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袂记

文/朝颜

一

回到家里我开始坐下来哭泣。我不敢在学校哭，也不敢在放学路上哭，怕被人瞧见。现在，我必须尽快哭完并擦干眼泪，如果被母亲发现只会令她心生厌烦。这时候公鸡母鸡正乱乱地钻进圈里，屋后树林子里的鸟儿们也扑腾着归巢，四周喧嚷嘈杂，没有人会注意一个悲伤的女孩正捧着自己的衣服垂泪。

我需要一场痛哭，用来追悔一套衣服的不再完美。这像是一个没有观众的仪式，必须由我独自完成它。

那是我自出生十一年以来，在自以为已经足够漫长的人生中穿过的最好看的一套衣服。

几十年过去，我仍然无法忘记它的样子。桃粉色的布料挺括而洋气，与我穿过的诸多软塌塌的棉布衣服天差地别。弧度恰到好处的小翻领上，绣着精美的花边。前襟做了分片处理，也镶着两道亮闪闪的金边，设计感十足。裤子是小喇叭状的，穿上人也显得更高挑更精神了。

我最喜欢的是衣服上的纽扣，银灰色的底版，中间游着两条摇头摆尾的小金鱼。我发誓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金属纽扣。在那之前，我的衣服上永远缝着颜色灰暗，扁平规整，中间四个洞或两个洞的塑料纽扣。村里人如此，学校的同学们也如此。

是的，十一岁生日，我的四舅从南昌为我捎回了这么一套衣服，足以照亮我所有灰暗日子的衣服。我怎么能不视若珍宝呢？我没有好看的鞋子搭配它，我没有好看的书包搭配它，可当我穿上它进入校园的时候，仍然惊艳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他们仿佛一下子不认识我了，那个总是穿得土里土气的女孩子，突然像是身上发出光亮了。

它给予了我最早的审美启蒙，满足了我对于华服的全部想象。我尽量在每周一升旗的日子，或老师上公开课的日子穿上它。我相信那样足够隆重，足够使我显得与众不同。我还悄悄给衣服取了一个名字，叫“小粉鱼”。

然而那一天在奔跑中匆忙跨进学校大门，我忽然发现，衣服上的一粒纽扣不见了。

简直像天塌了下来。在这个闭塞落后的乡村里，上哪儿找一粒一模一样的纽扣填上那个可怕的缺口呢？我憋了一下午没有哭出声来，但那天老师讲了什么，教室里发生了什么，早已是恍恍惚惚的了。

我哭的时候，忠实的老黑狗“烂面”跑进来蹭着我的腿，喉腔里发出一串我听不懂的狗语。“呜呜呜”，它是不是劝我不要哭？

我一边哭一边摸了摸老黑狗的头。心里想：不，让我痛痛快快地哭完这一场吧。从此，“小粉鱼”再也不是原来的“小粉鱼”了。两条金鱼的失散，让我挚爱的美物大打折扣。最重要的是，我深信此后再也不会拥有如此美好的衣服了。

二

几乎整个的童年，我都在灰暗色调的包裹中长大。黑色、蓝色、藏青色、咖啡色构成了全家衣物的主色调，它们总是具备耐脏耐磨的好品质，无比符合在泥土中刨食的村民需要。父母穿过给子女穿，哥哥姐姐穿过给弟弟妹妹穿，旧了破了缝个补丁接着穿。

穷，是乡村的基本底色。正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世世代代如此，家家户户如此。

听奶奶说，她从前是自己织布自己裁剪缝制衣服的，偏襟衫，锁盘扣，千篇一律的款式，是不是讲究美观便可想而知了。奶奶一生都没有改穿对襟衫，那些旧偏襟衫，她一直穿到晚年。爷爷去世得早，他穿过的衣服一件没扔，全改小了给父亲三兄弟穿。

到了父亲这辈，市场上开始有洋布卖，但得凭票购买，布票按家庭人口定量发放。现在，父亲的抽屉里还收藏着1983年版的定量布票。原本稀缺的布票何以还剩下这许多张，盖因家里实在太穷，无钱扯布做新衣。父亲将部队带回的军装穿了一年又一年，破破烂烂了还舍不得扔。只有在出差、上班、学习、开会或探亲访友时，他才取出体面的衣服换上。母亲极少出门，更是俭省。相对于衣着的光鲜，他们更关心家禽家畜的兴旺健壮和庄稼蔬菜的丰富收成。

按习俗，每到旧历新年，人们都要添置一套新衣服。但我们家就只给小孩子添置，父母是轻易不裁新衣的。母亲给我讲过她小时候过年的故事，说是有一年外婆给孩子们各准备了一件新衣服，唯有母亲那件是花的，因为她是女孩子。二舅觉得那件更好看，死活赖着要，除夕晚上就抢过去穿着睡了。第二天早上，母亲只好穿着二舅那件暗色衣服走进新年。那是她一年中唯一一次添置新衣的机会。可是她不能哭闹，因为哭闹换来的只有责骂。

是的，在我印象中，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年轻美丽过。她没有穿过花衣裳，也没有穿过裙子。在穷困的家庭训育中，她已经习惯了把好的让给比她小的，自己只求温暖蔽体，便于劳作足矣。令我难过的是，外婆厌恶孩子哭闹的性情转移到了母亲身上。从小，我都不能以这种方式获得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哪怕只是一个拥抱和安慰。

生活的琐屑与困窘，让太多人习惯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训育子女，也让太多人从小学会了含泪隐忍，学会了摒弃欲求。

年老的外婆，还因几尺布与三舅的继妻发生嫌隙。“那个矮婆子，她偷了我的布。”外婆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人可以说服得了她，她认定了这个半路进门的女人心肠不好。外婆多年与三舅一起生活，和先前的三舅母相处很好。外婆也知道，三舅母死后，三舅仍需要女人的温暖，她甚至很努力地像从前那样当一个好家婆，但她还是失败了。也许，是两个人的努力一同失败了。后来外婆搬到了大舅家生活，鸡飞狗跳的日子总算停歇下来。

其实，那时候大家都买成衣穿了，谁会偷她那几尺老布呢？连我都心生疑窦。可是想到外婆还宝贝似的惦念着那几尺布，我心里还是有点悲伤。也许，缺衣短布的日子留给她的创伤太过深重了。那种看待物质的金贵心理，那种收藏囤积不舍得拿出来用的心理，早已嵌进了她的骨血中。

同样的事件，还发生在麦菜岭的招娣奶奶身上。年近百岁时，她已经老年痴呆了。可是有一天，她忽然站在祠堂门口骂骂咧咧，痛陈村里一位妇女偷走了她的布。全村人听了，都是一头雾水。和她讲道理是没有用的。最后，村支书找了一块布递给她说：“这是你的布，帮你找回来了。”她抱着那块布，如获至宝地回了家，停止了哭诉和痛骂。

我知道的，在她们的青年和中年时代，布是多么稀罕之物。孩子三朝满月、女孩婚前查家坊、新娘出嫁、老人还山……许多个人生的重要日子，布匹都是人们可以奉上的最为贵重的礼物。许多人家收了布并不舍得做成衣服，而是珍宝一样留着，一旦需要走亲戚送礼，它们又被新崭崭地摆上了案头。

三

很长一段时间里，乡间流传着“嘀咯鞋子（高跟鞋）羊毛衣，单车手表收音机”这句顺口溜，它代表着姑娘们对于结婚彩礼的基本要求。为了顺利成就一门亲事，很多农村家庭心甘情愿举债满足这些条件。在婚前，多数女孩子是穿不上高跟鞋和羊毛衣的。对未知享受的渴望，诱惑和催促着姑娘们一个个成为新嫁娘。

虽然我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但童年和少年仍旧目睹并亲历着乡村物质匮乏之痛。后来我想，也许是时代的进程还在缓慢地，耐心地渗透之中吧。这些年我有机会走向全国的许多地方，认识了各色各样的许多人，当我们忆及童年并相互比较，才发现地域和家庭出身的差异，同样影响着人的生存境遇。至少，生活在山区的我，所感受到的春风吹拂比城市慢了好几拍。

童年里，我同样是一个穿不上羊毛衣的孩子，即使最劣质最便宜的毛线织就的毛衣也没有。冬天，我穿一种又厚又硬的卫生衣，颜色多半是深蓝、黑色或酱油色，前襟安两个方口袋。这种衣服虽厚却不怎么保暖，一件不够就穿两件，以至裹得像头棕熊，双手无法自如活动。没有棉外衣可穿，只在卫生衣之上罩件宽大些的薄衫子。美这个词语，离我太远太远。

母亲自己也只在结婚时买过一两斤便宜的绿毛线，为自己织过唯一的一件毛衣。后来那件毛衣穿到线都朽败了，拆下来到处是断头，只够织一件小背心，才轮到了我身上。

念小学三年级时，我开始到乡里的中心小学去。发现有好几个女同学是穿毛线衣的，她们的妈妈手巧，用各种颜色的毛线搭配，织出各种花样图案，有的还是一整套当外衣穿。那样的穿着很容易将她们和我分出阶层，我感到了强烈的自卑。虽然我总是考第一名，虽然老师们以至校长都喜欢我，经常夸我，但我还是难过地领悟着这种差距。青的妈妈是中学教师，爸爸也是公职人员；丽的爸爸是小学中层干部，妈妈在圩上开理发店；春的爸爸开着诊所，妈妈是裁缝师傅……她们生活在圩上，丰衣足食，无忧无虑，个个显得养尊处优。

我的内心弥漫着一种不可企及的忧伤，我渴望有一件像她们那样的毛衣，一件领子和衣袖上织出了花边，腰间和胸前搭配了颜色的毛衣。那是我第一次向母亲开口，我向她描述衣服的样子，并表现出了深深的贪馋。

母亲竟然破天荒地答应了我。像是完成一件需要下大决心的伟业，她去圩上买来了鲜艳的红毛线，外加一小卷纯白的毛线，用于搭配颜色。然后，她开始了漫长的针织过程。事实上，她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少之又少，纯粹靠自己琢磨和体会。加之她终日忙于田间劳作或操持家务，每天可以利用的时间那样少。四根棒针在她的手中并不太灵活地挑动着，半年或者一年之后，我终于拥有了平生第一件彩色的新毛衣。我将它穿在身上，深知它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漂亮，与那几个女同学的毛衣相比，还有天大的差距，但我已经对母亲心怀感激。

我所能想起来的物质满足实在太少太少。两三岁时，母亲还让我穿着开裆裤。冬天的清晨，我起床后追随着厨房里的母亲。她将我安顿在一张竹椅子上坐，刺骨的冰冷。我哭着要她先帮我将椅子坐热，并哀求说：“你们大人的裤子都没有洞，为什么我的裤子有洞，我不要穿有洞的裤子。”那是我能记事后，她所给予我的第一次满足。她把我所有的开裆裤全部缝合起来，至少使我变得体面和温暖了一些。

多数时候，我顺从于母亲的安排，她让我穿什么我就穿什么。比如鞋子，我永远穿着比我的脚大一二码的松松垮垮的鞋，因为她担心我的脚长得快，会浪费。事实是我的脚永远跟不上鞋的尺码，直到它们停留在三十四码，再也不长为止。

如今我仍害怕和母亲提那些旧事，因为腹中填满太多辛酸，一提，我们都免不了要落泪。

可想而知，四舅送的那套“小粉鱼”，给我的少年时光带来多少荣耀和骄傲。

四

“小粉鱼”之外，大多数时候我是黯然无光的。

我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一天的穿着：一件红得俗艳的上衣，质地粗硬，摸一下就刮手。一条军绿色的旧棉布裤子，软塌塌的，上身一小会就满是褶皱了。最糟糕的是，那条裤子被课桌上的钉子撕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那条口子被缝合起来，留下一个类似伤疤的歪歪扭扭的补丁印。它们均出自母亲的手艺，她未出师门，师傅便与人世永诀，充其量只是个半拉子裁缝。

那一天我正在参加作文比赛，用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洋洋洒洒写完了一篇命题作文。我看着满教室埋头苦干的同学，先是有一些如释重负的快活。然后在无所事事的左顾右盼中，我开始注视自己，打量自己的穿着打扮。念初一了，青春开始萌动，我变得更加注意形象，可是我无能为力，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显得好看一些。衣柜里，可供挑选的衣物那样少，我的心中充满了忧伤。

讲台上，我们的女教师穿得多么漂亮。我难过地低下头去，看见脚上一双绿色的解放鞋，脚趾头前边还剩一大截瘪瘪的空间。我等了许久许久，不敢第一个走上前去交卷子。当我躲闪着从她身边离开，眼睛里盛装的净是裤脚和鞋子的绿。那次比赛，我得了第一名，然而埋在心底的憋屈和自卑并没有因此削减多少。在书本中，在现实里，所有人都试图教育我，人更应该注重心灵美，而不是外在美。我多想大声喊出来：“爱美是一种本能，不是吗？”

在学校的元旦联欢晚会上，除了吉他弹唱是我此前闻所未闻的表演形式，还有霹雳舞、时装表演等节目令我大开眼界。穿着蝙蝠衫、太子裤的男生在舞台上翻滚；模特队穿梭而过，展示着各色各样的风衣、长裙、夹克衫……令我目不暇接。

在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台上的红红绿绿时，我忽然感到时代的潮水扑面而来，它们飞扬、汹涌，几欲令我窒息。回顾自身的穿着，没有一样不令我自惭形秽。那一天，我听说我们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很出色的业余裁缝，他善于设计时装。我还听说，这次时装表演的大部分服饰，来自于一个外号叫“模特”的女教师。我渐渐注意到这位女教师，她教着高我们一个年级的数学课，几乎每天的穿戴都没有重样。

再后来，“模特”嫁给了我们的数学老师。当我近距离地接触到她时，她已经是我的数学老师了。我注意到男生女生们写着好奇、羡慕或暧昧的目光，由此深信不只是我对于美有着强烈的渴望。

每一种衣服样式开始流行起来，进入乡间的照例是无数的赝品和劣质品。

夹克衫风行到我们乡里，大约是1990年代初。袖口和腰围处是松紧带，扎得紧紧的，相对应的是衣衫宽大，如蝙蝠的翅膀。骑着自行车时，身后鼓胀起来的衣服使人显得庞大而威风。土了多年的农村人，对洋气和时髦格外敏感。每个中学生渐渐都添置了这样的衣服，尽管质量良莠不齐，仍有冲上了时代浪头的先锋感。

而我吃够了夹克衫的亏。母亲断不会在价格上对我慷慨，所能选择的余地少之又少。在一件便宜的夹克衫中，松紧带和塑料拉链形成一对水火不容的敌人。绷紧的腰围，随便一挣，拉链就撕开或爆裂，然后罢工，怎么也拉不起来。透明胶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修补工具，结果自然是徒劳无功。后来干脆敞着怀穿，倒显得拉风而潇洒。

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何别人穿夹克衫不至于如此局促，难道仅仅因为我运气不好？许多年以后，我知道组成任何一种商品的零配件，都直接影响到它的使用效果，都意味着成本和价格，我对于“价钱识货”这句俗话简直奉若真理。

母亲告诉我，两三岁时，几位会写流年的先生从闽西来到麦菜岭。他们为村里众多男丁一一写下了流年簿，自然包括父亲和哥哥。由于父亲将他们当成文化人，待他们热情客气，还留他们吃住，先生又破例替我这个女娃看了相。

母亲的描述活灵活现：“先生取出一本古书，一手翻到那一页，指着一个女孩子说那就是你。那个女孩穿着花衣服，显得花枝招展。”她还说，先生翻完，对我竖了一个大拇指，又捏了捏我的脸笑了。母亲由此认定我会有好命，至少是能穿上漂亮衣服的命。

啊，那个曾经存在于图画中的女孩，那件象征着未来命运的花衣服，给予我多少懵懂的憧憬。

那些年，我尚不能看见外面的世界，但我听从了母亲的嘱咐，努力读书，为自己挣得一个能穿上花衣服的明天。

五

当我回到家乡做一名教师时，忠实的老黑狗“烂面”已经不在了。它永远不懂得我的眼泪为何而流，而我多么希望它还在世，还能看见我穿上好看的衣服，像小时候那样甩动长尾巴，摇头晃脑围着我转啊转。

从前那个对美衣充满了艳羡的我，怎么会想到，六年以后，我们“模特”老师的儿子已经上学了，而且编在我任教的班级里。我看着那个眼睛黑亮，像他父亲一样沉默寡言的孩子，心中有太多的感慨唏嘘。一种时光移易之感，如激流般澎湃而来。

我至今保存着教书第一年拍摄的一张照片。我站在画面中间，双手搂着一群孩子，孩子们都将脑袋使劲地探向镜头。彼时的我，穿着一套紧身牛仔服，里面是黑色的高领打底衫，竖起的金属拉链闪闪发光。我身边的孩子们，与念小学时的我截然不同，他们穿得花花绿绿，款式各色各样，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天真活泼。

我常常陷入回想，那些年是如何渐渐蜕下厚厚的旧茧壳，进入与美衣同在的岁月呢？

在师范学校，尽管大多数时候我穿着人人一个样的校服，但毕竟有了选择服饰的自主权。比如搭配一条健美裤，一双白色运动鞋，那校服便显出了精气神。在流行的推动之下，我尝试过喇叭裤、高腰裤、西裤、牛仔裤。其实我要得不是很多，无非穿着得体，无非远离从前的寒酸而已。

我跟着同学们在宁都县城的小巷子里穿行，找到一家据说手艺很好的裁缝铺，请那个中年的女师傅做一件衬衫、一条西裤。那应该是我第一次为自己选择布料，和师傅商议款式。它们同为浅灰色系，上衣带竖条纹，裤子是纯色。我希望这套衣服会使我显得苗条一些。是的，忘了交代，那时我有点胖，与如今判若两人。我的同学见证过我肉嘟嘟的样子，手背上趴着八个小窝窝。

女师傅为我们一一量着腰围、臀围、肩宽，用本子记下来。我第一次意识到每个人细部的差别，不只是笼统的胖和瘦，高和矮，还有象征身形比例的数字。那套衣服做得很成功，宽窄合体，裤缝烫得笔直。我买了一双中跟的皮鞋，将衬衫扎进裤腰里，整理出恰当的蓬松度。当我迈着自信的步子走在校园里，忽觉已经具备了昂首挺胸的意味。

为了弥补少时的缺憾，我还找针织店织过毛衣外套，领子上绣几朵别致的小花。直到我对花朵心生厌倦，终于自己动手将它拆下。人们常说：“缺什么，补什么。”这种报复性的弥补，对我而言，只要一次便足够了。至少，它推动着我的审美在一次次成功或遗憾的试验中不断成长。

我的两个好友怂恿我买下过一模一样的黑毛衣，柔软的衣料，宽大的翻领，正中一个蝴蝶结。我们相约同一天穿起来，抬着下巴，大步跨进教室，仿佛有着盛气凌人的架势。板着脸装了一会儿，终于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却因此被一个比较要好的男同学送了鄙称——“三只黑乌鸦”。事实是，那时候我们的自我意识不断萌芽，我们对穿着已经开始了个性的追求。恍然惊觉，从一个对各种花色极度渴望的小孩变成热爱纯色的少女，其间仅经历了短短的几年时光。

是啊，那个年月港台明星正成为青春期人群的偶像，他们大多深色着装，眼神忧郁，显得酷而深沉。以至我们照相留影都互相提醒，不准笑，要深沉。我发现，决定衣服好看与否的并非颜色，而是设计、剪裁和款式，当然，还有人的个性和气质。那样的崇拜和模仿似乎无需多言，美，总是像一个不可抗拒的深渊，吸引着你不断跌入。

我想起那些年，父母的美育和言传身教，衣服仅仅为着遮羞、蔽形、保暖，和偶尔的体面。难道他们从来不曾热爱或追求过美吗？不，一定不是这样的。忆及时代和家境的穷困将他们钉在了生活最低需求的柱头上，我不禁悲从中来。

六

父母刚从乡村搬到城市居住那几年，我热衷于重新调整他们的着装。我为父亲购置品牌的男式衬衫，领着他去试穿羊绒大衣。我让母亲尝试穿宽松的T恤，休闲的裤子。在那之前，他们从未穿过羽绒服、羊绒衫，我一一替他们买全了。我看着他们一点点地融入城市生活，在人群中不再显得土气而另类，内心稍有安慰。

我自己也经历着不停的变化和调试。从牛仔服的休闲自由到职业装的成熟端庄，代表着从学校调动到机关工作的那段转型时期。抛弃职业装回归自由舒适，是我在写作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期。每一次的由繁而简，或由简而繁，都来自于境遇或思维的变迁。

有一段时间，我迷恋过皮草。正如古时以衣饰区别人的地位尊卑、身份等级，皮草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个人的经济生活水平。是的，那时候我并不富有，但也不至于买不起一件皮草。我承认女人的虚荣时常会出来作祟，尤其是当那种衣服美到令我日夜向往时。再后来，我又热爱上旗袍。我熟识了一家专柜，只要是小码，件件都合身而美好。导购员对我很是友好，因为每当我试穿她们的旗袍，在镜子前左右顾盼时，总会吸引一些女人前来试穿。自然，总有女性拿着我刚刚穿过的款式走进试衣间，却因为腹部的脂肪堆积深感难堪。我从来都对她们投以鼓励的目光，我想，只要喜欢，她就有权买下它，穿着它走上大街。我，和大多数与我同龄的她们，尤其是比我还年长的她们，生命中对美的向往都被现实压抑了太久。

几十年前的一个悲剧故事又一次浮现在脑海中。在某个山区，有我们的远房亲戚，村里有个年轻媳妇，因为不顾家人的反对，为自己置了一身新衣服，被婆婆挑唆，遭到丈夫一顿毒打。那个媳妇气不过，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跳进了深井。直到今天，我还在不断地想，如果不是因为穷困，如果婆婆和丈夫多少理解一个女人对美的迫切想往……可是，没有如果了。

从前的他们，怎么能想到世界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当时代行进到今天，女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穿着自己喜好的衣服，她们本身也构成了人世间美好的一部分。

现在，我已经不那么喜欢穿着旗袍了，它对所搭配的包包、鞋子，甚至发型、妆容的要求，还有对身体的束缚使我渐生厌倦。我开始倾向于自由自在，可以大踏步奔走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可以选择的衣服款式实在太多太多了。

拉开衣柜，光是裙子便有几十款，牛仔裙、A字裙、百褶裙、筒裙、背带裙、连衣裙……琳琅满目。做梦都想要一条裙子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看着那些层层堆叠的衣物，我常常为不知道今天穿什么而发愁。最后发现，真正喜欢经常穿的，就那么几件。

繁华过后，关于华服的所有梦想都该轻轻地安放了。相比款式的多样，我更加重视身体的感受，和对某几个品牌品质的信任，这或者也是我回归到简洁主义的缘故。

而我的父母，仍然保留着简朴的生活方式。今年春节，天气湿冷，父亲只是穿着一件夹衫当外套，我说他，他说不冷。直到先生忍不住提醒，他才听话地走进房间，换上先生为他置办的棉大衣。媳妇或女婿送的衣服，一定要穿出来，他是明白这个理的。但是我知道，他只是不舍得穿，他习惯了出门做客或办事时才穿好的衣服。

我选择理解他们，理解一个时代的深刻烙印。

在一张黑白照片里，我穿着“小粉鱼”，站在妈妈身前，脸上洋溢着暗暗的喜悦。那一年，我十一岁，四舅带回了这套衣服，并借来了照相机，为我留下如此珍贵的影像。

顺着“小粉鱼”的指引，我又一次回到十一岁，回到命运的底色中。只见那灰暗中的粉红时光，那小小心心的得意和真切悲伤的哭泣，那追着远方奔跑的身影，全都在衣袂中飘啊飘。

刊于《今朝》2021年第4期

（责任编辑：范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