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来客

山上来客

文/陈 涛

早上醒来时已近九点。

虽是九月初，但小镇秋意已浓，晚上需盖厚被子了。昨晚写论文至深夜，其间数次挠头揉腮，也不过写下三五百字。突来的落雨与狂风吹卷的枝条噼里啪啦地击打着窗玻璃，更让我心绪难宁。“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去读博士学位；如果你恨一个人，就让他去写博士论文”。不知怎么想起这样一句话，苦笑中索性抓起书桌上的一瓶酒倒了一杯，几口喝下，枯坐一会儿便上床睡觉了。后来睡梦中被惊醒，是镇上的干部散会了，他们下楼时的脚步声与谈话声在静谧的夜里格外响亮，抓过表来看，是凌晨一点多钟。再次睡下，醒来的时间便比平日晚了些。

烧水洗漱后下楼，站在院内那两棵缀满青果的核桃树下，为是否去吃早饭而纠结。小镇做早点的饭馆不多，我常去的一家是包子铺，其次是拉面铺，偶尔去金龙手抓店吃一次清汤羊肉。早餐时间，这些店都挤满了人。看了看时间，包子铺里我常吃的胡萝卜馅包子与稀粥肯定没了，地达菜等馅包我不爱吃，豆浆我不能喝。小镇的羊肉味正鲜美，刚到小镇工作时，我几乎吃遍了所有的羊肉馆，但后来由于身体原因，羊肉汤于我也成了奢侈品。至于牛肉拉面，这个日常被当地人“拉牛、拉牛”挂在嘴边的食物，在长时间的反复品尝之后，也让我心生倦意。

院内人来人往，不时有镇干部拎着早点跟我打过招呼后急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在三三两两进入院内的行人中，我看到一个老奶奶，拄着拐棍，佝着身子，背着一个大竹筐，正远远地从大门处慢慢走过来。到我身边时，她停了下来，双手扶着拐棍，跟我说话。这样的情景一次次上演，我站在核桃树下时，总会有一些路过的村民跟我讲话，有人问事，有人闲聊，也有人控诉。我想他们定是把我误认作镇政府的干部了。面前的这个老奶奶，我无法断定她的年龄，西北山区的恶劣环境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格外苍老。初见这些乡镇干部时，总以为他们的年龄比我大，实际不然，比我年龄大的人没有几个，许多人竟然比我小很多。老奶奶有着一张饱经风霜的布满皱纹的脸，如干核桃一般，穿灰色老式对襟上衣、黑色裤子，黑鞋子上沾满尘土。我努力了半天依旧没有听懂她的意思，我说出的话她也听不懂，即使我讲得很慢，她依旧茫然。我们俩比画几个回合后，她放下竹筐，一屁股坐在树下的台阶上，双手依然拄着拐棍，却不再理我，看来她已经放弃跟我交流。我带着一丝沮丧走到自己的摩托车旁，开始清理车座上的落叶与车身的泥渍。就在此时，黎书记从楼里出来，我急忙招呼他过来，一问才知，原来老奶奶是来找干部解决家事的，她的低保卡被尚未结婚的大龄儿子偷拿去后不还，她没钱生活，越想越气，于是早晨出门，走了二十多里路过来。黎书记不忍心让她再走回去，找了一辆车亲自送她回家，帮她解决家事去了。

老奶奶来自高山村，从镇政府驱车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到那里。我第一次去那里，是与助学小组的成员们一起为那里的孩子们送图书。高山村的学校里多是学前班儿童，还有不到十一二年纪的孩子，我选购了些适合他们阅读的图画书，以及文具、玩具。我们到的那天，孩子们正在院子里奔跑打闹，有些在滑梯上嬉戏，滑梯有些小，是我们从另一所幼儿园调过来的，因为那所幼儿园的学生多，我们为他们配置了一个大滑梯，于是这个小滑梯就搬到了高山村小学。山里的孩子性格活泼，带着些野劲儿，但在老师面前都会变得规规矩矩，格外听话。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乖乖地站成两排，我们把玩具与文具一一放到他们手里时，感受到的是他们难以掩饰的喜悦，看到的却是他们一张张垂眉羞涩的脸与紧抿的嘴唇。

我最终还是决定出去吃点东西，或许用出去走走一词更加准确，因为毫无饿意，更不知要去何方。刚出院门，就看见一个五十多岁头戴土黄色围巾的妇女从我身边风风火火地走过，脚下带起阵阵尘土，她直直地朝镇政府大楼走去。直觉告诉我，可能要发生点什么。但我只侧身看了一眼，又转身朝前，或许走一走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果然，走了一会儿后，我快速朝河边的书画装裱店走去。店主是一个姓李的老先生，见到我后，忙放下手中的画框，倒茶给我。我曾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为全镇的多所村小学写字作画，再统一交由他装裱，一来二去也就熟识了。店不大，正中间是一张又长又大的工作桌，墙上挂满了别人送来的，以及他自己创作的书画作品，地上放置了些装裱好的作品，店外则堆放了许多木料，都是做书画框用的。我们坐在店门口的小凳子上闲聊，聊小镇上一些写字作画的人、书画的技法，以及装裱的细节，等等。这样的时间过得快，我突然“啊”了一声，起身就要走。他忙问我何事，我边出门边回头解释说忘了件要紧事。其实，我是怕回去晚了食堂的饭菜都被吃光了。饭点时，大家会陆续进到食堂，吃饭的人不多，十多个人围坐两桌，标配是四菜一汤，外加一盆米饭或者一袋饼馍，所有的菜都放辣椒，开胃下饭。菜摆好后，大家开始吃饭。有的人来得晚些，见菜尚多，便坐下吃，否则便转身去外面吃了。

午饭后照例在树下站了会儿，明亮的阳光透过层层树叶落在我的脸上、身上。几个小孩子在不远处的阳光下，一起挤坐在滑板车上，从一个水泥路斜坡上大叫大笑着呼啸滑下，再欢叫着陆续跑上去，循环往复，乐此不疲。我与几个乡镇干部闲聊一会儿后便回了房间，准备接着与论文鏖战。前脚刚进门，桌上的手机就响了，是燕子的电话，接起来，没有声音，喂了几声，才听出她极力控制的情绪。

“书记，您现在有时间吗？”燕子问我。“有，怎么了？”

“我心里憋得难受，又不知道跟谁讲，就给您打个电话，您现在忙吗？通话的时间可能有点长。”

于是，我便听她讲了这个因钱而起的事情，而其中的主角就是那个从我身边风风火火走过的女人。

前些天镇政府院内人流如织，许多村民前来缴纳医疗与养老保险，这个女人也来了。女人上午来时，正是人最多的时候，房间里站满了缴费的村民。忙过之后，燕子与同事红霞抓紧吃已发凉的早点。吃了几口，红霞便站起来寻找东西。

“你不吃东西做啥呢？”燕子问她。“钱，你见到我的钱没？”红霞紧张地问。“什么钱？”

“就是刚才尕杨还我的六百块钱，刚才我忙，我让他给我放在桌子上了啊！”

红霞找了半天，一直到下班，都没有找到。红霞哭丧着脸，瘫坐在座位上。

“你记得尕杨给你了吗？”“给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给我放在桌上了。”“你再慢慢想想，别着急。”燕子宽慰她。“我好像把钱给一个村民了。”红霞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

神色越发紧张，“我那会儿忙得没顾上，以为是她缴费的钱，于是就留下了她应缴的，剩下的又给了她。”

“你确定吗？你再想想。”燕子也急了。“确定。就是给她了。我怎么干这样的事！哎呀！真是！”钱的去向知道了，但是如何要回来呢？燕子性子直爽，一向快人快语，在她的世界里非黑即白，她极力主张去要回来。尤其她也知道红霞家境不宽裕，刚工作工资少，还要供弟弟上学，六百块不是个小数目。红霞却有些犹豫，毕竟自己犯错在先，现在上门要钱，反倒替对方有些难为情了。再说如果对方死活不承认，自己岂不是毫无办法？两个人纠结了半天，一时竟没了主意。第二天时，两人相对而坐，虽无人提起，但六张崭新的红票子无时无刻不在她们眼前闪烁。最后红霞还是勉强听了燕子的话，下班后跟着她去要钱。

她们去的地方是高山村。高山村，顾名思义，立于山之高处的村子。从曲折的山路向上望时，村子如在云雾中，颇有世外桃源的感觉。到了近前，则会大失所望。高山村是一个贫困村，一百多户村民中绝大多数享受国家低保救济，村内道路狭窄，下山的路都不敢进行道路硬化，生怕赶上下雪，连人带车滑到沟里。

燕子与红霞很容易便打听到了女人的住处。女人的家在一处高地上，独门独户。她们沿着斜坡上去，敲门无人应，于是推门进院。正面是四间平房，裸露着灰色的外墙，左侧的房间只安装了房门，窗户是没有的，再细看，里面空空荡荡，只在墙角立着两袋粮食。右侧的房间相对完备一些，亮着灯，有人在里面说笑。院内的地面只硬化了一半，另一半散落着一堆砖块、一辆小推车，还有几件农具。直到她们俩推开右侧房门，屋里的人才发现有人来了。女人有着一张瘦削的脸，颧骨很高，薄嘴唇，见有人来，忙放下手中的香蕉，冲来人堆着笑，露出一口焦黄的牙齿。原来女人与丈夫正在给两岁多的孙子剥香蕉吃，他们的身前还有四五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装满了水果与点心，还有一个袋内盛着三四块巴掌大小的羊肉。

听说是镇上的干部，女人明显愣了一下，接着坐到炕头，抱起孙子，背对着燕子与红霞，不再说话。身披老式中山装的丈夫讪讪地说自己有点事，侧身出了门，出门时看了女人一眼。一时间，屋内除了小男孩儿的咿呀声之外再无声响。燕子与红霞在进门处进退不得，尚未开口，两人便红了脸。终于，还是燕子开了口：

“阿姨，我们今天来是想问个事。”

女人头也没抬，似没听到。

“阿姨，是这么一回事。那天你不是去交医疗和养老保险吗……”燕子一股脑儿地把来意讲清楚，但她说得很委婉，怕伤到女人的自尊心。

女人依旧不动声色，也不转身，很长时间后才小声地说：“我没拿你们的钱。”

“阿姨，要不您把兜里的钱拿出来我们数一下，看看有没有多出来的钱？如果没有，那就是我们记错了，我们就回去了。”燕子重复了两遍这样的话。

房间里陷入了死寂般的沉默，连孩子也没有发出任何响声。女人见推不过，便把孩子放下，转过身来，慢慢地把手插进裤兜里，但始终不把钱掏出来。

燕子有些急了，看了一眼红霞，红霞更是手足无措，似要转身出门离去。

“阿姨，我们的办公室里有摄像头，我们是查过监控录像后才来的。”燕子说出这样的话后，屋内的人都愣住了。女人明显变得更不自然，插在裤兜里的手有些抖，而红霞更是一脸茫然地望着燕子。

此时，女人的丈夫掀开门帘侧身进来，走到女人身边低声对女人讲：“快把钱给人家吧。”

女人不情愿地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灰色的手绢，然后慢慢地一层层地打开。男人一把抓过来，数出六百块钱准备递给燕子，手绢里只留下一百块以及几张零钱票。

女人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样的话，我就少了一百多块。”

应是受到了惊吓，孩子也跟着哭了起来，女人忙抱起孩子。燕子与红霞看了眼孩子，又看了眼孩子跟前的那堆塑料袋，顿时明白了。对贫困的村民来说，儿女一年能给几百块的生活费已经是不错的了，他们每一分钱都用得节省。女人平白得了六百块钱，既交了医疗与养老保险，还剩下三百块，自然是满心欢喜，等了一天见没人来，以为这笔钱就是自己的了，一高兴便买了很多东西。现在要退钱回去，这些东西就变成自己所买，内心怎样都无法接受。

“我也有错，要不我少要一百，给我五百吧。”红霞小声地说。女人抱着孩子仍在抽泣，女人的丈夫听后迅速从中抽出一张，将剩余的五百块钱给了红霞。“别哭了，人家这不给你补了一百吗？”男人转身面露喜色地安慰女人。

事情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燕子与红霞是这样认为的。但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燕子也不会给我打这个电话了。

也不知女人从哪里听说办公室没有摄像头，她感觉受到了欺骗，第二天一早，就怒气冲冲地跑来，进门便质问燕子摄像头在哪里。她要燕子与红霞把监控器拿出来，否则就把五百块钱还给她，因为那是她的钱。

争论是避免不了的。面对女人的无理取闹，红霞与燕子没有退让，也没有办法退让，只能不理她。女人闹过之后，双方僵在那里。恰巧刘副镇长进来安排工作，女人见有领导来，便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遍。燕子与红霞也解释了几句。还未听完，副镇长已然明白了个中缘由。

“走，我带你去司法所讲一下。”“你是领导，你得解决。”女人坚持。

“我们有专人解决这个问题，你跟我来。”副镇长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但没想到，女人竟毫无征兆地晕倒在了司法所。司法所所长急忙派干部把她送到政府对面的医院，一番检查后，毫无问题。干部带她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个熟人，聊完几句后转身，发现女人已不见踪影。

下午时，女人又出现了。这次她不再找燕子与红霞，而是直奔刘副镇长的办公室，至于他们谈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副镇长答应给她二百块钱的困难补助。

第三天上午，女人再次跑了过来。也就是我见到的这一次。女人跟副镇长哭要自己的五百块钱，当然，困难补助她也没打算放弃。副镇长被纠缠得恼火，就把燕子和红霞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并责令她们俩登门解释，妥善处理好此事。

燕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正是被副镇长训斥后。燕子觉得委屈，跟副镇长顶了几句嘴，结果招致更严厉的批评。

“我登门去，不管说什么，不都变成道歉认错了吗？我们丢不起那个人！我们就是这样跟刘副镇长讲的，但他非要我们去。您说我们该怎么办？”燕子愤愤地讲。

“那我和刘副镇长商量一下，看看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虽这样说，但我却是一点主意都没有。吃完晚饭后，我见到了刘副镇长，交流之后我问他准备怎么办。

“唉，能怎么办？泼烦得很。现在扶贫任务这么重，哪有多余精力管这件破事。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打不得，骂不得，本想给她点钱让她别闹了，她还不依不饶上了，气得我都想警告她再闹就把她的低保取消。”刘副镇长一脸的烦躁，“等等看吧。”他叹了一口气。

这一等，等来了更大的麻烦，这也是我随后听干部们讲的。女人的儿子从兰州打工回来后，听说娘被人欺负了，当天就气势汹汹地开着家里的三轮车跑来找刘副镇长，并提出了三个要求：还钱，道歉，要四百二十块钱的特困补助。刘副镇长哪能答应，有火不能发，只能耐着性子跟他讲道理，做工作。见没有效果，女人的儿子悻悻地回去了，可回头女人的儿媳又来了，这次并没有提出三个要求，只是提出要特困补助。至于刘副镇长是如何应对的，我就不知道了，也没人跟我提过。

等到再后来，我问燕子这个女人与家人有没有再来，燕子说没有再来，我便问她事情的结果究竟是怎样的。

“就那样，她还想怎样？”“她这样闹，内心就没有愧疚吗？”我这样问过燕子。“一是太穷了，为了钱；二是怕邻居说她，所以跑过来闹一闹，证明清白。他儿子跟儿媳妇应该不知道真相，真以为自己母亲受委屈了，所以才会情绪激动地过来找我们。”

穷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对于这个女人而言，面子才是更重要的东西吧，邻里的风言风语可没几个人能消受得了。

这件事情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解决了，如同小镇上发生过的许多事情一样，不管曾经多么轰轰烈烈，一下子就没了声息，随着穿镇而过的冶木河流远了，也迅速被大家淡忘了。

我再次看到那个女人时已是冬月了，正午的阳光很暖，她领着孙子在河边集市买当地产的啤特果，依然戴着那条土黄色的头巾。她选了四个，付钱的时候跟对方讨价还价了一番。孙子趁她不注意，伸手抓了一个，结果没拿住掉在了地上，原本就软的啤特果变成了一摊果泥。女人狠狠打了他的手一下，拉着就走。孙子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哭声洪亮，撕心裂肺，但终究还是淹没在集市嘈杂的声浪里。

刊于《今朝》杂志2022年第2期

（责任编辑：聂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