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祭

酒祭

文/骥亮

一

父亲病逝后第一个清明，阴天，有微风。我一早开车从130多公里外的赣州赶回宁都老家。

以往清明，都有一支颇为壮观的队伍出现村口，人流从车上涌下来，一张张陌生的脸庞从熟悉的田塍缓缓滑过，震天的锣鼓声和一串又一串鞭炮声，轻而易举就收割了村里人的目光。今年又看见了这支队伍。一群人从车上跳下，唢呐先扯开嗓门，紧接着锣鼓也响起，他们走了不到十米，鞭炮就炸开了。村里突然冲出一名中年男子，边跑边摆手。“不能放，不能放！”他和这支队伍在村口小石桥上交涉了足有半个小时，当然也可以说对峙，不过场面没有失控——那支队伍最终放弃他们的鞭炮，继续奏响了唢呐，敲起了锣鼓，向田塍另一头的谢龙山进发。这座山也被称为尖倒山，一座石山，因如长龙般横卧挡住了村里人“出路”的缘故，经常吃炸药，“尖”的部位越炸越少。这支队伍中的人，都来自隔壁乡镇，他们的祖辈曾在我们村生活，不姓王，具体姓揭还是什么，我听伯父说过但不一定记得准确。

我没有买鞭炮，只准备了一束花和一瓶酒，与中年男子没有对峙的可能，走到村口他甚至还很友好地递来一支烟。花是提前一天到赣州张家围路一家花店选购的，菊花的花盘大而齐整，超过当时店内任何一束，只不过在杂物间放了一夜，看起来不像先前那么精神。酒是一瓶包装得像地雷的闷倒驴，父亲生前也许没喝过。

上山时，一根军绿色带子捆绑的闷倒驴斜挂在我腰间。这个姿势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只书包。当年第一次背帆布书包上学，刚出下湖塘村口，我就和同村的女孩秀秀吵得不可开交，走到一棵苦楝树下时，我们终于开战，但不到三五回合我就被身材高出一头的秀秀死死压在身下。时至今日，我仍记得躺在泥巴路上挥手蹬腿肚子一挺一挺挣扎的情景，还有突然出现的父亲的暴怒表情。他用一双大手拎起骑在我身上的秀秀，丢到一边，怒目圆瞪，指着我破口大骂：“没用的东西，这么多年的饭白吃了？连个妮子都打不过。”我瑟瑟发抖，仿佛被父亲举过头顶，即将被再次扔进水田。父亲扶起了倒在草堆的单车，脚往踏板一蹬，一个飘逸翻身，扬长而去。

帆布书包更多时候会用来装我的课本、图书册、玩具还有饭盒。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身边小伙伴都还用带手柄的水杯带饭去学校，我却收到一个崭新的铝饭盒。“以后用这个，帮你刻了名字。”父亲把饭盒递给我，虽无往日威严却给人一种不可轻易靠近的感觉。铝饭盒密封效果比杯子好很多，生米拌猪油，上面放几块红薯芋头再加少许水，端到学校厨房的蒸锅上，一放学准能吃上香喷喷的饭菜。

闷倒驴不是帆布书包，里面不可能有铝饭盒，更不可能有童年可口的饭菜，我背着它上了山。

二

杨梅岭上这条不足半米宽的路，是我小时候砍柴的必经之路，挑柴回家途中，经常会在这歇息片刻。我习惯在这个高度踮起脚尖看远处的山，寻找山背后看不见的圩镇，然后迎着风振臂高呼“喔——”。

如今，父亲就葬在这条路旁，紧挨着他的是我们家族一个太婆的墓穴。这位太婆是红军家属，儿女都在永州。父亲生前几乎每年都会给他这个堂奶奶清清杂草，我今年当然不能不管。

挪步至父亲坟前，山的曾经的窟窿，和去年离开时一样仍被堵得严严实实，阳光照不进去，只是由于雨水冲刷，墓碑右侧已经堆积了不少泥沙，杂草也成群结队在这安营扎寨。我没带镰刀。放下手中的花，脱掉皮鞋和袜子，我开始拔草，一茬一茬地拔，有的用力过猛，草断了，草的根还在，只好用松枝去挖。拔完草，我继续用手一捧一捧地将堆积成小山的泥沙清掉。

爷爷刚去世的那段日子里，父亲有些精神失常，醉酒的次数越来越多。他经常会突然就从卧室的床上或者竹椅上弹起来，摇摇晃晃地冲到厨房、餐厅和楼上的仓库搜寻,跑到灶前灶后、门前门后搜寻，找我的爷爷。他大声喊：“看到了！看到了!我看到了，他在向我招手，喊我陪他喝酒！”我觉得这依旧是父亲为自己继续喝酒找的众多借口之一。

一天晚上，楼下突然传来金属和水泥地板的摩擦声，细听还有人喃喃自语，我从楼上推开半扇窗户往坪里张望，见父亲一人在月光下摇摇晃晃,手里挥舞着一把锄头。

“爸，大半夜的，你是磨锄头还是打醉拳？”我朝他喊道。

“老子在练功。”父亲继续摇摇晃晃，口中不时发出“嚯——哈——”。他的影子跟着摇摇晃晃，在月光下。

“你不是练功，是发癫，发酒癫！”母亲咬牙切齿，“啪”的一声关掉了客厅的灯。

这天晚上，我担心醉酒的父亲会突然发狂，和母亲发生冲突，或是提着锄头从楼下冲上来，跑到我的床边，将我捣成肉浆。我惴惴不安，无法入眠，恐惧像无声的水那样漫进来，只好起床把卧室的门反锁。

三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和母亲都怀疑父亲疯了。他依旧醉酒，依旧在家里乱窜，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疯狂找寻，但突然甩开步子，提个瓶酒冲出了家门。

母亲丢下手里洗到一半的碗追上去，扯住他的衣服气呼呼地问：“癫佬，你要去哪？”

他醉眼往上一翻，甩开母亲的手：“不要管老子，老子要去山上，找我爸喝酒。”

“晚上到处黑黢黢，你会跌死的！”母亲恨恨地跑回卧室找手电筒。

他一路摇摇晃晃地往山上走，母亲一路骂骂咧咧地在后面追。好不容易追上了，母亲依旧拦不住他。拉扯中，手电筒的光束不停地摇摆，一会如长剑刺入夜空，一会又如拐杖撑在地上……村里的狗冲着他叫，冲着母亲叫，也冲着天空的光束叫，叫声凄凉又冷清。

穿过七弯八拐的田埂和一片茂密的竹林，再爬上一个陡坡就到了我爷爷的墓地。他一屁股坐到爷爷坟前，边抽烟边自言自语，像孩子一样痛哭流涕：“爸，你一个人在山上冇伴吧？连个说话的人都冇，今天我来陪你聊会天，喝杯酒。”

“抽吧，提下神！”他先给我爷爷敬烟，点燃狠吸两口才放到墓碑旁。接着是敬酒，他竖起瓶子自己猛灌，然后往墓碑上洒，“来，我们干杯”，酒瓶和墓碑轻碰——

母亲和我讲述这个夜晚发生的事情时，我竟丝毫没有感到恐惧，而是把自己想象成了一颗高悬夜空的星星，默默凝视着父亲的一举一动。

谁能想到，父亲最后安葬的地方，离我爷爷的墓穴只隔了一个小山坳？关于那个夜晚的更多细节，母亲最清楚。她告诉我，一开始那么狠心咒骂父亲，是觉得生活看不到希望。

小姑姑听说我父亲深夜跑到爷爷坟前喝酒，丝毫不觉惊讶。她说：“符合我哥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天下第一’的个性呀。”甚至觉得我父亲能看见我爷爷，那是他的造化，她心里其实也挺想念，可老头子太偏心，从不见她，连梦都梦不见一次。

“不是老头子偏心，是八个儿女中最放心不下这个老二。”奶奶不同意小姑姑的说法，她说，“依我看，他可能中邪了。”

母亲依照奶奶的吩咐，跑到村口的小石桥烧纸钱，烧完后口中念念有词——

“发生婆啊，好转（回）来哦……”母亲为父亲喊惊，从村口一直喊回家里，喊进父亲的卧室。

也许只是凑巧，父亲在母亲为他喊惊次日早晨便恢复了清醒，不过话少了，也不再找我爷爷。

没有人重提父亲独自上山那个夜晚发生的事，就像它从未发生。

四

我清理着父亲坟前的泥沙，大脑像糊了一层白纸，甚至不知身在何处，直到耳边响起几声鸟鸣，附近山头传来其他扫墓人的细语，再抬头看看天，发现有灰暗的云在行走，才明白生活仍在梦幻之外继续。

爷爷下葬前一天晚上，天空飘着细细碎碎的雨。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事先约定：最后一次送别，一定要让老父亲入土为安，绝不可为任何事吵闹。晚饭过后，父亲不知不觉醉意就上来了，显然不能让他守灵。我扶他回到自己家，刚打开电视就听见上屋的吵闹声——我两个叔叔因为建房的事情和大伯吵了起来。我迅速把电视音量调大，哄小孩般和父亲聊天，不断转移话题，逗他开心。上屋已经乱成一锅粥，不能让父亲再去添乱——以他的性子，如果知道兄弟破坏约定，非闹翻天不可。也许父亲后来对叔伯们争吵一事有所耳闻，甚至认为如果自己在场就可阻止一切，所以才会觉得愧对爷爷。

堆积在父亲坟前的泥沙清理完了。山的曾经的伤疤再次呈现。父亲，那个在墓碑背后静卧的人，此刻被迫和我再次建立联系。我将那束菊花轻轻地放到了他的墓碑前，把斜挂腰间的闷倒驴取下，拧开瓶塞只喝一小口，浑身就变得热乎乎。提着酒瓶绕父亲的坟墓走了一圈，白酒洒在脚下，也是一个圈。酒香在空气中生长，风一吹，向四周扩散。酒和山即将融为一体，酒瓶却像一具被掏空的身体。我把它埋在了父亲坟前一个土堆下。

坐在杨梅岭这条小路旁，我没有马上离开。望向山谷，再望向更远一点的已经荒芜的田地，努力不让自己继续去想发生在父亲病逝前后的那些事情，却发现那片田地正是我们家祖孙三代人曾经劳作过的地方。我在那里学会了插秧，还知道靠田的右边角落有一股清凉甘甜的井水，只要附下身，双手撑地，嘴就能够着。

和父亲在我爷爷病逝后的癫狂相比，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冷静。记得最后一次和父亲聊天的气氛很平和，谈话是在县城一个由车库改造的小隔楼（用木板隔出上下两层的屋子）上进行。那间小隔楼是我大叔的，腾给爷爷奶奶住了很多年，地方虽小却一度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集合的中心。直到爷爷病逝，奶奶开始轮流跟着几个儿子吃住，这里才空出。小隔楼用木板将车库上下隔开了，在里头靠墙的位置架设了木梯，人往楼上一走，就会“咚咚”响，感觉和老家土木结构的房子很像。在这之前，我父母其实在宁都县城找过将近一个月的房子，但一直没租到合适的。

“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那些房东精得很，只要一看你爸那病怏怏的脸色，十有八九不愿租给他。”向来心直口快的大婶婶说起话来像射箭，一旦出口就命中目标。她对我说：“亮，让你爸妈到我的小隔楼住吧，我和你叔已经商量好了！”按照我们的习俗，租住亲人的房子，就算不收房租，也应该写一张租帖，但大婶婶手一挥，“没那么多讲究，一切从简！让你妈买袋盐压到灶头上就可以啦”。

小阁楼楼下厨具齐全，楼上铺了床，父亲母亲只需从老家带些换洗衣服就可入住。母亲去别人家当保姆、父亲去医院做保安，正是他们住进小隔楼不久后的事。几年前，父亲因为车祸丢失了脾，后来又被查出酒精肝，身体已经很虚弱，为什么还要去当保安？母亲本应留在家里照顾他，为何跑去帮别人带娃？

直到有一次父亲在电话里说他刚发了新的保安服我才吃了一惊，他当过十几年村干部，怎么拉得下面子去做保安？！

好几次，奶奶和我聊天时突然叹气，“唉，你妈因为工作忙，有时没空给你爸做饭，我看到他好几次在值班室吃桃酥，啃馒头包子。”她心疼儿子，于是隔山差五买点排骨、猪肉提到小隔楼，亲自动手煲汤。为这事我曾在电话中吼过母亲。母亲嘴笨，不知道解释，也很少解释。父亲后来亲口告诉我，他身体好得很，不需要人专门伺候。

和父亲在小隔楼谈话时，我坐在靠窗的木板上，他靠着床背，穿件白背心，胸口盖了一床很旧很薄的毯子。

“安心回去上班吧，能有什么事？”他笑着给自己点燃一根烟，吸一口，又吐出一团烟雾，笑声在烟雾的缠绕下变得模糊。

“给我也来支烟吧。”我记得医生和我说过，父亲是无传染性酒精肝，只要戒酒，按时吃药，定期复查，身体无大碍。

见我只抽烟并不吭声，父亲忍不住了，他开始向我解释前几天那件事：“不是我不肯去看病，现在的医院动不动就让人住院，一住就是一个礼拜，没病的人都会住出病，小病最后也熬出大病。”

“是吗？不会是因为身上没钱才……”我半开玩笑地试探，其实母亲已悄悄和我点破原因，她说：“还是你回来管用，他只听你的，之前明明肚子痛得哇哇叫，也不肯去医院。”

“谁说我没钱？”父亲略带神秘地对我说，“我有，不信你看，这是什么？”他边说边从兜里掏出几张百元钞票，在我眼前晃了晃。

“哇！”我故意喊了一声，父亲一辈子都喜欢“戴高帽”，听好话。

他那天的心情特别好，和我说了好多话，比如提醒我村里要建大祠堂，有力出力有钱要出钱，万万含糊不得，又比如村里某某老友刷牙时突发脑溢血，如今坐在轮椅上再无法喝酒等等。见他精气神不错，脸色也比前几天有光，我心里也踏实了不少。

起身准备离开小隔楼时，我后背突然感到一阵灼热，原来是一盘点着的蚊香被碰倒了。我的短袖衬衫下摆处烧出了一个黑洞，它和我前一年清明节上山扫墓时裤腿上被香烧的洞一般大小。

父亲问：“烧着哪里没有？”

我说没事。

五

半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母亲突然打来电话。她一会说父亲在厕所摔倒，一会又说父亲吐血了。这边刚问我什么时候回去，那边又说父亲骂她，喊我不要回。我挂断电话松口气，母亲电话却又来了，她说父亲不肯上救护车，这可怎么办。我开车从赣州正往回赶，结果还没来得及上高速公路，母亲就说他们已经在去医院路上，让我第二天再回，不要开夜车。次日一早，我开车回去时依旧记得母亲的叮嘱，一路小心翼翼，生怕出什么纰漏，甚至车速从没有超过时速110公里。我怎么会知道这个白天和前一个黑夜之间隔着什么，即使在我把昏迷的父亲推进医院的ICU病房时，仍没有察觉到死神正在靠近。医生曾经对我说过，父亲至少还能活十几年。我一直觉得父亲是条汉子，喜欢看《水浒传》和《隋唐演义》，崇拜鲁智深和李元霸。多年前，我在医院手术台签了字，还亲眼见过他因为肠梗阻被“开膛”后血淋淋的一幕，那么难，那么危险，他都挺过来了，这一次也绝不会有问题。

当身上吊着氧气袋的父亲被我们七手八脚地抬上救护车，往医院相反的方向走，越开越远，最后完全看不见医院大门时，我才明白一切都在朝无可挽回的方向滑去。

一路上，我握着父亲的手，他微微闭合的双眼有些湿漉漉的光亮。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下救护车，抬到临时搭设在老房子厅堂的门板上，那点仅有的光亮却越来越微弱，他的手在我手中慢慢变凉。

“快快快——”我被身后的亲人拉起，他塞给我一个水桶，领着我往河边跑。这位亲人告诉我，要先往河里扔硬币再打水，打好水还要朝河说一句话，说完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去。我不知道这些习俗，只是傻傻地照办，办完就忘了自己说过一句什么话，甚至连陪我去河边的那位亲人的面容都没有记住。从河里打水回去的时候，家里哭声震天，老房子周围到处飘荡着灰暗的气息，我看到了坐在门外流泪的奶奶，跪在地上哭喊的几个姑姑，声音已经哭哑的母亲。我知道姐还在从南昌赶回来的路上，两个叔叔还在从浙江和广州赶回来的大巴上……我对自己说，想哭就和她们一样哭好了，却发现喉咙一点声音也发不出。

擦洗完父亲的身子，给他换寿衣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衣服裤子帽子都有，就是少了一双袜子。难不成要让父亲光着脚丫离开这个世界？这世上，很多东西都可以先试再买，但寿衣不行。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最后是怎么应急处理的，我好像处在一种类似梦游的状态。

父亲性格暴烈，爱舞枪弄棒，此刻躺在垫着冰块的棺材里，头戴一顶黑色的帽子，像睡着那样安静。他的手刚从我手中变得冰冷，我不敢往他的脚上看。

跪在地上守灵的时候，我经常会被一些主事的长辈喊起来，去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确认墓碑上写什么内容。父亲的生平概述，堂叔在稿子上写好了，让我过目一遍。我对他说，如实写吧，记得别漏了他为人仗义豪爽，凡事追求公平公正。想起具有象征意义、一直像传说般存在的獬豸，它的轮廓我已经没有印象，只记得父亲生前有一次险些因为追求“公平”吃官司，而导火线是法院的一张传票。

“只欠银行几千，他们却要我还一万多，说时间太久要利息。利息有那么贵吗？之前我拿存折去银行取钱时，他们又是怎么对我的？”父亲在电话中怒气冲冲地说，“居然说存折是很久以前的，没有被录入电脑，查不到账了。我有三四个存折，每个上面都还有一两百块钱，别人存钱都有利息，可到了我这里，怎么存着存着连本金都没了？这不公平！”

“法院居然还要给我发传票？让他们走着瞧！”气头上的父亲像一团火，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火苗就“噌噌噌”往上窜。

打过几次交道后，银行工作人员也知道父亲的暴脾气，几次打来电话要我好好做他的思想工作。

我们家几代人踏实本分，从无牢狱之灾。我劝父亲看在我和女儿的份上，千万不要做傻事。父亲的语气明显弱了下来。几天后，我瞒着他把贷款还清了，传票自然没有送到家中。

至于墓碑上孙辈的名字，除了我女儿，按规矩得再给父亲的碑文上写个未来孙子的名字，我当时毫无心思，只好随便取了一个。

若是讨债的小卖部老板来了，我会从地上起身，客客气气地和对方核对账目，把欠的钱还了，收回赊账单，撕成碎片。一箱酒，几条烟，几盒鸡蛋，甚至一些油盐酱醋，都被清清楚楚地记录在这些店老板的账本上。我看见了父亲的笔迹。他之前可一直有身上预留部分钱的习惯呀，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年，父母远离老家的田地，分别去做保安和保姆（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瞧不起外出打工的人，他认为一个人倘若不做官不当老板，只有守住家里的田地，才能守住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尊严），背后的苦楚我居然现在才看清楚。我替家里还了些债，看似对父母尽力，实际上却根本不细心，更没有尽心，因为妻子和父亲大闹一场后水火不容的关系，我这个做儿子的很长一段时间与家的关系若即若离，有时甚至像突然走失的孩子。如今，我还未来得及走回去，这个家却散了架。

天一抹黑。舅舅、姨姨、姑姑们开始在黑暗中悄悄把我拉到角落，小心翼翼地和我说话。他们尽说宽慰话，劝我想开点。我默默听着，偶尔点点头，能感觉到夜色越来夜深，正把人吞没。

六

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家属会在逝者下葬前帮其处理好生前的所有债务，但忌讳事后再被人讨债。可任何事情总有例外，父亲病逝后，曾有两个人找我讨债，当时我心里仿佛被人狠狠地扎了两刀。

第一个是街上卖猪肉的屠夫，在父亲病逝大约两个月后，骑着一辆摩托车来找母亲要猪肉钱，说是父亲赊的。母亲一时气不过，要赊账单，对方拿不出来，两人就吵了起来。我冲出去，二话不说把母亲拉回家。再到屋外时，那老板还在嘀咕着什么，我让他不要再说了。“人都不在了，有什么好说？告诉我多少钱？”我按对方报的数把钱结清了，总共一百多块钱。事后，我对眼里还挂着泪花的母亲说“以后谁再空口讨债，你就让他找我，犯不着和别人争论”。

大约一年后，第二个讨债的人从微信里探出头。他先加我微信，说是固厚的老乡。绕了大半圈才说帮我家安装过门窗，问我关于这笔费用的事情可知道。按理说，这种事情我母亲应该一清二楚，我马上打电话过去，但她说父亲生前从没提过有这笔钱，最好让对方发个凭证什么再说。我转而问这位老乡，是否有我父亲生前写的欠条。对方支支吾吾，最后说没有。“不好意思，要钱就拿欠条来吧，不然谁也搞不清到底有没有这笔账。”这样下去何时是个头？如果父亲九泉之下有知，该多难过？

想起这些往事时，我和父亲之间已经隔着一块碑，这是他转身离去后留给我的脊背，也是山的伤口结的痂，冰冷而坚硬。闷倒驴的酒香还在，但很多话没法再说。

　刊于2021年《今朝》第三期

（责任编辑：范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