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地上的瞿秋白

文/古耜

听党召唤来到苏区

1934年2月上旬临近春节的一天，风冷天寒。在红都瑞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简陋的办公室里，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等八九位擅长文艺或教育工作的同志，正聚在一起谈论与苏区文化建设相关的话题。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位身材高挑，穿着灰色中式棉袄，戴着深框眼镜的中年人。他面容清癯，神态安详，眉宇间虽略显疲惫，但目光依旧睿智澄澈。

“是秋白同志，秋白同志来了！”曾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和工作，因而早就认识瞿秋白的戏剧家李伯钊，最先喊出了来人的名字。“霎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表演艺术家石联星（曾在新中国的银幕上最先塑造了赵一曼的形象）当时也在现场。四十多年后，她在回忆文章里，一边动情讲述那天的情景，一边真切表达自己的感受：“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秋白同志永生》）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第二任党的主要领导者，他虽然只活了短暂的三十六岁，但留下的生命印记却堪称坚韧执着而又曲折悲壮——1927年7月，党内一度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秋白临危受命，以党的实际负责人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央“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方针，但同时矫枉过正，也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后，秋白出任中共常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为了维护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同志的正当权益，秋白同当时习惯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的共产国际的米夫以及由他扶持的王明小集团进行过严肃斗争，日后受到对方一而再的无情打击。1931年初，在由米夫一手操控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秋白被排挤出党的领导机构。此后他暂留上海，一边养病，一边和鲁迅一起，主动自觉地参与了对党的左翼文化工作的领导和推动。

就在这时，来自中央苏区的信息正悄然预示着瞿秋白未来的生命轨迹——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秋白缺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继而在中执委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人民教育委员和教育部长。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再度于瑞金召开，在随后进行的二届中执委第一次会议上，秋白依旧被缺席任命为人民教育委员和教育部长。在此稍前，中央有电报发至上海，通知秋白来苏区工作。就在苏维埃共和国二届中执委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即1934年2月5日，秋白由上海辗转多地抵达瑞金，爱人杨之华因在上海的工作暂时无人接替而未能同行。

瞿秋白来苏区工作一事，是经过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研究磋商的。关于这一点，秋白的好友冯雪峰在1974年9月2日接受延边大学和延边人民出版社三位同志的采访时，留下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1933年末，我担任中央苏区党校教务主任，党校校长是张闻天同志。有一次，他和几位中央领导闲谈，谈到一些干部的人选，当时我也在场。他们谈到有人反映苏区教育部门的工作有点事务主义，张闻天想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问我他能不能来。我说他是党员，让他来一定会来。后来由我起草了电报到上海，秋白就服从党的决定到苏区来了。

议论中，博古认为，也可以让鲁迅来担任这个职务，说鲁迅搞教育行政很有经验。后来我向毛主席讲起，毛主席是反对这种意见的，他说：“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陈琼芝：《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

由此可知，请瞿秋白来苏区主持教育工作的想法出自张闻天，这同他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区党校校长的身份与责任是完全契合的。而秋白在两届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上能缺席连任人民教育委员和教育部长，恐怕也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以及担任第二届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不无关系。这是否意味着在毛泽东、张闻天那里，早就有请秋白来负责苏区教育工作的打算？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有研究者提出是博古出于所谓某种狭隘心理，有意征调秋白来苏区，以便于控制乃至慢慢加害的说法，未免有些主观武断，至少缺乏充分的史料依据。

教育工作须从基础抓起

对于长期从事地下和国际工作的瞿秋白来说，苏区的生活新鲜、红火，生机勃勃，这使他感到久违的愉悦和欣慰，进而迸发出一腔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了苏区的教育工作。

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以及经济落后等原因，土地革命前，闽赣交界处数万平方公里的山区，都属于教育欠发达地区，当地儿童入学率居全国下游，文盲的比例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随着红军的到来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苏区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呈现出扩大和上升的态势。秋白到任后，决心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努力，让苏区的教育再上一个台阶。为此，他深入乡村农户，走访田间农民，考察农村教育情况，了解群众对教育工作的要求，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和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徐特立一起，组织起草、修订和印行了包括二十四项内容、约六万言的《苏维埃教育法规》。这部被保存下来的文献，不仅为发展战时苏区教育提供了基本框架和主要路径，而且迄今仍有学习参考价值。

当时，苏区教育面临的突出难点是师资严重匮乏和教员水平不高。为了切实解决这个问题，秋白下大力气发展师范教育，很快建立了修业期分别为三个月、半年和一年的短期、初级和高级师范学校，着手培养和扩大教师队伍。同时还利用暑假举办小学教员培训班，给他们创造学习提高的机会。在秋白的努力下，教师的劳动报酬和社会地位也有所改善，从而调动了他们的从业积极性。

帮助工农识字，摆脱文盲之苦，这是苏区教育一贯的着力点，也是秋白到任后推动苏区教育发展的又一主攻方向。在这方面，秋白除去掌握整体情况，进行面上指导外，还时常带领教育部门的同志下到县乡基层，督促、指导、协助开办各类扫盲班、识字组、夜校、俱乐部，推动文化学习的深入。同时，他还亲自参与编写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识字课本，注重把传播文化知识和提高工农大众的政治觉悟结合起来。一时间，苏区大地上读书识字形成热潮，“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的琅琅书声在夜空回荡。据当时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1934年上半年，整个中央苏区共有补习夜校4562所，识字小组23286个，参与者仅江西省内就多达12万人。毫无疑问，这生动的局面里是包含着秋白的艰辛劳动和巨大付出的。

是年四月初，秋白兼任了苏维埃大学的校长，这所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为苏维埃政府培养干部。尽管学校仅单独存在了三个多月就并入了中央党校，但在建校之初，秋白调动当年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时积累的经验，对如何办学提出的若干设想和一些要求，依然具有重要的建设意义。其中如强调开门办学，注重社会实践，坚持课程设置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等理念，现已成为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恒久传承。

发展为大众的文艺

党领导的红色文艺在红军时期已初具规模，但尚未形成严整的组织系统和管理体制。当时，负责苏区文艺工作的艺术局，便沿着服务于战时宣传教育的思路而隶属于政府的教育部。因此，来到苏区的瞿秋白不但要领导教育工作，而且还兼管文艺。

秋白是中国革命文艺的开拓者和建设者，在这方面，他不仅怀有深挚的情感和浓郁的兴趣，而且具备精湛的造诣和丰厚的学养。因此，由他负责苏区的文艺工作，既是苏区之幸，也是本人所愿。

在秋白到来之前，苏区已成立了工农剧社，还创办了戏剧学校及其附设的剧团。秋白到任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了学校及剧团的工作。他基于文艺必须为大众服务这一认识，建议以高尔基的名字为学校命名，同时将剧团正式定名为中央苏维埃剧团。当时，学校里真正懂专业，能胜任教师工作的只有钱壮飞等有限的几位，且都是兼职，无法满足教学需要。为了使学员尽快熟悉戏剧和舞台，组织上决定请几位俘虏过来的擅长导演或舞美的原白军军官帮助授课，一些学员囿于阶级意识而觉得不能接受，便以听不懂授课者的广东话为由表示拒绝。这时，秋白亲临学校给学员们说利害，讲道理，耐心做思想工作，直到解决问题。

在搞好学校教学的同时，秋白还要求剧团深入部队、村镇和集市进行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发挥文艺的宣传鼓动作用。后来按照上级部署，来自苏区工农剧社、红军大学和中央剧团的文艺工作者，统一编成了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在教育部直接领导下开展文艺活动，一时间，送戏到前线、演出在基层，成为中央苏区一道生动亮丽的风景，受到广大军民的欢迎。

秋白不遗余力地推动红色文艺的发展，但并不满足于表面的风风火火、热热闹闹，而是更注重随时总结工作，肯定成绩，发现不足，在提升作品质量上下功夫。话剧《无论如何要胜利》根据第四、五次反“围剿”期间，广昌一对姐弟用生命守护红军秘密的真实故事编排而成，上演后感动了大批苏区军民，获得很好的效果。为此，秋白当即召开由作者、导演、演员等参加的座谈会，引导大家畅所欲言，既充分肯定了该剧切近现实生活、暴露敌人残暴、鼓舞民众斗志的优长，同时也指出了其台词生硬、抽象、难上口、不入耳的缺点。秋白强调：“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欢喜听。让群众闭上眼睛听，也能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讲话。”（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这类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研讨活动，无疑是对苏区文艺的扎实促进和有效提升。

秋白一向关注《红色中华》这份党和苏区政府的机关报，还在上海时，他就撰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发表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秋白到苏区不久，《红色中华》报主编沙可夫因病要去苏联疗养，秋白便接替他担任了该报主编。当时，第五次反“围剿”正在进行，战争成为苏区一切工作的中心。秋白组织《红色中华》围绕这一中心开展宣传报道，推出了一系列介绍前方英勇作战、后方积极扩红的文章，动员人民群众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贡献力量。与此同时，秋白还狠抓了报社的基础建设，成立了旨在联系基层和读者的通讯部，创办了指导通讯员写作的《工农通讯员》，进一步健全和扩大了通讯员队伍。《红色中华》的出版，一直坚持到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后，才不得不暂且中止。

用一餐有盐的菜待客

当年的中央苏区山峦起伏，道路难行，而出于防空袭的考虑，各级机关、红军部队和相关单位的驻地又较为分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节约时间和方便工作，秋白学会了骑马。一时间，他策马疾行、四处奔波的身影，时常出现在崎岖的山道上和偏僻的村寨里。

据时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后与张闻天结为伉俪的刘英回忆，在中央苏区，秋白的住所兼办公室是一间狭小的平房。“房里除了一张木床、一张破旧桌子和几条长板凳外，就是他的一个所谓书架：一块长木板上放了许多书和文件。这间房子的外面另有一间屋子，里面有一张旧长条桌和几条长板凳，这是大家开会的场所。”

每次开会，秋白同志总是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给大家倒水。尽管大家喝的是白开水，可是都很高兴，会场气氛活跃，谈笑风生。秋白同志喜欢用毛笔，在他的破旧桌上放着一个墨盒和几支毛笔，还有苏区造的粗黑纸张，可他用这些简陋的文具不知写了多少文件，花费了多少心血啊！（《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

这段朴素平实的文字，或许可以作为秋白日常工作、生活以及接人待物的一幅速写、一帧侧影吧。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反复围剿和严密封锁，中央苏区物资十分匮乏，生活极为艰苦。当时，秋白和大家一样，每天的口粮不到一斤，但仍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宁可自己挨饿也要省出一些粮食，支援前线和苏区百姓，结果他和他领导的教育部因节省“过火”而受到有关部门的“批评”。食盐更是奇缺之物，在中央苏区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整个机关“职无高低，人无老幼”，每人每天只有一钱盐。一天，住在别处的徐特立到教育部办公，午饭时，秋白将其热情地留了下来，原来是有同志送了秋白几两盐，他要和徐老有福共享。（参见徐特立一九五〇年代写给杨之华的信，后以《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为题，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忆秋白》一书）一餐有盐的菜，竟成就了秋白的待客之道，其中包含的境况与滋味委实令人唏嘘感喟。

秋白原本肺疾严重，时常咳血，来苏区后工作繁忙，营养又跟不上，三天两头发高烧，这让一些老朋友、老同志不能不为秋白的身体担心。他们一再叮嘱时任秋白秘书的庄东晓，要注意照料秋白的生活，尽可能增加一点营养。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多年之后，庄东晓回忆道：“（我）要跑几里外的圩场上去才能买到一条鱼和几只鸡蛋。当煮好送到他跟前时，他总是问东西是哪里来的，旁人有没有的吃，推来让去，给他弄点东西吃的任务，也不容易完成。有时邓大姐（邓颖超——引者）从几里路外，亲自跑来，送点面粉和白糖给他，并亲手煎几张糖饼给他吃，在当时敌人的封锁下，这已经是得来不易，最好的营养品了。”（《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

在苏区期间，瞿秋白和毛泽东住得不远，因而往来较多，时常见面。当时，他们两人都受到“左”倾路线的压制和排挤，都对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怀有深深的忧虑，其内心的沉重可想而知。只是他们每到一起，又会给彼此带来真诚的抚慰和由衷的欢乐。用庄东晓的话说，“每次见到他们两人，总是面带笑容，还常在一起谈笑咏诗呢……他们确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可惜的是，戎马倥偬之间，这些诗作未能保存下来。

“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

1934年10月，因“左”倾错误所导致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红军和中央机关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即开始“长征”。

在红军主力远行之前，中央决定，留下少部分干部和红军部队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同时迷惑和牵制敌人。至于谁走谁留，则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对此，张闻天日后曾有过说明：“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延安整风笔记》）显然是经过最高“三人团”的研究磋商，项英、陈毅、陈潭秋、何叔衡等一些高级干部留了下来，而在这个留下来的名单中也有秋白，他将出任中央局的宣传部长。

毫无疑问，秋白一向体弱多病，是根本无法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残酷环境的。正因为如此，决定秋白留下来的消息一经证实，不仅秋白自己感到意外，一些了解熟悉他的领导同志也觉得不合情理、不可思议。从已知的史料看，当时毛泽东、张闻天，包括作为最高“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以及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的吴黎平等，都曾提出过秋白应当跟大部队一起转移的意见，但最终都被党的“总负责人”博古以及李德，以“秋白有肺病，不宜长途行军”为由而严词拒绝。隔着苍茫迷离的历史烟云，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判断博古态度的是非曲直——在这方面，党史研究者不乏歧见和争议——只是当我们在倾听并比较了多方面的声音之后，还是要禁不住说一句：面对秋白这样一位知识型、学者型的党的曾经的领袖，当时深陷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泥潭的博古，显然缺少了应有的责任感和起码的同情心。

毋庸讳言，当年的秋白是希望和红军主力一起转战的，并为此而做了组织原则所允许的极为有限的努力，只是当他知道这种努力已属徒劳时，遂将涌动起伏的意绪强行收起，而代之以尽可能平静的心态，毅然决然地迎向血雨腥风。正像他在同吴黎平告别时所言：“你们走了，祝你们一路顺利。我们留下来的人，会努力工作的。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同志们可以相信，我虽然历史上犯过错误，但为党为革命之心，始终不渝。”（吴黎平《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它》）

关于秋白在苏区陷落后的情况，我不想使用太多的文学修辞和艺术手段加以表现，而更愿意凭借几段出自“过来人”之手，且经过峥嵘岁月淘洗的非虚构文字，以重现历史语境中的瞿秋白。

文字之一。徐特立在解放后写给杨之华的信中，传递了这样一个细节：

长征出发时，我离秋白同志住的地方三十里，这里正是出发地点，我仓猝赶到出发地点，我们两人没有多谈，他和我换一马夫，以强壮的马夫给我……

尽管只是语气平淡的寥寥数语，但已经凸显了一个危机关头，情愿把安全和方便留给别人的瞿秋白。

文字之二。石联星的《秋白同志永生》有这样的记述：我带领剧团在雩都演出，突然接到秋白打来的要我们立即返回瑞金的电报。到瑞金地界后，发现大批红军部队正在告别苏区。在瑞金城外一座孤零零的茅屋前，我们见到了秋白——

仍然穿着他来苏区时那套合身的棉袄，态度仍然是那样安详，站在屋檐下在等待我们。我们这二十几个孩子上前把他紧紧围住，抱着他，拉着他，望着他……他安详而平静地说：“中央红军大部队走了，党中央走了，毛主席走了……不要难受，将来我们一定会再看到他们的。”他的话音是那样的坚定有力，使我们不觉逐渐收住了眼泪。

秋白同志的身体不好，有时还发烧，公家给他一匹马，可是他能走时总愿和大家一起走。有时还和我们一道爬山呢！还提议要刘秀章唱兴国山歌……到了一个目的地，我们可以休息……可秋白同志他们还要忙着审稿写稿，为《红色中华报》的出版紧张地辛苦地工作着。

显然，在革命遭受挫折，形势趋于恶劣，个人亦怀有“委屈”的情况下，秋白依旧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并以忘我工作以及和同志们同甘共苦的实际行动，努力鼓舞和提振队伍的士气，从而表现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在逆境、困境乃至危境中，依旧铭记的崇高的党性和责任感。

文字之三。赵品三在《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中，提供了如是史实：红军主力转移后，苏区的三个剧团奉命留下来坚持斗争。已出任中央局宣传部长的瞿秋白，带领大家立足新形势开展演出活动——提倡群策群力搞创作，注意培养实践中涌现的青少年演员，积极推广优秀剧本，油印出版了苏区唯一的剧本集《号炮集》……1935年元宵节前夕，秋白在雩都组织了红土地上的最后一次文艺汇演。当“我”带领的战号剧团快要到达目的地时——

远远望见高山口的茶亭前有个黑点在摆动。爬到快要上去的半山腰，忽听上边发出：“同志们！加油！只有一里路了。”谁也没有想到，那是秋白同志冒雨来迎接大家。高兴之下，大家一口气爬上去……

太阳下山不多一会儿，三个剧团的汇演就开始了，火星出一个话剧，红旗和战号也各出一个话剧。火星来一个歌剧或舞剧，其他剧团也要来个歌剧或舞剧。山歌、合唱、快板、活报、各种舞蹈，一夜谁也不让谁。……观众更凑劲儿，大雨都淋不散他们。

孤立地看，这些文字是欢快甚至热烈的，只是一旦同当年苏区陷落后黑云压城的历史情景联系起来，就会有一种沉郁悲壮之气冉冉升起。而在这样的氛围中，秋白的精神风貌和工作安排则又一次呈现出属于他的“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的勇毅与执着，还有他“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的从容与自信——而这或许可以作为秋白定格在红土地上的最终面影吧。

刊于《今朝》2021年第4期

（责任编辑：聂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