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滢
瑞金,一个在中国革命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一根与天安门广场相连的东经116度25分的刻度线,联结起了瑞金和北京,联结起了历史和当下。历史文献纪录片《从瑞金出发》,以对“革命地理”与“革命历史”的高度自觉,聚焦红都瑞金,聚焦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打天下,为人民治国家”的初心情怀,以厚重的史实、盎然的诗意,撬动新时代的“共情力”,成就文献纪录片“红色叙事”的高光突破。
“从瑞金出发”,那是怎样的出发?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开拓、到健全、再到远去,这是一部共产党人寻根的片子。无数的思索和追问在这里涌集,无数的重读和瞻仰在这里焕发光彩,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党治国治军方面孜孜探求。全片叙事聚魂于此:“一个点”——红都瑞金、“一根线”——“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色政权道路探索实践与现实启示”。
文献纪录片一般都非常注重基本的创作立意,也往往会思想主题先行,事实上大部分优秀纪录片都需要有很好的主题思想引领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当然,作为文献纪录片,其首要特征是历史性、文献性。历史波澜壮阔,史料浩如烟海,尽可能丰富占有资料是基础,但如何艺术地缝合资料素材则至关重要。人们常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不仅是因为讲述者属于当代,更在于讲述的历史内容需要符合当代人对历史的审视和理解。这是强化文献纪录片“让历史告诉现在和未来”的价值升华所在,更是决定其创作及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所幸,《从瑞金出发》做到了。
从瑞金出发,叙事由此聚焦。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瑞金被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并更名为“瑞京”。也正是在瑞金叶坪村的樟树林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的称呼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还是在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苏维埃政府作为党执政为民的政治实体,在经济金融、卫生医疗、文化教育等等方面,接着群众的鲜活地气,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描绘着共和国的蓝图,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最初的执政为民的历练。在苏区艰苦卓绝点亮着星星之火,以期未来可以呈现燎原之势。
从瑞金出发,又由此延宕开去,在大开大合中注重“空间”的衔接,充分体现出时空的纵横感。莫斯科—上海—瑞金、瑞金—东北—陕北,以瑞金为纽结点,空间上的腾挪辗转成为叙事收放自如的重要推动力,从而赋予作品大气磅礴、沉稳厚重的气象。《金色起点》一集,镜头从瑞金跳跃到上海瑞金路,目光从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那座瑞金老祠堂投向瑞金路上的一幢红房子,因为它是这次大会的筹划准备之地。一系列历史人物由此出场,行走的革命者拉伸了时空的纵向线和横向线,叙事的视野和史料的版图得以大大拓展,可谓神来之笔。红房子的“主人”,“苏准会”秘书长林育南携带为准备召开一苏大的文件,从上海秘密奔赴中央苏区,却因道路封锁而折返上海,不久即被抓捕,于1931年2月7日,这个原定在中央苏区召开一苏大的日子,与何孟雄等24人,在龙华被秘密杀害,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殷夫即在此列。虽然“五烈士”的故事,因鲁迅先生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而被广为知晓,但他们的牺牲,与中华苏维埃运动、与瑞金,竟然还有着如此千丝万缕的关联,恐怕这就并不为后人所熟知了。还有通过李一氓回忆,为掩护开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李一氓与刚从苏联回国的赵毅敏和李一超,组建临时家庭。后来通过电影《赵一曼》,李一氓才得知赵一曼就是当年的李一超。一段段隐秘却颇为惊心动魄的故事,得以现出历史的地表。一种冷峻、平实而质朴的文字与调性娓娓道来,受众能清晰而强烈地感受到凝重、某些局部甚至不乏压抑的整体氛围,于不动声色中重现了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背后的英勇悲壮和腥风血雨,于无声处听惊雷,历史的客观叙事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盎然诗意。
从瑞金出发,大事业、大奋斗、大精神,如此宏大叙事和主题宣传,却不失可看性,既抓得住观者心,更让观者意犹未尽,对文献纪录片而言,难能可贵。由于纪录片对史料要求的真实性和严谨性,叙述方式容易走向刻板和教条,不如艺术创造性更强的影视剧等那般活色生香。《从瑞金出发》之所以能挣脱这个桎梏,倚仗的是充盈的细节。细节,是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的某一层面、某一个甚至不被人注意的环节,可以是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情或神态,也可以是自然景观、场面气氛等。不管是哪一类纪录片,成功与否,往往最后都取决于对细节的拥有量和对细节的处理。九集篇幅,集集有故事,处处见细节,不断在各种历史记录当中挖掘被记录对象的细节,特别是在大量没有被广为知晓的资料里找寻和收集,受众被那些“陌生化”的信息所吸引,获得一种“解密”的接受愉悦,进而认同渗透其中的主题观念便就水到渠成。
至此,《从瑞金出发》堪称苏区文献纪录片的高光实践,但故事的开始,却并不是我党我军的高光时刻。开篇《东方欲晓》即讲述了一个革命“冰点”的故事。红四军在下井冈山时,宿营寻乌圳下村,惨遭突袭。《粟裕回忆录》写道:朱德同志却被打散了,身边仅有五个冲锋枪手跟随,敌人看到有拿冲锋枪的,认定有大官在里面,追得更凶,越追越近,朱德同志心生一计,几个人分作两路跑,自己带一个警卫员,终于摆脱险境。后来,军长的夫人伍若兰同志因重伤被俘,惨遭敌人杀害了。这是最冷的时刻,此时的红四军几乎陷入了绝境。圳下村往东,高耸的项山,挡住了敌人的追击,但红军战士却顽强地翻越了过去。这真是一个奇迹!这是革命创造的奇迹。项山东麓的小山村罗福嶂,给了红四军一个短暂的喘息之机。1929年2月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罗福嶂会议”刚刚开完,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前来通知,敌人正前来包围罗福嶂,红四军主力立刻向北朝瑞金转移。
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式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仿佛是奇迹(列宁《远方来信》)。主创者秉持唯物史观,突破“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传统叙事,从浩瀚的史料中打捞出历史的细节,引领着观众走进历史现场,在一场场曲折迂回的生死较量中,重新聚起散落于历史尘埃中的精神和血肉,让细节照亮风雨如晦的暗夜,在更深的精神层面展现了历史进程的沉郁和悲壮,突显革命者的激情信仰和精神丰碑。
说到奇迹及揭秘,据片中考证,1931年9月28日,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机关抵达瑞金县叶坪村,原计划休息一天后转移到福建长汀,以长汀为中心来领导红军下一阶段的行动。但中央苏区局突然改变计划,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终定在瑞金,与当地革命工作成绩优秀关系颇大,加之瑞金独特的经济地理条件,就这样,历史选择了瑞金。当人们惊异于历史的神奇,这其实不过是革命应有的内容而已。革命的每一天都在创造神奇,历史却对此习以为常,因为这一切都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必然。
片中浓墨重彩地抒写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创建中央苏区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发挥的杰出作用,不同过往的是,很多耳目一新的细节被发掘呈现,落英缤纷般附丽于历史大事件中,骨肉丰满、引人入胜。在郭沫若的回忆录《洪波曲》中,他记录了北伐战争时期,在南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印象:感觉毛泽东“静若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良。那时的毛泽东是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正在筹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还有,瑞金时期,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其实并不拥有非常稳固的个人领导地位,有时甚至是完全靠边站,纪录片如实记录下当时相关的细节。1929年冬天,毛泽东曾有过一段极为艰难的“鬼都不上门”的痛苦时期,又身患疟疾。那么面对革命生涯的低谷艰难,伟人又有怎样不同寻常的反应?1932年宁都会议后,遭“左”倾路线排挤的毛泽东抓紧学习,把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尤其读列宁的书多一些,因为离中国革命更近一些,他希望从中获取能够直接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思想,看列宁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些细节,让原本冷峻的历史,变得有温度,今天的观众看历史,不再满足于一个镜头、一行文字,看历史人物,不再止于一个名字。正是有了鲜活的细节,历史进程中我党艰难成长一路风雨,以及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气质才得以自然呈现;也正是鲜活的细节,让历史奏起情感的音弦,共振出不同时空下的人们心底不可磨灭的理想之歌。
从瑞金出发的故事很多很多,曾经发生的已成永恒,再出发的脚步仍在继续。一部纪录片,一次区域地理的国家叙事聚焦,打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新平台,打开了与革命“地理”和“历史”对话的新通道。“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听你讲所有的故事,我们的过去,这个世界的未来”。
(作者系赣州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刊于2023年《今朝》第四期
(责任编辑: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