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槃之树》

涅槃之树

文/范剑鸣

一

树木是人世最重要的坐标之一。“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诗经留下的甘棠之思，就是由树木构建的族群记忆。《圣经》也有类似的纪念之树，更有假想历史开篇的伊甸园生命树。树木的历史比人类还久，树木的寿命比人还长，这是大自然作出的安排。树木一旦被指涉为人类纪念之物，也就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在绵江河畔的各种公园或旧址中，我时常会看到那些挂牌的大树，年份少则百年，多则千年。它们静立于斯，经风历雨，把时间刻写成内部的年轮，对人世的垂注是不经意的。十年，二十年，当我们慨叹“换了人间”，这些老朋友般的树木在风中也有所呼应，点头默认。

我知道，树木对于不断强化的坐标意义并无感知。但有时候，树木的涅槃与人世的呵护互相交织，融汇着自然与社会的各自意志力，互为见证。

在瑞金叶坪乡洋坊村，就有棵这样的涅槃之树。它是常见的香樟，坐落在村口，腰围大如油桶，枝叶向四周伸展。向南，绿叶伸向了河边，脆弱的叶子会飘落到古城河中。古城河并不宽，两丈余，上面是一座新建的小桥。在桥上望去，香樟像是在招手迎客。树的北边，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土戏楼，两层，瓦顶，木台。这香樟树与古戏台孪生的样子，就像村庄简史的封面。

事实上，更吸引我注意的，是桥头那块大石头，因为石头上有几个毛体大字——“东山再起，大道之行”。这并不是村名，又蕴含着跟村名有关的典故。村子的名字叫洋坊村，原来叫东华村。几年前我就从朋友杨青山的微信上看到它。这块新近安放的石头像点睛之笔，坐落在香樟树下。而它所传达的，当然是这个村子所经历的时代之变。

受到景观石的吸引，我曾屡次起意前往参观，有时是带着驻村时村里的乡亲，有时是带着媒体的记者，有时是自己前往探访。这是古城河畔的一个村庄。杨青山当年被叶坪乡机关派驻到这个村里任兼职村支书。正是振兴发展的关键时刻，杨青山的使命就是规划建设好这个村子。他原是一名基层文化工作者，新的工作岗位显然激发了他指点江山的豪情。他着手修建一条条水泥路，修起一道道文化墙，修缮古戏台、旧池塘，几年时间让村子呈现新的生机。

那棵村口的香樟树，当然在默默看着这一切。它应该是欣喜的，振奋的。但谁知它陷入了无穷的痛苦之中。乡亲们发现了它的痛苦，因为它的叶子正在凋零，它的枝桠开始枯萎，它的根脉已经老化。乡亲们认为这是一棵树木该有的命，会有的命。这是上天所定，老之将至，无法改变。乡亲们理解这种命。就像老人一样，正是家业振兴的时候，转眼已到风烛残年，欣喜与痛苦交织，只恨无可延年，不能跟着儿孙享福。

这棵香樟树的痛苦，杨青山当然也看到了。他听了乡亲们的介绍和解释。但他不相信听天由命。他仔细察看了大树的土壤和环境，认为它还有希望，正像这个曾经衰落和破旧的村庄。他的信心，源于叶坪革命旧址群的先例。

旧址群就在他上班的镇政府机关对面。他可没少进去参加各种纪念活动。此地处于绵江河畔，最大的特征就是香樟成群，而且香樟树生命力超强。就在毛泽东旧居边，有一棵怀抱炸弹的香樟，跟东华村的香樟一般大，都是自然生长的。当年国民党投下的炸弹倒是没炸响，但树木有一次经受过雷击，那被劈落的一半仍然留在旁边展览，让人们惊叹。所幸这棵雷击的香樟经林业部门的抢救，继续怒放枝叶，在讲解员的口中成为革命事业的隐喻。

同样是香樟，东华山的这棵大树当然同样有希望。杨青山跟乡亲们一讲，大家觉得有理，不应该听天由命。他们请来了林业专家。专家来到村子里，围着树木转了一圈，指着裸露的根系说，这棵树没其它毛病，枯萎的原因是土壤不行。这树下的土经过乡民长期踩踏，变硬变薄，无法提供更多的水份和养份，满足树木发展壮大。

乡亲们恍然大悟。经过一番指导，救树行动就在乡亲们中间开始了。这可是一项累活。疏松旧土，培上新土，添上化肥养料，土面披上一层草皮，每天送水浇灌……杨青山组织乡亲们救护这棵树木，像精心地赡养老人一样。“赡养”古樟，乡亲们都愿意。这树可是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这棵村口的香樟树几百年了，陪着儿童游戏，陪着老人看戏，陪着妇女纳凉，陪着乡亲迎客。何况，这树还是是社公树。树下供的社公，是神。

传说，以前的社公供在大庙，挺受人尊敬，有吃有喝，不知不觉就骄傲起来，有时甚至要吃人。为此，孩子父母生气了，把社公丢入河里。有位牧童（俗称撵牛赖子）到河边放牛，看到水中有个塑像，拉起来一看，竟然是社公。社公求情，放牛娃历数社公之前作恶情状。社公反复告饶，表示要重新做神，做一个好神。善良的放牛娃把它拉起来，告诉社公不再享有大庙之尊和牲品之丰。从此乡民减了负担，但仍尊其为神，每年社日过节以鸡蛋薯粉做成春卷供奉。社公成了平民之神，依树而生延续香火，与乡亲们平等相处、相濡以沫。

救活的香樟树下，也有一座小如鸡埘的社公庙，缩微的门户也是新砖所砌，社公算是跟着沾光了。

乡亲们对香樟树的感情，当然不止社公小庙，还有一段特殊的苏区历史。东华村，紧邻着毛主席休养过的东华寺。1932年正月，患病的毛泽东在东华山休养，不时来到东华村看看乡亲，调查农业发展。乡亲们粮食不足，夹杂吃一些番芋，还顺手送些给毛泽东和贺子珍充饥。贺子珍为报答乡亲，就在古戏台上进行扫盲识字，毛泽东则在村子里指导水利建设。

当然，这些都是杨青山讲给乡亲们听的。杨青山是瑞金小有名气的红色文化传承人。他对挖掘村子红色历史不遗余力。杨青山的设想是，救活这棵树，不只是为村庄发展图个吉利，还要为振兴出力。他要把瑞金正在火爆起来的红色培训引到村子里来，让外头的团队来村子听红色故事。

村子里的故事当然多，他早就准备好了。话说当年，村民有一次为池塘闹起纠纷，原来是灌溉和养鱼之间的用水之争。毛主席平息纠纷后，建议家家户户多挖山塘，既可养鱼又可灌溉，村子里后来涌现十多口池塘，这些水面至今还在使用。毛主席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特意向中央政府打报告，派出红军到东华山下的古城河里，修筑了一座东华陂，灌溉了下游的大片良田，被人们称作“红军陂”。

见树思人，伟人犹在。乡亲们自然对古樟树情感至深。古戏台是清朝年间的建筑，两层小楼正对着远山的烽火台。村民钟南京家离香樟树不远，当然不忘在树下玩闹的情景。他在杨青山的鼓动下，开着小六轮义务运送了几十车好土。有一阵子，他每天都要拉着皮管来浇水。香樟，终于救了过来，枝叶繁荣，像一团绿雾笼在村口。

杨青山刚来村子里时，古戏台也快倒塌了。按风行的做法，土屋要全部拆除。但杨青山知道这戏台不该拆，叫来文化部门的干部认证，确定它有特殊价值的客家建筑，何况还是革命旧址。他反复跟上级反映，这样的古戏台别处没有，拆了就再也找不到了。在他的坚决倡议下，古戏台留了下来，成为香樟树最好的伴侣。他争取了保护资金，古戏台修旧如旧，还在旁边规划修建了“信念亭”和“子珍书廊”，以纪念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恩情。

古树苍翠，溪河流远。在进村的拱桥上，杨青山别出心裁，在路边竖起了“东山再起，大道之行”的赫红大石碑，把村子映衬得格外有生机。就这样，复活的香樟树成为村子走向新生的象征。病树前头万木春，病树获得新生，也是一身春色。乡亲们庆幸，如果不是遇到乡村振兴，不是遇到了杨青山这样的干部，香樟自然是另一种命运。

二

古树新村，是时下乡村旅游最普遍的景观。香樟，是江西的省树，遍布南方山河大地。在一些城镇，我时常在一条新修的水泥路、柏油路上，突然看到一棵香樟骄傲地站在公路中间。接受了人类对树木的尊重，树木也乐于以各种站姿见证客家村落的复兴。

每棵树都有各自的命运。也不是每一棵香樟在遇难或老去后都能复活。几年前，我在叶坪有名的红军村华屋，突然看到一棵自然枯萎的香樟，但它居然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获得了再生。

华屋，是成为全国网红的红军村，为人们所熟悉的，其实是松树。是村子后山岭上郁郁郁葱葱的松树林，特别是挂着烈士名字的十七棵松，人们称之为信念树。由于工作的缘故，我经常去往这个村子，但从没有关注村子里的香樟树。有一次，我似乎注意到有一棵香樟倒下了，横躺在去往山的路上。但我没有多想。我们热衷探访的是那十七棵松。

谁知道呢，一棵香樟的命运，会意外跟十七棵松扭合到一起。

这棵香樟十年前还好好地活着，不为人注意。它静立在通往蛤蟆岭的路边，高大，英俊。那一年，从北京来了一群人，来探访村子里成片的土屋，和土屋里的困窘。乡亲们把北京的客人带到了蛤蟆岭，看山上的松树，听先辈的故事。那是上世纪30年代的悲壮往事。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踏上漫漫长征路。华屋有十七个青年参加了红军，参军前每个人到后山上种下了一棵松树，从此再没有回来。

香樟树当然没有人注意。但香樟却注意到了人间的变化。两年后，村子里建起了六十多栋别墅。进村的路成了柏油路，保留的土屋成为标本，人们好奇地参观和对比。新修的祠堂前铺着地砖，不时有大巴和小车进村来，带来全国各地的口音。他们探村子的往事，穿起红军服，经过香樟树，来到松树林，向一座烈士纪念亭鞠躬。

村子里的人也渐渐变了。村前的土地上铺展无际的白色大棚，池塘边搭起了钓鱼台。商品蔬菜和时令瓜果，随着乡亲从大棚里涌出来。“十七松”注册成蜂蜜的商标，变成网页的二维码。村民空余的新房成了临时客舍，统一安排下迎来外地的游客。村子就这么热闹着，变化着。香樟树当然为之欣喜。

不料有一天，这棵高大的香樟树失去生机。乡亲们看到它枝枯萎，不知道是受了雷击，还是身心苍老，毕竟已有上千年历史。人们只能叹息，看着香樟接受无奈的命运。直到它的枝叶完全枯萎，与村子的生机完全不再协调，它终于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终于倒下了，而且被连根拔起。

在南方的村落里，一棵香樟的离去，要有严格的手续。当它走完程序，受到的关注度反倒高了起来。香樟的木质好，市场自然看好。高大的枝干，硕大的根系，是做茶几的好原料，最可能的去处是雕刻作坊。开始有客商前来洽谈。这时，乡长朱胜江注意到这棵老去的香樟，也开始打它的主意。他不想让这棵香樟彻底消失，就跟乡亲们提了个建议，可否就地做成庞大的根雕，把村子的风景移到木头中。

大家觉得这主意不错，2020年，果然请来了艺术家。一番交流沟通，艺术家准备将其精雕成一座红色历史大型根艺。竣工之后，我受朱乡长之邀，曾前往参观。他细致地为我讲述了根雕的来历，以及艺术家的匠心。据说，村子里请来的创作团队，是学校的老师及一帮年轻的学生。围绕着这根庞大的树根，他们忙碌了一年多。

当我打量这座栩栩如生的根雕，不由大吃一惊。在村史馆里，在宣传作品中，在干部和乡亲们的口述中，我对这个村子的历史当然无比熟悉。谁知道呢，这些熟悉的历史居然长在了香樟的树根上，仿佛原本就在、一直就在，突然被“连根拔起”，变成了视觉艺术。不能不说是新鲜的创意。人物和山水经过圆雕、深浮雕、浮雕等手法，历史与现实被精雕细刻。

后来，根雕外围建了一座亭子，亭子上高竖匾额，写着“十七棵松”四个金色大字。就这样，一棵即将消亡的香樟转眼变成了“松树”，成为新的网红打卡点。我静静地站在亭子前，看着蛤蟆岭那片松树林，想起乡亲们关于烈士的传说，反倒觉得香樟更像烈士的化身，更像村庄的化身。

一棵香樟树，远比松树的寿命更长。它站在村子里看啊看啊，特别是近十年的事情，它看出了历史与现实的精华部分。可惜，上天不再让它看下去。于是它召唤了一群年轻的刻刀，把看在眼里的东西，烙印心里的东西，变成可以诉说的艺术，留存在根系里。以前，它是从不声张的树。现在，它变成了不断诉说的树，诉说得有根有据，跟所有进村的人无声交流。

香樟的气息还在，村庄的气息还在，时代的气息还在。在清漆的保护之下，它重新生长，把根须长成了不朽的枝叶，把根须长成了能言的舌头。它替乡亲们诉说村庄的历史。知有来处，方能行远。一座大根雕，浓缩了一座村庄的变迁。我顺着乡长的指点，再次重温村庄的历史。

根雕上一共有八十一人，寓意是八一建军节。最早决定八月一日为建军节的，就是在瑞金召开的“二苏大会”上。从南昌起义部队经过瑞金，到瑞金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故都，无数客家儿郎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有华屋的十七个青年。“十七棵松”是村庄的灵魂，也是自然是根雕的核心。看吧，十七位红军跟三十余位老弱妇孺告别，根雕定格了历史的瞬间。根据已知的故事，我在木头上细细寻找和辨认那些熟悉的人物。

他叫华质彬，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文书，临别之际再三叮嘱妻子，一定照看好孩子，等他回来。随后他戴上斗笠，穿上蓑衣，箭步走出家门。看到爸爸要远行，九岁儿子追出门外，大声哭喊着要和爸爸一起走。听到儿子的哭喊声，华质彬不仅没有停下，没有回头，加快脚步消失在磅礴大雨中。他叫华钦材。出征时妻子已身怀六甲。妻子潸然泪下，欲语还休，默默为丈夫整理衣衫。青松无语，亲人情长。那些给战士送鸡蛋的老奶奶，送衣服的婶娘，送布鞋的小妹，仿佛刚从新居里走出来，又回到了村庄的过往。

一边是催人泪下的送别场景，一边是欣欣向荣的新村气象。村庄农舍，山石树木，山川河流，跟眼前实景形成有意思的对照。十七棵松树苍劲挺拔，错落有致。石阶步道蜿蜒曲折，沿山脊拾级而上，就来到红军烈士亭。高高的旗杆上五星红旗飘扬。一对新人来到烈士亭前祭拜，新郎右手高举握拳宣誓，父母和好友在身后聆听。一群红领巾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烈士林，几名少先队员肃立树下，高举右手行队礼。

别具一格的婚礼，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让根雕前驻足的少先队员、党员突然看到了自己，让红军村突然看到了自己。根雕与红军村，成为互相观看的镜子。一轮红日从群山中探出头来，其道大光。乡长告诉我，这群山是红军村的靠山，真名就叫太阳山。香樟树原本就是太阳山的子民，它接受过青山的滋养和太阳的照耀，现在它把太阳从心里掏了出来。掏出来的，当然还有红军村美丽的容颜，如画的山水：村前的小河，雄壮的堤坝，潺潺的流水，横跨的新桥。桥头的石碑上，“红军村华屋”几个大字赫然入目。

木头上，完全就是一个缩微的村子。如果你把真实的村庄参观完了，这座根雕就提醒你再划一遍重点。如果你没有参观完，它指点你继续参观。朱胜江说，根雕的本意是“寻根”。在他看来，新村与古树有冥冥中的因缘。这香樟根系发达，根块饱满，长约十来米，宽约五六米，高约三四米。它生于斯长于斯，千年岁月仿佛这是等待化身为根雕。它生前为历史见证，死后为现实作证，为此获得了重生。

我当然知道，这座根雕所寄寓的情怀，就是朱胜江和他的同事们一直以来奋斗的动力。根雕落成之后，叶坪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朱胜江前往北京参加了颁奖仪式。后来，朱胜江告别了叶坪乡，告别了这座根雕，去了一家国企工作。

能把内心见证的一切变成不朽的艺术，是一种幸福。就像诗人。朱胜江不是诗人，但他为根雕写过一首短诗：十七棵松振臂呼，万里长征离红都，铁骨忠魂今何在？星火燎原在华屋。他写的是树，也写的是人。我想，人和树一样，记录了奋斗和情怀，就是诗，就是诗人。

三

以树木命名一个地方，是人间常见的事。树去名还在，更是非常普遍的事。江山易改，那些地名中的树木会由于各种原因站不住脚根，白云千载空悠悠。在北京的五棵松，我当然并没有看到松树，更别说五棵的定数。我所在的小城有一个地名叫三头树下，曾有的三棵树当然也不复存在。

城镇如此，乡村亦如是。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一般会宿命地接受江山易改的事实。谁还会想去恢复地名中的植被呢？据说庐山的白鹿洞，确实有人为名实相符纠结过，历史上有个官员看到无洞又无鹿，硬是挖了个洞、雕了个鹿，惹来后来人的嘲讽。正因为这样，前几年我走进万田乡麻地村，不经意听到刘海东为村子的地名而种树，非常吃惊。

刘海东种的树叫银杏。两株，离刘氏宗祠不远，一个刚刚新兴的文化广场边，如今已有一层楼高。离他所怀念的银杏树，高大的程度当然还差得远。但从种下那一刻起，他就像感受自己的头发一样，感觉到树木正在慢慢长大，最终跟他打小看过的银杏树一般高大。

他印象中的老银杏，就在相同的地方。春天满树是绿色的叶子，到了秋天就是一片金子般的灿烂。而在落叶之前，它还会结出白色的坚果，挂得满树，引得大人小孩子上树摘取，成为乡亲们最喜欢的野果之一。刘海东记得这白果的样子，白果的滋味，而且猜到了村子的地名，就是由于这棵少年记忆中的大树而叫“白果树下”。

为村子命名的先祖，应该有浪漫的情怀。“白果树下”，是小地名，自然村的地名。而刘氏宗祠所在的山坳更小，是小组的地名，叫“吾花园”。更大的行政村名，叫麻地。

连我也非常吃惊，这个村子的先祖有着非凡的预言能力：如今的村子，确实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花园。那天，我沿着麻地村新建的公路拐进了“吾花园”，站到了一栋木质结构的客家建筑前，四望如画的村落和焕然一新的风景，暗地里频频点赞。刘氏宗祠的门楣上，“毛泽东旧居”几个字端居其上、庄重严肃，而“白果树下”的蓝色牌子陪于其侧、古意盎然。

我知道有一种树叫银杏。它喜欢出现在北京的街头，也喜欢出现在南方的深山里。吉安有个小山村，就把上百棵银杏当作天赐的资源，据以搞起了现代化民宿。但我不知道白果树是什么树。海东说，白果树就是银杏树，只是现在的村子里已经没有这种树了。为此，我不断地打听白果树的事情。

村子里那棵高大的银杏，传说已有上千年了。刘海东少小时常在树上树下玩闹。它是风景也是食物，是精神也是物质。村子里最高大古老的树，一般会被视作神物，于是银杏树下就有了社公，旺起了香火。

银杏没逃过一劫。银杏从此告别了这个村子。村子还是那个地名，但从此没有白果树了，白果树成为村民的怀念，成为需要跟后一辈解释的追忆，成为需要跟外来人注解的地名。一直以来，这份遗憾深藏在刘海东心里，而村子里的变化和他个人的际遇，让他突然觉得这是可以弥补的遗憾。

麻地村，在瑞金云石山与于都沙心之间，早年是个深山中的圩场。自然村呈“U”字形分布在高高低低的山坳里，方言称为“扑麻麻地”。这是瑞金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也是一个贫困村。十年前，外出务工的海东到了村子里，听到苏区振兴的消息打算返乡创业。他首先在村子的历史文化上打主意。

他想起了父辈的传说。上世纪三十年代，毛主席到麻地调研，曾住在白果树下刘氏宗祠东厢房。中央红军长征在瑞金出发，第一个夜晚就驻扎在麻地。正好，挂点单位是纪念馆。经一番考证，刘氏宗祠挂起了旧居的牌子，长征决策的文件，路线的地名。就这样，麻地村的名声渐渐传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子里重走长征路。海东在外务工做过厨师，就把宗祠边的家装饰一新，开成了农家餐馆，为客人提供食宿。

有一次，有个游客来到村子里，乡亲们推荐他来到白果树下，找到海东的家里。海东热情地接待了这位独行的客人。两人就长征的历史进行了彻夜交流。第二天告别，客人递来一百元钞票，海东没有收。从此，两人成了朋友。两人以长征的名义建起了一个微信群，微信群果然在不断扩大，都是来过村子里的客人。有的是一个人，有的是一个团队。

刘海东最难忘的是一对夫妻。两口子人到中年事业有成，想沿着长征的线路漫游中国，就买了一匹马临时练就骑术。高头大马出现在村子里，让海东的接待着实费了番功夫。这匹马离开白果树下后，海东看着它在微信群里一路远征，最后走进了这对夫妻出版了的一部书里。海东很开心，越来越多的人们记住了麻地，记住了白果树下，记住了白果树下那栋古朴的宗祠。

真是天时地利。让海东兴奋的是，挂点单位帮扶麻地发展时，不仅仅盯着这栋旧居，还盯着古旧的民俗。村子里保留着打黄元米粿的年俗，以前只是把米粿备作年货或送亲友的礼品，但没想过做成商品。乡村干部与驻村工作队通过调研，就动员把米粿推向市场。村里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专门种植特种原料谷物。合作社进行注册，扩大经营范围，全面生产预包装食品。乡亲们分工合作，村子里的贫困户成为社员，有的专门种谷，有的专门制碱灰，有的专业加工米粿。

金色的产业把村子里弄得热气腾腾。刘海东是个活跃分子，自然成了合作社的管理者。这就样，村子里白色的银杏果没有了，金黄的米粿又爆得大名。而红色名村建设又开始了，村史馆，墙绘，长征文化广场，“扩红”纪念碑，村子不断描红，水泥路也通到了白果树下。宗祠所在的白果树下，虽然不在公路边，但俨然是中心地带，人们来到旧居前，在文化广场上课唱歌，热闹极了。

打米粿过新年，一年一度的米粿节也办了起来。香喷喷的米粿把人们从城里引到村子里，体验民俗，参观新村，聆听历史，刘海东总是能找到用武之地。他能说会道，一张口就是民歌，还积累了一肚子的故事。他从小就喜欢坐在祠堂，听老人讲红军的故事。回到村里后，他开始收集和整理村里老人对红军的回忆。近十年来，他收集和整理的资料已超过20万字。

那天在白果树下宗祠前，我看到海东把手一挥，一段民歌就来了——《白军没有红军好》。可我还想听白果树的故事。他说，这些年吾花园在振兴发展中真成了花园的样子，但白果树下却没有白果树，他就想着应该恢复了。为了找到白果树，他这些年留意打听，终于在邻近的铜钵山找到了银杏。他开着皮卡车，来到深山里挖了两棵粗壮的树苗运回村子里，种到了文化广场边。

白果树，自然没有刘海东印象中高大神圣的样子。但白果树终于回到了村子里，就像在外闯荡了一番的刘海东，终于在家乡找到新的舞台。种白果树之前，海东是餐馆老板，是合作社理事会会长，是村主任，现在又是村支书了。

五一前夕，我冒昧地打他电话，问他白果树长得怎么样。他没有接。好久才回过来，说是下地耕田去了。不久，他在微信上传来了白果树的图片。能看到清风吹动它的痕迹。新长的绿叶，挂满了青枝，映衬着村里的白墙黛瓦、青山绿水，以及红色的标语、红色的旗帜、红色的五角星。

我隐隐有一种错觉：这移植的白果树，其实就是当年砍倒的那一棵，至少是它的后代，有着很深的血缘。一定是有只鸟儿，像刘海东一样热爱着白果树的果子，把白果带到了邻近的铜钵山，让白果树留下了后代。当白果树下又成了“吾花园”，它们就飞到了海东的梦里，来到了这个叫白果树下的小村子里。

刊于《今朝》2022年第四期

（责任编辑：代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