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味二题

乡味二题

文/罗荣

蔗糖

出县城东门，梅江南行三十里后，河道拐弯，折而向西。又三四里后，河水复南流，形成一个巨大的“之”字。偌大的冲积平原上，遍植甘蔗。仲夏之后，蔗林如屏，遮蔽住一方天地。到了初冬，粗壮的蔗杆被蔗刀砍断，蔗糖的清甜便氤氲了河流两岸。

这个地方名叫钓洲。钓洲自古产蔗，耕户栽种稻禾之外，总要留几块地种些竹蔗和荻蔗。竹蔗荻蔗茎细，皮硬，水分多，种蔗人家冬寒时收了蔗，用木槌槌击蔗杆，取汁以瓦罐煮了，熬成焦红的糖块，称作赤砂糖。清咸丰年间，长毛（太平军）乱起，官府因钓洲地处要冲，将其设为汛防之地，派驻了绿营兵，盘问行人和弹压地方。兵勇中，有熟稔耕作的闽人，见钓洲土壤疏松，灌溉便利，便回家乡取来南洋甘蔗栽种。几年过去，钓洲被粗如锄把、高逾矛枪的新蔗所覆盖。长毛乱平，一些闽人留了下来，成了钓洲的蔗农。

我的岳父，便是闽籍蔗农的后代，或者说，他是闽籍绿营兵的裔孙。十七岁之前，我岳父一直跟随他的父亲和哥哥，在之字形的河洲地上栽蔗、清垄、壅土、施肥、除虫、灌溉、砍蔗、熬糖。他们熬出的红砂糖白砂糖，有一半多是土地主人的。但在我岳父十三岁那年，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使他们家拥有了成片的蔗田，其他的佃耕者也是。没有哪个曾经的土地拥有者敢出来阻拦分地，遍野的红旗、红袖标、红缨枪让他们胆寒。村庄里那座大姓氏的宗祠门外，挂着苏维埃政府的木牌。值得绿营兵先祖骄傲的是，我岳父的瘸腿父亲，做了村苏维埃政府的主席。我岳父的哥哥，做了村赤少队长。而我的岳父，则做了儿童团长。我岳父晚年对我说，他手下有过几十号兵。他很自豪，说起早已远去的往事时，嗓门往往会提高好几个分贝。他说他每天都会带领部下操练大枪，岳家枪或戚家枪。他们在村口和渡口设卡，盘诘每一个出入钓洲的陌生人，就跟他们的绿营兵先祖一样守汛防奸。他们确实查获过敌方派来的细作，那个细作装扮成收糖的商贩，却因分辨不出几十种糖的名称露了馅。诘问细作直到他张口结舌无从回答的，是我岳父的堂弟。

我岳父的堂弟，是我岳父堂伯的独生子。我岳父的堂伯在县城开了家小南杂店，卖钓洲的糖以及糖衍生出的糕点食品。堂伯丧偶后，将儿子送回钓洲寄养。我岳父的堂弟喜欢住在钓洲，他喜欢青葱翠绿的蔗林，喜欢波光潋滟的河流，喜欢悠悠飘动的白云。我岳父的堂弟小我岳父三岁，他与我岳父日夜相处，形影不离。他们下河捕鱼，上山砍柴，入林捉鸟。更多的时候，他们在田间劳作，在路口守卫。那几年，钓洲村庄祥和，田园宁静。尽管离开钓洲百多里外硝烟弥漫，但敌方一次次“围剿”的兵锋，始终远离这里。钓洲和钓洲以外的所有人都明白，失去流脂的土地，将意味着什么。为了土地，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钓洲和钓洲以外一批批青壮年离开乡土，上了前线。我岳父的哥哥，就是民国二十二年初夏告别钓洲的。我岳父清楚地记得，古历六月十四，离立秋还有三天，他和堂弟送糖去慰问哥哥的部队。那支由十八岁以下少年组建的部队，名为少共国际师，正在县城西郊的大校场集结。那天，大校场红旗如海，刀枪如林。我岳父和堂弟远远地看到哥哥站在八千少年之中，在聆听主席台上一个美髯飘拂的中年军人讲话：“要爱护你们光荣战斗的旗帜，英勇奋斗！”台下的少年们振臂齐呼：“我们是工农的儿子，高举着少共国际师的旗帜，要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准备以最后一滴血为苏维埃奋斗到底！”我岳父和他的堂弟，听得热血沸腾。一个月后，少共国际师的少年们上了前线，他们唱的《出征歌》流向了四方：

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

九月三日在江西誓师出征去。

高举着少共国际师光辉的旗帜，

坚决的果敢的武装上前线。

做一个英勇无敌的红色战斗员，

最后一滴血为着新中国。

……

这首《出征歌》，后来也成了钓洲儿童团团歌。钓洲日暖，风轻，云白，雨静，因了前线那些壮士。

1934年的晚秋，历时五年的“围剿”与反“围剿”已悄然进入尾声，但离战场几十公里外的钓洲依然村庄祥和，田园宁静。一天，我的岳父和他堂弟一如往常来到河边车水灌田。秋空朗朗，蔗叶青青，我岳父和堂弟一边悠悠地踩着水车，一边仰头看南飞的鸟群。他们看到，一群鸟悄无声息地飞了过去，远远地，又一群鸟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我岳父对堂弟说，再过些日子，就该收蔗熬糖了。堂弟说，熬完糖，还唱大戏吧。我岳父说，当然要唱，哪年熬完糖蔗寮关门，钓洲不唱几天大戏庆丰年呢？我岳父听他父亲说，村里已联系好了县城最好的采茶戏班子来钓洲。

我岳父到蔗田砍了根蔗，截成段，然后与堂弟躺在河岸的坡地啃蔗聊天。他们聊到前方的战事，聊到上火线的哥哥。此刻，哥哥在哪里打仗呢？哥哥走后的一年里，钓洲的青壮年一个又一个接着走了。

两个少年嚼完甘蔗，把水车拉上岸时，我岳父的父亲一瘸一拐地从阡陌上走了过来，对他们说：“砍蔗！”

我岳父从蔗田砍了根蔗递给父亲。他父亲说，不是砍一根，是全砍，明天开寮熬糖。

我岳父迟疑不动。这个季节，正是甘蔗积聚糖分最要紧的时候，砍了太可惜。

我岳父的父亲不再言语，径直下到蔗田，举起刀嚓嚓地砍蔗。吸饱了梅江河水的甘蔗一棵棵倒下，很快就铺了一地。我岳父明白过来，招呼堂弟下了田。

田野间，人越来越多。没有往常砍蔗时的说笑，只有一片嚓嚓的响声。

蔗糖在几天后晒好了。收糖那天，我岳父的父亲装好了一大一小两担糖，大担由我岳父送去红军野战医院，小担由我岳父的堂弟挑回县城自家的南杂店。天气晴好，我岳父和他的堂弟沿着河岸而行。到了分岔路口，他们停下来歇肩揩汗，嚼了一截甘蔗解渴。我岳父对他堂弟说：“赶路吧，我先送你进城。”堂弟说：“路上太平，我自己回去。”

我岳父说：“也好。”

我岳父挑起糖担，踅向一条灌木和冬茅掩映的小道。他走得很急，心情也很沉重。他心中装着事，是件大事。从家里出来前，他本应当把这事告诉父亲的。

走出两三里路后，我岳父听到了背后粗重的喘息，是他的堂弟。堂弟说：“哥，我先跟你去送糖。”

我岳父说：“得绕一个大圈哩。”

堂弟说：“绕吧。”

我岳父说：“累死人！”

堂弟说：“不怕，我跟着你。”

我岳父说：“那你就跟着吧。”我岳父想，堂弟一起去野战医院也好，他可以带话给家里。

堂弟就跟着我的岳父前往野战医院。作为县城一家南杂店老板的独苗，岳父的堂弟平时有点娇生惯养，他肩头上三四十斤重的担子晃晃荡荡，不时地被灌丛枝杈绊住，走得趔趔趄趄。我的岳父不得不放慢脚步。

午后，他们终于到了野战医院。我岳父上一年给这家医院送过糖，那时医院里人声鼎沸，送伤员的络绎不绝，呻吟与安慰，问候与交代，不绝于耳。但那天我岳父和他堂弟走进去，整座大屋却悄无声息，没有伤员，没有医生，没有护理员，也没有民夫和军人。他们出来，挑着糖担走在村中，村子里也没有人。这让他们心中起了恐慌。

后来，他们在村头遇见了一个腰扎皮带的军人，我岳父正要向他打问，军人却先开了口，问道：“你们是哪个村派来的？”

我岳父回答：“钓洲的。”

军人说：“差点误了事，快跟我走！”

我岳父和堂弟跟着军人急急地来到一处地方，那地方长着两棵遮天蔽日的大樟树，树下站满了老人和妇孺。穿过人群，他们看到穿着灰布军服的部队正在过河。河对面高岸上，一个士兵手撑着腰在吹号，号音急促而凄厉。军人催促道：“快跟着我追上去，别脱了伴！”

我岳父瞬间就明白了，野战医院已经撤离，部队也在转移。他对堂弟说：“你回去，告诉家里，我过些天再回来。”

堂弟停住了脚步。我的岳父没有一丝犹豫地下了河。他没想到，当他走上对岸时，他的堂弟就在身后。

那是最后一支离开红区的队伍，我的送糖给红军伤员的岳父和他的堂弟，跟上队伍走了。

那座村庄，叫江口。过了江口，部队人不歇脚，马不停蹄，一路向南。

我岳父和堂弟挑的两担糖，成了战士的果腹品。两个少年抛下箩筐，换上军服背上了枪。把他们误会为挑夫的军人，在一场战斗的间隙中，把两个少年的名字、年龄、籍贯庄重地写在小本子上：赖方福，十七岁。赖方盛，十四岁。江西省宁都县钓洲坝人。

一个多月后，我岳父与他堂弟脱了伴，是因为一场几乎断送红军前程的战役——那场战役以极其悲壮极其惨烈而被载入了史册。古历十一月底，渡过湘江的部队与敌人激战几个昼夜，我岳父在战斗中负了伤。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他看到遍地都是他的伙伴，全浸浴在浓稠的血浆中。我岳父翻遍了尸体，也没有找到堂弟。他坐在地上，两眼发直。那个时候，日头正要落山，夕照如血一般红。

借着夜色，我的岳父拖着伤腿朝前爬行，一座山，又一座山。到天亮时分，在离一个村子不远的地方，我岳父终于爬不动，沉沉地昏睡过去。当他醒来时，已躺在一户人家的床上。我岳父想起身，但被一个汉子按住了：“伢子，莫急，你身上有伤。小小年纪，吃斋哟！”

那个救了我岳父性命的汉子，真是个吃斋的人，他冒着极大的风险，留下了我的岳父，并且用草药治好了我岳父的伤。我的岳父伤情稍好些后，就在那座村庄里帮人种稻种蔗，放牧牛羊。第二年的秋天，我岳父告别汉子一家，上了路。

救我岳父的恩人姓粟，人称三爷，广西资源县龙溪村人。我岳父说，那个村子里的人，救过好几个红军伤员。

根据打听到的消息，我岳父翻过了上四十里下四十里的越城岭，去追踪一年前部队的脚迹。他一路打工，一路乞讨，后来他在赤水河边一个叫旺隆场的地方收住了脚步，原因是他被一支军队抓了丁。

我岳父日后很简略地对我讲述了他当兵的经历。我明白，对他来说，要叙述那段历史是艰难而痛苦的。老人家只是说，为了练成一个合格的兵，他挨过马鞭，挨过军棍，挨过脚踢，甚至还挨过连长的烟枪。他对他的连长描述得比较细致，那个连长是个胡子垂胸的半老头，对部下的不长进，总是问：“你哥子长一个啥子脑壳？”不过，我的岳父后来还是学会了放枪，学会了投弹，学会了拼刺刀。

民国二十七年八月，我岳父所在部队奉命参加抗战。出发时，连长捋着胡子告诫手下的弟兄，雄起的时候到了，上了战场，哪一个都不得拉稀摆带。在一场大战中，连长把我岳父安排在身边帮他压子弹。我岳父把两支步枪轮换着递给连长，连长瞄准击发时，要我岳父记住他击中敌人的数字。当如同黄水一般漫上来的日本兵退下去后，连长问道：“几多个？”我岳父告诉连长几多个。连长说：“你龟儿子数错了吧？我啷个记得不止这个数。”连长让我岳父点上火，他躺在战壕里美美地抽了几锅烟。抽完烟，就有负责观察敌情的士兵报告，日本鬼子又上来了。连长把烟枪丢给我岳父，骂道：“我日他鬼子的先人板板，消停一会也不得。”当子弹打光，手榴弹扔光后，连长命令上刺刀，他带着所有幸存的士兵冲出了战壕。在冷兵器相交发出的铿锵声中，我的岳父被日本兵刺中了左肋，他在倒下时，看到踢过他无数次屁股的连长也倒下了。就在这时，援军赶来了。

一年多后，我的岳父在战地医院养好了伤，退出了行伍。当我的岳父回到故乡时，已经是六年后的仲春时节。那天，在钓洲的蔗田里，我的岳父看到他父亲正低着头栽种蔗苗。我岳父怯怯地站着，不敢吱声。他身边的梅江，在屏声静气地流淌，河水像他离开时那般清澈。田原上，草色鹅黄，有温润的风吹来，掀动他草黄色的军装和乱草似的头发。那一刻，他也闻到了甘蔗的馨香。他蹲下身去，拿起一截绽发了新芽的蔗茎，要栽到泥土中去，他的父亲忽然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他听到他父亲说，土地和甘蔗，不再属于他们。说完这话，老人家的眼泪就流了出来。

我岳父的父亲还告诉他，他的哥哥留在了离钓洲不到百里的高虎脑。那座山头，长眠着许多少共国际师的少年。

那天晚上，我的岳父由他父亲陪着进了城，进了南杂店。老态龙钟的堂伯听完我岳父的叙述，摸着我岳父的头说：“你弟弟也上战场打东洋鬼子了，有一天，他会像你一样回家的。”

我岳父的堂伯相信，他的儿子此时还在战场打鬼子，倭寇不灭，不会返家。堂伯说，他们家族的身上，流的是绿营兵的血。

堂伯把我岳父留在了南杂店，让他学做云片糕，麻珊瑚，蜜酥饼。岳父的堂弟没有在某一天回到家中，他杳无音信。我岳父看到他堂伯的头发雪一般白了，腰也佝偻得厉害。堂伯决定回钓洲去，他把南杂店托付给我岳父，说：“你弟弟要是能回来，这店子你一半他一半。他要是回不来，这店子全归你。”

我岳父说：“弟弟回来，这店子全是弟弟的。我回钓洲去种蔗。”

我的岳父自此成了南杂店的老板，他小心谨慎地经营着这间小店，每天把账目记得一清二楚。他期待有一天把店子和账本交到堂弟手中。

1949年的初冬，在一个清晨，我岳父听到拍打店门的声音，他把店门打开，一个军人闯了进来。我岳父问军人要买点什么。军人问：“有蔗糖吗？"

那时，虽然是甘蔗收割的季节，但钓洲的蔗寮才刚刚开榨，新糖还没送来。

我岳父问：“明天行吗？明天我去趟钓洲。”

军人说：“哥，我也去！”

我岳父愣住了，他端详一下，马上认出高他一头，胡碴满腮帮子的军人，是他的堂弟。

一天后，我的岳父和成了人民解放军军官的堂弟回到了钓洲。走在之字形的田野上，堂弟说：“哥，我们的祖上，是这里的绿营兵。”

阡陌上，收蔗的人来来往往，甘蔗的清香味在这片广袤的土地萦回。我岳父深深地吸着甘甜的空气，对他堂弟说：“我们的祖上，也是这里的蔗农！”

辣椒

一

总务主任彭老师把卖柴的徐老头领进校长室，对校长说：

“校长，伙夫找到了。”

校长不高兴地白了彭老师一眼，说：

“现在是新社会，得改口了。”

“你看我这，”彭老师忙说，“应该叫炊事员，对吧。”

彭老师是留任的旧公教人员，有些称谓一时改不过口来。

校长把彭老师叫到一边，问：“到处都在搞土改，这人来历不会有问题吧？”

校长怕学校里混进逃亡的地主，潜伏的反革命。

彭老师说，徐老头的基本情况他问过了，北边山里人，穷苦出身，是个孤老，砍柴为生，学校里买过他几次柴。

校长说，慎重一点好。把徐老头叫过来，询问了一遍，觉得没什么可疑之处，便道：“学校原来那个炊事员，历史有点问题，我把他辞了。”

徐老头说：“晓得，彭老师对我讲了。”

校长问：“学校里二十几个人的饭，你做不做得了？”

徐老头说：“又不用做山珍海味是吧？只要是粗茶淡饭，上百号人的饭我都能做。”

校长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满脸的褶皱，说：“老徐同志的身体还硬朗吧？”

老徐说：“硬朗。硬朗。”

校长满意地说：“行，那就留下来试试。”吩咐彭老师，带老徐去伙房。

老徐便跟着彭老师去伙房。伙房是旧祠堂改的，上厅放饭桌，下厅做灶房。灶是五枚花的大灶，一口头号锅，一口中锅，三个鼎罐。头号锅做饭，中锅炒菜，鼎罐烧水。老徐灶前灶后，仔细地察看他的工作岗位，他甚至把头伸进灶膛，查看火道。看完后，对彭老师说，这灶很费柴，而且有时会倒烟。

彭老师说，老徐你确实是个内行，这个灶是老虎灶，一天能烧掉半担柴，学校三天两头要去柴行买柴，开支很大。倒灌烟就不用说了，以前那个伙夫，一双眼睛熏得跟兔子差不多。

老徐说：“有句话怎么说？匠人要做事，得先把刀磨利。”

彭老师说：“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老徐问：“学校里有没有歇工不开伙的日子？”

彭老师说：“星期天，吃饭的人少。”

老徐说，等到星期天，他把这灶改改。

二

学校的名称，叫新民小学。新民小学是解放后改的，过去叫北关小学。再过去，这里是座古庙，名“孚惠庙”。民国年间，新学兴起，孚惠庙改建成完全小学，庙中大大小小的木雕神像，搬到了隔着一条马路的戏台上。戏台下部，因学校宿舍紧张，被改建成住房，分配给学校的单身老师。人民政权建立，乾坤正位，天朗气清，戏台上日夜歌声飞扬，扎着长辫的女生左右手指相勾，平放在高耸的胸前，唱《解放区的天》，唱《高楼万丈平地起》，唱《南泥湾》。大约因离教室太近，过于吵闹，戏台被一堵砖墙封闭，女生们换到别处去唱歌了。这件事有点糟糕，戏台是个需要热闹的地方，它离不开弦管笛箫锣鼓铙钹高嗓低喉。一旦失去了功能，戏台下住宿的老师就生出了恐惧之心，即使是新学培养出来的现代青年，也往往住个十天半月就落荒而逃。到后来，这座戏台的住户只剩下那些宋元明清的神仙。

彭老师决定把戏台下的住房分给老徐，他有些歉疚地对老徐说，学校住房紧张，只能委屈他先住在戏台下。实在不行，再想别的办法。

老徐说，住戏台下有什么不行？他这几十年，不晓得住过几多祠堂庙角，坟山墓地。

把被席搬了进去。

第二天，有一青年老师悄悄告诉老徐，戏台那里不能住。

老徐问：“是不是那里闹鬼？王老师。”

王老师说：“还真是闹鬼！”

老徐说：“戏台上闹鬼，是跌死过翻跟头的戏子吧？”

王老师说：“不是。”

老徐说：“难道是争风失手伤了人命？”

王老师说：“也不是。”

老徐说：“我晓得了，一定是有个标致女子在台上吊了颈。”

王老师大为叹服，说，那是宣统年间的事了，有对唱采茶戏的男女相好，后来男子怀疑女子跟别人有染，负气出走。女子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全身脱得精光，在戏台上自缢身亡。

老徐笑说：“是她闹鬼呀。”

王老师说，也不光这个女戏子闹，他在戏台下住时，常常听到楼上吹拉弹唱，总要闹腾到鸡啼三遍才收场。这种地方阴气重，住久了，会损耗人的阳气。

老徐说，屋子得看什么人住，他五十几岁了，还没讨过老婆，阳气太足，住那里正合适。

王老师说：“也是。”端着饭碗走了。

隔几日，老师们下了课来伙房吃饭，王老师问老徐，有没有听到楼上唱戏文。

老徐说：“过瘾。过瘾。每天一部戏，前天唱《青龙山》，昨天唱《洛阳桥》，今天夜里，要唱《十字坡》。”

老师们诧异，问：“老徐，你怎么会晓得今夜的戏名？”

老徐笑说，他们预报的呀，头天完戏，一准报第二天的戏名，还一个个自报角色。

王老师问：“那个殉情的女子，有没有上场？”

老徐说：“她说她赤身裸体，不方便出场。”

王老师有点遗憾，说：“太可惜了。”

吃完饭，老徐邀老师们去他的住处见见鬼演员。校长说：“老徐，你别瞎扯。光天化日的，哪有什么鬼！”

老徐笑笑，说：“去了就晓得。”

人多胆壮，大家都说去见见。王老师说，这有点像看完戏后领导上台接见演员。

相跟着到了老徐住处，老徐领头上了楼。戏台封闭后，光线很差，老师们心里有些害怕，你推我搡。王老师大着胆子问老徐：“演员呢，怎么不出来？”

老徐指指墙根，说：“都在那里欢迎我们哩。”

大家定睛看看，只见靠着墙壁，整齐地排列着十几座黑色的赭色的神像。

老师们问：“是它们演戏？”

老徐说：“也算是。”

说，那天王老师告诉他戏台上闹鬼，夜里，他果然听到楼上有奇怪的响声，于是打亮电筒上去看看到底是什么鬼。结果，还真发现了鬼在哪里。

老师们听了毛骨悚然：“老徐，你当真看到了鬼？”

老徐说，看到了。电筒光下，他看到神像东倒西歪，张三靠着李四，上面挂着蛛丝，落满灰尘。楼板上，老鼠窜来窜去。头顶上，瓦片残缺，风吹进来，堆放得乱七八糟的杂物发出种种古怪的响声。他把那些神像和杂物堆放整齐，瓦漏捡好，古怪的声音就消失了。

老徐说：“这人间阳世，哪有什么鬼?我活了这一大把年纪，还没见过真鬼长什么样呢。”

校长说：“你们听听！听听！老徐是个文盲，人家什么觉悟！亏你们还是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呢！”

三

老徐利用星期日的时间，对大灶进行了改造，他疏通了灶膛内的火道，垫高了灶底，用粘土盘了个马蹄圈，一是省柴，二是火舌集中。烟道口也从半壁出改为从屋顶出，加大了抽风的力道，柴火烧起来，就不会闷着老是倒烟。

灶改好后，火力一应手，老徐的手艺就显现出来。同样的萝卜白菜冬瓜茄子，经老徐的锅铲一搅，就有了全新的味道。首先发现菜的味道跟过去不同的是校长，校长问：“老徐，你炒的菜里面，是不是放了什么调料？”

老徐说：“也就是放点油盐。我本想请彭老师打瓶酱油买点醋，彭老师说没钱。味道不好的话，大家莫见怪。”

彭老师说：“老徐，校长是表扬你哪。”

王老师说：“老徐炒的菜，跟以前那个师傅炒的菜有着天壤之别。”

老徐说：“恐怕不能只怪他手艺差，灶火不应手，灶君菩萨也发愁。”

校长说：“那倒是。”

老徐的厨艺的确不差，他也不惜力，不像以前的炊事员那样按人头蒸钵子饭，改做捞饭。做捞饭费工夫，得先把米煮到半熟，然后捞起，放在木甑中蒸熟。这种饭既香甜软糯，又极富嚼劲，且还有解渴的米汤。菜是学校菜园自种的果蔬，有辣椒、蕹菜、茄子、豆角、苦瓜、南瓜等等。一种菜，老徐会做出种种不同的口味，比如蕹菜，今天蒜仁生炒，明天就椒泥凉拌；比如豆角，今天吃鲜豆角，明天就晒豆角干。最受老师称道的是老徐做的南瓜，又沙又甜，入口即化。校长边吃边夸赞：“老徐，你在青瓜里放糖了吧。”南瓜在这里称作青瓜，因为有股青味。老徐做的青瓜没有青味。

老徐用围裙抹抹手，笑一笑。

老徐不仅会做各种蔬菜，他也能做荤菜。他的炒鱼干，炒泥鳅，炒田螺，哪样都要让人多吃一两碗饭。那些菜不贵，市面上千把块钱（旧币，相当于后来的一角）一斤，有些农村的学生家长也会送点来。

后来，老徐有了更多的表现做饭技艺的机会，如在六一儿童节、国庆节、中秋节，为老师们加餐，就有了鸡鸭鱼肉烧酒米酒。老徐会让他们吃得大呼小叫，猜拳行令，全然忘了老师应该庄重与矜持。

因为伙房来了个老徐，在家用膳的老师，也不愿在家吃饭，跑到学校搭膳了。

要求在新民小学搭膳的，还有一些外单位的工作人员。彭老师对校长说，外单位的就别接吧，一口饭甑，供不了那么多人。

校长问老徐，接不接呢？老徐明白校长要脸面，说，接吧，请木匠打个大甑就是。

老徐的手艺，传到了文教局张局长的耳中，张局长在视察新民小学时，特意留下来吃老徐做的饭菜。吃完饭，张局长跟老徐握了很久的手，说：“老徐同志，你做的辣椒炒鱼干子，我看可以上国宴。”

老徐笑笑：“辣椒炒鱼干子还上得了国宴？”

张局长说：“怎么上不了？我告诉你老徐，苏区那时候，毛主席在我们这里，最喜欢吃辣椒炒泥鳅、辣椒炒鱼干子和炒虾公哩。”

老徐听得眼眶湿润润的：“那倒是，那倒是。”

张局长请教老徐，炒泥鳅炒鱼干有什么秘诀。老徐说，也没什么秘诀，主要是辣椒要用本地的鳅鱼串，味够辣，青椒之外，特别注意要加红椒，红椒味甜，又好看。炒泥鳅呢，泥鳅要拍得烂，泥鳅腥气重，辣椒更要多放。焖的时候，再放点姜蒜和米酒。

张局长走后，上级部门隔三岔五有人来新民小学听课考察，或者组织兄弟学校来学习取经，当然也就要在学校食堂用餐。总务主任的眉头就有些不太舒展，虽然人家吃饭是按规定交了伙食费的，但超支也是难免的。直到有一天，文教局拨给新民小学一百万块钱（相当于币改后的一百元），彭老师才喜笑颜开。

老徐不喜欢闲着，厨房里的事干完，他就去侍弄菜地。学校有两块菜地，大的一块在校外，靠近江边，分给各班级种。小的一块在学校教室后面，由老师们种。老徐对校长说，校内那块由他来种，老师们专心教书好了。上春的时候，老徐播蕹菜籽，插辣椒茄子秧，栽豆角丝瓜苗，然后逐日浇水施肥，松土除草。到了秋天，就换上另一茬菜：大蒜莴苣萝卜包菜。老徐向彭老师提议养两头猪，厨房里每天都有泔水和饭汤，菜地里的菜也有盈余，有葑菜、莙荙，再买点米糠，每年杀两头猪不成问题。彭老师笑说，老徐你胃口不小哈。请示校长同意，买了两只猪仔交给老徐。

学校里，老师轮流值日，值日那天要打钟。年青老师便打起了老徐的主意。年青人贪睡，也有人忙着谈女朋友，值日打钟成了他们的累赘。首先想到请老徐帮忙的是王老师，其时王老师正与师范附小的一位女老师热恋，有天约好晚上去看电影，但那天王老师值日，王老师便到伙房找老徐，问老徐会不会敲钟。老徐说，敲钟哪个不会。王老师说，敲钟我晓得你会，不过你分得清上课铃下课铃吗？老徐问，有区别吗？王老师说，当然有区别，上课铃是当当当！下课铃是当——当——当——。

老徐说，我晓得了，上课铃绷紧，下课铃放松，我会敲。你放心去吧。

老徐端着王老师交给他的闹钟，盯着长针短针打圈圈。到了钟点，他就兴奋异常地跑到教学楼二楼的角落边，拉紧长绳敲响了悬挂在屋檐下的铜钟。

代替老师敲钟的时候一多，老徐就产生出自豪感来：他只要手一动，老师学生就得规规矩矩按钟声行事。于是老徐跑到校长室，向校长讨下了敲钟打铃的差事。

四

学校的政治空气浓厚，每天下午课后，老师们都要集中到大办公室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读报，人民日报或江西日报的新闻、抗美援朝的消息。老徐此时早已把饭菜做好，他也坐到办公室门口听读报。老徐不进办公室里头去坐，因为他抽烟，而且他抽的是黑老虎旱烟，味相当冲，念报的女教师邓老师受不了。老徐边听邓老师念报，边巴嗒巴嗒吸烟，吸完一锅，在地上磕掉烟屎，又装上一锅，也不用再划火柴，两只指头把地上的烟屎捏起，捺进烟锅接着抽。有时，坐在老徐身旁的王老师小声问老徐，闹红的时候，有没有见到过领袖。老徐说，那时领袖穿双草鞋到处跑哩，哪个都见得到。王老师嘴里啧啧作响。

老徐最喜欢听朝鲜战场传来的胜利消息。老徐说：“该他们走霉运了。”

王老师问：“哪个走霉运？”

老徐说：“美国佬。”

又说：“志愿军是哪个？是解放军。解放军是哪个？是八路军。八路军是哪个？是红军。”

王老师肃然，说：“伟大！伟大！”

一日念报，邓老师念了个战场指挥员的名字，老徐忽然一拍大腿，高声说：“这家伙，能打！”

邓老师停住念报，大家的头都转向老徐。王老师甚是诧异：“老徐，你莫非认识那位首长？”

老徐摆摆手：“苏区那时候，他就在我们这地方打仗。”

校长说：“老徐同志说得不错，那位首长，在我们这边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名气很大，上朝鲜战场的，还有许多像他那样的老红军。”

学习结束，校长带头进行捐款，老徐也像其他老师那样，从兜里掏出钱来。校长说：“老徐收入低，我看就算了。”

老徐问：“校长，我是不是学校里的成员？”

校长说：“当然是。”

老徐就把钱放进了捐款箱。捐完款，老徐对校长说：“校长，那张报纸，能不能给我？”

校长看看老徐，吩咐邓老师把报纸从报夹上取下，交给老徐。

老徐转身走后，校长盯着他的背影，看了好久。

第二天中午，来吃饭的老师们很兴奋。老徐问彭老师，什么事大家这么高兴。彭老师说：“对了老徐，下午我们学校包场看电影，我忘记通知你了。”

老徐说：“我去看电影，哪个在家做饭？”

彭老师说：“才一个半小时，误不了大家吃饭。这电影可得去看。”

老徐问什么电影。彭老师说，片名叫《翠岗红旗》，讲的是我们这里的故事，拍摄地点也在我们这里。

老徐说：“那一定要去看。”

午饭后，老徐匆匆洗刷好炊具，便跟随全校师生去人民礼堂看电影。电影讲的是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反动派反扑，进行反攻倒算，残酷地镇压苏区人民。红军战士江猛子的妻儿受尽了地主恶霸的欺凌。1949年秋天，已成为人民解放军师长的江猛子带领部队打回家乡，攻克了国民党残匪盘踞的翠微峰，解放了老苏区人民。江猛子一家，也幸福地团圆。

电影放完，师生们正要退场，却听见有人在嚎啕大哭。大家一看，竟是炊事员老徐。校长走过去，把老徐拉起来。老徐老泪纵横，对校长说：“解放了！解放了！”

校长说：“是的，老徐。解放了。”

校长想，这老徐，有点什么名堂？

五

有一年，就是老徐到学校做炊事员的第四年，国家对粮食实行定量供应。按照地方政府划定的标准，公教人员每人每月定量为29斤，一般居民为24斤，所有人员每年有五个月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搭配红薯。总务主任彭老师拿着学校老师花名册去上粮。上到老徐名下，核定的粮为24斤。彭老师问登记员，为什么老徐要比老师们少五斤口粮？登记员回答，老徐不属于教员，是勤杂工，因而只能按一般居民配粮。彭老师说，老徐进校时间不短了，他干的是体力活，应当按重体力劳动者每月38斤配粮才对。即使按轻体力劳动者配，也应当有29斤。登记员说，没办法，这是规定。彭老师生气，不登了。回去跟老徐说。老徐摆摆手说：“按照规定登吧，少几斤就少几斤。”

彭老师说：“老徐你别发懵，口粮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老徐说：“我年纪大了，每个月有24斤粮够吃。再说，不是还有番薯芋头青菜萝卜打帮么？”

老师们的口粮定下来后，彭老师与老徐商量，吃大甑饭的做法恐怕不行了，大甑饭吃两碗三碗都行，反正管饱。定了量，肚皮大肚皮小不能一碗水端平，还是改成从前那样各人餐前自报米数蒸钵子饭。老徐想了想，说,也只有这个办法。

就收起了大饭甑，改用屉子蒸份饭。年轻的王老师见到老徐往一排瓦缽里倒米，连连叹气。

老徐闷着头，坐到灶膛前去抽烟。

过了一段时间，老徐把打铃的事委托给彭老师，他每天上下午做好饭喂好猪就出校门。一连走了好几天。这天，他从外头回校，径直去找校长。老徐对校长说，粮食是个大问题。校长说，是呀，年青老师尤其不够。老徐说，饿着肚子还能教得好书？校长说，你有什么好办法？老徐说，开荒。

校长一声苦笑，说：“老徐呀，你没看到？现在开荒掀起了热潮，各部门各单位，还有居民，哪里还有闲人?你看看城里城外，哪一块空地没种上作物？”

老徐说：“有一块地方，还没有人去那里动。”

校长问：“哪里？”

老徐说：“北当岭。”

校长说：“那里是坟山。”

老徐说：“北当岭荒野，坟墓多，别人害怕，才不去那地方开荒。这几天，我在岭上到处踏看，可以开出不少地来。山岭上没水，种稻禾不行，种番薯蛮合适，那里的地很肥。”

校长沉思一会，说：“我看这主意行，破除封建迷信嘛，我们这也是实际行动。”

新民小学师生的镢头，于是抡上了北当岭。顺便，师生们把一些坍塌的坟墓刨了，挖出的青砖，运回学校去盖新教学楼。

那年深秋，有件大事降临到了老徐头上。一天深夜，老徐睡醒一觉，听到门外有孩童的哭泣声。打开门，电筒一照，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正伏在门边哭。老徐把孩子抱进屋，摸摸他的头，烧得滚烫，连忙为孩子用温水抹身降温，又喂他食物开水。天亮后，老徐带着孩子去学校。老师们听说老徐半夜里捡了个孩子，都跑到伙房来看，猜测孩子的来源。邓老师说，老徐，你心肠好，保不定是送子娘娘给你送来的。王老师附和，说，一定是。不过更一致的看法，是有人特意放在老徐门口的。聪明的王老师一拍脑袋，说，哎呀，给别人的孩子，不会是有什么残疾吧？王老师一说，邓老师赶忙抱起孩子从头到脚进行检查。检查完后，说一声：“糟糕！”

这孩子，一条腿萎缩了。

邓老师说：“这孩子早年肯定得过脊髓灰质炎。”

老徐问：“什么灰炎？”

邓老师说：“就是小儿麻痹症。这孩子看上去很伶俐，可惜一条腿残废了。”

王老师说：“送派出所吧。”

老徐说：“派出所收养孩子？”

王老师说：“他们可以送保育院。”

老徐说：“算了，我收养他。”

彭老师说：“老徐心好，这孩子有福。不过，你和孩子之间的称谓得确定，孔夫子说，必也正名乎！他是喊你爹呢？还是叫你爷？”

老徐笑说：“按年纪呢，他该喊我爷。但我大半世人了，还没人叫过爹，还是叫爹吧。”

大家就让孩子喊“爹”。孩子怯怯地喊了声。老徐高兴极了，说：“我到底做爹了。”老徐央求老师们为孩子起个名，老师们公推校长起。校长想了想，说，学校叫新民小学，就叫徐新民吧。

六

徐新民插班入了学，老徐从箱底下取出三块钱，要交学费。校长骂他：“老徐你扯淡！当老师不沾别的便宜，沾点读书的便宜还是应当的。”

老徐说：“我不是老师。”

校长说：“你是校工，一样。”

逼着老徐把钱收回去了。

老徐的儿子虽然残疾，但脑子很聪明，有读书的天赋，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成绩都居全年级之冠。他喜欢看课外书，尤其喜欢看小人书和童话。星期天或者假期里，老徐总把儿子背到书摊，让他坐在矮凳上看一分钱一本的图书。倘若新华书店新到好看的童话，老徐不惜破费，再贵也买回来给儿子看，让他读，自己坐在旁边津津有味地听。偶尔，学校里会包场看电影，老徐就背着儿子上电影院。老徐自己不进去看，自从看《翠岗红旗》失态后，他就不看电影了，说电影中的事太真，让人受不了。他坐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等着电影散场。回家路上，小新民趴在老徐背上，把电影故事讲述给他老子听。老徐的嘴里，不断嗯嗯地应。听到有趣处，就哈哈大笑。

老徐很喜欢看学校少先队升旗。周一早上，他就为儿子穿上白衬衫，戴上红领巾，别上三条杠的大队委员徽章，然后把他背到操场队列前。太阳升起时，徐新民拉动旗绳，缀着星星火炬的队旗便徐徐升上旗杆顶。而后，少先队员们把手举过头顶，高唱《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是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

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

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

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

……

七

又过了几年，老徐上了年纪。虽然学校请了两个人做老徐的下手，但校长看到老徐做起事来有些吃力。校长想，学校食堂吃饭的人，除了老师，还有搭膳的学生，人越来越多。到明年，老徐就满花甲，恐怕做不动了。

校长对老徐说：“老徐，明年让你退休歇歇，你觉得怎么样？”

老徐说：“好哇，我在家专门做饭给新民吃。”

校长舍不得老徐离开学校，说：“你不做炊事员，专门打钟好不好？”

老徐说：“好，种菜的事，我也干得动。”

老徐离开伙房，专事打钟，日子就清闲下来。老徐起得早，也不像年轻老师那样要午睡。早晨和午间，老徐就去侍弄菜地，校内的他管，校外的也管。学校菜地多，茄子豆角萝卜白菜吃不了，老徐就多种些辣椒。辣椒生长周期长，产量高，伙房吃不了，老徐请示校长同意后，将辣椒分给老师们带回家。秋天的鳅鱼串红椒，香辣甜，是磨辣椒酱或裹霉豆腐的上等原料。老师们说：“老徐，明年多种些鳅鱼串！”

有一天，校长接到县里张副县长的电话，张副县长问：“你们学校那个老徐叫什么名字？”

张副县长是过去的文教局长，吃过老徐炒的菜，但不清楚老徐的大名。校长说：“叫徐春生。”

张副县长说：“不对。”

校长说：“是叫徐春生，他进学校时，登记的就是这个名字。”

张副县长说：“我是说，老徐的名字跟首长说的名字对不上号。”

校长问：“哪个首长？”

张副县长说，有位从北京来县里视察的首长，下午说起他有个部下，是这里人，从长征那时起一直跟着他，是首长的公务员，很会做菜，特别擅长做辣椒炒泥鳅、辣椒炒鱼干子，当年主席在这里时，吃过他炒的菜，夸他手艺不错。解放战争中，大部队渡过长江，进入湖南时，那个公务员生了病，留在地方上养病。等到战事结束，首长派人去接这个公务员，房东说他回家乡去了。首长说，这个公务员名叫徐正义。你们学校的老徐，姓是对，可名不对。

校长说：“我看就是老徐，他很可能出去长征时用的是大名，现在用的是老家的小名。我跟老徐相处好些年了，一直觉得他不像一个普通山民。他的思想觉悟比老师都高。对了，有一次读报，他还说那位首长很能打仗。”

张副县长很兴奋，说：“你这样，通知老徐明天上午到县招待所来，我让他炒几个菜上桌。记住保密，别告诉他哪位首长来了。”

校长说：“晓得。”

校长认定，老徐一定就是首长的公务员。

辣椒炒泥鳅、辣椒炒鱼干子端上了桌。首长端详端详，用筷子夹起来尝一尝，说：“这菜是徐正义炒的！”

张副县长很谨慎，说：“首长，炒菜的是我们一个小学的炊事员，叫徐春生，不叫徐正义。”

首长再夹了菜，咂咂味，说：“是徐正义。你们带我去厨房，我要见他。”

门开了，老徐从门外走了进来，声音哽咽：“首长——”

首长快速地离了席，紧紧地握住老徐的手：“徐正义，你个老家伙，让我好找哇！”

刊于《今朝》2021年第2期

（责任编辑：黄龙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