利用下乡的时间好好阅读,不会感觉可惜吗?于是我又放弃了,直到两年后我才把《瓦尔登湖》带进村里。那是接近告别的日子,我匆匆离开村子的时候,居然把这本书落在了村子里,冥冥中这本书适合在河湾滞留,像我后来的去向。

把三卷本的小说带进村去,这似乎只是一个特例,表示我确实要扎根在村子里,狠狠地读上一阵子了。但更多的时候,我会挑一本薄薄的书,放在一个手提袋里,就随着伙伴们进村去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得随时准备周末进去,一看到微信上的通知,我们就匆匆约集伙伴进村,坐上一个多小时去往镇里开会。周日下午或晚上,开会似乎成为惯例,成为镇里对我们工作队点名查岗的好办法。显然,我不大方便拎起一个大部头下乡,而趋向挑选中等身材的图书:加缪,莫言,莫迪亚诺,蓝蓝,米沃什,奥登,卡夫卡,王家新,孙昕晨,周宁,霍金,福克纳……几年来,这些书籍如果不是在城乡之间流动,我相信村子里已经有了一座无形的书屋。

我至今依然记得夜读莫言《金鲤》《夜渔》《鱼市》诸篇的情形。那是春天的夜晚,我的肉身似乎成为语言艺术的屏障。持久的阅读把世道演绎于内心,和小村苍莽的夜色。北方的河流,北方的人物,突然适应了南方的气息。纸上的文本渐渐溢出了词语原有的轮廓,在这个远方的村落里找到新的舞台。分水坳,黄坑口,河子背,圩场,古道,河湾,鸡鸣犬吠,低头赶路的劳动者,醉翁……我在白天走过了大地,见到了陌生的屋宇,集镇,街道。我有足够丰富的地理版图,来安放书上新颖的人生,来迎接作家的声名和才华,那响遍华夏的隆隆足音。

我在阅读中发现,人生的关键是内心世界。在梅江边,我从屠刀下看到过善良,从称星里观察到人心的公正,从残疾的腿脚里注意到尘世的平稳。而莫言笔下那条诡异的金鲤,村庄的夜色为它闪开了波浪。我暗暗叹息,人间的道路千篇一律,不妨把书中那颗恶人割下的头颅献祭给南方的山河,让沿着旧途而来的骡马驮着民间的良知,落流到南方的村落——它远离尘世繁花,将为更多的典籍找到立足之地。阅读打开了群山的局促。我不知道昌耀当年流放青海的深山,是不是有过同样的阅读之福。读后释卷,总是让我感叹,北方有北方的生死场,南方有南方的名利圈,还有多少人褪去士子的青衿,以尽牍相伴苟安于世。在灯光独语的村落,山峦静默已久,等候释卷的一刻迎接纸上的故人。

但是,毕竟有时匆匆进村,我会落下书籍,或者有时带进去的书看得太快,像一个疏于算计的运粮官,为自己的过失而懊悔。那时我大多搭乘另一个单位朋友的车子,我不可能为了拿书特意回城一趟。

这时,我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去村子里的农家书屋借书。

这是村里惟一能够瓷住我脚步的地方,就像任何一座城市的书店。其实进村后几个月,我就发现了这样的书屋。那是坐落于新村街头的一个小店,村里的小店简单得很,也方便得很。现在小镇的集市其实留不住人,由于农村交通改善,赶集的人流动性大,不再像以前那样摩肩接踵,供货商也开着车子直接送货进村,副食小店成为乡亲们购买日用品主要场所。村里这家店是中年汉子庆开的,小店门额上的店招其实挺让人忌讳:花圈纸扎店。平时村里的干部互相打趣的时候会说到庆的店,说是不是要为庆的小店送生意了,意思是说要永垂不朽了。

但人们并不避讳小店的招牌,这其实也是一家副食小店。小店前,我常能看到一些小孩子在买零食,村民在买香烟,或者一伙人围在一起喝酒,更多的时候是四五个人围在小店的桌子上打牌。有一次,村里的干部请大家喝酒,我在小店里打量起小店的内容,居然发现两个高大的货架上,摆放着另外一种商品:图书。我感到惊讶,问起村里的干部,得到的答应是,村民庆喜欢看书,正好当了村里的图书管理员。

我第一次看到农家书屋与农家小店结合在一起,在媒体上倒是看到报道电商与书屋的融合。我曾采访过县里头一家标准的农家书屋,是长征第一山下的丰垅村。管理员是一位退休的老校长,他不但认真摆放图书,而且组织村里的学生参与阅读和写作比赛,组织村民参加读后感比赛。我看到不少村民的读后感,有的讲书屋里的技术书刊让他学会了养殖,有的讲爱上看书后村里打麻将的风气淡了下来……开始我以为是编造的,但我实地采访过这位老校长,还到过那些读者的养殖厂,于是不再怀疑。老校长发挥自己的余热,每年四月会组织开展“农民读书节”。在这样的村子,就像梭罗《瓦尔登湖》所说,“书的作者都会自然而然成为一个不可抵抗的贵族,他们对人类的影响远胜于国王和皇帝。”

但在村子里,当我看到小店里的书架,看到那些在风尘人影、酒气烟味中退避角落的图书,那些面目模糊、陈旧发黄的经典,我感到非常难受。就像看到自己喜爱的兄弟,看着它们受到欺侮自己却无能为力。我曾经跟村支书建议过,这样的农家书屋应该放到学校里,放在这里太可惜了。支书笑着说,学校里有图书室,这个是属于村里的。我有些遗憾。

其实书屋的管理员还有更适合的人选,那就是丰垅村的模式。村子里也有一位退休老校长,儿子是一位养殖专业户,家境好家庭也和谐。由于我有过十五年的乡村教师生活,每次上他家去吃饭喝茶,我就会与老校长聊起过往的教育。老校长喜欢写写字,墙上贴着他写的各种人生格言、养生经验,虽然这些知识并不是新潮的,但老校长喜欢显示他作为乡绅的一面。老校长还喜欢公益,时而跟我谈起他在村子里发现的一些问题。他看到江边禁止下水的牌子被村民随意弄倒,总要热心地扶起来。

但村委狭小,没有另外的图书室,而小店离村委会近,书屋与小店结合,是村里干部认为最合的搭配。从此以后,我一旦忘了带书进村,或者书籍提前看完,我就会到小店里去补充。我相信只有这个时候,那小店又恢复了书屋的名称,虽然这样的时日不多。书屋的图书,有名人传记,有技术书刊,有文史丛书,有文学期刊。我第一次借书的时候,管理员特意提醒我要登记,我登记的时候也特意观察了一下借阅的情况,薄薄的名册里确实有几百余次,我不知道这是应付检查编造的业绩,还是村民真实的阅读数量。

让我感慨的是,如果时间倒退三十年,如果梅江边的村子那时就有这样的书屋,我可能会是另一个人生。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们所经历的不只是物质的匮乏,更是文化的缺失。记得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根本没有作文书供你阅读,老师曾经动员大家买一本书,全班就我没钱买,恩师特意送给我一本。上初中的时候,叔叔正好在文化站工作,镇里居然有阅览室,我欣喜若狂,但图书不能带回家。就是在乡村学校参加工作之后,图书仍然是极其匮乏的,学校里根本没有图书室,我往往只能借助报纸或杂志上的广告,邮购自己看中的新书。

“书非借不能读也”,贫时借书是难得而珍惜的。而政府的文化惠民政策,正是对乡村文化生活的倡导和补充,虽然政策落实之后结局并非完全理想。其实这是一个大环境的变化,不独是乡村,城镇也是一样。文化载体的多样化和电子化,纸书的存在往往是一种窘境。几年前,中国作协曾经为我们县有两个村子各捐赠了三千册图书,两个村特意打造了漂亮的图书室,三千册图书为书屋营造了高大上的气象。我和朋友曾经感慨,如果每个周末来这个书屋坐坐,会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特意去过一个村子的书屋借书,一大片文学书籍让我难分难舍,但村子离城毕竟二十余公里,何况书屋管理员不能天天呆在那里,我相信大部分时间里,那书屋还是冷落的。

但我相信读者总是以一种意外的方式隐匿着。我在村子里曾经借过一本《小说选刊》,封面上泛满油腻,不知道是源于小店还是源于读者。我在书页中意外地发现了几个英语单词,一些句子下划着横线。我从单词推断,这位读者应该是村子里的中学生。也许是一个周末,也许是一个假期,他或她来到书屋借了这本书,阅读的时候还不忘学习,随手写下几个单词。我看到书上的这些笔迹并不愤慨,反而感到颇为亲切,毕竟这是一本文学期刊,毕竟这不是一本青春小说。

后来,每次进到小店,我都会特意朝那些图书看上几眼。我借阅读过五六本文学书刊,虽然他们一律风尘满面,陈旧发黄,但我相信它们是欣慰的。每一本书的命运是不同的,每一本书介入读者的命运也是不同的。我总会猜测,任何一个书屋,任何一本书,都有可能隐藏着一个阅读故事,背后有一位可爱的读者,这位读者多年之后满眼沧桑,追忆早年的文化营养时会回溯到某个村子,某本破旧的书刊,就像我现在一样。

有时我还会想,如果你的著作出现在这样一个村子里,出现在这样一个书屋,作为作者的你,愿意吗?我不能肯定地回答,但事实上这样的疑惑确实发生在我的身上。在村子里几年时间里,我出版了两本诗集。有一次,一位文广新局的朋友问我,你不是写东西吗?可以让你的书进入农家书屋,在驻村之前他就是负责这个事儿的呢!

我心里一惊,突然就想到了我村子里的书屋,想到了自己曾经的设想。说实话,我对此建议并不热心,我的书是诗集,在村子里根本不会有读者,虽然诗集里的作品有些就是书写这个小村子。但我想把积压存放的样书清减一些。在朋友的怂恿下,我联系了文广新局的干部。有一天晚上,负责的干部打电话对我说,你的书已经上报批复,县里已经采购了你的书。我听了大吃一惊。我并不知道操作程序,不知道上报之后省里联系的是出版社而不是我,为此出版社加印了几百本我的诗集,作为农家书屋的配送产品。而我的样书,依然堆放在车库里。

后来,由于管理的变化,书屋从小店搬到了村委会二楼。就时常能看到村民前来借书了。一位中年村民喜欢看小说,新近的一批图书上架之后,被他陆续借去。一位老农问起有没有种白莲的,原因是村里刚发展白莲产业,而他家白莲长得不大好。有位贫困户问起养蜂的实用图书,那是刚刚政府要免费送他十箱蜜蜂,这是后续巩固的扶贫项目。

而我的诗集,果然就在新一批图书之列,摆放在书架上。它当然将在村子里忍受持久的孤清,就像我有时在村委小楼与一些图书形影相吊。我甚至虚拟过这样的情景,如果我正在写作的书稿出版了,是否会有一本来到这个小村子里,向乡亲们致敬,向这片美丽的高岭道谢?

或者说,由于农家书屋的存续,会不会有一本书将代替我,永远地驻守在这个梅江边的村子里?

4、音乐

每天早上去河湾散步,就能听到对岸的林子里画眉鸟发出欢快的啼唱。对于这位大自然的乐手,我敬意有加。它与我一样,与梭罗一样,把黎明作为一天中最美好的时辰。这时候的河湾,竹筏浮动在袅袅的雾气之中,岸边的老农准时把那头黄牛牵到洼地里吃草,那悠长而雄性的哞叫仿佛是最有力的伴奏。

但画眉鸟的野心是想用音乐来独占每一个黎明,而且这个计划无限期地进行着。

在黎明的河湾,在所有歌唱的生物中,它制造了最宛转的声响,它的乐谱变化多端,高低起落,澎湃连绵,难以把握那里是起调,那里是休止符,那里是尾声。而且声音高亢。有时我登上河湾西边的高岗,眺望太阳从梅江上游升起,那河湾的画眉鸟把歌声远远地送到我的耳边。春天的一个早上,我走到梅江大桥的中间,大雾把天地完全淹没了,两岸的青山,桥下的河流,远处的村舍,下游的大坝,全部濡没在乳白色的浓雾之中。我顿时失去了人间的依托,找不到东南西北,仿佛随着脚下的桥梁在沉沦,又感觉是乘着浮槎在上升。我陷入了创世纪的空旷之中,这时突然听到了画眉鸟的鸣啭,从岸边远远地传来,我忽然就找回了人间,找回了天地的依托,仿佛这鸟声就是洪荒中递来的橄榄枝和谷种。

有几次在河湾行走,我情不自禁停下脚步,试图呼应这只画眉鸟的赞美诗,在路上模仿画眉鸟的曲子吹起了口哨。鸟儿一定是听出了亦步亦趋的模仿,它突然中断了啼唱,我的哨声顿时无所依傍,又不能自我发挥,也只好跟随着停了下来。仿佛是一个简短的歇息,画眉鸟又欢快地继续自己的表演。我从来没有完整地听完一场画眉鸟的演唱会。我早上散步的时间一般是半个小时,就要按时地到回到村子里早餐。画眉鸟其实准备了好多曲子,每一支曲子时间大概是一分钟。画眉鸟不时会换个枝头,换个声气,这样我更难把握到完整的头尾。有一次我掏出手机,听到画眉鸟起声高唱,就赶紧按下录音键,但一般到了20秒就会有一个停顿,或者中断。我怀疑是画眉鸟知道我在录音,故意不肯好好地配合。我把音频发给城里的朋友,但由于不完整不清晰,朋友只知道是鸟唱,而不能准确地翻译出这是画眉鸟的歌声。

没办法,画眉鸟只喜欢清晨,而且只喜欢在远离人居的地方,在草木茂盛的地方。

其实每天早上叫醒我的鸟儿,并不是画眉鸟,而是麻雀。村委会前面有一棵枫树,一棵桂花树,那些麻雀总是树枝上踊跃。相对于夜色中叫唤的雄鸡,这麻雀是更加准时而勤快的报时者。在村子里,大部分清晨我自然醒来,这时麻雀已经在窗外喳喳叫着。也许我是被叫声弄破了梦境,被迫醒来的,但却没有一点被喊醒后的烦躁,那麻雀的歌唱像是山涧的清泉,把你的耳朵弄得妥贴舒服,你在这样的声音里醒来,只想感恩美好的黎明,美好的生命。再急迫的工作,再忙碌的一天,也有一个良好而舒缓的序幕。

麻雀与人类的亲密程度不亚于家禽。平时,在村委忙于公务,你会忘掉它们就在一边陪伴我们迎来送往,谈话交流,开会填表。似乎只有在早晨的时候,你突然感觉到麻雀是忠实的伙伴。它甚至跳上你的窗台,就玻璃窗边扑闪着翅膀,翅膀刮起气流掀动窗帘,爪子与金属框沿,摩擦出或沉闷或尖锐的声音。我睁开眼,一时还不想起来,抹了下手机,又听起麻雀的歌唱。它嘴里有时在呼唤,发出一连串急切的哨音,有时静立观察,声音变得沉稳,加,加,加,一个又一个重复的单音词从嘴里响起,仄起平收,略有拖延。我怀疑麻雀是曙光的捕获者,天地之间略现晨曦,它就守护神一般开始了飞翔和歌唱,直到把人们唤起,让村子里慢慢填充开门声,锅盘声,引擎声,喇叭声……在人间生活的进行曲中,麻雀就是开头那一部分。

麻雀虽然与人们相亲,但它们并不懂我们开展的一切工作。村委会小楼后来进行了改造,阳台前上的大门由木门改为了铝合金门,安装着透明的玻璃。麻雀一不小心就飞进了室内,在天花板上盘旋着,找不到出路,有时反复撞向玻璃,显然把透明的事物都当作天空,当作翅膀的通途。我们就打开玻璃门,让它再重新辨认,学会从人类的办公场所飞离,投身自己的世界。我们特别喜欢聆听它突然找到出路时的样子,那声音里有一种重获自由的欣喜。有时,表格数据把我们弄得焦头烂额,这样一只误入红尘的雀鸟会给我们带来小小的乐趣,和小小的羡慕。

秋天的时候,坐在村委会阳台上,容易听到另一位伟大的乐师。在那棵高大的枫树上,秋蝉占据了绝对的自在。你看不到它的身子,只听澎湃的声音从枝叶间不息地流泻。由于自小熟悉蝉唱的曲调,那怕是你再忙,脑子里也会自然地随着那旋律运动,起承转合,抑扬顿挫。那起式仿佛平沙落雁,吱吱吱地长音平稳地滑行,然后长河激浪,一串上扬的音符激越苍凉,中间一个过渡,最后又是一段下降的音符,瀑水奔流。正文部分是婉转丰富的旋律,我们从小到大闭起眼睛都能模仿,但是人到中年我依然不能破译,那到底是表达什么。最后,蝉声嘶鸣,在一个平稳的音符中慢慢停息,像起调一样拖着腔调,最终又变成一个无声无息的暗影。一只蝉如果是受到秋天的阳光鼓动,你是无法让它在枝叶里安静无言的。它休息一会儿,接着又会突然报上名来,嘶嘶地开始下一场演出。

我一直以为蝉只有秋天才会抱枝高鸣。但在黄昏散步的时候,我发现并非这么回事。暮春时节,温度开始上升,我突然从山路边的林子里听到一种类似蝉声的鸣叫,那声音就像丝缕,极其细嫩,不是高低起伏,只是一个平音,像一根越拉越长的丝线。我有时听着叫声,往树枝上细细打量,却发现是一只绿色的蝉,个头略微小一些。少年时在稻田里常能听到一种细小的知了,身子绿油油的,伏在刚刚抽穗的禾叶上鸣叫,但那一般是初夏的时候。这种暮春的蝉声显然不同。难道除了秋蝉,还有春蝉?我在手机上百度一看,果不其然,春天温度升高时正是春蝉开始鸣唱的时候。

进入夏天,我也会跟踪蝉声的成长。黄昏的时候,阳光从林间布散它妖娆的发丝,进山的水泥路上,野柿子树下掉落层层绿蒂,路边的李子结出青涩的果实。这时的蝉声明显变得越来越粗壮了,由丝线变成了麻绳,但是仍然没有曲调,那声音只是一条平坦笔直的跑道,空旷无物。入秋的时候,蝉终于修炼成真正的乐师。仿佛在前面的春夏两季,它只是专门地练嗓子,直到声音练得粗壮结实了,禁得住高音和低音的摔打掸拉,才开始编织旋律,放声高歌。我在村子里呆了两年之后,才注意到蝉声是从暮春开始的,并且经历着春夏秋三季的演变。蝉的乐音只为秋天而准备的,蝉声春天如丝,夏天粗壮,但都没有成熟的作品。它的芳华并没有故事,高山流水,青枝绿叶,它只是一位没有毕业的学生,只有在秋色渐浓的时节,才找到自己的曲调,大器晚成,为人间奉献独特的音乐。

在村里的时候,我再次确认音乐是为孤独准备的,或者说是人类的孤独时刻所创造的。动物的音乐周而复始,但具有很规则的季节性,那是大自然带给他们的局限和宿命。而人类的音乐生生不息,不论四季,无问阴晴,更不分白天黑夜。在孤单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都喜欢寄放在音乐里。春夜雨声滴答,夏天夜风习习,秋夜皓月高悬,冬夜犬吠声声,在四季的流转里,动物的音乐成为阶段性存在,本身就是季候的象征,惟有人类制造的音乐,久远持续。

在村委会,我独处时间多,常在一位朋友的微信里翻一些音乐,慢慢地,我竟然加上了几个音乐公众号,每天习惯了听一两支曲子进入睡眠。

音乐听得最多的时候,是夏天的晚上。盛夏时节酷热难消,夜色一来我就坐到楼顶上纳凉,为了躲避虫子侵扰,我不能开灯,只能在塞一个耳麦,聆听一支又一支曲子。借助手机软件,我让一个个喜欢的歌手或音乐家在楼顶开起了专场音乐会。有时是吉它独奏曲专场,我特别迷恋那种低沉的贝司,孤单的人对劲爆的音乐是反感的。有时我重新把《红楼梦》的十二支曲子温习一遍,那些如泣如诉的歌唱,唤起了我青春时期的阅读记忆。楼顶的独坐,要延续到十一点多,大地开始安静,楼内的居室才开始清凉。每晚的音乐会,都是幕天席地,以河山为背景,以星空为观众。河湾对岸的山路上,常常有夜归的车灯,不知何处而来何处而去,只看到灯火在山路上蜿蜒而下,仿佛也是从天幕走下来的星星。在声音中沉浸久了,那些音符与天空的星星互相交换着位置,整座星空像野菊花一样开放,散发出甜蜜的气息。

春天的雨夜,蜷缩在床上,小夜曲是非常合适的。在音乐声里,窗外天地开始归零,重新演化。盘古的帝身慢慢变异,化身为大地山河,草青树绿,走兽飞禽。在梅江之畔,一群山峦在春雨中赴约,生长的声音来自于植物和动物的骨骼、胸廓、鼻息,呼应创世纪的初心。肉体凡胎在尘土中转换容颜。青山慢慢下沉,江河每一次趋高都像仪式,隆重而庄严。天地固有的格局在风雨中呈现微妙的调整。而我仿佛以一颗未老的心在赴约,在春雨中换取新生。我追随着春雨,和它一起抱住这宽大无边的尘世,迎接不可预知的未来。

乡村供养的寂静,渐渐在音乐和春雨中得到深化。没有一条道路通往卖花人的脚下,也没有一条道路打破夜色的束缚,进入灯红酒绿的狂欢。天地安静如处子,人子放下作为人子的角色,与万物一处体察着盘古帝身的分崩离析,又倏然回归到远古的浑沌之境。在我容身的村落,春雨抹去了更多的嘈杂,偷情者的喘息,赌桌上的争议,一部电视剧的尾声,可能同时受到夜色的包庇。滴答的雨水深入幽微的人心。在这个遥远的村寨,它们没有找出贫贱与富贵的差异,只看到少年与中年的区别。纵向的时光含住了珍珠般的雨滴,顺着那冰凉的肌肤,我观测到在城市和乡村闪着各自的微光,像爱情一样呈现相同的色泽。

在村子里,最激越的音乐,当然是大坝演奏的。每次走访的时候到了电站边,我就会站在岸边,看到几十里长河突然从大坝下来,被落差摔打,变得亢奋不已。在上游,河流早已被青山截住,广大的水域陷入安静和无为。十八只水鸟依然在盘旋,寻找沉入水中的沙滩。船帆在一夜之间变得陈旧不堪,江水离先祖的坟茔又近了一分,但船队土崩瓦解,渔火逐渐稀零,鱼王回到强悍而无敌的年代,在深水中无聊地游弋。长桥串起的村落,像牛郎挑给织女的担子,步伐沉稳而充满希翼。

第一次站在大坝之下,我听着水声轰鸣,对梅江的性情开始有了新的认知。青少年的时候,梅江悠长,沙滩变幻,可以自由的游泳。成为库区,再也难以听到江河的歌唱。大坝成为一道生命的界域。它造就了江河性格的裂变,深流已久的静水不再含蓄,它有着莫名其妙的狂怒,带着脱缰的狂喜,向着天空发泄着闯荡之苦,幽禁之苦,抑郁之苦。江河奔涌,从南往北又由北往南,从高往低又由低往高,从内往外又由外往内,视空阔的河床为天敌。一条巨蟒吐着白色的信子在大地上翻滚,泡沫横溢,吞吃着两岸的阳光和树影。直到积攒的力气花完,在安静的河湾,梅江被水底日月星辰所安抚,恍然醒悟。

盯着奔涌的江水,我总会有片刻的晕眩,内心的秩序变得零乱不堪,固有的观念受到严重的一击。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人在远方大地上盯着奔涌的江水,并由此找到了书写人生和历史的新技艺。大坝之下,江水之畔,我有时轻飘得像一只白鹭,有时又沉静得像一块巨石,就像我在多年驻村的岁月,有时浮躁,有时安宁。

几年的时光,是一条被乡村音乐所按住的河流。在大自然的招安中,我获得了韵味绵长的幸福与快意。我不知道村子里的乡亲,对这些音乐的感受如何,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乐感,都有自己的频道,就像有时我去一个盲人贫困户家走访,居然看到他抱着小小的收音机,听得不亦乐乎,微微笑着。

5、歌唱

第一次进村,我就注意到河湾北岸有栋漂亮的别墅。它鹤立鸡群,临水而建,河岸砌着石堤,堤外系着一只游艇。据村里的干部介绍,主人是另一个村子的乡民,平时在外头做大生意,很少回家居住。

那天,一位乡民家里做满月酒宴,镇里的党委书记来到村里走访,就被村民请到上席就坐,我陪于其侧,在喝酒聊的时候,意外认识了别墅的主人。他刚刚回到村里,初次与党委书记相识,就热情邀请我们前往他家坐坐。书记答应了,我也跟了过去。

别墅并不在进村主干道的旁边。似乎远离主干道是别墅的共同特点,在河湾的另一头,一栋正在装修的别墅也是僻居一隅。在拱桥的桥头向东拐,就是通往别墅的路,路面并不宽阔和平坦,但可以通行车辆。以前,这路边的几栋房子还没装修,没有硬化,在别墅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寒酸。但现在别墅边的房子都进行了一番精装修,贴了瓷砖,安装了防盗网,河湾人家仿佛都是别墅。

一路上,我跟主公说聊起了村里的变化。我说,这次回来,感觉到村里的变化没有?他说,是呀,没想到这次政府的力度这么大,黄坑口小镇气象完全变了,他想回村里创业投资,在农贸市场那里建个超市,这栋别墅也可以变身为酒家。

我听了,连声说好。

我告诉他,以前呀,我在报社当记者的时候,也经常下乡采访新农村,什么百花园呀,华屋呀,洁源呀,这些村子固然漂亮,但那都是在城市郊区,而且都是示范点。以我的理解,示范点只可以做一些外表上的示范,但如何建设却一点儿示范不了,就像看那些大明星穿奢侈品,只是告诉你人还可以这样穿,但你不要看着眼红。现在不同了,我们县里头的村容整治,是全面推开,一个村子也不许拉下。你看,我们这么偏远的角落,也拨来了大量的资金。

我说的一点不夸张。就拿我们村里来说,不算是县里头的明星,但至少可以算是梅江边的明珠。改造一新的小学校舍掩映在竹林之中,刚刚竣工的升级公路宽阔平坦、沿河蜿蜒,保障房蓝瓦白墙、坐落山坡……随着乡村建设的纵深推进,河湾人家环境大大变了样,公路边开小店的村民感触颇深,这些年,他儿子的三层新房傍水而建,由于家业发展不顺,建大房子欠了一屁股债,一直没有装修,裸露的红砖,洞开的门窗,四周的杂草,与漂亮的河湾极不协调。这一次有了政策的奖补,这栋房子也大力装修了一番,变成了河湾的风景!

主人一进小院子,就打开了临河栏杆的那些灯串,灯光闪烁在河湾的水面,如果从对岸看去,别墅就像一只画舫泊在河边。开门进去,主人在根雕茶座上泡茶,动作熟练,盛水煮水,夹杯洗杯,倒掉头道茶,提水冲茶,很快茶香四溢。在主人泡茶的时候,我和书记在小院和屋子里头转悠,对房子的豪华暗暗惊叹。

我问主人,听说家里还摆放着几件农具和用具?是从老家收拾过来的?主人笑着说,一个念想,留着,就是石磨呀风车呀之类的,作个纪念。我不知道主人所说的纪念,是指过往生活的贫寒,还是指农耕文明的温软。但豪华的居所,与这些古旧的东西肯定是互相协调的,就像绿叶繁花与粗陋土气的根系,是互相映衬的。

第二次造访,是村里的干部特意介绍,说别墅里有K歌的音响,那可是非常豪华的,效果特好,主人回来了,我们趁机去试试。

在村里的时候,我虽然和同事两人搭挡,但生活方式颇为不同。吃过晚饭,我直接就回村里,听听歌,看看书,写写文字,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同事则不同,他吃过饭在村委小楼里呆不住,他不断地到村民家里走走坐坐,聊聊天,几年下来,老老少少的村民都非常熟悉。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唱歌。由于村里有两个干部也喜欢唱歌,经常怂勇,为此就认识了各种唱歌的场所。

我们村里的干部非常有意思,他们各有一项手艺,书记杀猪,主任泥匠,民兵连长是风水先生,文书在乐班吹号子,个个是能人。这四个人如果凑到一起,就可能就是村里的一场白事或喜事。你看看,有人老去,首先会请先生看个墓地,然后请个乐班为葬仪添色,上山时得泥水师傅去封墓,白事的家宴先是素的,上山后就冲喜改为荦的,这时的宴席少不了杀猪。死人建墓,生者建房,村里庐墓频添。喜事同样如此,离不开风水师、乐师、泥匠、屠夫,前两个是精神文明,后两个是物质文明。

喜欢唱歌的村干部,自然是乐师。他家里就制办了音箱和话筒,只是歌厅简陋,适合于小部分人练歌。一次吃完晚饭,他又带着我们到对面的邻居家唱歌。

邻居是外村人,其实也是特殊的返乡者。有一次,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起了他在外奋斗的波折。开始当然是出门打工,那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开始,打工能拿上八九百元一个月,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他和妻子两人打工积了些钱,就准备自己买设备开个加工厂。起初是替别人加工,一年下来也能挣上十来万,那是做工收入的十倍的。过了几年,就开始自己进材料加工,就挣得更多了,一年可以拿到上百万。

2006年,他的生意做得特别顺利,几年下来就积蓄了四五百万。创业其实是欲望的调整过程,也是胆量的历练过程。事业顺风顺水,他的胆子更大了,就在广东买下一块地皮,建起一栋六七层的楼房,准备自己居住最顶层,下面的楼房全部用来出租,这样比办加工厂挣钱还要来得更快更多。但建起房子要八九百万,他决定去外头借高息。房子建起来了,不料遇上了金融危机,说好来租房厂的朋友生意扛不下去了,厂房租不出去。不但如此,自己的生意又遇上麻烦,合作了几年的朋友撤回了大单,加工厂又迎来致命打击。一年能挣一百多万元的大单丢了,而建房子借来的钱又紧急催还。房子是广东的小产权,无法抵押贷款,走投无路之际,最终只能低价转让,建了九百多万的房子只卖了四五百万。生意亏损惨重,他负了上百万的债务后关闭了厂子,回到了梅江边,开办了制衣车间,后来又捣鼓起了酿酒。

我不由想起了当下流行的调侃之语:“城市套路深,还是回农村”。老家收容着受伤的游子们,而游子们也把一些城市文明带回了梅江边的老家。比如唱歌,比如喝茶。幸亏当年事业顺利时,他在老家建好了漂亮的房子,铩羽而归之后仍有个出路。也幸好是库区移民开发了这个新村,让他几兄弟建起四五间店面。但房子并没有做成店铺样式,二楼是一个制衣车间,就像工业园区的标准厂房,他准备了一百余人的车位,但是从来没有招满,我们曾经动员过贫困户去做,这里开辟成一个扶贫车间,可以享受补贴政策,但仍然坐不满。工人远的午餐就在老板家吃。一楼是厨房,另外就是一个特意装修成的音箱,制办了点歌机、音箱、隔音墙、茶具、沙发。我在这里只唱过两次,几个回合,大家的歌唱风格就互相明了。

我们还喜欢另一处唱歌的地点,是山坳里的脐橙园。仍然是文书引路,开着车子,拉上四五个人,离了新村朝山坳进发。沿着水泥路进了一个高处的山窝,却见一栋红砖房。停了车子,就听到一对夫妻招呼着我们,而一只壮实的灰狗汪汪地叫着,朝我们冲来,但铁链哗哗啦响起,困住了它的世界。据介绍,这是果园的工作房,请了一对夫妻常住在果园里打理,专门负责管理劳作,有时技术员也住一块儿。果园的主人其实在城里居住,而工人也并不喜欢唱歌,但主人却在工作房里制办了一套不错的设备,安放在二楼的大厅里,还安装了镭射灯,供正月的时候亲朋好友一起娱乐,也算是一种特别的雅兴。

我们每次进山坳K歌,主人都要热情招待,泡茶,买水果,像是一次野外的音乐沙龙。由于人多,大家唱歌的劲头非常足,常常闹到转点,我们意兴阑珊,关上音响回村。这时,走出楼台朝山坡上看去,隐隐能看到一株株果树长得清秀可人,漫坡而去,夜空与山坡连成一体,星星闪烁,像是园子里的果实。

最享受的唱歌地点,当然还是河湾别墅。那歌厅设在二楼,一走进去,就是一个吧台,排放着酒杯,吧台把长条形的歌厅隔成了两部分,酒吧部分的墙体上挂着点歌机,和一台小型的电视,供客人坐于吧台献唱。一个大屏幕前,是常见的沙发加茶具,瓜果和酒水堆满了茶几,两个话筒在茶几上时起时落。而歌厅右角,另有一个支架式话筒,可以坐着,可以站着,把支架一拉,不能摆出歌星的范儿,纵情演唱。

听说,这套歌吧的音乐设备主人花了二十余万元。

那天晚上,几个村的干部不约而同来到别墅,说是要庆祝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刚好别墅主人在家。紧张了几月甚至几年的干部,聚到了这处河湾,有邻村的,也有我们村的,有驻村的,也有当地的村民。那一夜,西瓜和啤酒放开吃,不同风格的歌喉尽情展示。我发现一个明显的分野,当地人的歌曲多是粗犷的、通俗的,而我们干部多是文艺的、抒情的。透过点歌细细一看,这些村里的干部,这些唱歌的村民,包括别墅的主人,其实都曾经到外头闯荡,只是由于后续发展,一部分人回到了村里,或者经营生意,或者操作一项手艺,继续引领着社会的发展。

来一首《闯码头》!有人说。很快,音乐响起,众声齐发:“我们一起闯码头/马上和你要分手/催人的汽笛淹没了哀愁/止不住的眼泪流/不是哥哥不爱你/因为我是农村的/一年的收入只能养活自己/哪里还能顾得上你/我要为你去奋斗/再苦再累不回头……”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为此我发现自己与这些闯码头的汉子,确实存在着文化结构上的差异。这些闽南歌,表明他们当年在外奔波的路径,有一条是福建。以我所知,梅江边的青年打工外出,要么广东,要么福建。去往福建的一路是在龙岩走青山进煤矿,另一路则是在石狮做衣鞋或进电子厂,而且由于运气的好坏,他们很快形成劳资的分化,回乡过年常常带回异乡的恩仇。

曾经有一首闽南歌《爱拼才会赢》,在赣南的圩场经久飘荡,像打工者的圣经,而留守在老家发展的城乡青年,同样视之为励志的经典。但那天晚上,却没有一个人点这首歌,他们喜欢的是《闯码头》,这首歌闽南歌更加劲爆,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会哼唱,它似乎更带劲,更能表达大家的心曲。他们更喜欢一种嚎叫式的劲爆,一种直白式的呐喊,但转换到乡愁乡情的抒发,又是声声委婉,我看到别墅主人拉过支架,把一个低音拉下来,又把一个高音甩上去……那一刻,我看到了音乐的力量,它们伴随着一群梅江边的汉子,走南闯北,奋斗的青春岁月早已过去,人生的悲欢多数已尘埃落定,但他们的心,永远在歌声里年轻。

这是一群狂野的乡村男人。他们有的继续在外闯荡的,有的则回到村里,而进入村委的一班人马,则注入了另一种规约,为村里的事业奔波。

我曾经不理解这个群体。我的父亲曾经在大队部和后来的村委工作过,自从他解甲归田后,他对村委从来没有正面的评价。而几年来,我与村里的干部持久交流,发现他们虽然有牢骚但不影响工作,虽然抱怨薪酬而能继续坚守,特别是在脱贫攻坚最忙碌的日子里,组织施工,完善台账,像在机关上班一样,每天到岗。尽管他们仍有不少缺点,但我承认,如果没有他们筑好最后的水渠,上头的政策流不到这片美丽的高岭。

如果说村里的变化有多大,是他们穿针引线承接了这种力度。同时,他们也承受了大量无端的猜疑和诅咒。我隐隐感觉到,几年的扶贫攻坚,确实训练了这样一支最基层的队伍,为乡村的振兴发展拉开了序幕。

这群曾经外出闯荡过的梅江汉子,这群返归乡村的中年男人,确实是乡村最有力的歌唱者。

刊于《今朝》2020年第3期


(责任编辑:黄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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