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外一篇）

那年夏天（外一篇）

文/敬一丹

1972年夏，在哈尔滨道外码头，妈妈爸爸把我送上船。解缆绳，撤跳板，船开了，岸上的妈妈变得越来越小，变成一个小小的白点，直到看不见了。松花江水缓缓流着，我转过头，看着前方清河的方向。

我走向了知青年代。

从1972年夏到1976年冬，我在小兴安岭的清河林区度过了我的知青时代。那四年半的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白天到山上植树，早晚在广播站广播。新胜林场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我的声音：“今天一工段栽树——亩，二工段栽树——亩。”我在广播里字正腔圆地说出这样的话：“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听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如果这样的理念得到有效落实，森林资源的危机还会延缓一些。后来，我们林场改叫“森林经营所”，以营林为主了。我经常广播的内容是改造次生林、营林什么的。

夏天的林子好美！乔木、灌木、草、花，一层一层，各有各的美。

然而走进林子，并不是看起来的那么美，林子里的蚊子小咬让人望而却步，经常有姑娘们被蚊子小咬折磨得叽叽歪歪，甚至掉眼泪。进林子干活儿，得全副武装，长衣长裤防蚊帽，捂得严严实实。

在密密的草丛里，潜藏着好多危险：草爬子，会传播森林脑炎；毛毛虫，让人不寒而栗；没准儿，还会遇到蛇。有一次，在女宿舍的大炕上，竟出现一条蛇，引来满屋一阵尖叫。一个男生进来，拎起蛇的尾巴，在又一阵尖叫声里，拎出去了。打那以后，我每次上炕，都仔细看看被子里边有没有藏着蛇。

在河东青年点，我们种菜、种黄豆，夏锄时，望着长长的垄沟发愁，什么时候到头啊！不管出多少汗，沾多少土，回到宿舍每人都只能分到大半盆热水，从头到脚，都是它了。谁要是洗头，得提前打招呼，多要点儿热水。

夏夜里，电影队来了，那就是节日。空场上挂起银幕，孩子大人早早地摆上小板凳。记得有一次，放映电影《春苗》，真好啊！那时，电影少，彩色的电影更少，它赏心悦目，给我们苍白的精神生活带来绚烂的色彩。银幕上，李秀明从竹林里走来，阳光照着她青春的身影，我好像看到另一个世界。男主角达式常不同于以往的银幕英雄，他不像王成，不像李向阳，不像杨子荣，他那温文尔雅的文人气质吸引着我。看完电影，大家都在谈李秀明，而我心里暗暗喜欢的其实是达式常，我不好意思对别人说，生怕别人看出来。看完电影回青年点的路上，河水波光粼粼，萤火虫在眼前飞来飞去，一闪一闪，我有些恍惚，半梦半醒，真不愿从电影里出来。此后的日子，再也没有这样诗意的夜晚。

在万物茂盛的夏天，我的心却有些荒凉，因为没有书读。在深山老林里，我常常怀念黑龙江省图书馆的书库。那是下乡之前的几个月，我和同学在书库帮忙整理图书，收工后，可以把那些一直封存的书带回家去看。这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安娜·卡列尼娜》《简·爱》《红与黑》……那些“禁书”上落满灰尘，我们如获至宝。在书库里，我好像站在大海边，摸到了海的边缘。

遗憾的是，不久，我下乡了，再也没有那书库，再也没有书读了。林场里，有一个老高中毕业生，他有一本很旧的《唐诗一百首》，我千恩万谢借来，一首一首抄，他催着：“看完了吧？还我吧！”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报纸在林区成了“抱”纸，积压好多天的报纸，集中送来，一抱一抱的。不管报纸怎样旧，对深山老林来说，也是新消息；不管内容是什么，那毕竟是文字。我每次看到报纸，都急不可耐想看。有时没电了，我就从青年点的柴油桶里“偷”一点油，放在玻璃瓶里，再用旧鞋带做一个灯捻儿，点起这样的油灯，如饥似渴扑到报纸上。那时的报纸是在那种环境里我唯一能看到的文字。第二天清早，同宿舍的人都笑我。对镜一看，鼻孔都是黑的，那柴油的黑烟伴着报纸上的内容都被我吸进去了。

大学时的那碗面

我从小就酷爱吃面条，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不够。早上晚上，春夏秋冬，对面条——管它荤的素的——总有食欲。

可是，我们当学生的时侯，食堂没有面条。

也不是绝对没有，听说病号饭就是面条。

于是，我私下里想，我咋不病一场呢？后来，终于病了。好像是夏天，消化不良之类的，到学校卫生所，找医生开药，拿了药，磨蹭着不走，胆儿秃地，也就是弱弱地说：“能开个病号饭吗？”

当我拿到医生开的那张薄薄的小纸片的时候，就开始盼望那病号饭了，那是怎样一碗面啊！我想象着它的样子，是挂面，还是切面？是热汤的，还是炸酱的？会有鸡蛋吗？是荷包，还是甩袖？我是在食堂吃呢，还是端回宿舍吃？在食堂没凳子，一个凳子也没有，吃得不够享受；回宿舍吃？要是小梅小渝她们旁观的馋了咋办？

到了食堂窗口，递上小纸条，巴望着那碗面。

一小会儿，面递出来了，我一看，那面不知煮了多久，搁了多久，温吞吞，黏糊糊，没有西红柿的红，也没有菠菜的绿，更没有鸡蛋的黄，它面目模糊，简直就像一碗剩汤面，甚至是糨糊！

唉！我站着，把那碗面草草地吞了。

以后，我再也没有病过，也再没机会试试病号饭。

我们的生活委员杨曼每月发饭票的时候，我们都盯着那米票、面票、粗粮票、细粮票，仔细数好，我一个的月伙食费是14.5元。

有一天，老曼神采奕奕告诉大家：除了饭票，还给每人发点儿零花钱。这位北京大姐用好听的声音启发我们这些外地的：你们进城时，可以拿这个钱去吃点饭什么的。啊！真是喜出望外！当时发了两块还是四块钱，我记不清了，反正进城有吃饭钱了。

那天，我来到王府井东风市场的湘蜀餐厅。这个地方，我妈来京出差时曾带我一起来过，当时，妈妈买了两碗面，告诉我，这叫“担担面”，本是四川人挑着担子卖的。噢，那面真好吃！吃一次我就爱上了。

这次，我奔着面来了。

湘蜀餐厅里排队的、抢凳子的，熙熙攘攘，我花了三毛二，买了一碗担担面。小心地拌开、拌匀，慢慢地享受每一根儿面，每一粒儿芽菜，最后把碗底儿的麻酱都吃干净。

嗯，好像有点儿没吃够。

想了想，没舍得再买一碗，好像再买一碗很不应该似的。再说，同样是三毛二，还可以换个样儿花，如果买二两“酸三色”水果糖，慢慢吃，可以享受一星期呢！

那时，没有去过湘，也没有去过蜀，而这个湘蜀餐厅给我带来这样的口福！恋恋不舍地从餐厅出来，在车水马龙的东风市场门口，遇到了小梅。不知我当时刚吃完面是个什么模样，小梅回到宿舍笑道：遇到小敬了，正擦着嘴呢，心满意足的！

1978年的下半年，是我们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开始实习了。我和王征同学被分配到苏州。

在苏州电台的食堂，我看到厨师一碗一碗地分别给职工煮面，先是奇怪，后是欢喜！

俺在东北是大锅饭，到学校又是大食堂，粗糙了这么多年，而眼前南方的面，怎么这样贴心啊！

锅里的水沸腾着，一小团面条在水里舒展开来，新鲜，筋道，绿葱花，香油珠儿，热乎气儿！我的天啊！从此，我天天排队等着那碗单煮的面，等着的时候，咽着口水，浮想联翩。

刊于《今朝》2021年第2期

（责任编辑：聂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