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场琐忆

林场琐忆

文/宋瑞斌

一

蜿蜒的小路穿过田野和山林，路的尽头是座不大的水泥桥，过了桥是一片高大的院墙，墙内升起袅袅炊烟的地方就是地区林业科学研究所了，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其名虽曰“研究所”，但其实就是个林场，只是比一般的林场多了些干部和科研人员，附近的老表将我们一律统称为“林场的人”。

建在山沟里的场部离城三十多里地，林场职工的生活起居、日常劳作都与寻常农户无二，家家开荒，种些蔬菜瓜果也养些鸡鸭鹅子，除了米面油盐，生活物资都基本自给。虽说与周边农家几乎无异，但多少也还有些区别，比如说话口音就不一样。他们说客家话，我们说“赣普话”，我们问“有没吃饭”说成“克有歹饭”。与附近村民明显不同的还有一点就是小孩起的名字、叫的小名不一样。村里小孩起的号难听，唤作野狗野猫什么的，大人说这样贱叫好养大成人。林场的小鬼一般都是名字里最后一个字再加上性别区分，男孩叫“仔”，女娃叫“婆子”，比如斌仔、文仔、武仔，比如英婆子、新婆子这样，名字也代表了各地的文化和风俗。林场里的职工大多来自赣南的十八个县区，他们的名字一般都很具有县域的代表性，比如宁都人起名喜欢用“生”，活生、水生、裕生；于都人一般是姓氏后面加地名，比如：王广东、刘湖南、林南昌等；上犹、南康人的名字大多就按字辈起，文智、名伟、敬裕，如此一来很是显出世家渊源之文化底蕴。

林场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分工还挺细，用材林组、引种组、化验室、资料情报室、后勤和生产组等科室共同组成了林场的架构，服务于科研。试验田里育种了池杉、竹柏、广玉兰等树种，食堂后山还栽有大叶桉、香樟、黑荆树，为搞些科研性生长记录和科学育肥方法研究之用。印象最深的还属资料情报室，当时是设在办公楼二楼的一间套房内，里间存放林业科普书籍和各种学术资料，外间是阅览室，中间有一张大长条桌供查找资料和平时阅读的人使用，我跟着我姐去查资料时进去过。资料业务书我看不懂，我主要看《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只因刊内精美的图片很吸引我。画报里有反映祖国日新月异变化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图片，一张印着两个浓眉大眼飒爽英姿的女民兵斜挎子弹袋、身背带刺步枪守卫海岛的照片至今在脑海里还记忆犹新。

生产组人多地广事也杂，管着养猪场、木工房、果园等。山脚栽的果树，河滩种的花生西瓜，田间的绿豆，猪栏里的猪都是生产组的心血。收获的瓜果蔬菜除了留够食堂里自用，其余都分配给各家各户作为福利。待到冬天时，家家门前角落头都堆着成捆分到的甘蔗；盛夏时节，亦有分到的西瓜堆放在床板底下，每个西瓜上还有用墨汁写的数字17、18什么的标明它的斤两；秋收之时就更多了，麻梨、鸭梨、番薯芋头多得都拿箩筐装。记得有一年副业组种的冬瓜特别大，党办的赵叔叔还把我们几个长得较胖的小孩组织起来跟最大的冬瓜照了相，肥童大瓜甚是喜人。只可惜照片没能保存好，现在也再难看到当年那么大的冬瓜了。

住在山里的林场人每回进城都得五坡六桥十三弯地颠簸近两小时，一个月一趟的车，是为了方便林场职工外出购买生活日用品的。每个月发了工资，又恰巧我不用上学，母亲便会带上我进城逛卫府里，那天对我来说比过年还快乐。我记得单位上的大解放牌每次都会停在标准钟下面的解放路上，一下车母亲就会紧着到解放商场、南新布店去采买针头线脑、牙膏肥皂等生活物资，我则拿上母亲给的两三元钱，拎着酱油瓶飞奔去红旗商店排队打酱油。打着酱油后剩余的三二五毛就归我支配了，顿觉阔绰，去新华书店买本把子小人书的钱是必须要留开的，然后就是纠结去工农兵饭店吃碗肉丝面还是去小乐天吃份清汤，如果选择了一家，等下想再吃新风餐厅的冰绿豆钱就不够了。每次的纠结自然最终都是母亲帮我解决了，在回家的途中，她每次还会拿出几颗话梅糖来给我意外的惊喜。

二

与大多数郊区单位的子弟存在读书困难的问题一样，上学的事着实是一个令林场大人头疼的难题。我小学一到三年级是在林场附近的村里读的，教室是由李家祠堂改建，还卸了块门板当作黑板。用白色粉笔写在同样发白的门板上导致我们每回都要费劲地去猜老师写的是什么。后来还是我父亲利用休息时间带上刨子刷子，去刨平了门板刷上了黑漆，这才勉强有了个黑板的样子。

我上一年级时正赶上全国推行简化字，巴不得简单成一横一竖就能代表几个字。为此，我的母校充分贯彻了精神，将校名简写成了“下丰小学”，其实它应该写作“霞峰小学”，何谓“霞峰”？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绚丽山峰，此二名两相比照，可发一哂。那时农村学校的老师能讲普通话的本就罕见，更不能奢求什么教学质量。后来为了解决郊区单位小孩上学难和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临近几个单位：农科所、林科所、党校、油库、水轮机厂在楼梯岭赣南师范学校的院子里弄了个子弟学校，招收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的学生，自此学校的环境、师资力量方得到明显改善。三年级时我转学到了那里，学校在一四合院内，原先是个托儿所，为了给学校腾地方才搬去了别处。四合院小虽小，但利于管理学生，用看门人郭大爷的话来说就是“大门一关你连墙都冇得来翻”。

子弟学校离家很远，中午是不回家去的。午饭都是早上家里做好，用饭包带着中午在学校吃的，各人饭盒里的菜则最能体现各家的生活水平和妈妈的做菜手艺。在节前年后的日子，饭盒里的菜品一般都挺丰富，有香肠板鸭、红烧肉之类，甚至还有人能偶尔吃上干炸带鱼这类海鲜稀罕货。我们那时平常带的都是老三样：腐乳、榨菜、萝卜干，互相换着吃很是没意思，无非就是谁家的辣些咸些而已。平日里如遇着有好菜，母亲总会多夹些给我带上，并嘱咐我要分给小伙伴们吃，说要搞好团结友爱。

上学的路虽远，但也是快乐的。春天迎着斜风细雨追蜂引蝶，秋天跑山上摘野果忘了时间而迟到，在门口罚站都是常有的事情。冬天风叉口结冰时，就寻上路边一水塘角落处取块冰，在冰块上找个较薄的点使劲对着吹气，直到吹出融化的窟窿，然后寻几根稻草搓成绳串起冰块提着到学校当水喝，还美其名曰“大冰砖”。上学路上一群孩子左手拎着饭盒，右手提着冰块，中间挎个书包像是打扫战场归来的游击队员，这灵感还是源自老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镜头。

三

每逢电影开映前，操场上都会早早地就聚拢了一众靓女俊男们，女孩儿擦最香的雪花膏穿色彩最艳的衣裳，戴头花扎绸带，左顾右盼窃窃私语着；俊男们则大夏天都恨不得戴顶军帽穿件呢子军装，眼神犀利故作严肃地出现在操坪上去引人注目。

在有电影看的日子里，白天仿佛过得都特别地慢，天总也不见黑，学校也好似总不放学，好不容易熬到放学时，恨不能臂生双翅飞奔到场部操场的放映处，到了后捡块砖头在地上划出格子，再在里面写上名字，这就是给自己晚上看电影先占的位置了，等天黑时再端着板凳悠悠地过来，气定神闲很有排面。附近村里的小孩来看电影就只能带自己的屁股，却不准拿凳子，这个规矩是什么时候、谁人定的？我不知晓，反正他们来了就找块石头或几块砖头叠在一起当马扎坐，但唯有一外号叫“猪八怪”的人例外。这个外号是因此人长了一对大大的招风耳和不哼哼两声就不会说话的毛病而得的，他之所以可以带板凳是通过跟我们前后打了几架而争得的特权。为此我跟他就打了两回，各有胜负，第一回我输了，事后找原因补短板，避开他力气大有狠招的优势，发扬我跑得快又灵活之特长，用快速灵活的战术取得了第二回合斗争的完胜。后来讲和的条件是我叫他“八怪”他必须答应，而他扛着凳子来看电影时我则当没看见。

电影放映时，以放影机为中心围坐的是食堂赵师傅，卡车司机凌师傅，采购员李X亮等实权派人物，放映员钟叔就更别说了，威风八面都不用正眼瞧人的，是个不敢得罪的狠人，但凡得罪了他，放电影前他就不告诉我们片名了。你要晓得，放映前就能知道电影名字是何等的风光有面子，如是能提早一天就知道片名并预告给大家，那更是件不得了的事，你这个把月大概都会受人敬仰。

有一回在观影时突然停电，起先人们还耐心等待，直到晚上九点多了还没来电的迹象，人群方才四散回家。我回家睡下后，半夜尿急起床屙尿时半睁半闭着眼睛透过窗户看见前栋宿舍凌师傅家的灯亮了，心想有戏，他肯定是要去看那因停电未放完的电影。果不其然，赵师傅，李X亮家的灯也亮了起来，我赶紧擦擦眼提着小板凳去敲文仔家的窗户，压着嗓子小声叫起他尾随大人，打着电筒的余光深一脚浅一脚往操场去，坪上早已有些先得到消息来观影的人了。钟叔叔披着衣服如阵前大将在人群的簇拥下重新开始放映。那一次应观众的要求电影放了一遍又一遍，直放到东边天空泛出鱼肚白。那晚武仔错过了跟着电影里志愿军英雄王成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豪言的机会，这可是有尿都得憋着不拉也不能错过的电影《英雄儿女》里的著名桥段啊。那夜为什么没叫他还是喊了他他睡沉了没应，就真记不清了，反正现在偶尔遇见，他还会调侃我们一句“你们都是打铁佬，不顾伙计”。

四

某日晚间，水泥桥两头的路灯在旷野的黑幕中显得尤为明亮奢华，飞蛾、大水虫、稻叶蚊等虫害绕着光亮不知疲倦地飞舞，晃得人眼晕。桥下流水潺潺，更衬托出夜晚的宁静。这夜一如往常，但有则小道消息在林场逐渐传开了，却弄得父辈们在这平静的夜晚彻夜难眠。

消息的完整内容我记不清了，大概的意思是为了加强赣南乡土树种种子采集和种苗培育建设，需从林科所调出若干科研人员和熟练采种工人充实到赣南树木园去。树木园远在上犹县陡水湖中的一座无名岛上，岛孤悬湖中，出入只靠船只。那时要去趟上犹县城，称为跋山涉水一点不为过，交通还极为不便。听说那儿的人已经一年多没看电影了，岛上也没有半大的小孩作玩伴，确实是个人烟罕至的精神和物质双孤岛了，想想都令人绝望。

很快，在揣测和不安中上面有了人员调动的结果，名单里有大成叔、王主任、古叔和张叔等十几人，他们大多为单身汉或本是上犹籍人。记得在他们集体调走那天，林场用唯一的解放牌汽车送他们，天突降大雨把送行的队伍冲了个稀碎，走的人胸前佩戴的红花也脱落了，雨水冲刷让颜色也染红了前襟……

半个月后，古叔回场部取东西时带回了大成叔勇斗歹徒的故事。说是有一回在营前赴墟时看见一“凿子”（小偷）正在掏人钱包，遂大喝一声：“住手！”那小偷回头一看，霎时撒腿就逃了。因未能得手，恼羞成怒的小偷叫上十来个同伙返回来找大成叔麻烦，大成叔见状也不慌，在身旁小食店里操了条长板凳就迎了上去，他把凳子舞成了花，一下打倒了最前面的几个，后面的人看见瘫在地上龇牙咧嘴痛苦万分的同伙，于是一溜烟全跑了。大成叔从此一战成名，当时在寺下、营前、陡水等水库周边曾流传一句话：“上犹乃介功夫好，犹江林场吴大成”。以前真的看不出大成叔是个有武功的人，只知道他工笔画画得好。他在《赣南树木》杂志上画的树叶、花果等插图都栩栩如生，未曾想如此静若处子之人，竟也是个动如脱兔的“大侠”。

说到会武功，我又想起了古叔。古叔是寻乌人，初中毕业就去了部队上，因体格健硕被警卫连相中，由此学了一身的擒拿格斗术，从部队转业后到林科所从事安全保卫工作。有一回进城办事，中午饿了到工农兵饭店去吃午饭，见售票员小姑娘长得漂亮（古叔彼时单身）就想钓来做女朋友，又怕姑娘看不起乡下来的，就想把自己装成城里人。他学赣州城区口音跟姑娘说：“下个拌面。”姑娘答：“没有半个，只下一个。”古叔：“是哇，下个拌面。”姑娘恼了：“讲了没有半个，走开来，不要耽误人家的功夫。”结果别说追女朋友了，古叔连面都没吃成还招了一身白眼。后来，每当电影放映或开会，前总会有人提起古叔想钓赣州婆子的这段趣事来作为戏前活跃气氛。

记得有段时间为了给植物标本室增加昆虫和动物标本，场部购买了捕虫鸟的网和猎捕大型动物如野猪，山牛的猎枪。我们小孩就抓金龟子、瓢虫和各种蝴蝶。有一回在蓖麻场后山窝的油橄榄林里打鸟被王主任撞见，他左手叉腰右手攒拳，食指抻出弯成尖状，拿拇指扣着形成扣“芋子包”的利器，嘴里伸出舌头向上卷起，用牙咬住成狰狞面像，恶狠狠地喊：“不准打鸟，罚款五角！”当时大伙就有了两种本能反应，一是迫不及待想逃，二是言不由衷辩解。

现在想来，还是他让我们懂得了“春不打鸟，夏不捕鱼”的深刻道理。可是，不知道王主任去了树木园之后，他的许多道理该讲给谁去听了。

五

林场作为科研单位，倒不缺肚里有墨水的人，而知识分子教育小孩的方式，其实简单实用上手还快。他们会告诉孩子见到人就要大声叫“阿姨、叔叔”，这是最基本有礼貌的表现，谁先喊谁就最有礼貌，谁最大声谁就最有感情。光头跑得快嗓门也大，所以每回他都最有礼貌，把叔叔阿姨叫得跟亲生的似的。后来，失宠的我们就商量捉弄他，见前方有人过来，他跑的同时我们也跑，但他迎着人跑，我们是往反方向跑，只为了听到他那孤零零的“谄媚”叫声。

放学路上每每路过代销店，海螺总爱回头冲毛毛喊：“武（拿）二分钱来买把醋果子吃。”而毛毛一般会委屈地回嘴：“冇有，我想吃根冰棒都表得去哪里弄几分钱来。”海螺是个属于地上捡根棍子就会往树上乱抡的主，有没有枣先抡了再说，反正没有成本也不费劲。他跟他父亲是从浙江舟山海岛部队转业到林场来的，他父亲给他起了个很具有海边风味的小名叫“海螺”，大名学军。学军嘴大，这就为他好吃找到了充足的理由，男儿嘴大吃四方。他还有一惊人的特技，能把自己的拳头整个塞进嘴里，这一特技也为他赢了不少好吃的好玩的。

贤贵叔，他两眼只有一只眼可用，什么原因竟无人知晓，背地里我们这帮小孩都管他叫“单眼龙”。作为一个或许是有故事的人，他嗜酒，且常常喝得烂醉。每当圩日他老婆三秀婶必叫上大女儿拿着禾杆箩筐去把贤贵叔抬回来。最可乐的一次是他剁了一块五花肉准备拿回家做红烧肉吃，在途中路过一块割完了稻子并犁好了地、蓄上了水的稻田时，酒劲忽然上了头，眼一花身一斜，径直倒在水田里便呼呼大睡。等醒过来时早已满天繁星，猛地爬起来拎了“肉”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到家后把肉往厨房一放，靠着灶台就又睡下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被三秀婶的哭骂声吵醒，大伙围拢着去问个究竟，在三秀婶哭天喊地的叫骂声中，我们终于弄明白了是怎么个事，原来贤贵叔在水田睡醒后拎回来的那块肉是把“禾蒿子”（禾蔸），回来后却还要三秀婶给做红烧肉吃，难怪把三秀婶气得要吃人。好在当时马上回去找回了那块肉，否则三秀婶可能还真要和他同归于尽了。这件事后来娱乐了大家很长时间，贤贵叔倒还是该喝喝，无甚所谓。

令人唏嘘的是，贤贵叔因为长年酗酒把肝给喝坏了，没等撑到退休就匆匆离了人世，扔下妻女蛮是可怜。记忆中他拿手的技术就是种地，种出来的冬瓜一百多斤，又甜又绵，切上一块撺瘦肉起锅后撒点葱花，那个美味，我都要提醒你注意舌头，以免连汤一起吞到肚子里。贤贵叔生于湖南卒于赣南林场，抱着他的酒瓶和锄头，成了个地地道道的林场老人。

还有个老任头，父辈们都叫他“任老头拐”，（任念四声）我们则喊他“银爷爷”（他山东口音，“任”读作“银”）。这位山东日照人年轻时在队伍上当挑夫，后来跟部队南下，一路来到了赣州便没再走了。因为小时候家穷没钱读书是个文盲，于是组织上就安排他到林场当了护林员。

老任头身材高大，面色黢黑，胡渣子还硬得扎人，高兴时常用它来扎我们的小脸。他背猎枪的姿势尤其有特色，枪从脖子后面横跨两肩，左手握枪托，右手小臂搭在枪管上，俨然一副挑担子的模样，枪管上还时常有山鸡、野兔等打着的猎物挂着，斜挎着的帆布袋里一般都装有干粮和火药、铅弹这些。作为护林员，老任头一年四季都在山里转悠，春天拣菌子，夏天扛枯木、挖树蔸，秋天摘野果，冬天就打猎。收获的东西都分给左邻右舍，家里人多的多拿点，时令的大家也都尝尝鲜。他看护的几万亩山林从没有偷砍树木的现象，更没有森林火灾的发生。

我自打记事起老任头就已经是个老人了，后来我成了家当了父亲，奇怪他却还是那个样子。直到他九十多岁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也永远的留在了老场部的后山窝上，就那样默默地望着他曾守护半生的那片郁郁葱葱的群山。在我心里，他的墓碑上镌刻着“护绿人老任头”。

六

1987年的中秋，那天的月亮特别圆，圆得都有些臃肿。光头、小明、甘师傅、王技术员和我约好，晚上到林场办公室后山顶的大石头上赏月、唱歌兼谈理想展望未来。

天黑之后我们扛着吉他提着啤酒抱着录音机，借着月光蹒跚爬上了山顶。甘师傅吉它弹得好，作为农学院分来的大学生，像《献给爱丽丝》《垄上行》这种文艺曲子都信手拈来，他很有才华也喜欢看书，我十七岁青春躁动时他借我看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看得人更躁动。光头的嗓子棒，歌唱得好听人也幽默，那天他唱了好多歌，记得最后还唱了首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开场前手里还握着啤酒瓶当麦克风自我介绍道：“大家好！我是费翔的弟弟肺炎。”把我们笑得人仰马翻，至今回味还不禁能笑出声来。

那晚待到夜深困乏时，小明提议每个人在纸上写一句给未来自己的话，然后塞进空瓶子里，若干年后我们再来取字条看看理想是否实现。因为没带纸，我们只好撕了烟盒把话写在上面，瓶子就藏在了某处的乱石缝中。好多年后我们打算回去寻找，结果连山顶都上不去了。那么多年的封山育林早已把山林小道全都覆盖了，真个是飞入花丛无处寻，至于当年我写的是什么，却不记得了，总之，是我把理想给弄丢了……

那晚我们把整条坑的人都吵得无法入睡，我们的录音机耗尽了四对二号电池。那晚也是我的成人礼，从此以后，走出了山沟，去往了外面向往的世界，接触各式生活和人群。小时候老师让写作文《我的理想》，当时我的崇高理想是长大后开着解放牌卡车拉着煤不停地往电厂送，汪喜喜（喜仔）的理想更为崇高，他想驾着飞机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我问他飞上去干吗？他说给棉田洒农药杀蚜虫。（看《英雄儿女》电影前预先放的新闻简报里一般有飞机洒农药的镜头）。

同年七月的某一天，我参加了高考，但看着试卷沉默了，那个戴着眼镜、穿着灰色卡基布中山装、头上还有一顶鸭舌帽的国家干部的理想至此破灭了。试卷上着实没多少我会做的题，直到那时我才发现我把理想定得有点高了，看来小时候开着卡车送煤的理想会现实点。从考场出来碰见汪喜喜便问他干吗去？他答曰刚从人武部回来，参加“招飞”体检去了。他倒是脚踏实地奔向了他开飞机给棉花洒农药的理想。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现实照入理想后又跟生活长在了一起。我的理想又变成了：寻一座陌生城市，有山有水，地不大，人不多，生活节奏慢半拍，再开个小卖部，卖点香烟啤酒菊花茶，店前支一茶摊，有几张破旧的的烂沙发，买东西的、闲逛的围坐一圈，国内国际、省里省外聊着好不热闹，却不问茶客姓甚名谁。屋檐下再挂一鸟笼养一八哥，只教四个字“你好！喝茶”。有次去拜访老邻居，听说汪喜喜从陆航团退役下来去了某航空公司开直升飞机，后来连着几天，那个爽朗笑脸上抖动着大鼻子的他都会不时出现在我脑海里，或许现在他正驾着直升机吊着水扑救某处的森林山火吧。

刊于《今朝》2021年第3期

（责任编辑：范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