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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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凌翼
一双绣球草鞋
于都以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受此感召，我的脚步踏入这块红色热土。耳朵像吸铁石，吸纳了不少红色故事，不吐不快。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二楼的玻璃陈列柜里，看见这样一双草鞋：它的材料并非稻草，从编织工艺上也可以看出，编织这双草鞋的人花费了不少心思。现在看来，这仍不失为一双结实耐穿的上品草鞋。这双草鞋最为醒目的是，鞋尖上分别系着一只彩色毛线织成的绣球。
讲解员钟敏告诉我，习近平总书记参观纪念馆时，也特别关注了这双草鞋，还问起过老红军谢志坚的故事。这双草鞋是用黄麻编织而成，与一般用稻草做的草鞋在材质上有天壤之别。黄麻一般是用来制作麻袋的，用来打草鞋，确实有些奢侈。
这双绣球草鞋的背后，蕴藏着一段感人的故事——
那是20世纪30年代初，一支红军队伍来到于都县岭背乡燕溪村打土豪、分田地，谢志坚家也与大多数贫苦农民一样分到了土豪的田地。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十四五岁的谢志坚加入了儿童团，他经常与小伙伴们一起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他的机智勇敢，得到了红军的表扬，也让村里一个叫春秀的姑娘芳心萌动。随着年龄的增长，谢志坚和春秀的爱情也长成了参天大树，在即将拜堂的时候，村里组织“扩红”，春秀鼓励谢志坚参加红军。谢志坚平时练就一身武功，刀枪棍棒样样在行，也有一腔热血投效革命。两人商议，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再行拜堂之礼。
1934年10月16日傍晚，春秀姑娘得知谢志坚所在的红一军团将从铜锣湾赶到山峰坝渡过于都河，进行战略转移。她随同村里人来到山峰坝于都河畔为红军亲人送行。于都河畔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红军排着长队踏上浮桥渡河。送行的老表们表情凝重，不停地往红军将士手中塞着鸡蛋、花生等食物，也有的往红军战士手中送草鞋。一些没有看到自己亲人的老表急切地在队伍中搜寻，生怕自己找的人错过了。有老汉端着一把二胡，拉着低沉而亢奋的声调，呼应着老表送别亲人的这场壮行。母亲在喊自己儿子的名字、妻子在喊自己丈夫的名字，场面热切，令人涕零。谁都想与亲人见上这最后一面，说上几句亲热的话语。
春秀姑娘在渡口目送着一列列的红军队伍走过，一分一秒，对她都是煎熬。她手里攒着一双草鞋，小心脏怦怦跳着，生怕错过这个见面的机会。
终于，他看见了自己心爱的人走过来了。
谢志坚个头挺拔，腰间挎着驳壳枪，背插一把大刀。春秀知道，自己的心上人是二师政委刘亚楼的警卫员，样子挺神气的呢。她挤出人群，奔跑到谢志坚的面前，一把拉住谢志坚的手，一激动，把先前想好的话给忘了。
谢志坚用手掌为她擦去涌出来的泪滴，说：“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你等着我回来。”声音哽咽起来。
春秀说：“你要多打反动派，早点回来，我等着你。”
春秀将手中的黄麻草鞋塞到谢志坚的手里，说：“队伍走远了，你追吧。”
谢志坚两腿并立，向春秀行了一个军礼，然后转身朝浮桥跑去。
春秀望着自己的心上人，跳上浮桥，身影渐渐远去。水面的碧波漾动着，他似乎是踏着水浪而去的。春秀心里空荡荡的，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村里一起来的老表们安慰着她，她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说：“要坚定信心，我们的亲人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
谢志坚紧抓着春秀的草鞋跑过浮桥，追上自己的队伍。他将春秀亲手打的这双黄麻草鞋稳稳当当地捆牢在自己的背包里，这是心上人给自己的礼物，不能丢了。
长征路上，谢志坚脚上的草鞋破了，哪怕不能再穿了，光着脚板，他也不舍得拿出春秀的这双草鞋来穿。
在血与火的漫漫征途上，谢志坚有过三次将这双草鞋穿在脚上的经历，每一次都是生与死的考验和重大转折才穿上的。一次是突破湘江战役，部队在脚山铺阻击湘军，敌人潮水一样一批一批冲上来，战士们也一批批倒下，谢志坚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拿出了春秀的草鞋穿上，死也不能与春秀的草鞋分开。一次部队过金沙江，谢志坚看到当地老百姓用船送红军过江，想起家乡人民送红军过于都河和春秀送草鞋的情景，心里暖融融的，于是取出春秀送的草鞋穿上，开心地渡过了金沙江。还有一次，红一师及干部团部队强渡大渡河，谢志坚所在的红二师循大渡河右岸向泸定桥漏夜疾进，在风雨中闯关夺隘，全体将士视死如归，谢志坚拿出了这双草鞋穿在脚上。
当从于都河集结出发的这支队伍行至甘肃通渭、静宁交界处时，谢志坚因患重病无法随部队前进，被组织安排留在静宁治疗并做革命工作。谢志坚以逃荒者的名义在静宁治疗，国民党反动派怀疑他是红军，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威逼他说出红军的情况，但谢志坚宁死不屈。当地一个姓苟的族长悄悄找到谢志坚，告诉他：“我知道你的身份，想为你做担保。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还会来找你的麻烦，甚至可能把你整死。我有一个办法让你安安全全活下去，不知你是否愿意？”谢志坚看出苟族长是诚心诚意想保护自己，就问族长有什么办法。苟族长告诉谢志坚，如果肯留下来做上门女婿的话，就可以公开保护他，反动派就不会来找他的麻烦了。
谢志坚本分老实，就把在家乡与春秀姑娘的事告诉苟族长，并把春秀送的那双草鞋拿给苟族长看，说，春秀还在家里等着他。
苟族长对谢志坚的耿直诚实很是欣赏，更坚定了要保护他的决心。苟族长说，不管你在家乡有没有媳妇，但此时只有保住生命，才能继续做革命工作。
在苟族长的坚持下，考虑到当时的艰难处境，谢志坚与族长的女儿苟新堂结为夫妻。
1949年，谢志坚担任甘肃省静宁县十一区岷峙乡乡长。1951年，谢志坚与妻子苟新堂带着春秀送的草鞋回于都探亲，得知春秀在红军长征后被反动派杀害，心情异常悲痛。谢志坚带着那双黄麻草鞋，在妻子苟新堂陪同下，来到春秀墓地。回首往事，谢志坚一阵痛哭，在苟新堂劝说下，他才抱着那双黄麻草鞋，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春秀的墓地。
1954年，谢志坚要求回到原籍工作，得到批准。他领着妻子儿女回到于都，被安排在于都副食品公司工作。
1988年，于都成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工作人员得知老红军谢志坚有一双不平凡的草鞋，希望他能捐给纪念馆作为馆藏文物。开始时，谢志坚舍不得捐出这双伴随了他半个多世纪的草鞋，但思虑再三，还是同意捐给纪念馆。工作人员来取草鞋时，发现鞋尖上多了两只粉色毛线编织的绣球，令人眼前一亮。谢志坚说，是春秀留给他的唯一念想，绣球是我的心愿，一颗是她，一颗是我，我们永远在一起。
1992年，谢志坚病逝前，先后三次来到纪念馆，只为看一眼这双绣球草鞋。他说，这双草鞋有幸存放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让更多的人了解长征那段历史，他觉得值。他相信，这也是春秀愿意看到的。
这双绣球草鞋，维系着谢志坚和春秀的爱情，也萦绕着不绝的长征记忆。
宝金老子
从于都人民口中，听到许多长征战士鲜为人知的故事，诸如孙辉民强渡乌江，是33名水手中到达对岸三人中的第一人，受到军委的表彰，还奖励了2套列宁服装；杨德光长征时给王稼祥同志挑文件，建国初期复员回乡当农民，从不摆架子，带头生产，深受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半条被子》的故事发生在湖南汝城，但三个女红军之一的张小妹是于都县罗江乡太坪村人，整条被子也是由张小妹从于都带出去的……
这里着重讲述谢宝金和段九长的故事。谢宝金和段九长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两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即便其他红军吃不饱肚子，但一定得让他们吃饱饭，保证他们有足够体力来完成他们的工作。
谢宝金是背发电机的，段九长是背发报机的。只有他们两人安全了，红军就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在长征路上，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城、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一道道命令就是通过这台发报机的“滴滴”声传递给前方指战员，从而达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奇效。
谈到谢宝金这位长征老干部，于都人都亲切地称他为“宝金老子”。很多人说他“傻”，宝金确实很“傻”，但他的“傻”不是真傻，是“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傻”。
在岭背镇，谢宝金的玄孙谢小云，跟我讲述了他太爷爷谢宝金的故事——
谢宝金是岭背镇谢屋人，从小家境贫寒，7岁开始帮地主放牛、砍柴，12岁种田，18岁挑担卖苦力。谢宝金的“傻”是从小“养成”的。因为个子高大，他一个人有时候干几个人的活，而且还将最苦最累的活揽在自己身上，别人就在一旁冷言冷语地说他“傻”，不过，他并不在意，还是我行我素。
铁山垅钨矿招工，谢宝金做了一名矿工。他1.9米的身高如一尊铁塔，力气大到能挑三四百斤的重物，他一个人能干几个人的活，而工钱并不比别人多。一天，时任中华钨矿公司总经理的毛泽民发现了谢宝金的“傻”劲，觉得谢宝金吃苦耐劳也是一种品德，问他愿不愿意参加红军。谢宝金十分爽快地答应了，随后被安排到中革军委总参情报部，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谢宝金的任务是和战友一起负责搬运和看护一台手摇发电机。临行前，首长对谢宝金说：“发报机是中革军委的‘耳朵’和‘眼睛’，它们需要靠这台发电机供电才能工作，它就像我们红军的心脏一样宝贵，没有这个机器我们打不了胜仗呢。”谢宝金坚定地回答：“首长，您放心，我一定会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它。”
长征开始后，中革军委为了保护发电机和发报机，派出一支128人的加强连保护这些设备。长征途中，前有围堵，后有追兵，头顶还有飞机轰炸，战友们一个个牺牲倒下，后来只剩下谢宝金、段九长等3人负责保护发电机、发报机。长征路途多是险峻山路，两人抬着不便，谢宝金凭借自己的一身力气，索性一个人背着发电机行军。发报机要轻得多，由个头瘦小的段九长负责背。
过雪山、草地，很多战士永远倒下了，但谢宝金却要背着这个重达68公斤的发电机翻越雪山、草地，其中的艰苦不言而喻。雪山，他背着发电机翻越了。草地，背着重物容易陷入沼泽，他于是做了一个小竹筏，将发电机放在竹筏上，硬是将这个铁疙瘩拉出了草地。
过腊子口时，因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他几次晕倒在地，但一想到发电机，想到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他咬了几口草根，又振作起来，背起发电机继续前进。敌机轮番轰炸，土把他埋没了，战友把他挖出来，他包扎好伤口，咬紧牙关再前进。就这样，历尽千辛万苦，谢宝金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和满腔的革命热忱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完好地将发电机背到了陕北吴起镇、背到了延安。
谢宝金吃亏就吃在没有文化上，如果有文化，他就不会回家。长征路上，有一个时期整顿，白天干农活，夜里学文化，一班一班轮着来。谢宝金排最后，他负责看管马匹，还没有轮到他，部队就开拔了，他失去了一次学习的好机会。
1952年，在总参上班的谢宝金要求复员回家种地。总参考虑他的功劳，给他安排了县委副书记的职位。但谢宝金不认识字，组织上还是安排他到岭背镇供销社收购部工作。
谢宝金以“傻”劲出了名，也最让人敬佩。凡是公家的，他都不许人家动一分钱：“公家的，不能动！”
有人说谢宝金是傻瓜，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牙齿都掉了，还干这又脏又臭的收购工作。谢宝金却笑笑，说：“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乐意干这个工作。”在工作中，他每天站10多个小时，进行物资的收购、整理、加工、翻晒……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年近花甲，他还经常跑几里路到江边搬货。为照顾群众，不论生意大小，他都热心收购，有个孩子交售一个铜板两个铜钱，他用厘戥将铜板、铜钱过秤结账。有人不解：“一分钱的生意，有啥可做？”谢宝金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利益不分大小。”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日子好起来了，但谢宝金勤俭节约的习惯没有变，供销社里哪怕是一张废纸、一块破布都舍不得丢掉，甚至污水里一枚大头针也要捞起备用。每逢节假日，他总是主动留守岗位。老伴儿曾责怪他：“你心里就没有这个家？”他笑着解释说：“公家是大家，自家是小家，先大家后小家嘛！”
1966年，谢宝金的老伴儿和儿子长期生病，4个孙子需要念书，家境十分窘迫。大家都劝他：“你是老红军，有困难向组织写个报告就可以解决了。”谢宝金却说：“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但国家还不富裕，不能向国家伸手，要自立自强。”
谢宝金有四兄弟，他排行老二。子侄们都求谢宝金这个老革命找找老战友出面安排工作。谢宝金回答，要靠自己勤奋创造，不能靠我，我也不会帮你们。
侄儿谢林贵原是五金厂的一名工人，当过兵，曾冒充谢宝金的名字去赣州市某干休所吃饭。谢宝金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谢林贵一顿，说，以后谁打我的招牌骗吃骗住，就不准再进家门。
有一次，孙子谢道元打着谢宝金的幌子到县人武部报名参军，谢宝金知道这件事后，亲自到人武部将他撸下来，并告诫他，以后不能靠走后门。
谢华元是谢宝金的第二个孙子，他胆子大，一次打着宝金爷爷的旗号到赣州市行署专员那里要求工作。行署专员也是个长征干部，知道谢宝金从不求人，见他的孙儿来要求工作自然高兴。谢宝金知道后，专程坐车到赣州，找到专员，捶桌子发脾气，坚决不让他为自己孙儿安排工作。
1976年，已退休的谢宝金，受老战友、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邀请去北京。侄子谢林贵和孙子谢华元陪同，住在总参招待所。谢林贵没见过世面，见铺在地上的驼纶地毯十分好，就与谢华元合计，这个东西搞回去做毯子很洋气。于是，谢林贵打着谢宝金的牌子向招待所领导要一块带回去，招待所领导觉得人家是长征干部，要一块地毯不过分，就给了。
临上飞机，谢宝金发现两个侄儿拿着一卷地毯，质问来路。谢林贵吞吞吐吐地道出原委，谢宝金怒不可遏，非要他们送回去不可，并对他们提出警告，以后再不让他们跟着自己出门。后来再次去北京，谢宝金真的不带他们，换上了老大、老五去。
富有戏剧性的是，一次谢宝金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参观，一眼看到展厅中摆放的发电机，这不是自己背了两万五千里的“老伙计”吗？他兴奋得“叽里哇啦”直往展台上扑。这下可吓坏了一旁的管理员，连忙拦阻，这可是国家一级文物，触碰不得。
谢宝金说：“这是我从江西瑞金背到于都，再从于都背上万里长征，一直背到延安的发电机。这东西比自己的命还金贵，如今进博物馆了，我摸一摸还不行吗？”
管理员听他这么一说，才知眼前这位老爷子与这台发电机有不同寻常的故事。
谢宝金不顾管理员的劝阻，拍着这台生锈的铁疙瘩说：“老伙计，你还是老样子，你如今有资格进军事博物馆，不用我背了。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你，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谢宝金说着说着，眼泪哗哗地淌下来。管理员吓得不轻，生怕老爷子有个什么闪失，赶紧报告到军事博物馆馆长那里。
军事博物馆馆长见这位长征老人如此动情，当场要求谢金宝给军事博物馆全体馆员讲一堂课，讲背发电机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
长征路上，谢宝金与“老搭档”段九长，一个背发电机，一个背发报机，一直跟随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身边，随时准备让“千里眼”“顺风耳”发挥作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要中央首长说发电、发报，那是他俩最开心的时刻。
新中国成立后，谢宝金、段九长复员回到了家乡，一个分配在岭背乡供销社当收购员，一个回到段屋乡当农民。
段九长与毛主席还有一段故事呢。1954年，毛主席寄给了他300元人民币，他建起了四间土木结构的房子后，将剩下的钱又寄回给毛主席；1961年，段九长来到北京，毛主席留下他住了一个星期。临别时，毛主席给他钱，他不要，认为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不能再加重国家的负担，只收下毛主席赠送的一缸酒带回家。
那一代长征人啊！上至党和国家领袖、将帅乃至如谢宝金、段九长这样的普通战士，都有“舍小家顾大家”的“通病”。
于都人民对于长征干部的高风亮节是深有体会的，他们对那些舍小家、一心为公的“傻”干部，都会亲切地赞扬“你就像宝金老子！”
“宝金老子”与他独有的“傻”融为一体，成为一种爱称、一种敬仰，深刻在人民群众的心底！
烈士遗孀段桂秀
从东北方向蜿蜒而来的梅江，在寒信村突然拐了一个弯，成东西流向将一个硕大盆地分割为南北两半，北面是车溪，南面是段屋。
段桂秀在段屋出生不久，家里便将段桂秀送到车溪王家做了童养媳，从此变成了车溪人。
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亲切会见9位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其中有一位烈士遗孀，就是段桂秀。
在中央苏区，有太多的红军离家后，一去不复返。多少年轻媳妇一直守着自己的家，服侍公婆，坚信着丈夫还会回来。
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牺牲的红军千千万万，失去丈夫或儿子的媳妇或母亲何止千千万万？
我在段屋铜锣湾走访了中央红军红一军团长征集结旧址，然后到车溪拜访段桂秀老奶奶。段屋到车溪之间隔着梅江，从前要乘船，现在修建了一座桥，从段屋开车到车溪不过几分钟的路程。
在车溪集镇一栋整洁的民宅里，见到了传说中的段桂秀老奶奶，她虽然已经年过百岁，但精神矍铄，行走也很稳健。
段桂秀老奶奶不会说普通话，车溪乡民政所所长郭湖北给我做介绍兼翻译。
段桂秀是于都县段屋乡人，户口簿注明是1920年出生，她记忆中户口少写了2岁，那实际出生年应为1918年。她命苦，刚生下还不足月，家人便将她送给车溪乡王家抱养，按当时的风俗，给年长她十多岁的王金长当童养媳。郭所长指着客厅墙面悬挂的烈士证明书给我看，从中获悉王金长生于1903年，系红军战士，牺牲于1932年。段桂秀记忆中，金长哥哥是21岁参军，这样算来，王金长出生年就为1911年。段桂秀养子王地长搬出一本家谱来，谱名为“承仰”条目中，这样记载王金长的身世——
字极高，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丙午又四月十三日，殁葬未详。娶段屋桂岭坑段桂秀，生于民国九年（1920），殁葬缺。子一：鸿明（抱养胞弟长子一半为嗣）。
如此看，金长比段桂秀年长14岁。岁月悠长，不识字的段桂秀，对自己和金长哥哥出生的具体年月也逐渐模糊不清了。
段桂秀记忆中的“金长哥哥”对她很好：“去哪里玩他都带着我，有好吃的东西也先让着我，我一直喊他金长哥哥。”
段桂秀原以为金长哥哥会一直陪着自己，谁知金长哥哥却去参加红军，她多么不舍，想劝他留下来。王金长一边哄着段桂秀，一边跟她讲革命道理，参加红军是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段桂秀知道自己拗不过金长哥哥，只好含着泪与自己的金长哥哥告别。
“那一天，我送金长哥哥到车头圩的一棵大樟树下，我为金长哥哥买了一双鞋。”小段桂秀知道，金长哥哥这次出门要走很远的路，她希望金长哥哥穿着自己送给他的鞋子回家。
当时，金长哥哥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旧衣服脱下，仔细叠好交给了她，还把身上仅有的几块钱从口袋里掏出来塞到她手中，告诉她：“我至多离开三五年，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段桂秀每每回忆至此，那个场景历历在目。年轻的时候，她常常一个人躲在暗处落泪，时光过去快90年，段桂秀奶奶讲述这件事，眼角还微微泛红。
金长哥哥走后，家里剩下王金长的妈妈和王金长年幼的弟弟与段桂秀相依为命。生活困难时，妈妈需要外出乞讨才能勉强维持生活。段桂秀16岁时，中央红军长征，于都又回到了暗无天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她每天靠挑石灰、挑煤炭挣取生活所需。挑一担100斤的石灰或煤炭，只有2毛钱的工钱，她每天要挑二三十担，来来去去得走几十里路。
天天盼、月月盼、年年盼，段桂秀由少女变成了大姑娘，自己的金长哥哥一直没有回来。村里去当红军的不止金长哥哥一个人，有的牺牲在战场，有的负伤后回家，但段桂秀始终坚信金长哥哥会穿着自己送给他的鞋子回家……然而，日子数来数去，金长哥哥没有回来。
娘家的哥哥见段桂秀苦守着这个家，劝自己妹妹改嫁。段桂秀脑子里总是浮现金长哥哥离别时的情景，自己花几毛钱买来一双布鞋，金长哥哥说留着这双鞋子回家的时候穿，到时穿着它回家。她绝不相信金长哥哥会骗自己，他肯定会穿着这双鞋回家的。
不知等了多少个“三五年”，金长哥哥仍未归来。
原先，她觉得参军就是为了打仗，仗一直在打，她当然无法确定金长哥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后来仗打完了，金长哥哥也没有消息。
是金长哥哥迷路了吗？还是金长哥哥忘记了自己，在外面找了女人呢？
直到1953年，她等来了一张烈士证明书，人们告诉她，王金长牺牲了。段桂秀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她仍然觉得金长哥哥没有死，总有一天，他会穿着自己送的鞋子回家来。她说，我答应了金长哥哥要照顾好这个家，我就要一直等他回家。
段桂秀有一股执拗劲，吐口唾沫也能成钉子。她说过的话，即使时间发生了迁移，她也不改初衷。在她的人生哲学里，即便金长哥哥真的死了，她也不会改变什么。
段桂秀实诚勤快，做的饭菜也香，有人推荐她到车头供销社食堂做饭，每月有30元的工资，解决一家人的生活没有问题，她很乐意地接受了。车头供销社食堂吃饭的人不少，做饭的人只有她一个。从早上3点起床做饭，烧的是煤火灶，先用水煮熟米，再滤去米汤放在甑里蒸，一顿饭得忙三四个钟头，7点准时开饭。早饭忙完就接着忙中午饭，买菜、洗菜，又是一番忙碌，到中午12点，吃饭的人就来排队。下午2点，无论如何需要休息2个钟头，因为晚餐也不轻松，能够赶在20点下班就不错了。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那时做饭用的水，我要去很远的车溪中学挑来，食堂一共三个大缸，全部要挑满。”段桂秀说，食堂做饭很好，比挑石灰、挑煤炭要好一百倍。
劳累虽劳累，但段桂秀劳累得很有成就感。她用挣来的钱给小叔子成了家，她很开明，小叔子成家后另立门户分了家。
1960年，段桂秀的婆婆也去世，王家老宅只剩下段桂秀一个人默默坚守着。“虽然剩我一个人了，我也不敢离开，我怕金长哥哥回来找不到我。”供销社的人有的知道她的身世，要给她介绍男人成家，但段桂秀仍然坚持要等她的金长哥哥回家。
1965年一天，小叔子提出将自己9岁的大儿子王地长过继给哥哥王金长名下，由嫂子抚养，将来养老送终。已是48岁的段桂秀每月在食堂做饭有工资，养育一个孩子并不困难。何况自己与金长哥哥并无骨血，到了这个年龄，按照当时的乡俗，也需要有人承继香火。她感激小叔子对她这个嫂子的尊重，从此，她也有了名义上的儿子，她供他读书，养他长大。
没想到，养子地长也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像当年自己为小叔子办婚礼一样，她又为养子地长风风光光地娶了媳妇，然后，顺理成章地有了孙子、孙女，她幻想金长哥哥回来，一家人团团圆圆地过日子……
这一等已是88年啦！
转眼进入新时代，段桂秀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她每月要去车溪乡民政所领取养老金，与民政所所长郭湖北熟悉起来。在不多的言谈中，郭湖北得知段桂秀老人一直有个愿望，想找到王金长的名字或照片看一看，让自己88年思念有个完美的结局。
郭湖北带着段桂秀来到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纪念馆内有一面草鞋组合的中国地图，段桂秀老人双眼盯着那一双双草鞋，陷入了沉思，也许是想起了当年送给金长哥哥的那双鞋。她用手抚摸了墙上的草鞋，驻足久久不肯离去。
这次进城，段桂秀在纪念馆看到了许多红军时期的物品，勾起了她的回忆。遗憾的是，纪念馆里并没有金长哥哥的名字和物品，她心底反倒更加空落落的。郭湖北看段桂秀老人失望的眼神，安慰她道：“明天我再带你去找王金长的名字，一定能找出来。”
第二天，因为工作忙，郭湖北差点忘记了对段桂秀老人的承诺。段桂秀没有忘记，她迈着小步来到民政所问他：“你不是要带我去找金长哥哥的名字吗？”郭湖北看时间不早，便告诉老人下次带她去找。老人执拗劲来了，说：“不要不要，你现在就带我去找吧，去看一下。”
郭湖北拗不过老人，当即推掉一切工作，带着老人再次来到县城。郭湖北领着老人来到革命烈士陵园。望着英名墙上一排排名字，像当年他们列阵的队形，段桂秀分辨不出自己念叨了88年的金长哥哥排在哪一行、哪一列。
郭湖北带着她一个一个辨认，突然，他喊了声：“王金长！”
那个梦魂牵绕的名字，终于出现在老人的泪眼面前。墙上没有照片，老人不识字，她抚摸着那三个笔画不多的字，喃喃自语道：“守了你一辈子，你也不来看望我，只好我来看你了。现在我生活过得很好，一个月领得两千多块钱，全靠党、全靠政府的关心和照顾，才有了今天这个幸福的家。如果说，还有什么不美满的话，那就是没有你金长哥哥啊。”
段桂秀老人多想告诉金长哥哥，每一次曾孙辈从学校领回来的奖状，自己都会整齐地贴在金长哥哥的《烈士证明书》下面，为的就是让金长哥哥知道，这个家庭如今四代同堂、其乐融融了。
段桂秀看见王金长的名字上下左右刻满了其他人的名字，问：“这些，都是战场上牺牲的烈士的名字吗？”老人用手掌抚摸着这些名字，向郭湖北求证。
当看见郭所长肯定地点点头时，段桂秀老人双手拍打着英名墙呜呜地哭起来了，声音嘶哑着，没有了年轻时的清灵，但明显是压抑了88年的那个腔调。她现在终于知道，金长哥哥再也不会回来了……
无独有偶，在于都县小溪乡高田村，我访问了生于1918年的老红军罗长生，与段桂秀同龄，如今都是跨越百岁的老人。虽说罗长生已是103岁了，但他身体还相当硬朗，经常到村子里四处走动，跟他谈话，思维清晰，还能回忆不少参加红军的事。作为80多年前红军与苏区的亲历和见证者，他的讲述无疑是苏区和红军的“活标本”。循着他的声音，我的思维仿若进入了那个战火硝烟的年代。
罗长生12岁时参加红军，给独立营一位连长当警卫员。他的嗓子里似乎掺杂了太多岁月的烟云，有些沙哑说：“小时候家里穷，母亲脾气暴躁，我做错了事，母亲就打我。我一气之下跟红军队伍跑了。”
12岁的年纪，身高还不及枪高，罗长生跟着部队到龙南，部队为毛泽东率部打南雄做外援。打完仗后，部队在于都休整开会，会后在兴国住了一周，又去打永丰。之后，罗长生所在部队又去福建。他至今还记得，“国民党的飞机朝下面扔炸弹，就像屙屎一样。”
后来，罗长生随部队到瑞金九堡休整，住了大半年，学习三操两讲。他进入兵工厂，到每家每户去收购废铁锻造枪炮子弹。
干了几个月，就开始长征了。这时候，父亲生病，他回家看望，不几日，剩下最后一口气的父亲咽气了。本来说好还要返回部队的，可是家里没有劳力，母亲不让他走。他无奈就留下来了……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今天，在新长征路上，有段桂秀、罗长生这样的百岁长者与我们一起迈步，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整行装再出发！
一家一部苏区史
在原中央苏区赣南革命老区，“八子参军”的故事被广为流传。歌舞剧团、采茶剧团纷纷将它搬上舞台，电影也随之搬上荧屏。
“八子参军”确有真实典型。当年瑞金沙洲坝下肖区农民杨荣显夫妇，将8个儿子全部送上前线，后来都牺牲在反“围剿”战场。这件事可从当时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报道中找到印证——
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有一家农民，他们共有弟兄八人，在这次动员中，他们八弟兄中，有一个很勇敢的报了名当红军。但是后来他们和邻人谈话的时候，却听见邻人说：“你们八弟兄只去了一个当红军，这倒也没有什么希奇”，所以他们便一怒而全体报名加入红军，日前他们已集中到补充师去了。
无独有偶，于都县银坑镇窑前村钟招子有10个儿子，8个当了红军，只留下最小的两个儿子与自己相依为命。丈夫早逝，钟招子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一边抚养幼子，一边挂念着出征的8个儿子归来。岁月倥偬，时光蹁跹。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驻于都。钟招子守候在队伍的必经之路上，期待日思夜想的儿子会跳到自己眼前来。她拉着子弟兵一个个询问，但得到的答复让她的心冷到冰点，没有谁知道她8个儿子的一丁点消息。
据钟招子的孙子曾华昌介绍，小时候，他经常会听到伯父和父亲讲述家里8个兄长参军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兄长武功了得，惯使一把大刀。村里人都说，像他这样的功夫，应该斗得过敌人，是最有希望活下来的人。奶奶在世时，每当天黑，她都会在村里的老樟树上，挂上一盏马灯。奶奶明知8个儿子不可能再回来了，但她还是要将马灯点亮，高挂在那里，为的是让儿子们归来能够认得回家的路。一旦不再挂马灯了，那除非她再也动弹不得了。
银坑镇是苏区时期胜利县的中心，那里家家都有一部苏区史。在平安村，有一位张复信的老人，现年76岁，他父亲一辈也有一家八人参加红军，全部战死沙场的故事。
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亲切会见了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当总书记握着张复信的手，问他家什么情况，生活怎么样？张复信回答：“我家8个革命烈士，我妈妈是苏区时胜利县的妇女部长。现在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张复信的母亲钟桂英，是琵琶村人，1910年3月生，1928年3月参加了桥头暴动。随着苏区的壮大和发展，钟桂英也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苏区女干部，后来当上了胜利县妇女部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进占苏区，钟桂英落入敌人魔掌。一番严刑拷打，钟桂英毫不屈服。敌人放火烧了她的房子，把她拴在牛栏里，四周堆满禾草放火烧，她整个人烧成了黑炭。她被乡亲们抢救出来，全身皮肤大面积烧毁……为了苏维埃、为了人民，钟桂英牺牲了一切，她对革命的忠诚有目共睹。
一次宗族修家谱时，族里发现张复信家出了多位烈士和一位苏区妇女部长。很快，张复信家“一门九忠烈”的故事就传开了。
赣州市委党史办得悉后，通过查阅烈士证、户口簿、族谱、烈士档案等途径，对张复信家“一门九忠烈”情况进行了核查，确认张复信一家，苏区时期有8位烈士、1位苏区干部，具体为：
钟桂英：系张复信母亲，生于1910年10月，1932年7月至1933年12月任苏区胜利县妇女部长，1994年逝世。系苏区干部。
张相保：系张复信叔公，1911年出生，1928年参加红军，红一军团二师三团团长，1933年在广东省水口牺牲，系红军烈士。
张业萱（小名张长生）：系钟桂英前夫，1909年出生，1930年参加红军，独立团战士，1934年在吉安市牺牲，系红军烈士。
张业万：系张复信堂伯，1907年出生，1933年参加红军，模范营战士，在北上抗日战斗中牺牲，系红军烈士。
张水生：系张复信堂伯，1908年出生，1933年参加红军，红军挑夫，1933年在吉安市牺牲，系红军烈士。
张业波：系张复信堂叔，1910年出生，1933年参加红军，补充师战士，在北上战斗中牺牲，系红军烈士。
张业伟（又名张业蔚）：系张复信堂叔，1913年出生，1931年参加红军。少共国际师战士，1934年在瑞金牺牲。
张复芹（又名张复琼）：系张复信堂兄，1910年出生，1930年参加红军，红五军团战士，1933年在福建省牺牲，系红军烈士。
张复瑶：系张复信堂兄，1916年出生，苏区时参加红军，革命烈士，殁葬失考。
真是一家一部苏区史，男女老少皆忠烈。革命战争年代，张家曾有8人加入革命队伍，并先后在苏区反“围剿”和北上抗日等战争中壮烈牺牲。
在银坑，生态园饭店的经理凌彩亮跟我讲述了他外公的故事：“我的外公钟士灯家里七兄弟，有六个兄弟当了红军。如果再有两个兄弟，也就成了‘八子参军’了。红军长征前，进行了最后一轮扩红，外公是家中老大，带头参加红军，其中四个兄弟在长征途中牺牲了。外公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在抗日战场平型关战斗中牺牲——我表哥到过平型关，在平型关战役烈士纪念碑上找到了外公的名字。六兄弟中的老二钟士喜存活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在沈阳军区任职，后来在南昌军分区任司令员。”凌彩亮的爷爷也是复员伤残红军，故事有些奇特：“我的爷爷凌步发，1931年参加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广昌战役时是红三军团的一名班长。当时部队撤退，连长负伤。他背着连长跳过一道水沟时，不料被对面的树杈叉到左脸，当时鲜血直流。半边脸被树杈叉掉了，后来成了凹面。1934年因伤残退伍，后以补锅为生。一次去永丰县补锅路过东固茶亭，见国民党查岗，怕暴露复员红军身份，把随身带的复员证藏在茶亭附近的石缝里，后来去找没有找到，他的红军身份就失去了。解放后，按照规定，本来可以享受伤残军人待遇，但没有证件，又找不到证人，无法享受抚恤金待遇，后于1978年去世，那年我11岁。”
银坑镇副镇长凌步煌的爷爷也当过红军，故事别有趣味：爷爷凌和淦，1933年8月参加红军，由于作战勇敢，很快成为红五军十三师三十九团二营五连副连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部队白天宿营，晚上行军。白天躲在山里，送饭的队伍挑着装饭菜的铁皮桶，由于铁皮桶反光，引来敌机一阵扫射。一颗子弹飞来，从凌和淦左胸穿透到背部，打了一个大窟窿，血流不止。幸亏地方担架队及时抢救到后方医治，保住了一条命。伤好后，凌和淦被安排到地方部队医院当护理工，负责护理一位受伤的团长。当时团长看他年轻，问他有没有结婚？他说结婚了，孩子还未满周岁。团长为凌和淦办好退伍手续和伤残证明，发了路费批准他复员。爷爷回家，把伤残复员证藏在冷水坑的茶亭砖缝里。解放后被评为三等甲级伤残军人，有抚恤金待遇呢。凌步煌说：“在银坑的凌姓人家，三兄弟、四兄弟同去参军的也不在少数。”
在于都孟口渡口，这里也是当年红八军团的长征渡口。我采访了82岁的杨成祥老人，当过教师，后到采茶剧团干过14年美工、9年编剧，创作过歌舞剧《迈开长征第一步》。杨成祥告诉我：“小的时候，父亲常跟我讲起孟口村扩红13名青年参加红军的故事。我的叔叔杨有发孜就是其中一名红军，当年他才14岁，就踏上了长征路。孟口村全村100多人口，男丁都姓杨，一时13名男丁参军的故事传为美谈。当时，村里的妇女打草鞋送到部队发给红军，红军搭建浮桥，村民将自家的门板拆下来支援红军搭桥。孟口因此得到了苏区政府的表扬，称为模范村。红军长征后，白军很快就杀过来了。爷爷知道白军会来找红军家属算账，但没有想到白狗子来得这么快。他刚跳下河想游到对岸去，就被白军一枪打死了。我的父亲逃得快，逃到南昌做了一名搬运工，躲了两年才回来结婚过日子。叔叔杨有发孜后来一直没有消息，同去的13名青年一个都没有回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家才收到政府颁发的烈士证，才知叔叔牺牲在长征路上。”
在于都孟口渡口竖有长征纪念碑，上面清楚镌刻着：“中央红军第八军团长征渡口。”1934年10月17日傍晚，周昆、黄甦等率红八军团，从这里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年仅14岁的杨有发孜与他的堂兄弟和叔伯们一起踏上了长征路。红八军团是一支仓促建立起来的部队，1934年9月21日组建，整个军团约10000余人，枪支不到3000支。湘江战役红八军团突围失败，几乎遭遇灭顶之灾。最后收容渡过湘江的人员，战斗人员仅剩600余人，连挑夫、勤杂人员等加起来，也不过1000余人……
有人说，“万里长征路，里里兴国魂”，在苏区时期，当年仅23万人口的兴国，参军参战的就达8万多人，为革命捐躯的达5万多人，全县姓名可考的烈士达23179名，长征途中，牺牲的兴国县籍烈士就达12038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所在地瑞金，当年不过24万人，却有11万人参军参战，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00万人牺牲在红军长征途中，瑞金有名有姓的烈士有17166名。
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在土地革命时期为建立、捍卫苏维埃政权和保卫革命胜利成果，纷纷踊跃参军参战，参加正规红军的有56726人，参加地方红军的有11793人，支前参战的有96465人次。1984年第五次普查，将漏登的547名烈士报省民政厅补入《江西省革命烈士英名录》中，全县共有革命烈士16336名，其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烈士就达16257名，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达11000余人。
由央视黄金时段播出的29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红色摇篮》最后一集有这样的镜头：一位老人8个儿子都参加了红军，老人临终前想见自己的儿子一面，可儿子们却全部阵亡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带着儿子毛毛去给老人送终，说自己是老人的“儿子”，要毛毛叫老人“爷爷”……
这一情节将全剧推向高潮。《红色摇篮》再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段光辉历史，感动了亿万观众。
长征精神，成为国家记忆，成为民族血液。
长征精神源头在苏区，是苏区人民铸就了信仰之光。
刊于《今朝》2021年第1期
（责任编辑：叶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