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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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刘润发（原载《今朝》2022年第1期）
寨上，是大余县池江镇长江村的一个自然村落，名字很普通，背景却不简单。赣南最早的城，就在这个叫寨上的地方。说来惭愧，我也是很后才知道，赣南最早的城，竟然在自己的家乡。
寨上曾叫佘家寨，顾名思义，应该与“佘”姓有关，
但今天寨上已不见佘家踪影，居民多为刘、陈两姓。 岁月漫漶，已经无法考证寨上姓氏族群的辗转变迁。我的一位朋友就是寨上人，关于寨上古城最初的信息，也是他告诉我的。朋友说，他们陈姓，大约是370年前迁到这里的。陈氏之前，刘氏已在此居住，刘氏之前便是佘氏。那佘氏以前呢，谁又是这里的主人？时空流转，场景变幻，物是人非，甚至物非人非，这就是轮回吧！
朋友还说，江西的第一块秦砖、第一片汉瓦，就是在寨上古城遗址发现的，对此，我有点半信半疑。
在赣州城展馆，虽然没有证实朋友关于“秦砖”“汉瓦”的说法，但寨上是赣南最早的城却确凿无疑。
据周建华教授《赣州文明节点》记述，寨上古城遗址发现于1982年文物普查期间，在对该城址作进一步调查基础上，获得了大批印纹陶片和陶罐等遗物。经考证，初步认定寨上即西汉南野城故址。
但学界观点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南埜早在秦朝就已设置。秦朝也罢，汉初也好，赣南最早的城在寨上，赣南政权建置始于南埜已经不存异议。
不过，真正让人感兴趣的是，赣南最早的城为什么会在大余池江寨上？
那就把时光拉回到2200多年前吧。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气吞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但这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并不满足于中原的疆土，他心中有更大的抱负。在派蒙恬大将镇守北疆，确保北边无战事之后，他的目光投向了广袤而遥远的南方疆域。对中原而言，那里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语言不同、习性不同、族属繁多、种姓各异，这就是百越之地。
为了把这片土地及其子民纳入帝国版图，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秦始皇派出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浩浩荡荡开往南方。其中第四路从长江入鄱阳湖，再溯赣江而上，继而转入章江。行至位于南岭北侧的大余池江盆地，这支远途奔袭的大军停了下来，并在此驻扎。
于是，寨上这个偏远的小山村，从此进入自己的高光时刻。数万大军蜂拥而至，一时阡陌络绎、人声鼎沸。
尽管古城已难寻踪影，但一方东西宽近100米，南北长100余米，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略呈长方形的古城遗址，还是勾勒出2000多年前古城的不凡气势。遗址东西角引伸出圆锥形土角台，土脚台夯土层断面清晰。据《大余县志》和《大余县地名志》记载，古城发现前，夯土中的绳纹筒瓦和陶片、青瓷片叠压堆积，厚达2至3米，大多为古城居民或者说后古城时代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石斧和米字方格条纹硬陶、软陶，有六朝时的青瓷六系罐，大多为汉代遗物。从出土文物推断，朋友“秦砖”“汉瓦”之说还多少有点依据。
秦大军驻扎于池江盆地并选择寨上筑城有其内在逻辑。
彼时，寨上南面，赣江重要支流章水与杨柳河交汇于此，东面是连绵的群山。人逐水而居，城依水而建，寨上遗址依山傍水，山水力量在此汇聚。尤其是水，是一个城市必备的要素，作为人口聚集地，居民生活离不开水，城市防卫和交通也依赖于水。水滋润大地，也滋养人的心灵。早在春秋时期，《管子》第五章开篇就强调：“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古今中外众多名城，大都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总有一两条著名河流与它相依相伴。我国的长江黄河、印度的恒河、埃及的尼罗河、中东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欧洲的塞纳河……在这些河流的两岸，一座座繁华城市先后崛起。在汉语词汇中，“城”“池”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城”指城墙，“池”就是护城河，后来用以指代城市。城市依水而建，不仅彰显了古人的智慧，也成为后世城建的圭臬。
这里还是大余通往信丰的必经之地，往东南方向，是五岭之一——大庾岭的油山山脉，也是赣粤界山。土地革命时期，陈毅、项英领导的赣粤边三年游击战，就是以油山为中心，其军事意义可想而知。在此驻扎，依山傍水，攻守有方，进退有据，以池江为中心，大余八十里平川尽在一城掌控之中。
于是，数万大军开始在此筑基夯土，起墙架梁，一座古城突兀而起，一个新的地名——南埜，开始出现在中华典籍。不可否认，作为一座军事城堡，这座“城”的军事功能远远大于其他功能。市井长巷，聚拢来是烟火，摊开去便是人间。驻军也需要饮食起居，军民便开始在这里进行交易，逐渐有了最原始的“市场”。人群越聚越多，“城市”随之形成。
南埜不仅是赣南的第一座“城市”，也是江西三个最为古老的建置县之一，比汉高祖六年（前201）赣县的设置，早了近十年，这或许可以成为朋友“秦砖”“汉瓦”之说的又一佐证。期间，南埜曾先后分属九江郡、淮南国、豫章郡等不同郡治，县治所在地也多次发生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大余县始终归属南埜县。有地方志学者认为，从先秦、哪怕从西汉高祖六年大余归属南埜起算，至南北朝梁大宝元年，时间长达751年。而南埜县最初的县治中心就在大余池江寨上，无论存续时间长短，大余建县历史都应该从隋开皇十年往前推751年，达2176年。如果南埜县建置时间为先秦，历史就更长了。
寨上城堡成为秦军强大的后方基地，从这里出发，秦国雄狮继续沿章江向西南进发。在梅岭也即大庾岭，秦军扬斧挥戟，劈山开路，开通了五岭地区第一条南下的驿道——梅关驿道。
以大庾岭为界，岭北，已经是中原的神经末梢，翻越大庾岭，便是南越广袤的瘴疠之地。越地之广、种姓之多，超乎现代人的想象。《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会稽至交趾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但千古一帝秦始皇，既不满足现有的疆域，更不能容忍幅员辽阔的百越大地、南方漫无边际的群山中，潜伏着的民风彪悍、骁勇善战的众多百越勇士。他要建立不世之功，势必平定这个肘腋之患。这也意味着，南平百越必将是一场异常艰难的征战。尽管秦军久经战阵、弓强弩劲，堪称虎贲之师，还占据数量优势，但凭借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南方山地的崎岖破碎，越人如猿猴攀援，轻疾敏捷，让秦军腾挪失措，大兵团作战优势尽失。据史料记载，秦帝国前后派出60万大军，其中30万死在了岭南，接近平定六国伤亡人数，而耗尽的粮食、牲畜、木材、金属等更是难计其数，战况之艰难惨烈、代价之沉重由此可见一斑。尚且不去评判战争的功过是非，有一点不能忽略，2200多年前秦定百越，就已经基本奠定今天中国的南方版图。
翻越大庾岭的这路征战大军，一路南下，由于年代久远，具体征战路线已经难觅踪迹。我想说的是，这场战争的无心插柳之举，其意义或许一点不亚于征战本身。
出于征战需要，秦军开通了梅岭驿道。这条从秦汉开始就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从此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勾连在一起。就像秦军南征的另一路大军开通灵渠（又称兴安运河、湘桂运河），打通湘江流域和漓江流域一样，也贯通了长江与珠江流域。
驿道和运河，在秦始皇的统一大业中厥功至伟，也成为后世经济交流、文化传播的要道和纽带。
先有梅关道，后有海丝路。穿越梅岭，始通于秦汉，主凿于唐朝， 拓宽于宋朝的梅岭驿道，到唐宋时期，已成为连接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唯一陆路商贸通道，经此抵达东南沿海诸港口后，再到南洋。享誉世界的丝绸、茶叶、药材、瓷器等，从此源源不断运往南亚、中东乃至遥远的欧洲，来自各国的香料药材、珠贝宝石在抵达岭南后，也通过这条古驿道运往中原。陆海的历史性大对接，实现了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交汇，成就了中国文化经济的历史辉煌。
同样，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灵渠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灵渠的凿通，不仅沟通了湘江、漓江，打通了南北水上通道，极大促进了中原与八桂等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交往，对巩固和维护国家稳定与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2200多年前的“意外之举”超越时空，彰显了中华悠久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魅力！
2000多年前，通过驿道、灵渠……相对落后的广袤南方，逐渐融入了中原文明。今天，面向大湾区，这片土地 “融湾向南”，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为引领，在新一轮海陆大对接中，正致力于创造新时代新的辉煌。
从深邃的历史中收回目光，沿着缓坡，再一次登上寨上古城遗址。向南眺望，章江早已改道，杨柳河也变成了水溪，2000多年前两河交汇、流水汤汤的情景已经不再，古河道变成了肥沃的农田，当地村民称之为“坝子里”。 地名承载记忆，留存历史印痕，“坝”显然与水有关。筑坝的地方，水流肯定不会小，否则，就成“陂头”了。古城已然消逝，但不会消逝的是关于古城以及这片土地曾经走过的金戈铁马，正在行进中的奋斗创造，以及孜孜以求的未来愿景。有回望、有创造、有期许，这片土地才如此异彩纷呈、生生不息。
（责任编辑：叶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