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厚重的客家区域文化史

一部厚重的客家区域文化史

——序《鸿渐赣南》

文/钟俊昆

张少华在其力作《最后一寸江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里说过一句锥心的话：“赣南文化，近年来言必客家，无所谓妥否，但研究客家，何妨细致些再细致些？”质言之，区域研究不必都打上客家符号，赣南研究还有很多的空白点。确实如此，他说中了客家研究的要害，一是客家被学术精英与媒体共谋一再言说，地域文化无不被客家所命名、所浸润，而其中又有很多问题被搁置，被忽略，客家史就是如此。客家研究中，历史学科与学人进入较早，甚至客家研究一度成为客家史研究，史学霸权充斥客家学界。而争议最多的也恰恰是客家史。想当年在做赣闽粤客家文学史纲课题时，最困惑的两个问题之一是客家民系形成到底如何分期，以便客家文学史有所依傍，但没能找到有说服力的答案；困惑之二便是披阅筛选海量的历代作家作品，以便按文学审美的标准给予较为准确的定位。客家史研究中，客家人身份的土客之争是表象，内在的问题是如何定义“客家”。客家人的历史被勾勒成怎样的图像，移民分期如何，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军事等实际情形如何，里面很多问题至今仍没有说清楚，也许是再也不能说清楚了。究其原因，一是热衷于史学角度研究客家的这批学者已逐渐退出舞台中心，二是如果没有新材料则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判断。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之赐。”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令人欣喜的是读到少华的《鸿渐赣南》（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这是作者庞大写作计划中的前两部，写到唐代已累积60余万字，对以赣南为中心的区域文化作了至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拼图，是客家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厚重之作。

赣南区域文化研究最为薄弱的是先秦到唐代一段。《江西通志》《江西通史》对此语焉不详，号称通晓江西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的《人文江西读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7年）也仅从制度史上作了点滴介绍，并没能对赣南这段历史稍稍抹上几笔靓丽的色彩，更缺乏专书对此进行研究了。以民间文化人身份，常年坚持“寅时起床读史”，专事书写赣南区域文化史的《鸿渐赣南》作者才有底气说：正好捡了个“漏”。其实这个空白早就应由文化史家去填补的，尤其是趁着早年客家研究蓬勃发展时就做好这项工作，但却付诸阙如。这也不难理解，赣南在空间上是千里赣江源头、岭南要道，在交通上与同类城市相比都显得落后，从文化时间上说更呈现出慢生活节奏，主流价值与时尚文化的接触传播都是滞后半拍，以至“文化遗留物”幸而保存甚多。而少华的此部宏著正好弥足珍贵地补上这一课，把唐代以前赣南文化的特性与辉煌首次集中地展示出来。

《鸿渐赣南》被作者定位为散文，多处提到他的写作技法和形态不太合乎散文的写法，会被散文写作同行所哂笑。其实，将其定位为“文化散文”更合适，如果去除作为引子的写作情景的渲染，再添补必要的参考文献，把它当成史论著作似乎更恰当些。作为文化散文，少华此系列作品的写作模式也是有迹可循的，可以从中抽出一条主线来：作者是以写作时的情境为引语而契入主题，以赣南文化事象或文化人为对象，围绕写作对象而展开多样化史料打捞与辑选，再在史料校勘与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猜想、推论及对已有成说的臧否。如果抛除比附名人之嫌，硬要以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作为对比的话也是可以的。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初读时甚恰人意，畅快淋漓，有力度有厚度，但读多了、读重了，则未免生厌，这归于他的写作模式的固化与自身表达上的弱点。他的写作瞄准的是全国有代表性意义的人与事，选材较为宏观，结合史料与考察，而后以高昂的权威者的语气与态势发出申论。正因为如此，余秋雨写作的题材对象都是宏大的，其议又宏远，层累效果，易引起共鸣，仿写者多；但他的写作中时堆积史料及对史料的某些阐发之误，所发感慨又易飘浮与偏失，将所写篇章放在一起读通常会感觉它华而不实，大而无当，于是纠其硬伤而攻击者自然不会少。但正反两面的评价反而增其声誉，他的文化散文有开先河之功，也着实地红火，独领风骚若干年月。任何比附名人都是不恰当的，何况是比附余秋雨大师，更是欠妥，但如果放在一起来读，《鸿渐赣南》是瞄准作者所居之地，以事或人而编辑史料，再勾连排比，围绕较为单一的叙述对象展开多学科的推论，以此描摹赣南文化图像。特别是处于空窗状态的先秦至唐代赣南文化进行分析论证，至少书写的对象更为微观些、更明确些，也更有所依据，这是值得嘉许的。唐人张怀瓘《书议》：“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秋雨大师应邀来过赣州、龙岩、梅州谈客家文化，“得失寸心知”，褒贬都是常态的，但就他谈客家文化而言，名气大于力气，是没有深度的。即便少华的有些观点不恰当、有争议，那也是作者费心思考的结果，再说也可以展开争鸣，让学术活动搅动起来，这总比没有去做这项工作强百倍不止。何况纵有博学鸿儒，如果对这片土地的文化弃之如敝屣，或视而不见，疏懒向学，则聊当于无矣，这何尝不是对赣南文化的损害乃至对其的亵渎。

《鸿渐赣南》的作者基于史实分析，借助田野考察的实证，写作方法是恰当的。以时间线索为经，围绕这方水土所发生的事件或主要人物为纬，由赣南文化或文化人为中心辐射开来，作者的视野是开阔的，结论是慎重的。如书中对曾文清的考辨，由城市文清路的几经变迁始，看曾氏家族由赣南迁河南的时间与原由，再到其祖上及兄弟、后代的人数、官秩、事功，人生交游，心路曲直，事态冷热，一一清晰地梳理，乃至从其诗文中纵览其人生轨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言：“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抒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家族的迁徙必然带来文化的流动，作者对家族文化的书写是动了心思的，多少融入了自身的生活经验。作者的考辨也是精细的，他对岳飞来赣南参战平事，从其军队构成、性质、归属等分析，再从其赴赣时间、线路、主力、驻扎、补给、围困及过程、战后及影响等，多方面全方位评判，得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结论，比如从吉州由水路前去龙泉作战，而后从万安走水路交通受阻，取道赣县鹭溪再到于都，而驻扎于瑞金，从空间上看其布局，有妥也有不妥之处，岳飞访黄龙大师的记载与传说也有其可疑之处。这种基于文献史料、口头传说的分析，结合历史地理推断，再经田野考察及逻辑实证，作出综合判断，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曰：“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协调文辞、主题，与写作主旨纲要一致，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采信的。当然其考证与考辨的难度有大有小，有简易有复杂。其复杂的一面，一是所涉人物或事件本身的丰富性、曲折性与绵密性。如唐代张九龄修筑大庾岭之事，这个宏大工程需多方力量的支撑，既有物质的准备过程，又要有天、地、人的配置，需得到官方的支持、主事者的组织、民众的参与等，本身就较复杂，涉及史料的搜索与考证，难度不小。作者还去现今大余县大梅岭及今已废弃的小梅岭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耳目一新。考辨难度大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史料的缺失以及史料间的勾连不易。史料少，尤其是唐前一段记载赣南社会文化的史料更少，这是首先遇到的难题；即便找到有关史料，对其进行句逗、点校与训释，这需要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的扎实功底，也需要中国古代文化史、学术史的底子，这对仅凭家学底子加后天努力修行的少华而言都是挑战。而有些看似简单的考证，其实也是不易的，比如朱熹到底有没有来过赣南，这本是简单的事，但凭其一首《南安道中》，有些人硬要说他来过赣州，把隶于福建泉州的南安想当然地理解成江西赣南历史上的南安府。这种文化考古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少华还是认真地从朱熹年谱出发，结合其交游、日记、诗文等进行了考辨，认为这种解读上的附会，简单化地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做法，并不是事实求是的态度，只会给当地文化带来伤害。史料上的记载，有的是当时的人有隐情，没记载或有意不记载，有的是技术上的失误，讹字、漏名等。通常“论由史出”“以史带论”，可怕的是对史料的误读，简单化地借史生论，则易滋生错论，造成不必要的认知误区，这是不可取的。读《鸿渐赣南》，常能感受到少华的心痛之处就是本地史料记载的错误，他甚至萌生私家编订史书的想法，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少华曾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此生最大的愿望是：写就一部赣南历史文化的长卷，溯至先秦，止于民国，以遗馈我的子孙及后来者。”（下卷·《我有一个梦》）这实在是知识人的使命与良知，也是自觉恪守文化职责的体现。

明人庄元臣《叔苴子·内篇》卷五言：“文章犹舟也，舟之贵贱，不在大小华质，而视其所载者。”就《鸿渐赣南》所载史论而言，内涵丰富至深，流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这也是作者所汲汲追求的。

作者有着省思怀疑的精神。对于文化，不同时期会注入其价值观，文化形式与内涵也会发生变迁，应保持必要的自省意识。清人李渔《闲情偶寄》卷一言：“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对赣南文化史进行有理有据地评判，正是作者立言之本意。少华惊讶数百万字的《江西通史》对秦汉时赣南的历史与文化不着一字，忽略了赣南文化的存在，这一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就设有“南埜”“雩都”“赣县”等3个县级建制之地，虽然史料可能留存不多，文化也谈不上有多精细，但假如认真地做过考索，至少不应是空白的。赣南先贤清代魏禧《答蔡生书》曾说：“文章之道，必先立本，本丰则末茂。”于少华而言，赣南文化异常丰沛，振叶寻根，观澜索源，赣南文化的天空应自先秦始，从武陵蛮到越人，都有其生存的文化肌理。如果借助《说文解字》《后汉书》《水经注》《礼记》《集韵》《元和都县志》等诸多材料，结合考古资料、各博物馆图书馆所藏文物资料以及当今赣方言、客家方言的语音形态，以赣南历史为线索，将在此歇脚过化或主政一方的人物一一描摹，对这方水土进一步作文化拼图，或许正好能找到赣南的文化性格，书中《雩之赣之》等篇章正好掀开赣南文化的序幕。

对赣南的文化史需要作推断与思辨。可以说，资料奇缺造成先秦史只能粗线条地解读，甚至去猜想。作者通过地名的考释，认为秦代在赣南地盘上设有“南埜县”的可能，甚至先秦时这里就有君国之政权的存在，在今赣县龚公山也许有“上赣”国。（参阅上卷《雩之赣之》《南埜之界》等）这猜想当然是有所依据的，而事实如何则应有更丰富的材料去证实。我想，有这思路，总比隐晦不言更好。秦末的战略重心在岭南，“当年的赣南，作为战争的前沿和最近的后方，帝国机器只注重赣南的战争资源，赣南的文化个性被完完全全地忽略了”，只有到西汉，“赣南才摆脱了仅作为战争资源的尴尬，历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浑圆通透地走进了中原政权的视野，而多少有些倨傲的以华夏文明的继承者自居的西汉上层建筑，也第一次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发现了与中原文化同出一脉又异同于中原文化的赣雩文明，所以，他们才用西汉人特有的胸襟，把今天赣南这块土地上最早的县治，依照当地人的文化习俗，命名为：赣，雩，南埜。”（上卷《雩之赣之》）而到唐代张九龄开凿大庾岭前，东部雩都梅岭（今宁都）作为武夷山脉通道的重要地位一直是为东懾越人而作战略准备的，南之梅岭到唐代便成为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主干线，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不但得到重视，而且成为“最后一寸江南”，成为岭南岭北的地理与文化分界线。（上卷《梅岭雄关》）明人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言诗：“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浓而近者易识，淡而远者难知。”作文也一样，文意重在深远淡雅，不宜浅近浓艳。前者使人品赏回味，后者则了然易识。作者从武陵蛮的被征、越人的存在到南埜县制的设立，将古代战争形态的分析置放在经济文化的流动发展过程中去论证，这无疑是深远的、睿智的，充满思辨性，其启谕价值畅扬显达，深得吾心，洵可嘉也。作者的使命也正是通过想象与思辨，来展现一沓沓赣南文化图册。他说：“在书写赣南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始终相信，历史不是凭空想象的结果，但历史的确是可以想象的。面对已经成文却满是遗漏的历史，人类的智慧是唯一可以接近历史真实的力量。若非如此，我那日复一日的苦读与冥思，考证和考察，推理和推敲，就失去了奋斗的价值和前进的方向。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血脉的自信，我才敢于在这样一个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孤清之辰，越过时空的藩篱，惴惴地叩响雩人、赣人的门扉。”（上卷《雩之赣之》）这正是本书的特色与价值所在。

赣南文化的打捞展示了文化自信。秦汉、隋唐的赣南文化教育语焉不详，苏东坡《南安军学记》却非常肯定：“南安之学，甲于江西。”少华所做的考论工作更是印证了赣南在宋代以前就有绵延不绝的文化祥云，先贤过化、教育传承等方式使丰厚的文化形态惠泽于兹，覆盖、庇护、涵养于这方水土。可以说，正是作者的书写而增厚了赣南文化的意蕴，而面对文化、面对先祖，我们有了诉说和倾听的底气。少华通过赣南汉族与百越族源的梳理指出：“面对同样源出华夏的百越，和风细雨的文化滋养和润物无声的强盛经济，最终舒暖了后者历经沧桑的游子之心，这种文化意义上的万邦一统，是我们足以傲然于全世界的自信之源，而拥有大庾梅岭和雩都梅岭的赣南人，更应该因为这样的自信而变得从容如初。”（上卷《梅岭雄关》）从中看到赣南历史上经济文化的交融速度不断加快，越发使人们认识到文化自信源自于文化的底色与成色。

至于《鸿渐赣南》的不足之处也是有的。作者由史而论，涉及论题时，时常会在史料中出现时、地、人、事等，需要做出必要的解释时，而牵连出相关的旁枝话题，对此有话要说，也有话可说，便乐此不疲地“闲话逸出”“东拉西扯”，乃至成为书写习惯。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十一言：“题目繁杂者，必辨其主脑，如散钱之有串。”但于作者，因谙熟史料，又正好相关，不表达出来也是难受的，也许作者认为读者需要这种勾连与解释，于是岔出话题较多且较远，并认为这并无不妥，但又怕会被散文写作同行不认同，于是行文中屡屡谈及这种忧虑，而又屡屡不改地一再如此岔题。可以说，这只是一种写作行文的方式，谈不上妥或不妥。我感兴趣的是，作者言及这种忧虑时，一直都是把自己的写作当成散文来写的，每每开篇时作者也是把写作时的生活情境与心境交待出来，再由此引出论题。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文章纲领总论》说：“体者，文之干也；意者，文之帅也；气者，文之翼也；辞者，文之华也。”好的文章必须是体、意、气、辞俱备。当然，散文的篮子太大，文化散文一说似乎又太滥太时尚，作者似乎也不自信地认为自己所写就是文化散文。可以说，作者进入文学创作时就是由散文开端的，而后也便把自己定位为散文写作者。的确，有较长一段时间，作者从事散文创作与散文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但从《最后一寸江南》到《鸿渐赣南》，我分明感觉到，作者是从散文创作而进入到史论写作，从个人情绪的触动而转向理性思考为主的逻辑论证。其实很多篇章如果适度转换表述方式，就是扎实敦厚的史学论文，而不必认为是姿态飘逸的散文。所以，作者应完全有信心地把它当成文化随笔或史学论文来看待，不必太顾及他者眼光。当然，清人李渔《闲情偶寄》说：“作文之事，贵于专一。”作者的行文线索太多，阅读者也必然会觉得“太绕”，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影响了阅读的顺畅直溜与酣然自在，进而使之成为专业性极强的小众读物。老实说，之前读少华的篇什，是断续读来，觉得很有思想，很有厚度，很值得咀嚼，现在放在一起来读，这种感觉仍然还在，甚至觉得更耐读，更想读，但不必讳言，阅读的速度却快不了。因受托为“序”，还是耐着性子，一一阅读，并对所涉及人、事及相关表述，也提出了个人的些许建议。尽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还是建议作者尽可能地就史论史，对当代社会现象与个人的臧否评价尽量不放在书中，这可能使本书更中立平和，不过如果都折中处理，却又少了些激情与个性，尤其是涉及本地的大小人物、政治话语的评价，少牵涉为好，这样也会少些不必要的人事纠纷与缠扰，清人刘大櫆《论文偶记》说：“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出也，故即事以寓情。”谈史也一样，还是含蓄些写，就史论事，犹如汉代王允《论衡·超奇篇》所言：“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借史而旁枝逸出，终究言多必失，何况对史料的解读与推测也并非十分到位，仍存在理解不够充分、点校与评析不够精细的地方。作者以自己的考证与认知，不屑与附会历史者为伍，甚至对“不学有术”者深恶痛绝，这完全可以理解。的确，赣南地方文化史被当地一些快手们以知识搬动者的姿态装错了篮子，在知识谱序的建构中搞得有些玄乱。诚如作者所言，学问何必做那么快，真不妨精细再精细些。至于作者言及客家部分，有较多观点本人并不苟同。虽不必为尊者讳，但对客家研究前贤以杂文式的语气进行嘲讽这实在是没有必要的。

综上所述，少华辛苦笔耕，终有所获，即便存些微瑕疵，也难掩其精华，本书乃是一部厚重的客家区域文化史著作。遵嘱缀上杂感，乐为推荐，权当充需序。

刊于2021年《今朝》第三期

（责任编辑：代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