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四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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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对《儒林外史》没有太大的喜爱，因为此书既没有《红楼梦》的钟灵毓秀，也没有《西游记》的天马行空，看上去全书人物嘈杂繁乱，线索芜杂，有看完即忘之感。
然而，鲁迅先生最推崇的小说，正是《儒林外史》。一九三五年，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一文里，针对一些看不起《儒林外史》的人，不无讽刺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伟大也要有人懂。”他认为，《儒林外史》问世以后，“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还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发出“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的叹惋。
读《儒林外史》，读出人生的真实与荒谬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鲁迅先生说：“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儒林外史》的伟大，首先就在于它那无情的、深刻的真实。从未看到小说的作者具有吴敬梓这样撕开假面、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巨大勇气；从未看到小说的世态描绘像《儒林外史》这样接近真实的生活。在清代，《儒林外史》被人视为洞察世态人情的教科书。在卧闲草堂刻本的评语中，就有当时人这样的评价：
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
这句话是说不要读这本书，读完以后你会觉得生活中所见之人、所见之事，无非都是书中人、事。掩卷而思，这句话难道不正是对《儒林外史》来源于真实生活的最高褒扬吗？由《儒林外史》的讽刺、世态描绘，意识到、警觉到自己身边那实实在在的社会讽刺性的存在，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吴敬梓的小说和以往的讽刺小说拉开了明显的距离，使它们望尘莫及。
《儒林外史》的真实，是由于吴敬梓把自己大半生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告诉了我们，其中很多人物都能在吴敬梓的人生中找到原型。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号粒民。清代小说家，安徽全椒人。在《儒林外史》中，杜家“一门三鼎甲，三代六尚书”的原型就是吴敬梓家族的“一门两鼎甲，两代六进士”。吴敬梓年少时也曾热衷于科举考试，更以科举世家而骄傲，所谓“家声科第从来美”。家族的荣耀源自科举，同样地，家族内的压力一样来自科举。从高中“探花郎”的曾祖父吴国对开始，吴家四代人的科举之路一路走低，科举不济直接导致仕途不入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祖父吴国对的孪生兄弟吴国龙，其子孙后代的表现非常出色。到了吴敬梓父亲这一代，长房在家族内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因此，吴敬梓作为长子长孙，从小接受儒家正统教育，身负父亲教导的“考取功名，振兴家族”的重任，真可谓压力巨大。
吴敬梓从小就聪颖过人，读书过目能诵，是远近闻名的神童。18岁时顺利考取秀才，但此后一直困于科场，心头的阴影一年比一年重。吴敬梓前两次乡试皆铩羽而归，第三次参加乡试，即将步入而立之年，因此颇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
本次乡试前，提督安徽学政的李凤翥在滁州主持了一次预考。赴考期间，吴敬梓在酒馆里与文友聚会，酒过三巡，他将怀才不遇的牢骚和对丑陋权贵的鄙夷一吐为快，却很快被小人传到了主考耳中。按清朝律令，士子不得结党、议论时政，果真是祸从口出。为消除考官的恶劣印象，更为保全乡试资格，平时心高气傲的吴敬梓求见了李凤翥。为表诚意，他向对方行跪拜之礼，乞求原谅。李凤翥倒是一点情面不留，狠狠训斥了他一顿，让他万分羞辱，颜面丧尽。
人生的荒谬从此时开始上演。
意外的是，考试结果出来，他居然得了第一名。原来，李凤翥阅卷后，颇欣赏他的才气，按才情给予了公正评价，但留下了一句“文章大好人大怪”的评语。同去的考生们闻讯庆贺，但吴敬梓心情复杂，考官翻手为云的手腕令他百感交集。
倘若李凤翥能继续主持乡试，吴敬梓大概能高中。同行的秀才们都认为，吴敬梓必中，哪有预试第一名乡试不中之理呢？但此时，另一个意外发生了。是年八月，在安庆举行的乡试，新上任的提督安徽学政变成了王兰生，这位雍正皇帝亲自任命的主考官比前任古板严苛。他对于上次预试的事早有耳闻，对吴敬梓颇为厌恶。于是，吴敬梓再次名落孙山，以致始终未能搏得一个举人。
荒谬的人生际遇在他的科举之路上再次上演。36岁的时候，吴敬梓曾被举荐参加博学鸿儒科的考试，对于吴敬梓这样的名士派文人来说，这本就是加入主流的最后机会。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吴敬梓的消渴症发作，不能成行。
此事之后吴敬梓的思想几度反复，但终究从“功名”的世界中解脱出来了，《文木山房集》的最后一篇《生日·内家娇》作于39岁，文中如此概括：“壮不如人，难求富贵；老之将至，羞梦公卿。”结尾更是石破天惊：“休说功名。”
这一年，他“休说功名”的决心已下；也是这一年，他正式开始创作《儒林外史》。
吴敬梓将自己经历过的真实人生用高超的写作手法融合在了他的小说中，具有一定的“群体自传性”。苏州群玉斋本金和所撰跋文一一列出了书中几十位人物的原型：“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杜慎卿为青然先生。……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腐朽的精神生活作了真实而彻底的揭露。杜少卿的原型是作者吴敬梓自己，杜慎卿的原型是吴敬梓的堂兄吴檠，还有科举考场上的失意者、幸运者，反映了吴敬梓对当时整个时代、社会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观察和探索。
不仅书中的很多人物大多可以找到原型，作者也很大程度上真实地描摹了这些人物所生活的物质世界。
我们从书中可以读出作者对真实性的热忱，这些真实细节的加持并没有让人觉得枯燥，反而我们能在文人的日常酬酢的表面之下读出一些饶有兴味的讽刺性。与存在很多因果报应、惩恶扬善的宋元话本相比，作者并没有因为去追求一味的教化效果或是为了表达观点而裁剪、曲解生活的面貌，没有将人物性格的一方面无限地夸大而忽略了一个立体的人，而是全面展现人物的真实面貌和生活际遇。
例如，书中第十四回和十五回中描写的马二先生游西湖的情景。马二先生由于受到封建科举思想的毒害，身在美中不知美，满眼只看到庸俗的东西，他无心观鱼赏花，却被御书楼蓦然撞见的仁宗皇帝题的几个字，吓得魂不附体。他戴着又破又旧的秀才头巾，穿着褴褛不堪的宝蓝直裰，把靴筒里的一把纸扇作为笏板，虔诚地行叩拜大礼，全然不顾自己二十多年科场失意，已然为八股取士消耗尽了青春，丧失了审美的天性。
又如，作者通过周进、范进二人的遭际辛辣地讽刺了弄得人神魂颠倒的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性。这种制度并不能选拔人才，周进、范进科举的失败和成功完全是偶然的。他们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八股举业上，只落得个精神空虚、知识贫乏的下场，以致后来范进当了主考官连苏轼这样的大文豪都不知道。
从吴敬梓所塑造的多个艺术形象中，读者不难注意到《儒林外史》的讽刺中一些根本性的特点，即人生的真实与荒谬的交融。吴敬梓精确如实地描摹“万目所共见”的日常生活，从平凡的生活形态和朴素的场景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批判和讽刺的倾向。这种“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艺术，读者只需细细咀嚼品尝，就能辨出真味。
读《儒林外史》，读出命运的悲与喜
在《儒林外史》为读者们带来深刻的讽刺性后，旋踵而至的便是思索过后深深的悲凉与叹惋。正如前人所言，《儒林外史》不只是一部单纯描写儒林“丑史”供人笑骂的讽刺小说，它更是一部饱含深情、陈诉一代文人之厄运的儒林“痛史”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范进和周进，分明是两个十分相似的人物，一个是久试不第，痛极而疯；一个是一朝得志，喜极而疯。两个同样扭曲的灵魂，两条相似的人生道路。
在孙绍振先生的著作《经典小说解读》中有对《儒林外史》中人物命运的悲与喜的精彩解读：
“范进的喜极而狂能得救，而其母却喜极而亡却无救。这其中包含着多层次的对照：一是其母乐极生悲与其子范进乐极生悲、悲而复乐的对照，二是死亡之悲，与整个富贵喜庆氛围的对照。多重对照使得结局的荒谬意味变得非常丰富。
我国古典悲剧大都受大团圆模式束缚，但是《范进中举》却对这个模式有所突破悲喜交加，大喜大悲交织。可惜的是，这一点没有得到后来者，包括作家和评论家的充分珍视。”
《儒林外史》常常对于他所讽刺的人物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和谅解。这是他与以往的讽刺作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撞号板、满地打滚，跪在地上向商人磕头的周进，发了疯的范进是可笑的。马二先生也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因此，周进、范进和马二先生等人给读者留下的主要印象是可悲，而不是可笑。他们在读者心中唤起的主要是同情，而不是厌恶。
吴敬梓之所以对于他所讽刺的对象，时时表现出那么多的同情和谅解，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吴敬梓对社会的深刻认识。他把罪恶与堕落的责任主要地归于社会制度，特别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灵魂的扭曲来源于社会环境的扭曲。思想的病态源自社会的病态。《儒林外史》中大量精彩纷呈的世态描绘，使读者从那种对于人物的爱憎中解脱出来，转向对于社会、对于制度的深思。
读《儒林外史》，读出人格的高尚与低劣
《儒林外史》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以思想见性长，吴敬梓是一个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小说家，他关心的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尤为关注知识阶层的精神独立性。
《儒林外史》第一回，作者按照中国古典小说常见的做法，借一个独立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他整个的创作意图。王冕隐而不仕的山林生活被吴敬梓所称赞，所以将其放在了小说开篇的位置，有着引领、指导全书人物的意义，是全书的精神领袖。
从第二回开始到第三十回则是小说的第二部分。在这部分中，吴敬梓对乌烟瘴气的科举制度、封建礼教和社会风气进行批判，对由此产生的科举迷和假名士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展示了科举制度下知识阶层丧失精神独立性的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场景。纵观上半部《儒林外史》，士人的品行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的沉沦，这种沉沦的过程可以通过范进、荀玫、王惠等人的逐一变化串联勾勒出来，在这条线索上，变化的极致便是上半部临近结尾部分的匡超人。像匡超人由一个忠厚孝顺的青年最后蜿变为结交权势、天良丧尽的儒林败类，其变化过程的描写真实可信，很有说服力。
吴敬梓在小说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第三十一回到第四十五回塑造了一批贤人真儒来展现自己理想中的文人形象。这些贤人真儒们宁愿闭门著书，也不愿被皇上征辟、走上仕途，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倡导，扭转整个社会的不良风气，从而实现“济天下”的远大理想。真儒贤士们倡议集资修建泰伯祠，希望借助修泰伯祠这件事情能够达到转变社会风气、净化民心、重塑民众信仰的目的。
作为科举世家后代的杜少卿，却无心科考，蔑视八股科举，弃功名如敝屣。在明清两代，功名富贵可以说是文人的试金石。在功名富贵这个放大镜下面，所有人都无所遁形，它烛照文人内心，显其灵魂。杜少卿不为功名所动，依然保持独立人格的难能可贵。他淡薄功名，傲视权贵；他扶危济困，挥金如土；他离经叛道，蔑视权威；他率性而为，回归自然；他尊重女性，独树一帜；他祭祀泰伯，颇有救世之心。
从第四十六回到五十四回是小说的第四部分，小说中贤人真儒改造社会的理想破灭，开始批判“全无礼义廉耻”的社会风气。在第五部分即小说的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中，吴敬梓将探寻的目光转向下层百姓之中，他发现下层民众中有一些隐于市井的“奇人”，由此形成了本书的一种环形结构。
读《儒林外史》，读出人心的滚烫与冰冷
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我们看到的是十八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虽然吴敬梓把故事安排在明代，但小说所反映的却是在清代前期，特别是康乾时代的社会现实。明代中叶逐渐萌生的资本主义，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中受到沉重打击。在《儒林外史》中，看不到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那种阶级对抗。在吴敬梓那里，金钱被看作一种使人堕落的力量，而富贵功名就是金钱的代名词。
吴敬梓用一种手术刀般的冷静与冰冷，剥开了在功名和金钱的腐蚀下人心冰冷的真相。这种人心之冷在书中比比皆是：王氏还没有咽气，她的两个哥哥王德和王仁就因为收了严监生的银子，迫不及待地要让严监生与赵氏成亲。严监生尸骨未寒，亲哥哥严贡生便如狼似虎，打上门来，要吞并弟弟遗产。匡超人为了金钱，竟和市井奸棍潘三勾结，伪造文书，充当枪手，后来潘三入狱后托朋友来向匡超人说情，匡超人在席上冠冕堂皇的一番应答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其无耻程度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当然，吴敬梓也用质朴的文字描写了人心的温暖。小说开篇第一回便刻画了秦老汉这一朴实的乡间老农形象。秦老汉自小见王冕长大、在王冕得罪了危素外出躲避时尽心照顾他的母亲，承诺“你尊堂家大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替你扶持便了”。王冕之母去世时，老汉又帮其料理丧事。如此淳朴深厚的邻里乡情，没有丝毫名利瓜葛。又如，第二十一回中牛浦郎之祖父牛相与间壁的卜崇礼老爹因交好结为了亲家：牛老死后，卜老爹先是帮助他的儿子牛浦郎料理丧葬、还清债款，还将自己的屋子腾出一间来给牛浦郎夫妻住，时常因想念去世的牛老而伤心哭泣。第二十回甘露寺的老和尚与寓居的牛布衣之间的相得相助，第二十五回鲍文卿与倪老爹两家的交往等，也都是人心之暖的写照。
读《儒林外史》，读出人世的广博与微小
吴敬梓见惯了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儒林外史》是一部“以公心讽世之书”，不仅“机锋所向，尤在士林”，而且“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如此高度概括《儒林外史》中对世相与人物的广泛描绘，是很贴切、妥当的。
《儒林外史》通过时间上的纵深发展和空间上的广泛分布展现了立体、多面的小人物群像。时间上，250多年的叙事展现了封建社会衰败趋势，众多父子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一代不如一代的社会现状。空间上，人物分布广泛，遍布12个省份，几乎覆盖了半个中国，又多集中在南方地区，尤以南京人口密度最大。
吴敬梓于《儒林外史》中塑造了380多个人物形象，有名有姓者足有270多个。通过梳理小说情节也可看出，《儒林外史》“不但写科场、名场、文场，而且写官场、市场、乡场、武场；不但写儒林，而且写绿林、禅林、武林”。除科举人物、官宦人物、豪门子弟和盐商外，也描写了很多广泛存在于社会底层，饱受苦难压迫和排挤歧视，无力跻身上层社会，精神上也极度苦闷压抑的无产者或小生产者。
在《三国演义》这部经典的文学著作中，充斥着那么多跑龙套的人物，许多人物只是像影子一样一晃而过，在几句平淡的叙述中，还没来得及给读者留下任何印象，就再也见不到了。这样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为数在百个以上。
相比之下，吴敬梓塑造小人物的手法有重大突破，除了涵盖的范围广大，人物的描写则于细微之处见精神。书中一笔带过的小人物往往都有各自的生活轨迹和思想个性。对于小人物的刻画，吴敬梓常以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
例如，第二回中写夏总甲：“两只红眼边，一副铁锅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清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席上。”这样，一个自高自大的小土豪形象就活现在我们面前。再如，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锣鼓喧天，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庄严肃穆，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将大场面的庄严和小人物的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对这些小人物入木三分的描写，三言两语就勾勒出了灵魂，不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还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
《儒林外史》的伟大，在于它是一部真真正正的人生之书。
20世纪的中国人，懂得这个“伟大”的首推鲁迅先生，第二便是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曾说，“假如这个世界中没有曹雪芹所描写的刘姥姥，没有吴敬梓所描写的严贡生……生命便不值得留恋了”（《谈人生与我》）。如果我们还记得，胡适当年只是承认“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吴敬梓传》），胡适的四分之一，在美学的一代宗师眼中已是二分之一。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确实是一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现实主义讽刺巨著，是一部真真正正的人生之书。
参考文献：
[1]杨基宁.吴敬梓“休说功名”[J].同舟共进，2020年05期
[2]孙绍振.经典小说解读[M].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3]张国风.儒林外史的人间[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4]刘永鑫，金开诚.吴敬梓与《儒林外史》[M].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注】：此文刊于《九歌.四季刊》2024春季阅读专号。作者韩超，青岛城阳区第七中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