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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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撩人的三水村》（节选） 文/杨有谷
赖常华老师在文集《撩人的三水村》中，描述了他参观武隆“天生三桥”的情景。常华老师可能不知道，他笔下的“天生三桥”，在我脑海中构建了一个很具象征意味的意象——他自己就是一座“石桥”，一座残存于客家乡村文化现代化进程中，连接乡村客家精神家园过去与未来的“石桥”。这是我看了《撩人的三水村》大部分文章之后突然闪现的想法。文如其人。我认为，《撩人的三水村》展现了常华老师精神家园的主体结构。这一主体结构主要包括常华老师的职业理想、审美情趣、处世风格和情感归宿等组成部分。
每个人的精神家园中应该都有一块天地留给自己的兴趣爱好，体现自己的审美水平。常华老师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我看一是思考，二是文学。
一个人从退休之后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应该说起步太迟。但是常华老师对社会的观察却从青少年起较许多人更为用心。《判断能力是生活给有心人的馈赠》一文记叙了他年轻、年老几个年龄段发生的几件往事。一些常人漫不经意的生活细节，他都能从中看出端倪，破解其中的隐秘。都看到了，都认为平常，他却在这些平常中甄别异常，事实的真相就躲在这些蛛丝马迹背后。接触他这个人，读他的文章，我们会为他的眼光之“毒”和“辣”感到惊异。
他的“毒”和“辣”体现在读书、写作上，就是喜欢咬文嚼字。有人认为喜欢咬文嚼字的人只是因为“文字功底好”或“文字能力强”，能写出好文章无非“文笔好”。他们把喜欢咬文嚼字当成“玩文字游戏”。大错特错。其实，文字能力强只是读懂文章、写好文章的一项基本功，是必要条件而远非充要条件。读书表面上读的是文字，本质上读的是思想。写作也一样。文字只是信息的符号，是思想的载体。没有思想做灵魂，眼光“毒辣”不起来。词汇再丰富，语法再严谨，都不足以写出好文章。反之，思想深邃，见解独特，逻辑缜密，即使文笔差一点，也常常瑕不掩瑜。咬文嚼字，既是咬文字本身的适当性，更是咬思想、咬文化、咬逻辑。当然，这两者本身往往难以完全分开。《撩人的三水村》中有一个“说文解字”的类别，原来想用“咬文嚼字”作类别名，因为“咬文嚼字”多年来其内涵已被缩小，仅被理解成对字、词的辨析，所以后来借用东汉许慎的说法，改为“说文解字”。“说文”，是对文学的鉴赏、评论；“解字”，是辨析文章中的字词。这个类别里面有些篇章虽属文字学的范畴，但在考辨文字的同时也尽量涉及更为深刻的文化，何况大多篇章讨论的都是大语文乃至大文化的范畴而不仅仅是文字，因此，这个类别的主要价值体现在“说文”里面。
爱思考、爱文学又爱较真的人，往往对一切文化现象都有兴趣。“说文解字”系列让我们看到了常华老师的这种兴趣。“说文解字”系列体现了常华老师很高的文学鉴赏水平。文学鉴赏能力是包含多方面素质的综合审美能力，远不止文字赏析那么单纯。《〈三国〉演“义”》抓住一个“义”字，《凝眉推敲“化”与“话”》抓住“虚化”与“虚话”两个词，《让爱情定格于最美》抓住为什么作家没有安排孙少平与田晓霞结合这件事，分别点评了《三国演义》《红楼梦》《平凡的世界》等文学名著。跟他在观察身边事物时抓住一个疑点破解事实真相一样，常华老师的“说文”也是名副其实的“点”评——因为都是选的一个切入点，但眼光却很“毒”很“辣”。选的这个点切中要害，聚焦作品主题思想，直击人物灵魂深处，探寻作家初衷本意，找到了那个四两拨千斤的杠杆点。这些随笔式的文章都不是系统的文学评论，却胜过许多“八股式”的文学评论文章。
从这些“点”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常华老师不仅“好读书”，更是“会读书”。他有时可能一目十行，但更多时候会是字斟句酌，用心用情在读书，常常能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走进作家写作时的心境。同样是读书，常华老师读的是人心人性，是世态人情，读的是历史文化，读的是社会生态，算是真正“读懂了”。因为“读懂了”，所以常华老师总是态度鲜明，明确表达自己的褒贬喜恶。我可以想象，每读到动心动情之时，常华老师总是按捺不住倾吐的欲望，情不自禁拿起笔来，歌颂一番，批判一番。倾吐的内容因书因人因事而异，但批判的总是江湖义气、虚伪道学这样的假恶丑；歌颂的总是善良人性、自由天性、纯真爱情这样的真善美。这些反思、拷问、弘扬，当然都是一家之言；但都是原创思想、性情之言，而且自成逻辑、有理有据、合情合理，见人所不见，道人所未道。在读书、品文这片兴趣爱好的自由天地里，常华老师无拘无束信马由缰尽情驰骋，却再一次不知不觉流露了他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民族情感和人性善良。如果没有这些核心价值作支撑，他从这些书中读不出他所理解的那些东西来。
人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一个人的社会认知和为人处世标志着他所达到的文明高度。如果说，在“说文解字”里，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民族使命、人性善良是常华老师评判文学作品虚拟世界的标尺，那么，到了“社会碎语”里，这些就成了常华老师闯荡现实社会的“通行证”“护身符”。怀揣这样的“证”“符”，他走过“西部单人行”，参加过“连老还要浪一把”的旅游团，管过“把小夫妻从离婚的悬崖边拉回来”的闲事，遇过“不点穿，是给你留点面子”的尴尬，跟找上门来简单粗暴的计生工作者较过真……他以真善美通行天地间，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自己、看待人生，咏叹“我们这一拨子人”，庆幸“我遭遇过这一切”，发“人生三段论”，作“七十岁年度总结”；又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悼同窗”，漫谈“中元节”。他热切呼唤“霸蛮”精神、医者担当，又辛辣讽刺“尽孝，你表演了吗？”“汪精卫借尸还魂”等不良现象。他碰过壁、吃过亏、上过当、落过难，但他一直不改初心，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宁可被人骗，不可骗别人。越感受到外部“恶”的侵蚀，越发坚守内心善良正直的品性。
从许多篇目的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出一股说不出味道的文风来。俏皮，幽默，酸涩，辛辣，稚拙……不好用哪个词语来概括。仔细咂巴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文风与其所要表达的主题是否有必然的关联？读完全书，会咀嚼出其中缘故来。常华老师对他心中否定的东西是厌恶的，然而这样的东西又是那么普遍，甚至某些方面连他本人也不能免俗。他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拿自己开刀，尽情地嘲讽，入骨地鞭挞，直要剥皮剜肉到见骨，直要让自身成为一个玻璃人，让人一眼看穿心和肺。这是常华老师对现实自我的认识，更是他借以揭示虚伪和丑恶的批判靶子。他自嘲，也就是嘲他。这是一种觉悟。涅槃中新生，当然有痛苦，有觉悟的人不畏痛苦，新生的畅快会促使他勇敢地迎接烈火的炙烤。
“家园情话”是常华老师精神家园中最重要最隐秘的部分，也是结构最复杂、雕刻最精细、色彩最绚丽的部分。“家园情话”中的主要篇目可以看作是常华老师回忆录性质的系列记事散文。文中的那个“我”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就是常华老师自己。但是，为了避免某些读者可能出现的对号入座等现象，以及“扬弃”的主旨需要，作者对具体的人名地名事件情节等作了一些处理，所以看起来又有点小说的味道。因此，作者自己也说有点“四不像”。但是，写实仍然是这些文章的基调。虽然它不是事实的“照片”，但顶多只是“修了一下图”，至少是实景“写生”。
“家园情话”描写了一个“三水村”。这是中国南方客家山区一个不大不小的自然村，居住着同姓同宗几十户人家。“三水村”是“我”的主要生活场景。“我”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演绎着爱恨情仇。在“三水村”这个社会生态圈中，“我”和“我这一家人”既是普通的存在，很多方面与别的人和别的家庭没有两样，早已和“三水村”浑然一体；又是独特的存在，有着一些特殊的家庭状况和精神气质，一直与“三水村”整体环境格格不入。
“我”的坎坷命运要从农村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说起。重男轻女观念的长期存在背后有着深刻的农村社会运行逻辑。长期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一直以来的自治传统，使农村社会很长一个时期事实上是由丛林法则支配的；新的生产关系建立后，丛林法则逐渐退下历史舞台，但阴魂没有完全散去，仍然躲在暗处时不时要出来肆虐一番。在这种背景下，没有男丁或者男丁少的家庭、族群、姓氏都明显吃亏，缺乏安全感。“我”正是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在“挺发人”的“三水村”，偏偏“我”阿爸名下男丁少。“我”长到八岁仍然是“独牯崽”，常常被人恶毒地诅咒早死，一家就“绝蔸”了。好不容易盼来了弟弟的出生，一家人欢天喜地了仅仅三个月，就受到了弟弟夭折的沉重打击，重又变回“独牯崽”。正如作者所说，得而复失，比从来没有得到过痛苦百倍。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被寄予了多么高的期望，被施加了多么“好”的呵护；“我”幼小的心灵负载着多么沉重的压力，承受着多么剧烈的不安。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是敏感的，因为他要调动身体的一切潜能来寻找安全感。所以，“我最怕死。我可怜我的阿爸阿母。小时候受到过这样的诅咒，长大后我就一直反感当着矮人说矮话，打人痛脚。像‘矮牯子’‘癞痢头’‘拐脚’‘哑巴’‘麻风佬’……只要听到有人说，就好像在说我，我会瞪他一眼，或者低下头，不言语”；所以，在打水仗的时候，“我直指其中最恶毒的‘丫杈’……指着他鼻子射”；在大弟早夭之后,“我”也像家里的大人一样，似乎随时等着听母亲“嗯——嗯”那长长的、低低的叹息；“对于父亲的身影和声息出奇的敏感，不要说那摄人心魄的‘谷子哎’，就是他在远处咳嗽一声，哪怕我没有看见，也立即能感知父亲在召唤我”。
这种敏感易伤性格的形成，说穿了是由几千年封建宗法道统的余毒所造成的。尽管“三水村”跟中国所有农村一样早已步入现代社会，新观念伴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逐步形成壮大，这种余毒却仍然顽固得很。一个家庭的幸福，也还暂时不得不很大程度上依赖人丁尤其是男丁的多少来决定。因为从小特殊遭遇而形成的敏感易伤，为“我”的性格奠定了基调。这样的性格又多次与无情的命运联手作案，给“我”的人生道路出了一道又一道难题。从幼年失弟、高中失学，到前途失望、青春失恋，时代的尘灰和山村的风雨一再摧残这颗敏感脆弱的心灵。为什么尘灰和风雨总是如此眷顾“我”？究其原因，在丛林法则支配下，当数量可以起作用的时候，“独牯崽”就必然蒙尘。当个体质量胜出的时候，嫉妒就蹿了出来，就要用风雨的狂虐来降低那个占上风的个体的质量。“我”无论怎么去奋斗，都逃不脱被打压的命运。越是摧残，越是引起抗争和叛逆，然后导致更强烈的挤压。这是个体的不幸，更是时代的悲歌。所幸的是，一系列的“恶之花”并没有结出“恶之果”，“我”没有异化成社会的癌细胞；不幸的是，时代和命运熔铸了“我”独特的性格特点和性格缺陷，大大提高了人生的痛苦指数，痛苦感受力不得不相应上升。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她来寻找光明。这样一颗敏感易伤的痛苦心灵，必定用他不安的眼光观察着周围的世界，解构着“三水村”的一切。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小的“三水村”已经自成一个社会系统。这个系统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总体为善。假如把“三水村”比作一幅画，要问这幅画的主色调是什么，那么答案肯定是善良。这块土地总体是柔和的，大多数人是善良的，发生的事情以及事情最终的结果也是温暖人心的。当然，这与作者的取材不无关系。写作的取材犹如照相的取景，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用审美的眼光来选取美景，而非相反。在“三水村”，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婆媳姑嫂、邻里亲戚等人伦关系之间，始终洋溢着浓浓的亲情，给人以温暖。从人物角度看，“我”的一家、阿奶名下的那个大家、舅娘一家、先庾阿爷、丫头嫂子、菊香嫂子，等等，都是其中典型代表。从事件角度看，两个童养媳在“三水村”都得到呵护善待，母亲和舅娘的守望相助，先庾阿爷几次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三水村”村民在繁忙农事活动中团结协作，以及一年辛劳之后玩起锣鼓龙灯，等等，都是这种温暖柔和氛围的写照。尽管在物质十分匮乏、政治运动过热和传统文化落后的三重挤压下，人性的善良、亲情的温暖难免压抑窒息甚至扭曲变形，为善良和亲情抹上了一层酸楚乃至凄苦，但始终没有改变生活的底色。这里没有至善至美的完人，有的都是有圆有缺、有血有肉的凡人。这才是真正的“活人”，才是真实的生活。黑暗中的光明、窒息中的呼吸、泥泞中的前行、困顿中的坚守，才更显珍贵。
第二个特点是笑中带泪。善良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没有矛盾，没有丑恶。恰恰相反，善恶总是相生相伴。没有假恶丑作对照，哪里分得出真善美呢？同样，“三水村”也不是只有脉脉温情，而是充满矛盾冲突，不时可见愚昧落后。从矛盾的对象看，有小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龃龉，有大家族不同房派亲疏有别的矛盾，有姓氏之间的冲突，有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邻里之间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啼笑皆非的“面子”，可以很长时间“结老屁”；姓氏之间也涌动着扔死尸栽赃陷害之类的暗流；先庾阿爷为了维护公序良俗和家族体面与保长之间的个人恩怨实际上已上升为阶级矛盾。从矛盾的性质看，有生离死别的情感冲突，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有观念对立的文化冲突。这些冲突往往还交织在一起。从引起冲突的原因看，有物质过于匮乏的原因，有政治环境严苛的原因，也有山村文明整体落后的原因……如此这般，诸多冲突交织糅杂，或增加了群体的苦难，让几代“三水村”人承受着物质、精神的双重折磨；或改变了个体的命运，“我”，还有先庾阿爷、丫头嫂子、老房叔等等，悲剧降临，躲闪不及。然而这只是“家园情话”当中的一道色彩，毕竟，“家园”里除了泪，更多的还是笑。常华老师对于“三水村”一往情深，即使因备受折磨而生恨，也是遗憾的恨，而非仇恨的恨；即使因失恋而遗憾，也是谅解多于遗憾，而非求全责备委过于人。他对这片土地的挚爱，从来没有因痛苦加身而丝毫有所减损。他在他的微信“个性签名”中选择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他内心情结的最好注解。这样，我们对“情话”中那个“情”字，就可以扩展成广义的理解：遗憾与恨，已被爱所溶解；男女之情，已为家园情怀所包容。我们庆幸，中华民族的善良忠厚、刚毅坚忍，在作者笔下得到浓墨重彩的渲染。这除了作者掌握的大量素材使他有所依据，也读得出作者有意降低悲苦色重的苦心，使得我们听到“三水村”的那些哭声，始终都有笑声拌和，看到那些泪水，往往是因感激而流注。犹如一幅国画，冰雪皑皑的悬崖峭壁上盛开着美丽的花朵。
第三个特点是一直在变。月亮走我也走。时代在变，“三水村”也在跟着变。人们一代代老去，又一代代新生。这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氛围都在新陈代谢，演绎着一幕幕活着的历史、流动的故事。当然，这种变化带有很强的阶段性、年代感。一个时段里，“三水村”的生活主调是贫穷落后、艰辛劳作、气氛沉重、精神压抑、观念狭隘、斗争激烈。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员往外走，南风吹进来。身体从良田荒地中解放出来，精神从政治运动中解脱出来。人少了，钱多了，路宽了，房靓了，车有了，越来越像城里人了。资本裹挟着产业进了村，挖机强行推倒了木子树，菊香们再也没有“寒露子”“霜降子”可摘了。家长里短、勾心斗角，逐渐走向了没落，失去了市场。“幸亏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逐步走向衰老。而年轻人毕竟有些文化，多见世面，分房派、闹意气的心思基本淡化了，逢年过节回了家，相逢一笑泯恩仇，老一辈的许多恩怨，他们都不太清楚，或者不去计较。”旧的东西基本上被打破了，该否定的都否定了，但是新的东西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现在的“三水村”，村容村貌整洁了，大苦大悲难见了，但也失去了往日的喧嚣和生机。记忆中的“三水村”再也回不去了。常华老师为“三水村”人的往昔逝去而惋惜，为谋生游子的乡愁淡化而忧虑，因此他竭尽可能去钩沉索隐再现一幅幅家园旧景，以唤起曾经有过的亲情乡愁；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往后看的同时始终不忘向前看。为了一点点细小的人性进步，他都尽情地欢呼。没有他创作光亮的故事来对村民加于引导，“三水村”的白天和黑夜都会暗淡很多。他不但有狭义职业（教师）的良心，更有社会的良心。作家有写作的自由。常华老师并没有参加过写作培训班，他是自发地进行写作。他利用这种自由，鞭挞假丑恶，歌颂真善美，这是一种高度的自觉。
《撩人的三水村》撩得人心里痛痛的，痒痒的。常华老师通过“家园情话”“社会闲谈”“教育碎语”“说文解字”几个板块，分别展示了自己精神家园中的情感归属、处世风格、职业理想和审美情趣，而“低吟浅唱”则是用诗歌对这些内容的综合反映。整本书来看，其中写的许多事，从地理空间上来说已不局限于“三水村”的范畴；但从文化意义上仍然属于“三水村”。因此，用“撩人的三水村”来作书名是恰当的。
《撩人的三水村》构建的这个精神家园，结构不算宏大，但内容丰富，雕刻精细，色彩瑰丽。进得园来，亭台楼阁，花草树木，错杂纷呈，看不到刻意规划的呆板生硬，能感受灵感闪现、随心所欲的自由奔放。这一精神家园给我们的收获是什么呢？我没有权力代读者回答。但她从两个方面丰润着我的精神家园：一是思想之力量，二是大道之精神。
常华老师和我一样，都是爱思考的人，喜欢想问题。所不同的是，常华老师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都很好。他既喜欢观察表象，抓住细节；又善于追根究底，探本溯源。而我更喜欢跳过现象直击本质。所以，尽管我的记忆深处也有一个“三水村”，我也熟悉那样的生活，我却写不出这样的文字。难能可贵的是，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年轻年老，无论务农教书，常华老师一直在严肃认真地思考人生，发现生活的美，批判自己身上和周围世界的丑。思想者往往是痛苦的，因为思想的力量总是先撞击自己，再波及他人。但思想者往往活得明白！这是许多人宁愿承受痛苦也不愿放弃思考的原因。从常华老师身上，我看到了几十年坚持思考的勇气和毅力。这是我尊重常华老师的一个原因。
不断的挫折打击和坎坷磨难，并没有助长常华老师对社会的“恨”，反而培养和坚定了他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民族使命和善良心性。这些大道精神犹如常华老师手中更是他心中的一盏灯笼，指引着他走过从童年到老年的长长夜路，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从未偏离大的方向。他提着这盏灯笼，一一点亮自己职业理想的高阁、审美情趣的花带、社会生活的丛林、内心情感的秘境，最终点亮了整个精神家园，光耀着自己的灵魂，温暖着世间的人心，让整个精神家园形散而神不散。“恶之花”却结出“善之果”，这当然不完全是偶然，但也绝非必然！既要归功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使得灯笼的火种世代传承；更要感谢常华老师在那样的环境下，仍然选择了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灯笼中最难呵护的一盏，仍然选择了最痛苦的坚守。任凭风吹灯不灭，“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我尊重常华老师的更重要的原因，也是常华老师精神家园中最闪烁价值光芒的地方。
“三水村”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乡土自然村庄中的一个，也是乡土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往小了说，“三水村”是南方客家乡土村庄的一个缩影，具有乡土客家文化代表的典型意义；往大了说，“三水村”是整个中国乡村文化的缩影，它的沧桑变迁，是中国乡村沧桑变迁的见证。相信许多从农村洗脚上岸的“城里人”和我一样，记忆深处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三水村”。因此，当我看到常华老师这些文字的时候，觉得特别亲切。她让我想起了母亲，想起了童年，想起了故乡。“三水村”凝结了我们太多的深层记忆。我们的下一代——那些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即使读到这些文字，恐怕也不会有这样的亲切感，更无法唤醒他们生命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感谢常华老师，他帮我们留住了逝去的乡愁，留住了时代的记忆。
“三水村”正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奔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在文化意义上，“三水村”的现代化是从传统客家村落的旧文化形态起步，走向现代文明的彼岸；而常华老师，则是那座一头连接传统文化，一头连接现代文明的“石桥”。《撩人的三水村》展示的正是这座“石桥”的文化形态。这是常华老师之于“三水村”而言最大的价值。如果没有这样一座座“石桥”，每一个“三水村”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出现文化的断裂，好比武隆“天生三桥”没有了桥而只剩下巨大的天坑。这样，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许多地域和领域都会出现断裂，最终导致整体文脉的断裂。
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决定传统文化转型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许许多多的“石桥”，这是必然的；但具体落在何时何地何人身上，却有很大的偶然性。要成为这样一座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石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必须有持续的文化反思精神，必须有强大的文化反思能力，必须有高度的使命担当自觉。“石桥”必须够“硬”，才能承载许多东西；同时“石桥”又不能是静止的，他本身必须有生命力，能够跟上甚至有时超前于传统文化转型的步伐，而不断延展自己生命的长度和宽度。
人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产品。人的身上有两种基因，一种是生物基因，决定人的身体极限；一种是文化基因，决定人的精神极限。生物基因由先天遗传，文化基因虽然也代代相传，但这种文化遗传却主要是通过后天环境的教化而实现的。为什么这个偶然恰好落在常华老师身上？正如上文我们分析过的，当良好的人品心性与主观努力相结合的时候，就比较有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能力。我们在《肚饥日子好读书》《我庆幸，我遭遇过这一切》等文章中，可以窥见他成长的奥秘。社会科学的启迪与文学名著的熏陶，使得一个有心向善、有意求真的青年，心胸得以渐次开阔，认识能力得以逐步提高。厚积薄发，老有所成。这个偶然落在他的身上就不足为奇了。
“三水村”有这样一座残存的“石桥”是幸运的，他让我们既留住了记忆、传承了文脉，又“扬弃”了糟粕、看到了未来。常华老师在他魂牵梦绕的“三水村”，挥舞着一对思想的翅膀飞翔，带着一颗敏感的灵魂上路。他从历史深处走来，传统文化在他身上打下深深烙印，却没有固囿他的脚步。他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依然奋力顽强地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他上网络、玩微信、交网友、信天游。如果这还只是形式上的年轻，那么，思想上一直努力与时俱进，永远能感知思想成长的“生长痛”，则是真正心态上的年轻。在“三水村”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像常华老师这样的“石桥”是不多见的。在我熟悉的大大小小的“三水村”里，我还没有发现第二座这样的“石桥”。许多人，永远留在了“桥”的此岸。这些人不管已经去世抑或健在，不管是继续生活在“三水村”还是已经进了城，他们的精神家园永远留在了过去的“三水村”，他们始终是“三水村”1.0版本的文化产品。而他们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因为从来没有在“三水村”生活过，可能永远不会对“三水村”有兴趣。他们一出生就在彼岸，永远不会理解此岸是什么样子。他们是2.0版本的城市文化产品。只有常华老师，才真正在用生命的激情体验和推动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对接，并不知不觉架起了其中的桥梁。他依靠自己的努力，硬是把自己打造成了“三水村”文化的1.5版本产品。侄子心河曾对常华老师说过：“阿叔，你没有走出去，困在这个地方，将来会相当痛苦的。”常华老师写道：“他用了‘痛苦’这个词，我印象十分深刻。”常华老师必然是痛苦的。因为在“三水村”，他是一种孤独的存在。他属于这个地方，又不属于这个地方；他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这个地方难以安顿这样一颗灵魂。他本该离开这里，但许多东西又必然把他羁绊在这里，穷其一生。他既活在过去，又活在当下和将来。他每时每刻都在作自我否定，同时又感受着思想和生命的新生。从文化意义上，常华老师一直没有走出过他的“三水村”；但他又和“三水村”的其他人不一样，至少在留守下来的“三水村”人当中，常华老师是在精神家园现代化征途中走得最远的那一个。
正如“三水村”中存在令人遗憾的人物山水一样，《撩人的三水村》也存在少许缺陷。例如，常华老师在写作时选择了不同的语言风格。“家园情话”取材于“三水村”这个背景，故事性强一些，因此方言随处可见，使其甚至可以说是客家方言的一块小小“活化石”；而“社会闲谈”“教育碎语”等就完全使用普通话。这当然是恰当的。我们这些客家人每每看到那些浸润着深深乡情的客家方言，总是会心一笑，耳畔仿佛听到了浓浓的乡音。但是，客家方言是否照顾到了所有读者的阅读方便，能否对太偏的土话作些适当的解释？又例如，作为这本书的重心——“家园情话”，所有的篇章加起来，仍然有单薄之嫌，仍然不足以呈现一个典型客家村落的缤纷色彩。当然，这都是我们的吹毛求疵，而这种严苛的要求恰恰也说明了常华老师在我们心目中的不同凡响。
刊于《今朝》2021年第4期
（责任编辑：钟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