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生命深处的召唤

文/荒坪

一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题为《老井谣》，是写故乡水井的，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

荡漾着慈祥的波纹

却有着一份永远的神秘——

周围的水田是那样浑浊

你却永远那样清亮

你来自地底的哪一条脉络

那一条脉络又来自何方？

当我想要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爱上文学写作，就会想到这首诗，因为诗中所表达的茫然，用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适用的——到底是哪一只手，拨动了心弦，唤起了自己对文学的追求？

我至今也不知道。

因为我始终认定，在文学的情怀中，有不能言说的缘由，与生俱来。它藏匿在生命的内里最隐秘之处；它一经被触动，便会散漫开来，占据你的整个心灵，甚至你的一生，驱之不去，并成为生活的应然内容。如果你一时因生活的某种扰烦将它忽视和忘却，它就会在生命的深处召唤你。

二

我在上高中时，就有了写作的兴趣，似乎还显露出了在这方面的“才华”——我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拿到班上作为“范文”进行讲评，学校的墙报上也经常会出现我的诗歌和文章。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我的语文老师、也是我高中阶段的班主任刘天水老师，他发现了我在这方面的特点，就着意培养我、鼓励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是一个物质和精神食粮都十分匮乏的年代，中外名著是难以读到的。但只要刘天水老师手头有什么好书好文章，就会推荐给我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不知刘天水老师从哪里弄到一本俄罗斯著名作家传记集，他悄悄给了我看。我用两个下午课后时间坐在一个小山坡的树下一口气读完了它。合上书，抬头顺着树梢望着暮色降临的天空，心潮激荡，似乎就在那一刻，萌生出“我也要成为一名作家”的强烈愿望。

但这又是个多么虚幻的念想。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生产劳动，艰辛的劳作耗尽一个人的体力，也压制住许多的欲望，几乎没有让你有精神漫游的时间和空间。

偶尔，在适应了这样艰苦的劳作、且在工夫较轻松的时候，探身起来，眺望金色的稻浪和青翠的远山，心中突然会冒出那份隐秘的向往……

原来，内心那一份向往是不曾泯灭的。

它在生命的深处召唤我了！

既然有一种冲动在驱使，经历了艰苦劳作且慢慢适应以后，也总想写点什么，当时的写作内容就是新闻报道——为公社和县广播站写新闻稿。

后来当了公社的一名电影放映员，乡村电影放映过程要求映前宣传、映中解说，于是写了不少幻灯说唱宣传词和影片解说词。还别说，那时写的影片解说词还是有些水平的，连地区电影公司主管宣传的领导看了都叫好，特别欣赏，还在全县电影宣传工作上作了表扬。我自以为，那些解说词，也是我在文学上的实践和练习，因为其中确实倾注了我的文学情怀。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即1978年，我上了大学。除了学哲学专业知识外，整个大学期间，也是一场文学的补课，课余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读中外文学作品。那时，还是一个诗歌兴盛的年代，被称为“朦胧诗”的诗风兴起，其代表性的诗人“北有北岛，南有舒婷”。而舒婷的家与我就读的大学就在同一个厦门岛上，诗歌的气氛就显得特别浓郁。我也迷上了诗，写了大量的自以为是诗的东西，还两次去到了鼓浪屿舒婷家里造访了这位我心目中的诗歌女神。自己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的作品也是诗——那算是我的处女作。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写完毕业论文后，没有其他学习任务了，还写了几个中短篇小说。当然，都是些不成功的东西，但我觉得那是必要的练笔。

大学毕业后到了大学任教，课余仍然坚持文学写作，诗、小说、散文都有涉及，也经常会在文学杂志、报纸上发表些“豆腐块”。

我所不知道的是，这些写作和练笔，仿佛是一种必要的准备——为了响应和承担之后将会降临的一份使命。

那是在冥冥之中到来的……

三

一直以来，我们全家也在探寻生命和血液的另一条脉络——为母亲寻找她的父母亲。

1934年冬天，母亲3岁时由一位带病的红军战士托养在我的祖父母家，却一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父亲也为寻找努力过，但没有结果。

也就是说，外公外婆人人都有，我当然也不例外，但在我32岁以前，却不知道外公外婆是谁。

母亲的身世之谜，如凄迷的雾，笼罩在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很久很久……

所以，就有一份血脉之问：

你来自地底的哪一条脉络

那一条脉络又来自何方？

直到1987年冬天，经过各方努力，才知道母亲的父亲、我的外公是老革命家陆定一。我们全家还前往南昌与他老人家团聚。

找到外公才知道：外公于1934年10月从赣南苏区告别妻儿踏上长征之路。我的外婆唐义贞当时担任中央红军总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兼卫生材料厂厂长，她因又怀孕在身，即将分娩，故未能参加长征。她将女儿叶坪（后来成了我的母亲）委托那位因有病不能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张德万带到瑞金之外的乡村托养，自己即从瑞金转移到福建长汀四都乡下，生下第二个孩子（男孩，她为他取名小定），刚满月，又将孩子托交红军残废军人范其标夫妇抚养，然后自己参加游击战，不久不幸被捕，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5岁。

自此外公与母亲音信全无，过了53年后才重新相认。

半个世纪后的骨肉团聚，悲耶？喜耶？

革命老人邓颖超奶奶称它是一件“悲苦的喜事”。

寻找外公，不想找来的是一位“大人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与我们相见时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这之前，除了一些零星见闻外，我对外公知之甚少：他的历史，他的观念，他的情感，他的脾性……除了神秘感外，面对他，最初我在心理上还有一些紧张，因为在这之前，我还没有接触过经历这样丰富、思想这样深遽、级别这样高、声名这样大的“大人物”呢。

紧张感很快就消除了，因为老人是那样慈和，那样平易近人，对我们又是那样关爱。

但神秘感却久久难以消解。

这种神秘感源于“革命”及其“历史”在心中形成的神圣感。

早先，我以为革命及其历史——那样瑰丽而又惨烈的历史离我们很遥远很遥远，因为它已经化成文字，留在典籍中，写在课本里。我们仅仅是因为要“了解”历史、掌握“知识”而去读它，因为要接受教育而去“理解”它，或是为了高考中榜而死命地背它。“抛头颅、洒热血”“五星红旗血染成”，这些字眼、语句我们烂熟在心、常常引用、脱口而出，但是我们的脑子里更大程度上却还是一些抽象的理念式的东西。而现在，当我知道革命历史就在我们血脉的前源有声有色的奔流、隆隆轰鸣，我们的前辈亲人们曾以血肉之躯投入它、熔铸它，我便一下子觉着历史是那样贴近。而我面对的外公却是从那样的历史中走来的，是那历史的亲历者、参与者、创造者和见证人之一。因此，他以及他的人生，在我的眼里，带着多少神奇的色彩呀！

愈是贴近，愈觉得神秘。

愈是神秘，愈想了解。

由此激起我探寻他的人生历程的兴趣。

在以后与他相处的日子里，我有意无意地做着这种探寻，并又萌生要写写他的念头。

外公年过八旬，却思维敏捷，忆力惊人，且十分健谈。他同我谈得最多的是革命的历史，对这段历史，他如数家珍。他总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谈论历史，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但他很少谈自己，他说：“我只对你讲大事，个人没什么好谈的。”我穷追不舍，才得到一个他人生历程的概梗和轮廓。但这仍使我感概不已，领悟到他人生的奇异和伟岸。

他得知我有写他的生平的想法时，便给我一个警告：你想写我，先要做好失败的准备！

他还在一封信中对我说：“想给我写传的人，有好几拨，都不成功。我只是一名普通党员，没有什么可以写的。写的人，文才发挥不出来。你不怕失败么？”

我一时琢磨不出他这些话的意蕴。

不过，他并没有说一定不可以写他，在同一封信中，他叮嘱我：

“如果要写，‘野心’不可大，以平淡为好。记事而已。去尽华藻。”

人的某些愿望一旦产生，便很难泯灭。而且，我也意识到，把外公的人生和风范写出来，是我的一份责任和使命。

是的，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生命深处的召唤……

我集中采访外公一个月时间，每天谈半天，采访记录写了两大本。我还前往北京中央档案馆、外公的故乡无锡等地进一步搜集材料、调查采访等工作。这些都是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进行的，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历时数载。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当然不可能达到完整、详尽的程度。但从中，我却窥见到外公那辽远壮阔、充满个性特色、闪烁生命魅力的人生图景。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根据所获得的资料开始了写作，1988年，以 “悲苦的喜事”为内容，写了报告文学作品《悲欢离合》，发表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报告文学》杂志上。1991年，以外婆唐义贞为原型，写成中篇纪实小说《外婆比我年轻》，发表在《江南》。1992年，就外公在文革的磨难经历为内容写成《炼狱春秋》，发表于《百花洲》，并连载于《南方周末》。外公陆定一读了此文后，在给我的信中还表扬了我：“‘后记’写得很好，有水平。”

四

逐渐地，我还萌生了为外公写一本传记的念头。

外公的人生具有它独特的韵致。但真要动笔写它，就感觉出难度来。因为，他是一位“文人”“文官”，不像那些身经百战的将领，一生充满惊险的经历和传奇的色彩，可以有很多起伏跌宕、引人入胜的情节。而外公是一位革命的思想家、理论家、宣传工作者、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人，虽然一生历经曲折、命运多舛，但更多的是在思想理论战线突跃呐喊、唇枪舌战、冲锋陷阵，或在理性的王国默默探索、深沉思考、躬身开拓、添砖加瓦……

于是有了一种体会：写人物传记难，写这样一位“文官”的传记更难，而要写出文采来即难上加难。我似乎体味出了外公那句“要做好失败的准备”的话的一些意蕴了。

但细细地去体会，也会发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同样有刀光剑影、炮火硝烟、坎坷惊险。外公的人生经历说明，在这样的领域里，无论是他的非凡的建树，还是他的深重的磨难，都从不同的方面呈显出他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智慧、胆略、意志、品质和风格，并体现他生命的独特的、震撼人心的魅力。

这种魅力，引诱我不能不写。

我所遗憾的，是我笨拙的笔不能把他的这一切很好地描绘、刻画出来。

幸好，外公对我写作的要求是：记事而已。去尽华藻。

我也放弃了写一本外公的传记的念头，我只想写出我所了解的外公——外孙眼里的外公，外孙对外公的人生的体悟。

1993年，30万字长篇纪实文学《我的外公陆定一》三易其稿，终于完成。然而几经周折，沉睡十年之后才得以于2004年出版。其中的曲折和辛酸，只有经历者才能体味。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探寻到了长江岸边武昌外婆家族的历史，写出长篇纪实作品《家族档案》，也是于2004年出版。此书除收录《外婆比我年轻》外，还追述了外婆唐义贞的大哥唐义精、五哥唐一禾等为开拓我国的艺术教育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创业历程；颂扬了他们自强不息、广爱无私的崇高美德和坚持正义、坚守清贫、嫉恶如丑的清风傲骨。《家族档案》是外婆家族一份苦难和奋斗的备忘录。

外公、外婆和外婆家族的历史折射出的是整个民族的一段历史。去揭示和呈现在那些凝重历史中所蕴含着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之魂，正是我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我写作的宗旨。

这也是为了呼应生命深处的召唤！

追溯那些久远的往事，记录老一代人苦难中的奋斗和奋斗的艰辛，还有奉献和牺牲……我记叙这些悲壮的故事时常常泪湿眼眶，电脑屏幕上的文字变得一片朦胧……

我的这些作品，很多人，包括很多大男人在内，告诉我说：读着读着，就会忍不住潸然泪下。我舅舅小定接受记者采访，问他对《我的外公陆定一》一书的感受时，也这样说：“这本书让不少人落泪，稍有人性的人都会落泪的。”

这并不是因为我能妙笔生花，而是因为描写对象——历史中的人与事撼人心魄。深层次讲，是因为其中的人与事所放射出的光辉人性的力量！

我在写作这些作品时，常常含泪而泣。因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所写的东西，首先要能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也！

我所书写的那些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人们在心里更多的是在憧憬未来。

但过去是不能忘记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记得来时的路，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为了在走向未来的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我将为书写壮丽前行的历史和当今时代的奋斗历程而继续努力！

也是为了——为了响应生命深处的呼唤……

刊于《今朝》2020第4期

（责任编辑：黄龙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