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二十四个月（创作谈）

生命中的二十四个月（创作谈）

文/陈 涛

回望这二十四个月，

看看做过的事，读读写过的文，

想想交过的友，念念动过的情，

我想，我是尽力了的。

对这段时光，我有用真心对待。

离开甘南后，我多次在梦中重回那个群山环绕的小镇。

梦中的我，站在熟悉的街头，不识往来行人，四处打量着周遭的屋舍，陌生，无论如何都找寻不到居住过的小屋了。还有一次，我梦到了窗外的核桃树，那棵高高大大的核桃树，风吹过，鲜亮的叶子轻摆，簌簌作响，闭眼倾听，只觉天地间最美妙的声音也不过如此。

我极爱这棵核桃树，无数次，长时间坐在树下，目光越过对面的楼顶，与流转变幻的白云一起打发时光。或者在一个午后，看镇政府的朋友们打核桃。那时，许多人围在树下，将木棍、橡胶棒，甚至砖块向枝头扔去，运气好就会有两三个核桃掉下来。一帮人冲上去抢，抢到的欢乐，抢不到的继续抢，而像我这样的旁观者就在一旁笑。也有身手矫健、胆子大的，沿着树杈爬上去，挑一根细一点的枝子拼命晃，很多核桃哗啦啦落下来，连同之前扔上去被枝条缠住的棍棒。于是更多的人喊叫着围扑上去，更多的欢笑爆发出来。虽然我每次只是围观，但常会有人顺手送我吃。一个叫晶晶的小女孩儿，上小学六年级了，有天跑来我的房间，送了六颗核桃给我，并让我一下子吃完。后来当她得知我只吃了一颗时，不禁噘着嘴，一脸的失望。我告诉她，每天吃一颗，美好的感觉可以持续六天。她不理解，说自己一次可以吃很多。也有那么几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床上，黑暗中想一些久远的事，偶有一颗核桃落在窗外楼下水泥地上，“啪”的一声，悦耳清脆。明天它会被谁捡走，又会滑入哪个口袋与腹中？这念想伴我坠入深沉的梦。

有时也会回忆起在甘南的那段时光，它以碎小瞬间的方式闪亮定格，并一个个涌向我。想起一个人走很长的路去任职的村子，道路两旁欢快的溪流以及远处被阳光洒上一层淡淡金黄的绵延不断的山；想起许多次骑摩托车沿着曲折环绕的盘山路进入大山深处，站在路旁向山下望去时，触目而来的壮美以及伴之而来的哀愁；想起自己对一盘绿叶菜的强烈渴望，最后竟通过吃三鲜馅儿饺子中的点点青菜达成心愿；想起大家夏日时在茂密森林与广阔草场“浪山”的情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醉卧于草地，醒来又是划拳碰杯，谈笑纵情，心无旁骛；想起山里孩子们可爱、羞涩的模样，以及双手接到礼物时眼中流露出的简单纯粹的欢喜；想起许多次师友们的到来，更想起任期结束返京前的那晚，与朋友们一次次地举杯，记不得饮下了多少酒，只记得情难自已，潸然泪下。

如何看待这段时光里的自己？

是否完成了应尽的责任？

这些念头冷不丁地蹦出来，当然，每次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理想，自然有理想的光芒，但现实，常会让这光芒暗淡。对一名挂职干部而言，既要尽力而为，更要量力而行。量力是前提，尽力是态度。不自量力下的尽力而为，是滑稽式的可怜与荒唐式的悲壮。这两年，为十多所乡村小学建立、完善了图书室，并提供了许多的玩具、文具、书画作品，为十余个村子建立了农家书屋，以及购置了健身器械、安装了路灯。做事时，困难如影随形，坚持与放弃，反复交织绕缠。深夜，在台灯下，信笔涂写，更多的词语竟然是时光。是啊，时光，属于我自己的时光，属于我自己的不可被辜负的时光。时至今日仍清晰记得路灯安好的那个夜晚，我们在一团漆黑中沿着盘山路爬行，行至拐弯处，抬头就看到远方高高的山腰处有一盏灯，灯光温暖明亮；再一个拐弯，满目光亮，黑暗，被彻底甩在了身后。“天上的街灯亮了”，脑海中反复回响这一句。所谓的蛮荒之地，所谓的穷乡僻壤，究其本质，都与黑暗紧紧牵连。如今，光亮洒满了这个高山的村落。抬起头，望向布满星辰的浩瀚夜空，群星明亮硕大，站立于街口，半是难自控的欣喜，半是难以言的酸楚。

在小镇的日子里，我始终在学习如何独处。意大利导演费里尼说，独处是“人们嘴上说要，实际上却害怕的东西”，害怕什么呢？“害怕寂静无声，害怕那种剩下自己一人与自我思绪及长篇内心独白独处时的静默”。短暂时间内的独处，是自我内心与情绪的平衡与调试；长期的独处，则需要一种特别的能力。旷野无人，天地静寂，一人独坐，是独处；人来人往，众声喧哗，穿行于其中，却又与己无关，那一张张看似熟悉的面孔，陌生到难以听懂的语言，无不提醒着自己外来者的身份，这同样是独处。

关于独处，周国平也有讲过，人在寂寞中有三种状态：一是惶惶不安，茫无头绪，百事无心，一心逃出寂寞；二是渐渐习惯于寂寞，安下心来，建立起生活的条理，用读书、写作或别的事务来驱逐寂寞；三是寂寞本身成为一片诗意的土壤、一种创造的契机，诱发出关于存在、生命、自我的深邃思考和体验。对照之下，第二与第三种状态，我都占了，只是第二种状态多一些，第三种状态略少一些。

独处时的我，封闭内敛，沉默却日趋坚定。我会在核桃树下坐许久，大脑空白，无所事事；也会在午后或黄昏的暖阳中沿着河边行走，此时的自己同样会将大脑放空。有时会随手捡起一根柳枝在身前随意舞动抽打，只是那样走下去，再折回来，一抬头、一转身，碰到好的景致就停下脚步，欣赏一番后离去。甘南的天气多变，经常走不了多远就遇到落雨，于是匆匆跑回房间。待回到居住的小屋，关上门，只觉世界都安静了。鲁迅讲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吧。小屋不大，十平方米的样子，一床一桌一沙发一茶几，简陋温馨。我在里面居住、办公，一晃就是两年。斗室中的那个我，时常手插口袋低着头来回踱步，有时会思索一些事情，更多时候则无甚可想，只是那样反反复复地来回踱着。从入门处的书柜到窗台，正常六步走完，走得慢些则需八步。走久了，便一屁股坐在正对门口的那个砖头垫起的破败不堪的沙发上，整个人沉陷下去，接着随手取一本书读，再起身时，也不知时间又过去了多久。读书时，会泡一壶茶，或水仙，或肉桂，或滇红，慢慢来品。我有几把钟爱的壶，如梅桩、掇只、石瓢，建盏也有几只，以束口居多。极无聊时，会把所有的紫砂壶摆放在茶台上，分别放入不同的茶叶，再一一注满开水，盖上壶盖，用热水轻润壶身。对于它们，我是喜爱的，它们始终陪伴着我。在无数个深夜里，我们互相凝视，在孤独中，我们互相诉说，在陪伴中，壶身日趋透润，盏内五彩斑斓，它们如同我最亲近的朋友，以这种方式陪我见证并记录了这段时光。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与我朝夕相处同时也是命运多舛的那盆绿植。植物是小屋的前任主人留下的，初见它时，在堆满烟头的花盆中一副枯败模样。我为它更换泥土，每天浇水感受阳光，两个月后满盆皆绿，小屋也多了一份生机。春节后从北京返回，再见它时，上面爬满了白色的小虫，不管我如何照料，它仍旧是死掉了。几根干枯的枝条立于盆中，似乎在向我痛诉。我是自责的，每天仍旧会给它浇水，明知所做的一切徒劳，却从未放弃过对奇迹的期许。直到有一天，奇迹竟真的出现了，一枝幼芽从枯枝的顶端冒出，或是被我内心深处不屈不挠的祈愿打动。我将它放入土中，依旧每天浇水晒太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它从最初的两片小叶，到六片，再到八片，茁壮成长。后来我再次返京，托人照看，不知被谁不小心碰到，根部脆断。“这是你的命运！”我心疼地对它说。我想扔掉它，但又鬼使神差地把它插入水中，它也鬼使神差般地生出了根须。我大喜，把它插入盆中，就这样，它再次回到了我的生活里。现在，我又离开了甘南，不知何时还能回去，也不知它现在怎么样了。

在小屋里的那个我并非总是安静平和，我做不到也不应该假装坚强，无视那些莫名的脆弱，我不能因为那段时光的远离而否认那些存在，因为那就是我。想起有次去麦积山，在一个洞窟中见到了释迦牟尼雕像，灯光下的佛祖正大光严，一副慈悲天下的样子。他左小臂抬起，肘于腰间，手掌朝上，手指自然下垂，右臂微举前伸，五指略拢，手心下是自己的儿子罗睺罗。关灯后再去看他，却惊讶地发现光芒消散，此刻的他与其说是万人敬仰的佛祖，不如说是一个关心儿子的父亲。微光中的他双目噙泪，望向罗睺罗的方向，努力前伸的手掌停在半空，是一种爱而不能的状态。人前的风光气派，人后的黯然神伤，或许佛祖也是吧。

于是在某个甘南的夜，忽然就落下雨来，忽然就飘下雪来，而我，忽然就流出泪来。记得一个夜晚，女儿给我打电话，她的声音很低，对我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是安慰她说很快就回家。她问我为什么还不回来，我继续安慰她说很快就回家。她命令我早点回来，要在她第二天晚上入睡前返回，我安慰她说：“好。”她让我保证，不许撒谎，我缓缓地说：“好。”类似这样的情绪都在随后的某一天某一刻，突然化作眼泪，从心底涌出，毫无缘由地，只是单纯地为了流泪而流泪。今日写下这段文字，不介意被误解为矫情，亦不会有难为情之感，我怀念那些莫名流泪的夜晚，因为那是自我情绪的梳理与平衡，我甚至觉得有泪可流是一件幸事。

很庆幸在自己的生命中有这样一段美妙的旅程，将我从固化的生活轨道中抽离，投入到充满新奇未知的世界。我知道，有些东西悄然发生了变化，我感受得到，并且欣喜于此。一位苏联作家说，如果不是把他拘禁起来，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的。而我如果不是到小镇任职，写作于我的意义可能要在多年后才能意识到。在小镇，我写下了很多文章，在文字中不断地确认着对生活的感受与认知。我还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尤其是在读到丁玲对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作家学员们谈实践学习时说过的一段话时会心地笑了，她说：

我认为下去是换换空气，接触些各式各样的人，使生活开阔一些，是要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不要犯错误，不要留坏印象给人家，也不要像钦差大臣一样下去调查一番。回来能写就写，不能写也没有关系，总结一下经验，看是否比过去不同，有些什么收获，看一些新事物，也是好的。

在甘南待得久了，所做所行如丁玲讲的那样，整个人也越发松弛，随之而来的是长期形成的谨严有序如夏日冰雪般消融。

记得初到甘南时，朋友们带我四处游走。从未有过一次旅行如这般漫不经心，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随心随性，不克制也不压抑自己的内心。被认真与一丝不苟过度训练的我起初多有不适，我不知道目的地，也不知道我会在哪个确切的时间以怎样的方式抵达。但最后，在这场旅途中，那些似乎已经印入我躯体的精确、秩序、规则等一一退场，我一点点地将早已攥紧多年的手掌伸展，并如同浸入水中的肉桂茶在松弛中日趋饱满，逐渐沉浸在由大概、也许以及模糊主导并由此而产生的愉悦中。的确，谨严有谨严的美，但散漫，也有其内在的难与人言的妙趣。也唯有散漫，能将自己丝丝缕缕地融入小镇的生活，学会在生活的内部去生活，破除刻板印象，重建对生活及世道人心的认知。这也是一个令我日趋沉默的过程，记不得从哪天开始，突然丧失掉对生活这份言之凿凿的自信，是生活教会了我谦卑。面对每天发生的生活事件与他人的言行，我不再像之前那样轻易断言，并以一种言之凿凿的姿态。所谓的悲悯与愤怒随时面临着转换，唯有小心翼翼地去表达对某件事情的看法。“不确定”“可能性”突然变成了充满魅性的词语，如此迷人，一如海面之下的冰山，丰富巨大，耐人寻味。

在甘南的小山村待久了，气息似乎也变了，再回到北京也就有了陌生感与疏离感。有次外出购物，面对地铁与商场中迎面而来的汹涌人流，一时间竟有些惊惶，甚至有些畏惧。走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他们一个个经过我，仿佛带着巨大的声响，我第一次感到如此格格不入。回京后时常睡眠不好，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每逢此时便格外想念那个遥远的小镇，想念那个窗外有两棵高大核桃树的小屋子。当我真正回到那里时，如同一株枯萎的植物被投入到清澈的泉水中，那些焦虑的情绪便会离我而去，我也会瞬间平静下来，失眠的症状也就顷刻间烟消云散了。

回望这二十四个月，从最初的新鲜感到中间的煎熬期，到适应期，再到最后的留恋不舍，一步步地走过来，不知如何评价与总结，只觉得竟然就这样过来了。看看做过的事，读读写过的文，想想交过的友，念念动过的情，我想，我是尽力了的。对这段时光，我有用真心对待。虽不是每天充实，但也不算虚度。遗憾总是有，但也没那么多。

记得春节回京后的一天下午，几乎每隔两个小时就会接到来自村里的信息，先是三点多钟，一个小伙子告诉我他的儿子昨天出生了，拜托我起个名字，算起来，这是第五个让我起名字的孩子了。后来五点与七点分别接到了两个老师的电话，其中一个要请我去家里吃饭，还给我准备了土特产让我带回北京，他说这都是他自己做的东西。我告诉他我要春节后回去，电话那头就没了声音。他说别人告诉他我只是回北京开会，没说春节前不回村里。我听到了他隐隐的压抑的抽泣，他反复说就一个春节，为何走前不告诉他。我跟他开玩笑说，等我回到镇上会第一个给他打电话，会带着二锅头去跟他喝酒，他才破涕为笑。离开小镇前的最后一个月，当地的朋友们开玩笑讲要用这一个月来欢送我，虽是玩笑，但他们真这样做了。等到最后离开的那天，几十个人聚在一起，朋友们带来了自己珍藏的酒。我不记得那晚喝过什么酒，也不记得喝了多少酒，只记得宴会到最后，跟朋友们频频举杯，接着一饮而尽。言语，已毫无意义。宴会散了，一帮人互相搀扶着离去，那个叫晶晶的小女孩儿掉泪了，我摸摸她的头，跟她说笑，而眼眶突然湿润了。当朋友们唱起“祝你一路顺风”时，我的眼泪彻底涌了出来，掩面，号啕，他们紧紧抱住我。我在很多很多年未曾有过的大声哭泣中感受到了这段时光的意义。

在这二十四个月的时光里，还有一件事是我必须谈及的。离任职结束还有四个月的时候，凌晨我从梦中疼醒。恰逢周末，没有电，房间冷得厉害，所有的一切都是冰凉的。我吃力地下床，摸索到桌上的手机，它也没电了。绝望在黑暗中蔓延，紧紧包裹着我。我用尽各种姿势缓解我的疼痛，结果都是徒劳，最后只好背靠墙壁蜷缩着身子，在疼痛中等待黎明与朋友的到来。两个半月后，疼痛再一次降临。这是另一种病症，它让我彻夜难眠，止疼药、止疼针也毫无作用。住院时，不能进食，不能饮水，每天只能躺在病床上，看不同颜色的药液通过红肿的手背流入身体，十天瘦掉十五斤。好在运气福佑，无须手术，躺过几天后，大夫允许我进食。一碗粥，一个馒头，一片面包，两份不过油的小菜。当我把它们一一摆放整齐，凝视它们时，我第一次对食物产生了虔诚之心与敬畏之情。我像一个一心向学的孩童般端坐在桌前，神情专注又认真，没有人可以打扰我，我缓缓品尝每份食物的味道，我充分调动我的味蕾，用心一点点地咀嚼，再将它们全部吃下，一点都不剩。其实，我所遇到的这两种病症在小镇很普遍，当地的朋友戏称它们为高原病。初时，年轻、健壮的我有些难以接受，疼时，也从未因此而对小镇与这段生活有所怨恨，我把它当作小镇对我节制欲望、善待肉身的劝诫，这注定是一份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我因小镇而改变，而我的生命，也彻底地与小镇联系在一起。

如今，这二十四个月终于过去，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难说再见，但是，再见。今天，我用这篇文章与生命中的二十四个月告别。此刻我又想起任职结束返京的那个湿漉漉的清晨，镇政府的小院里块块低洼地面雨水仍存，亮晶晶的。乡镇的朋友们帮我把行李从二楼的房间拎下来放到车上，我们在车前一一握手、拥抱，空气越发潮湿了。马强开车载我出镇，山路两侧熟悉的建筑、林木、河流慢慢离去，或者说是我正从它们的躯体中逐渐剥离。我的胳膊靠着车窗，手托着脸，一路无言。但这也正如马洛伊·山多尔说的那样：

有什么东西结束了，获得了某种形式，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

但我知道，不管怎样，从此以后的那个远方，以及那些远方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了。

刊于《今朝》杂志2022年第2期

（责任编辑：聂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