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理想文人

——《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与赣州》读后

文/朱强

在我看来，理想的文人不仅思想堪比巨人，骨骼应该也很健壮。他的足印深沉而稳健，情思丰沛而纯粹。伏暑他喜饮冰，隆冬爱喝烈酒，春天面对一支出墙的红杏，眼睛里充满了浓稠的爱意，秋天他登东皋以舒啸。可以在豆蓬瓜架下饱饱地睡上一个下午，鼾声如雷，醒来依然拥有美好的食欲和活跃的思想。我想这不仅是理想文人的样子了，也是女娲眼里理想的人的样子。两根笔画支撑起来的“人”的形象顶天立地，他把周围的所有的事物衬托得异常渺小。以前我觉得孟子是这一种人。他必然有很好的胃口，浑身上下，阳刚满满。脸上布满了浓硬的胡须。他像是一个自己用泥和成的小宇宙。整天都在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万物皆备于我，想来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带着他的弟子在诸王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宣讲他的思想，像春风或者秋风一样，那么义无反顾，毫无保留。他把一个思想者的话说给那些愿听或不愿听的人。孟子是一面镜子，他让后世无数的士人都在这镜中寻找自己，他的好当然是他因为他的恢宏，他像是一道巨光从遥远的两千多年的地方照射过来，绘成一条理想之路。而他的不好呢，我想也正因为他的思想过于恢宏伟大。他已经不再是平常的人，它是圣贤，供奉高处，供天下人膜拜。既如此，他与理想文人自然也就划清了界限。这个“理想”文人的空缺在我心里存放许久，到底谁可以够得上这个标准。

某天，因为赏读文瑞先生的《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与赣州》（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让我突然觉得这个空缺有人了。此前我自认为对于苏轼的了解，也并不算少，甚至可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一生所到之处，被我用一些弯曲的线条串联起来，其结果当然是令人吃惊。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时代，凭借舟车以及自己的双脚，可以把那么广大的河山收拢到自己的视域里，并且他的这种行走并不是徐霞客似的，来自于某种野心和对世界的征服欲望，完全是因为命运弄人，使他在沉浮中四处漂泊。回看苏轼的一生，向北，是定州，那儿是宋朝的边防重镇，剽悍的契丹就在面前。到定州，当然是因为贬谪，然而他的脸上却并无丝毫愁苦，他仍然在精心地建筑他的“雪浪斋”。他非常喜欢北方的槐树。槐树枝叶繁茂，满枝清香，他在院里栽下了“神龙”和“舞凤”。向南，至儋州，那里当时被称作“海外”。在儋州时，他已经年过花甲，他再也不敢奢想此生还能归去。他说，此心安处便是吾家。不了解他的人会认为这无非是一句自我宽慰的话，而真正了解他的人必然知道他的确无所谓哪里是家，哪里不是家。他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读到这样的话，内心当然是滚烫的。他知道万物和人之间，本来就是一种互有的关系。内心真正旷达闲适的人便能从物里面得到真正的快乐。

这是真名士的人生哲学。我们从苏轼六十多年的人生轨迹中，大概可以看到一点，他的生命的韧劲与弹力总是能够让他从某个遥远的边地回到中心。在我看来，苏轼无疑是理想中文人的样子，他时刻都没有放弃作为一个文人或者一个生活中人应有的追求。围绕着苏轼而展开的那些美食发明，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保有生活热情的苏轼。然而，纵观以往的各种有关于苏子的书籍论文，似乎多浓墨重彩于他在黄州、惠州、儋州、杭州、常州的日子，对于那些短暂逗留或只是途径的地方却极少谈及。

文瑞先生对赣州文化情有独钟，深入研读地方史志，长期坚持田野考察，深耕细作，精心探究，在创作《王阳明南赣史话》《赣南书院研究》等诸多对赣州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史著作之后，历时五载，经历一次次孤灯下的苦思冥思和无数回故纸里的考证斟酌，之后，终于将积蕴在他心中许久的东坡情结予以释放。当然，《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与赣州》的面世，绝不仅仅是了却文瑞先生敬仰苏轼并书写苏轼的一个夙愿，更是一项填补赣州文化空白的硕果。

虔州作为苏轼南渡北归的一个过渡性城市，从表面上看，它所承载的东西似乎并不多，而苏轼在此地留下的诗文与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比较，似乎也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文瑞先生抓住的恰好是这样一些琐碎无奇的日常。文瑞先生从地方史料和古代的野史笔记中寻找线索，这种工作有点像是从残破的门窗上刮取金粉。他把一件件零碎的构建小心翼翼地拼接起来然后，让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历史面貌。另一个方面，他所选取的视角多是低微的。往常人们探讨的重点多在苏轼的精神世界与文化学养上面，即使谈到苏轼的婚姻、家庭、癖好也多有理想浪漫的成分，文瑞先生恰好是从现实出发，他没有回避作为现实中的人可能面对的各种生活问题，生理问题，生命问题。这些问题恰好是苏轼的文字中最打动人的部分。这个部分的呈现，作者恰好发扬了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文瑞先生把苏子的一百多篇涉赣诗文逐篇整理出来，然后做了注解与说明，这些文字可说是苏子在赣留下的一件件珍贵影像资料，它们串联起一个贬谪之人的衣食住行，苏子的旷达豪放超脱可以说都是建立在柴米油盐之上的，苏子的文章的大部分也都是在协调、沟通生活里的种种问题。

所以我们读苏轼的文字会觉得里面有一种蕴藉人心的大自在，他的文章背后都有事由，都有生活不可协调的矛盾。而正是因为他的书写，彼此之间的平衡因而被建立起来。文瑞先生追随苏子足迹，四处探访，以文说话，让我们看到苏子的身影无处不在，比如赣州杨梅酒、醋果子炒大肠都被说成是苏轼的创造，这里面正好说明了一个问题，苏轼与他所在时代的话语权都牢牢地掌握在文化人的手里，知识人的笔所写，正是一个时代留给后世主要部分。由此可知，苏轼的地位不仅在当时百姓之中，更在文化人之中，苏轼生前，文章地位与社会影响就已经是一座高峰。文瑞先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把苏轼和各地的百工之人、贤达之士串联起来，把涉赣的苏轼放在人民中间。而事实上，苏轼也始终处在人民中间，他与虔州的旧友新知往来酬答，诗酒文章左右逢源，他的风雅与放旷也被赣地的烟雨吸收，幻化成一道道春和景明。

刊于《今朝》2021年第4期

（责任编辑：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