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并返观：南方百年乡土的全息敞现 ——李伯勇文学创作综论

抵达并返观：南方百年乡土的全息敞现

——李伯勇文学创作综论

文/邵 滢

沉静而坚韧地笔耕于赣南乡间，执着以文字向乡土生活掘进的李伯勇，迄今已奉献《轮回》《寂寞欢爱》《恍惚远行》《旷野黄花》《父兮生我》《抵达昨日之河》六部长篇小说，另有《南方的温柔》《恶之花》《孤烟·繁嚣》《重叠的背影》《瞬间苍茫》《昨天的地平线》《灰与绿的交响》《九十九曲长河》《文海观澜沉思录》等中短篇小说、思想文化随笔、散文和文学评论集出版。短篇小说《瓜地熏风》获江西省首届“谷雨文学奖”；长篇小说《轮回》获“恒泰杯”当代长篇小说征文三等奖；《恍惚远行》入选200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深受文学界好评。

李伯勇既无盛名支撑，亦无地域优势，默默坚守于乡间一隅，以乡土书写占据文坛一席，自有其独特价值。从南中国农村走出的李伯勇，摒弃了乡土写作惯有的“地表式”表现——家常琐事、民俗奇观、方言俚语。这对长期扎根乡土的作家，本是驾轻就熟、水到渠成的，李伯勇显然不满足于此，而将笔力聚焦于中国南方乡土历经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全息敞现乡土现实，反思诸种历史合力作用下乡土社会和乡土精神的解构与重铸，叩寻乡土的现代“灵魂”。其创作因此“以命意独特、思考深邃、风格沉静、内涵丰厚见长”[1]。

一

李伯勇的生长地是江西赣南，在他的文学世界中着力营构的也正是赣南乡村世界。李伯勇在县城长大，与乡土相连，与乡村亲友往来，加上在学校时下乡支农，他从小感受着乡土氛围。当然那还只是幼稚少年眼光，乡土印象是外在的。12年中小学、“文革”停课，接着知青下放，他成了芸芸乡民之一，在现实乡土中讨生活。其间又经历下乡锻炼做“一阵子农民”到成家建房做“终身农民”的思想历程。他走进乡土，乡土融入了他的生命和情感，他对乡土有了更真切而深刻的认知。日后时代转轨，他又由乡而城，20世纪80年代以后，确立文学抱负成为作家，不但一次又一次重返下放地，而且重返本县和赣南山乡，不时“田野作业”，乡土时空大为扩展，抵达和返观更有着多重意蕴。他对乡土由“外”而“内”，由浮表到纵深，频频抵达和返观，对乡土及变迁有着更为理性的观照。他的乡土写作也就独树一帜，用文字浇铸了以赣南乡土为血肉灵魂的文学王国。

乡土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2]，属于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3]。作为一种植根于土地，靠血缘关系纽带和传统礼俗来维系的中国自然村社，在近现代以来，因各种变革，一直处于结构性变化之中，乡土的现代转身呈现出意味深长的历史内涵。这一切，在李伯勇的笔下，则集中表现中国乡土或主动或被动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复杂历程，其中蕴含着地域、政治、家族、历史文化和集体无意识等等多重维度的纠缠裹结。

赣南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正是伴随着中国革命而开始的。李伯勇笔下的“革命”有着宽泛的时代所指。一方面作家欣然赞许革命的正当性，认定其“属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些给赣南客家精神的现代锻造注入了强劲的思想资源”[4]。他的长篇小说《旷野黄花》，就把对乡土现代化进程的关注推溯至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现代史中，赣南实际上充当了国共两党早期探索、实践乡土现代化进程的实验田。这块土地从现代化的伊始，就站在了政治革命的前沿，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与政治文化的关联就愈发密切。同时，作家又认同鲁迅所说：“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5]或许不同于中国的其他乡土，因自足性和封闭性带来政治反应的滞后性，赣南大地更早地被道路斗争、思想斗争、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等等运动所唤醒、所磨砺，政治文化与这块乡土的关系来得更加直接和紧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政治意识更加敏锐而绵长。同时，这种政治意识也是时代意识的突出体现，构成了赣南乡土鲜明的内质。

李伯勇的乡土文学世界被这块土地所涵养，作家本人又亲历过农村一浪接一浪的诸多政治运动，他对政治文化与乡土现代化密切关联的体察，也就特别敏感而深刻。接踵而来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等农村政治运动，基本上瓦解了乡土原有的自在性和自然性，也即李伯勇认为的“乡土自性”——乡土自在、自为、自主、本原、自治状态下所彰显的乡土主体性。[6]政治文化如何进入并影响中国乡土社会，成为李伯勇表现乡土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视角。但他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立场，他的创作往往直面政治旋涡中的乡土人生沉浮、情感命运及精神变化。这在其长篇成名作《轮回》中即已有所体现，中国南方农村的政治风云剧变和农村生活的浮沉史，成为小说的主线。虽然各种政治运动本身的是非臧否，历史早已做出明确回答，然而李伯勇对于政治文化进入乡间，并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作家清醒地意识到，政治文化对乡间的影响力可能是双重的，既可能充当着乡土变革的主要推动力，也可能相反；它们有时惊天动地，有时则苦涩黯然。但毕竟都已融入了历史，融入了现代乡土文化，成为其有机构成。它们是一个整体，是不能被阉割、否认和遗忘的。作家的使命要就此开掘下去，在对现当代中国乡村的现代性整体流变做精准的展示中，探寻并还原乡土现代进程的复杂性。

二

然而，政治文化并不是李伯勇反思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唯一向度。历史毕竟是合力的作用。这股力量不时和李伯勇笔下的另一股力量发生直接或间接的碰撞与交锋，不仅增添了小说写作的张力，也成为作家书写现代乡土的鲜明特色。

以家族为背景的人物及人物关系构塑，在李伯勇小说中反复出现：《轮回》中的周家、张家、马家、刘家，《寂寞欢爱》中的许家，《恍惚远行》中的凌家，《旷野黄花》中的黄家，《父兮生我》中的李家，《抵达昨日之河》中的杨家、马家，等等。家族化人物生存，成为李伯勇笔下人物的突出特征。这种家族力量渗透在乡土历史的各种时间段，革命年代、政治运动年代、改革年代，直至当下。

面对“家族”这个庞然大物，一切是与非、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等等价值判断都变得异常复杂。《抵达昨日之河》中知识青年刘彤在融入“窑岭”的过程中为何会产生“困难”？恐怕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知青与农民在身份或思想上的差异，更因为他在“窑岭”是一个“无根”之人，宗法伦理交织的“窑岭”社会没有提供给他姓氏和家族的庇护，使他无法真正落地生根。与此相对的是大队书记杨盛铭，尽管他因政治身份而拥有了掌控“窑岭”的权力，但其政治地位的获得，本身又与他所代表、所能代表的家族密切相关；而在他陷于危机、政治地位岌岌可危之际，村民们非但没有将往日积蓄的不满和仇恨发泄出来，乘势将他扳倒，反而很快就产生了心理逆转，转而同情起他的失势，对他的“强人”统治感怀。他因是杨家人重新得到理解和同情。“杨家人”的身份，庇护着杨盛铭，就像他的父亲当年参加革命被捕，杨家人出来营救一样，他不可能在“窑岭”如刘彤般受难。无论刘彤拥有怎样的知识文明或者政治正义，即便能获得来自“窑岭”人的同情、认可、接纳，他仍不能像本族人一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无论杨盛铭如何的不公、跋扈和为所欲为，刘彤与其两相较量，虽然最终决定力量来自无从把握的“上面”的意志，但乡民的取舍选择早已注定了结局。

不止于《抵达昨日之河》中的“窑岭”，《轮回》中的“冷水坑”、《恍惚远行》中的“官溪乡望月村老鸦坳”、《旷野黄花》中的“信泉圩”、《父兮生我》的“县城”等等，都是李伯勇笔下乡土社会的一个个缩影。以血缘为纽带的乡土自然性社会关系不容忽视。虽然历经现代化的蜕变，包括政治的连番洗礼，但一切现代元素要在乡间真正落地生根，必须获得乡土在精神和情感上的认同。姓氏意识、宗族文化等人际网络的牵制力往往交融其中，无法用对错、好坏来做出价值判断。李伯勇在外来政治文化与内在乡村传统的复杂纠葛中，以赣南乡村作为范本，描摹和展现着乡土现代进程的复杂角力。它们相互融合、排斥、纠缠，各自顽固地呈现出自己的根性，各成体系地搅动乡土生活。

政治文化和乡村传统是李伯勇在书写乡土世界中极为重视的两股历史力量，然而又不仅限于此。历史毕竟是合力的作用，乡土现代化是层叠累加的渐变过程，历史纵向推进的诸种合力以及时代构筑的诸多横向要素，缺一不可。任何单一视角的考量都会显得过于简单粗暴。作为一名立足于乡土生活、乡村经验丰富的作家，不可能无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或者这样更好理解，李伯勇的乡土写作一直葆有浓郁的政治历史色彩，但他又从未将立意定位于某次具体政治运动的批判或反思。因为这样反而会遮蔽历史的复杂性。历史既不是一蹴而就，也非一力所能为。同理，市场经济及其对乡土的冲击——这个时下乡土写作关注度最高的切入点，在李伯勇构筑的乡土世界中，却似乎并没有被浓墨重彩地渲染和凸显。这当然不是作家对乡土现实的疏离，他清醒地意识到“乡土在变，乡土生活在变，经济大潮更是推动着中国乡土这一沉厚的磨盘”，事实上乡土的物化和商品化一直与政治文化、家族力量等一起构成其小说创作重要的关键词。但李伯勇坚持历史的合力观，“其实，乡土一直在变”，“只是人们缺少体察罢了”。[7]现实的乡土问题不能只简单归结为市场经济强力推进从而对乡村的摧枯拉朽，而必须置放到整个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语境中给予观照。

三

李伯勇对乡土现代进程的深切思考，赋予作品浓郁的思想者色彩，但他首先还是小说家。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活动，不是社会和历史的附庸，而是人向自我生成的一种方式；文学应该具有历史观照和社会观照的独立视角，即“人”的观照。中国乡土文学的开创，正是始自于“五四”以来由“人的发现”“人的文学”而引发的对底层农民的发现。李伯勇更不例外，他脚踏着大地，呼吸着泥土的气息，深切关注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大自然被污染，乡村风俗日渐变形，随着打工潮带来的农村空巢化，由亲情、乡情维系的乡村生活和乡村伦理也开始瓦解。“建立在传统格局上的乡村正在解体之中。从许多村道长满了齐膝的蒿草就可得知乡村的凋敝”，由此产生的是归属感的失落：到哪里去寻找“心灵的依归与安妥”？[8]无论是表现政治文化于乡土，还是家族文化于乡土，又抑或是二者纠葛后共同作用于乡土，李伯勇最终还是立意于生存于乡土的人。他将对乡土现代反思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指向了人，尤其是乡土现实中的人的精神皈依。

在时代政治与乡土文化传统的扭结中，仍有正面意义的乡土精神的存续，但出现大量的精神病变，即时代之熵，这也是乡土的一种现实。漫长而迟缓的乡村现代化进程，逐渐摧毁了乡民积淀于意识深处的精神乌托邦；历次政治运动，束缚、麻木了民众的精神和心灵；就在人们还未来得及重构自己的精神信仰之际，乡村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加剧了人们精神的迷惘和无所依傍。李伯勇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这一进程中乡村人的精神荒漠。在李伯勇的创作中，“乡土”固然是现实的乡土、物质的乡土，但更多时候意味着乡民精神生存的依托。乡土现代化不仅是经济方式、生活方式和政治方式的改变，还是整个乡土文化原有的心理结构和道德基础的一次全面重构。作家着力关注乡土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生存境遇，特别是底层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精神价值体系的重构。乡土写作这种由外在社会问题到内在人物精神命运的笔墨转移，是作家对乡土现代化过程中乡村道德失范、人性价值迷失的体察。从李伯勇的创作历程看，乡土精神世界的开掘这一主题不仅贯穿始终，而且作家越来越走向意识的自觉。

写于1980年代的中篇小说《望户》，摆脱了当时流行的、政策图解式农村改革题材创作的窠臼。它围绕主人公张大桂和下一代的矛盾冲突，作品反思了他所代表的大一统、家长式的发家致富思想乃是根植于过去时代农民未曾实现的理想基础，然而时代的变化很快超越了这一阶段，新的变革必然导致传统农民理想的破灭。同期的短篇小说《瓜地熏风》书写了传统农民邓昌裕在乡村种植转型期（由粮食种植向瓜果副业发展）努力“跟上”的时候，连连遭到观念的挑战和社会不正之风的侵袭，出现了来自心灵深处的理想失落和迷惘。这种理想悲剧并不是个体的，而是价值观念与物质生存不断冲突并在冲突中走向新生的体现。作品在这里已开始直面乡村变革的精神层面。

进入1990年代，作家对乡土精神世界的关注愈发自觉。中篇小说《遍野霞光》延续了乡村精神思考的主题。主人公江枝莲所面对的父亲、家族和作为外来者的丈夫之间的冲突，正是变革时期传统与现代的价值碰撞。作品既正视变革时期乡村社会对富庶的物质文明的渴望和追求，又体察到沉稳、内敛、保守的传统精神始终混融于时代大潮中，既可能成为推动物质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可以成为其无法回避的阻力。乡村变革是以显在的物质层面加以体现，却在更深层次触及社会的精神层面。

长篇小说《恍惚远行》，更是集中体现出李伯勇对现实乡村精神世界的高度关注。小说塑造了有着强烈“英雄情结”的“疯子”凌世烟，这个人物承载着作家对乡村精神建构的沉思。“凌世烟”并非作家凭空主观臆造，而是建立在生活原型之上，是乡村“精神病人”的集中体现。乡村中又何止一个凌世烟。小说不惜笔墨地写到受利益驱使的村民们，疯狂地掘地三尺、狂捕芒鼠，喜好围观，并对芒鼠的受虐状津津乐道，这与他们得意扬扬地扎堆观看“斗坏人”的看客心理相呼应，都是精神空虚的表现。价值依托的空虚和精神归宿的茫然使乡村人处于震荡、无从把握的环境，如果没有健全的人格建构，难免无所适从，沮丧失望，甚至绝望。乡村中的这些人物，既象征着变革时期弱势群体在精神上所受到的伤害，更警醒人们，乡土社会文明进程中，精神家园的重建理应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主题。

而缠绕于“凌世烟”们心头的“英雄梦”，正是人们渴望英雄的诞生，以填补自己日益空虚的心灵世界的象征。然而，作家对此又充满焦虑。因为“英雄”的价值尺度在乡民心目中已然混乱。历次政治造神运动，树立起来的“英雄”，很难进入人们灵魂内部，人们只有盲目而机械地从现实生活的“实际”出发，建构各人心目中的英雄。凌世烟“英雄梦”的渴望，来源于孩童时代叔叔凌维宏的影响。他之所以崇拜叔叔，是因为深切感受到“英雄”的称号带给叔叔个人乃至于全家的现实利益，于是渴望成为像他一样的乡间“英雄”。

无独有偶，中篇小说《恶之花》中，土匪凌大雄的事迹竟会被人们竞相“英雄化”“传奇化”，并进而让人无比崇敬。短篇小说《拳师》，则刻画了一个有真本事、在民间享有盛名的英雄，但在权势的拉拢和腐蚀以及他自己的主动依附下，变得外强中干不堪一击，而天真的青年仍对其顶礼膜拜。生活在赣南乡土的客家人延续着一种“英雄崇拜”情结。“英雄梦”本是人类一种文化性、心灵性的追求，然而李伯勇却敏感地注意到，在乡村弱势者心目中，所谓英雄，与权势地位、实惠实利相关联，英雄已被实用化、实物化、实惠化。他们对英雄的崇拜很大程度上缘于与英雄真正的精神内涵不相关的物化层面。因此，“英雄梦”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乡土已经寻找到价值重构的基础，相反，更加残酷地映照出乡村价值体系的混乱失衡，这一切反而成为乡土走向现代文明的巨大阻力。

李伯勇将笔触深深扎进自己熟知的赣南乡土，最后落笔于更为深层、更为内在的人的精神世界，进行乡土全息呈现，这应该是其创作的最主要特色和重要价值所在。与此同时，这种特色和价值还在于，李伯勇对乡土精神世界的掘进所展现的乡土精神的维系或流失，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当下性。现代中国的乡土书写，肇始之初便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聚焦于乡土的贫困、愚昧甚至病态，从而将其作为批判或启蒙的对象；另一种则将乡土作为诗意的家园予以追索和回忆。李伯勇对乡土精神世界的探寻，没有以“文明”度量乡土的落后和愚昧，也没有用所谓的“乡愁”营构乡土的想象世界。李伯勇对乡土的叙述，既不是皈依，亦不是逃遁，更不是简单的批判。他始终直面当下现实情境中的中国农民在现代转型中的精神冲突和价值皈依，体现出乡土写作鲜明的现实关怀和当代意识，体现出小说家对于现实问题的强烈介入意识。这样，李伯勇对乡土精神的掘进或探寻，既继承了鲁迅灵魂拷问式的乡土写作传统，又呈现出完全不同于鲁迅的当代乡土。当下性成为李伯勇乡土写作鲜明的立场和特色，也是李伯勇乡土思想的一个鲜明属性。

四

从乡土精神现实出发，李伯勇近乎执拗地开始寻找构筑现代乡村精神的钙质。作家以刻骨铭心的乡土生存感，深切认识到乡土走向现代文明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以乡村教师、乡村医生等为代表的乡村知识分子成为李伯勇乡土精神打捞的重心所在，这些人是乡村精神钙质的体现者。正是在这些人身上，他惊喜地发现，在被遮蔽、被漠视和被遗忘的乡村中，有过向现代化转化的丰富和辉煌。也许乡村知识者与李伯勇的个人生存体验最为接近，所以他们的身影始终晃动在他的创作中；但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已经视他们为现代乡土精神的重要构成要素。

乡村现代知识者的出现，既表明乡村与时代的紧密联系，也成为这种联系的丰硕之果，更是表明乡村不可能是世外桃源，他们成了乡村构成现代社会的重要标识。正因如此，乡村知识者成为李伯勇笔下用力最多的人物形象，且最为作家推崇。不妨梳理一下这类人物谱系：《恍惚远行》中的凌维森（民间意义的乡村才俊）、梁明渊（处于社会边缘的西医），《旷野黄花》中三代黄家人黄盛萱（行将被历史否定的中医、乡绅）、黄朝勋（现代意义的自由人，留日学生，学习西医与法律）、黄腾（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广州读大学，赶革命末班车的青年大学生），《父兮生我》中的“爷爷”（急流勇退的乡绅）、“父亲”（寻常乡村教师），《抵达昨日之河》中的刘彤（教师家庭出身，接受革命政治洗礼的下乡知识青年），等等，这些人物几乎勾连起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知识分子的历史。显然，在作家竭尽心力塑造人物之际，对这些人物在乡间的行动是充分认可的，他们为乡间注入了科学、法治、民主等现代理念，不仅为乡土带来生存层面的改观，更在精神意识上唤醒了古老的乡土。他们在乡土现代进程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力时常是被低估的。乡村这些现当代知识者的坎坷命运，既折射出他们个人也是他们所属时代的思想之光，也负载着李伯勇的乡土思想。

李伯勇因为坚守在乡土，自己就是乡土的一分子，所以他无意于将知识者打扮成居高临下的乡土批判者或启蒙者；也正因为从来就未曾离开过土地，所以也无须用乡愁营造的诗意想象来拷问知识者，让他们在乡土博大的胸襟面前自惭形秽。作家是将他们视为现代化进程中乡土自身蜕变生长出来的文化自救力量，这就使得李伯勇的乡土知识者形象可能会迥异于文学经典有过的描绘。

许多人习惯在现代性视野中，将乡土作为一种现代的对立物加以看待。这种思路本身是否有问题？乡土到底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抽象物，还是始终变动不居的呢？乡土是否具有包容性和自我嬗变的能力，并由此形成新的传统，从而获得它在现代生活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至少李伯勇的回答是肯定的。他的小说揭示出乡土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中（包括历次政治运动）乡土自身存在形态、文化方式发生变化，并且形成新的特质，例如一代又一代现代乡土知识者的产生，包括知青这样因政治运动而注入进乡土并在此落地生根的知识者。在现实生活中，同样也有着因各式各样原因回到乡村生活的知识人，谁又能否认这就是新乡土精神不可或缺的部分？谁又能断定新知识人不会成为新乡土的支撑性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李伯勇礼赞乡村知识者，其用心还有更微妙的层面。

《旷野黄花》中的黄腾、《抵达昨日之河》中的刘彤为何难以避免悲剧结局？知识与文明在强力政治和家族文化面前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在李伯勇看来，这些知识者身上还少了几分定力，少了从土地中生发出来的有根的生命底色。所以李伯勇真正心仪的乡村精神，不仅要拥有现代文明因子，还应葆有传统精神底色。这种底色不会因为现代化而失去其独有的魅力，相反，它“潜伏”在乡土中，与现代文明共同构建起现代精神。所以在李伯勇的乡村知识者形象长廊中，还有不同于刘彤、黄腾的另一类人，诸如“父亲”凌维森、“祖父”黄盛萱、“父亲”黄朝勋、“祖父”李庸和等等。“父亲”是李伯勇反复歌咏反复挖掘的文学形象。在《父兮生我》里，“父亲”上升为人类精神结构的支撑性要素，他们身上有外来的现代文明情怀，却显得更为“老派”，构成精神底色的往往是传统力量。他们在把守中开创、在开创中把守，他们持重而进取，他们融刚性与韧性为一体。在“黄腾”“刘彤”们失败的映衬下，他们更适合充当乡村现代转型的底蕴。实际上，李伯勇的乡村知识者谱系中，这种“老土派”愈来愈是坚实的存在。

当然，以乡村知识文明为中心，李伯勇也尝试从自然、民间传统等多重层面打捞可供现代乡土文明建构的精神要素。《寂寞欢爱》中水苏等一系列女性形象，体现了大山深处女性个人化的生存。没有文化负累，没有历史羁绊，那种浸润于大自然法则中的生命观，那种女性从容、悲悯、坚韧的生存智慧，并不因文明进程而消逝其存在的价值。在大山深处这样的边缘地带，同样有着能滋润现代人的精神泉源。而《恍惚远行》中的刘天树，一个类似于民间义士的人物，豪爽仗义，但处世有理有节，不落井下石，也不趋炎附势。他身上体现出的民间侠义精神，是民间传统文化的正面力量，同样无须在现代乡土精神建构中完全摒弃。

李伯勇近年把写作重心转向历史文化随笔。《苏东坡1094年到上犹》《“上犹”的诞生》《世纪之交的上犹客家魂》《艾雯与上犹和赣南的旷世乡愁》《黄永玉在上犹》等相继推出并结集出版为《九十九曲长河》。如果将这些随笔和他的小说作一种互文性阅读，“变”中其实更多的是“不变”。春秋时代的晏子墓，唐代卢光稠创立赣州城，苏东坡踏访上犹留下诗篇，李梓发英勇抗元，王阳明在上犹的文治武功，清末陈氏留学日本跟随孙中山建立民国、20世纪初创办现代学校等，都是李伯勇在探寻蕴藏在乡土历史地表之下的文化与精神底色。作家一如既往坚韧地行走在赣南大地上，用“田野作业”的方式发掘乡土记忆，从物化的历史留存物、史志典籍中，着力发掘传统中可供现代精神塑造汲取的养分，贯穿其中的灵魂依然是发掘“潜伏”在乡土中与意识形态、社会进程相互勾连的文化自救因素。

因此，李伯勇的乡土书写呈现出复杂而深刻的一面。他显然不赞同以乡土抵抗现代文明，也不认同现代文明（包括现代政治）对乡土粗暴改造，更多是表达对导致精神荒芜化的“现代化”的忧思。对现代化的渴望和认同，确保作家在书写乡土精神世界在时代大变革中的震荡与裂变时，没有陷入价值观的迷雾中。他以自身深厚的乡村体验和清醒的历史理性态度，坚持现代性视角，以清醒的现代意识统摄其乡土观照。但同时作家又重视和召唤乡土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资源——而这些在现代史中往往被描述为没有生命力的一个低级文化模式，其观念道德迷信低下，礼仪习俗更是落后。在现代科学、民主理念的指引下，它们已历经了百年的批判与质疑。美国历史学家艾恺曾经提出：“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9]李伯勇表达了对此重新评估的愿望，这些固然源于他真切的乡村生活积累，源于他对遭遇现代文明蛮横改造、放逐后，乡土留下的精神空白的深深忧虑，甚至包括诸如姓氏宗族意识、传统道德观等等。不否认这些都曾经阻碍着民族自由个性和健全政治的发展，但它毕竟是乡土的心理无意识积淀，具有一种约束、向善和共度时艰的力量，维系着乡土精神。当在现代长河中历经洗礼，它们是否还可筛选出有价值的精神底色，供给现代乡土汲取，为精神失范的乡土提供依托？

五

始终坚持乡土现实观照的立场，赋予李伯勇创作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极富意味的是李伯勇的乡土写作努力将现代主义文学气质融入其现实主义写作当中。耕耘文坛多年，李伯勇不仅致力于承担民间思想者的角色，在创作中以思想性见长，更令人钦佩之处还在于，他虽然从不属于文学时尚前端的弄潮儿，却以敏锐的艺术直觉和开放的视野，借鉴探索乡土书写的现代手法。这也使其创作具有走出赣南、超越地域所限进行更广泛对话的可能性。

乡土社会和乡土精神现代再铸，是李伯勇创作一以贯之的主题，那么写作方式上的现代追求，则是李伯勇渐进式的摸索。2008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孤烟·繁嚣》，汇集了作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旧作。这部集子，正好见证了李伯勇创作的成长。在这些早期作品中，作者恪守传统现实主义手法，无论表达技巧、表述语言，都显得传统且多少有些生涩，作者并未寻找到与乡土精神的现代性反思相适应的表达方式，但自觉致力于这方面探索的尝试已经时隐时现。

从长篇小说《轮回》起，作家终于走出了表达的困境，从叙事话语尝试突围。全书共分四章，由地主之子张义林和张义林之妻徐三兰等人的四篇自述组成。篇幅均衡匀称，以故事主要人物为叙述主体，“自述”虽单独成篇，又绝不是自说自话，互不搭界。它们之间盘根错节，尽情吐露其内心活动，充满了心理矛盾和动作的对峙，同时又牵引以其为中心的外部世界，以心理现实主义为主要艺术方法的现代手法很好地服务于作品主旨，而且与作品意蕴融为一体。《父兮生我》也不同于传统情节小说，以第二人称“你”切入文本，通过倒叙回忆主人公李沛宽与父亲最后十五年的相处时光，牵出整个李氏家族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并结合描写朱明、何德水、吴显儒等几位主人公家庭变化情况，完成了对“父亲”的追念及对“父性”的反思。小说具有较为浓郁的意识流意味，通过“现实感受与某一回忆的巧合”[10] ，用回忆重建逝去的印象，从服侍父亲最后时刻发现他熟悉而陌生，自然而然地在一些现实感受中触景生情地回忆父亲及家人过往的一些片段，赋予人物自我完成、自我呈现的更大空间。现代叙述话语使人性刻画更丰富和丰满；本质上，它也是现代思想的一翼，是文学思想的另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恍惚远行》则是李伯勇运用现代叙事视角和叙事话语最为别致纯熟的代表作。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互为交错，甚至第一人称选择了“疯子”的叙述，而且是疯子在“幽冥”中的观察。他的“自话自说”中融合进“他人他说”的线索，使非常态视角与常态视角并行，不单塑造出立体多维的人物，突显人物封闭、孤立、狂躁的内心世界，而且拓展了阅读的空间，更新了小说结构。更重要的是，将常态视角与非常态视角相互映照，复调式展现出社会生活的严峻和繁复以及人的复杂性。

象征的自觉运用，是李伯勇现代表现手法的又一特色。与其执着的精神世界探索相配合，象征是拓展艺术表现空间和思想容量的最佳载体。早期写作如《遍野霞光》，李伯勇即已开始这方面的尝试。江老先生及其热爱的中医和医书，都颇具文化象征意味，用此来代表传统的乡土，再为合适不过。李伯勇的一部中篇小说集，甚至就直接命名为《恶之花》，从篇名出处，即可窥见作者的象征用意。所收的七部中篇，从艺术形象和思想精神内涵上，都在探讨有关乡村社会和乡民的精神困境。《抵达昨日之河》对于刘彤作为知青的尴尬生存境遇，作者反复用“树叶”这个古典意象进行象征表现。“黄叶飘零”“鹅卵石中的绿叶”，刘彤始终像树叶一样，飘荡在窑岭生活的表层。《恍惚远行》中象征手法比比皆是，西医梁明渊与农民凌维森，牛与人，草岭与官场，精神病症与健全肢体，一组组鲜明的对比，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个象征符号，蕴藏着作者关于现代与传统、自然与人类、物质与精神等诸多层面的深邃思考，并激发读者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反思和回味。《旷野黄花》标题即为象征，“旷野”指向乡村大地，也象征大历史；“黄花”则是黄氏三代的生命之花，也暗指“昨天”——坚守的可能和不可能。而且，这部小说不仅有具体的细节和意象象征，还在长篇的章节结构上诉诸整体象征。作品分为四卷，每一卷一个“现实时间段”，以一主要人物为侧重，同时围绕他兼顾其他人物的呼应及人生轨迹，并为下一卷下一个主要人物出场埋下伏笔，整部作品呈“拱形结构”。这既为众多人物的塑造和小说繁复厚重的思想提供有力的支撑框架，更象征那个时代那方土地的历史风貌和人心流向，人性之光和时代之光闪现其中。

当然，将现代叙事技巧和乡土文学进行嫁接，象征的频繁运用，甚至运用审丑、荒诞、变形等超现实主义手法书写乡土中国，这并非李伯勇首创，其中不难看到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等文坛大师的身影。李伯勇固然借鉴了如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小说等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然而这些技巧并非如华丽外衣披附于作品，而是与表现内容血肉交融、互为依托。正如别林斯基所言：“如果有时代思想，那么，就一定也有时代形式。”[11] 现代艺术手法，对李伯勇的创作而言，已经不是一种外在形式，也并非他追赶时尚、炫耀技艺，它已然生成为一种思想方式，从创作主体的灵魂中流露出来，是基于生命主体在现实生活以及历史进程、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切感受。这就足可称道并难能可贵，成就了李伯勇创作的独特风格。

当今中国正大步迈向现代化、全球化，乡村振兴重回时代议题，乡土写作由此获得不断迸发出新的艺术价值的契机，并凸显其意义所在。乡土不可能简单地回归，即便文学可以想象一个乡土桃花源，但也不可能号召和引领人类重回于此。那么如何去发现、建构真正富有现代意识同时又精神健全的乡土品格，可能就不仅是李伯勇个人乡土抵达与返观所面临的问题。更何况乡土的问题也不仅属于乡土，它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本源问题，是整个人类精神何去何从的问题。虽然问题本身早已没有新意，但人类追寻答案的脚步却从未停止。李伯勇书写的意义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1］雷达：《民族灵魂与精神生态》，《光明日报》2006年1月20日。

［2］费孝通：《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乡土中国》，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II页。

［3］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页。

［4］ 李伯勇：《起看苍穹觅黄花》，《〈旷野黄花〉后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第303页。

［5］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8页。

［6］ 李伯勇：《乡土中国的文学形态》，《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7］李伯勇：《向着乡土生活掘进》，《瞬间苍茫》，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

［8］ 李伯勇：《潜行，并燃烧着》，《〈孤烟·繁嚣〉自序》，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9］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1页。

［10］李伯勇：《父兮生我·后记》，《父兮生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8页。

［11］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65页。

（作者系赣州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赣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刊于《今朝》2022年第2期

（责任编辑：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