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搏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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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家乡人把纯小麦面做的馍叫“好面馍”。这好面馍包括好面单馍、好面蒸馍和好面油馍等等。那时，小麦产量很低，农家日常生活主食以红薯为主、杂粮为辅，好面馍只能过年过节才能吃到。所以，那时的我，为了能顿顿吃上好面馍，总希望天天过年过节。然而，即使过年过节吃到嘴里的好面馍也很有限，甭说吃饱啦！
每年的腊月二十九，家家都蒸好多馍。但纯好面的少之又少。我记得那时父母亲和奶奶五更天就起床开始忙活着烧水发面，从早到晚忙活一天。尽管蒸的馍有锅盔、枣花馍、对馒头、菜包、豆包、红薯包、糖包等多种多样，可纯好面的只有两个锅盔、几个枣花馍和一竹篮对馒头。包子类的面皮都是荞麦面掺小米面的。占总馍量大半的对馒头，是用四分之一的好面卷四分之三的秋粮面做成的花卷馍。那时，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半圆形顶部有颗红枣的枣花馍，是大年初一早晨上坟用的，撤下来时才能享用；那两个扁圆形用芝麻盐分离成千层饼似的大锅盔，是大年初二早馏后一个送给姥姥，另一个家人切小块分享的；那一竹篮对馒头是过年待客用的，本家人只能大年初一午吃上一顿。唯一能选择含好面较多的就是花卷馍的绝头。所以，一馏透馍，我们兄弟几个就围住馍筐抢花卷馍的绝头。父亲知道了，就把我们兄弟几个叫到一起训斥一顿，然后说，要想多吃几顿好面馍，就要多挣工分，或者学挣钱的手艺。我当时虽然年龄小，挣工分和学手艺都为时过早，但我还是把父亲的话默默记在了心里。于是，我就期待着快点长大，长大了好多挣工分，并可以学顿顿吃上好面馍的手艺。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公社书记在我们生产队驻队，按照伟人提出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搞了一块八十亩的小麦试验田，并带领社员在试验田里打了一眼机井，还号召社员们多积肥。生产队为给试验田施足肥，除组织社员沤压绿肥和积高温肥外，还把村中的两个水塘抽干，准备挖出全部的塘泥。
为了早日挖出塘泥，提高小麦产量，达到一年多吃几顿好面馍的目标，我与本生产队的十来个初中生星期天也扛起铁锨去挖塘泥。生产队长嫌我们年龄小在那儿碍事，把我们都撵走了。我们小伙伴们心不甘，就自动组织起“学雷锋小组”，晚上借着月光到抽干的水塘里挖塘泥。我们的秘密行动又被查夜的生产队长发现了。生产队长告诉了校长。校长在周一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表扬了我们的学雷锋行动，我就像吃到好面馍一样高兴。
这块试验田的麦子的确长势不错，既稠密又不倒，落黄还好。生产队单独收打一核算，亩产三百多斤，比大田每亩增产近百斤。这一年，每户都多分到一些麦子，实现了一年多吃几顿好面馍的目标。这年农历十月一，我们生产队还破天荒地炸了一天油馍，我家分了一大盆子。这又焦又香的好面油馍，着实让我这个小馋猫解了一次好面馍的馋。不过，还离顿顿吃上好面馍的愿望相差甚远。
我上高中阶段，为多给家里挣工分，更为了能吃上一顿纯好面的小麻油葱花烙油膜，我常常趁星期六晚上用铡草机给生产队的牲口铡麦秸，或者帮生产队的磨面机手给社员加工磨麦面。那时，虽然连干一夜又累又困，可那满屋飘香的好面烙油馍的滋味是其他人难以体会的。
一九七五年初，我国学制由春季班改为秋季班。我高中多上了半年。根据当时形势，这半年学校把学生原班打乱参考个人意愿重新分成‘政语班’、“农机班”和“生化班”。我报入“政语班”，在潘老师的带领下到本公社先进大队做调查，然后实习写调查报告。我们第一站去了周柴大队。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姓柴，是位年轻漂亮的大姑娘。柴书记上午向我们介绍了她大队青年是如何“扎根农村学大寨”的。我们把本子放在膝盖上边听边记。然后，进行主宾交流。同学之间相互讨论时，柴书记回家给我们做午饭。中午，大家分坐在柴书记院子的几张小桌前，拿起又白又大又软筋的好面烙馍，就着桌上盆子里白菜粉条炖豆腐菜中的大块豆腐，都感觉特别的香。
我阶段性顿顿吃上好面馍是七五年下半年的事。这年的八月初，由于家乡大面积连降暴雨，距我村西南八十多里的舞钢两个水库相继决坝。洪水顺势而下，迅速把我的家乡汪成了水乡泽国。因水势过大过猛，设在公社粮所内具有一定防洪能力的省小麦储备库也未能幸免。
特厚砖墙内外水泥粉、室内高抬混凝土地面、预制拱顶覆盖油毡和沥青的一排排小麦储备库内，齐房檐高的麦子堆都进了水，开始急剧膨胀。大水下去后，持续高温，膨胀的小麦发出刺鼻的馊味。家乡人将这样的麦子叫做捂麦。库领导按上级指示，迅速组织人力打开储备库，把团块状的捂麦直接分到每个大队的生产队。生产队用车具拉回后，再分给每户社员。社员们先把捂麦淘洗后晒干，再逐次磨面吃。
我家当时七口人，分得的捂麦晒干后有四布袋，跟生产队夏季分的麦子一样多。只不过家里原分的麦子房塌过水后晾晒比较及时，捂得轻一些。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麦子，也由于捂麦不能长时间放，家里就舍得把捂麦磨成面蒸好面馍吃。但一吃才发现这捂了的纯麦面并不好吃：不仅没有正常麦面做的好面馍香甜，还有一股邪味。于是，我父亲便动手制作一个烤炉，把捂麦面加些食盐、香油、葱花等炕烧饼吃。这样一来，那股捂麦面的邪味被抵消了，吃起来感觉好多了。
也就是这一年入冬后，上级发放一批救灾取暖煤，生产队需派四十多辆架子车去二百里外的禹县煤矿拉回。因生产队长实在凑不够那么多能出远差的男劳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高中毕业不久的我便毛遂自荐参加生产队的拉煤车队。生产队长望着我是又惊喜又担心，惊喜的是终于解决了拉救灾煤出车不够的难题，担心的是怕从未下过大力气的我承受不了艰苦的体力劳动。经过我的再三请求和生产队干部的综合评估，最后批准了我。
我一连为生产队去禹县拉煤两趟，路上吃的都是父亲用捂麦好面炕的烧饼。第一趟还算顺利。但第二趟就不一样了：生产队长和政治队长明知天气阴晦，更懂时不待人，若降场雪，未分得救灾煤的社员便会在水灾后的简易房里受冻。为此，政治队长决定再次亲自带队出车。父亲日以继夜地为我赶炕捂麦好面烧饼两大布袋，估计有二百多个。当拉煤车返回至平顶山地界时，一连下了一星期的雨，我们只好滞于途中住干店啃干粮。好难待到雨停，但骤降的冷空气又致路面结了层冰。为了赶路，我们只好踏着溜冰行进，那走得快慢都不适、一不留神就滑倒的滋味太不好受了。政治队长见我上身只穿件单衣还满头大汗，便关切地问我能不能顶住。我坚定地回答，能！政治队长听了放心地让我稳住步走，他们到前面的叶舞两县交界处歇脚等我。从未做过这难的我就逐渐被抛在车队后面，并且越落越远。此时，孤车独行的我感觉从来没有这样落寞。当我行在长长的缓上坡道上，累得实在缺力气时，只好一手稳住前行中的车把，另一只手从裤兜里摸出又凉又硬的烧饼往嘴里填。就这样，我边吃边走，一步也不敢停歇。在捂麦好面馍的作用下，我终于爬上了坡顶，踏上了开化好走的路……
捂麦好面馍吃完后，日子又回到了“一季红薯半年粮，好面只能节日尝”的正常生活轨道。
一年过后，经过上级对口培训的我成了一名初中一年级民办教师，离能顿顿吃上好面馍的“手艺人”近了一步。当时，初中学制二年，上早晚自习。我除吃饭时间回家外，其余时间尽泡学校。当教师虽然可以记高工分，还每月有五块钱的工资。但为顾及教师形象，我春夏秋冬都得有身像样的衣服，还得补贴家庭生活开支。大队干部为发展集体砖窑经济，号召民师工作之余给大队窑场打砖坯，每上架一万砖坯奖励20块钱。我那年教学之余，共抽空打砖坯一万出头。虽然多了笔收入，可离“顿顿吃上好面馍”的期待仍遥不可及。
由于我的教学成绩突出，翌年，学校便安排我教初中毕业班快班的语文、品德、历史课兼班主任。而慢班的语文、品德课和班主任则由一贯教毕业班的校业务主任担任。这位学校业务主任，曾是我上初中二年级时的语文课老师兼班主任张老师，是名吃商品粮的公办教师。因为我上初二时的作文是班级中最优的，自然成了张老师的“得意门生”。听说这次让我教毕业班快班就是张老师向学校举荐的。可让我不能理解的是，这张老师竟把他自己的孩子也放到我教的班里。为“不辱使命”，我更是以校为家，以教为乐，把全部精力用之于教育教学。为提高升学率，考出好成绩，毕业班老师的下学期常常没有休息天。又是一个连续辅导学生的星期天，张老师看我辅导学生竟忘记了吃午饭，就端出自己刚蒸的好面馍让我吃。我谦让不过张老师的诚意，也因腹中过于饥饿，就拿了一个猛吃起来，觉得张老师这个好面馍就像肉块一样香。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因数学分偏低没能考中。因语文分偏低没考中的邻公社一名女生经人介绍成了我的女朋友，她也是一名民办教师。当时，就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志愿——努力考取能顿顿吃上好面馍的公办教师，并且学业上能相互帮助，才形成了“有共同语言”的订婚。而后，我们也确实把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学业作为了恋爱的“主体曲”。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招收优秀民办教师到大中院校进修学习，然后直接转商品粮来补充缺员的公办教师队伍。我和未婚妻双双考中，即将成为“教书手艺人”。但不久我们又双双落榜。究其原因，我是因政审环节“初中换小学课晚一个月”；未婚妻是因体检中发现有先天性心脏病。这对立志成为公办教师的我们俩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打击。
我情绪极度低落之时，张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是金子总会发光，你年轻，以后还有的是考取机会。可不能淹死在一个小泥坑儿里呀！”张老师的话，就像一对对精神好面馍，顿时增添了我走出情绪沼泽地的劲头。
我放下思想包袱后，又去做未婚妻的思想工作。当时，未婚妻深知双方家庭经济条件都不好，根本没能力医治她的先心病，怕从此失去教学工作和爱情，思想上压力山大。
经过一番思想准备，我主动约未婚妻促膝长谈。我从愿与她一起承担经济压力入手，畅谈了面临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终于解开了未婚妻的思想疙瘩。我们勇对残酷现实，经过实事求是的商议，制订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农历一九八一年最后的一天，我与未婚妻举行了结婚仪式。婚后，我们共同寻亲求友筹措资金和借用贷款，到郑州人民医院动手术。在郑州市一家亲戚的帮助下，妻子顺利入了院。经过心导管等一系列检查，确诊为先天性心脏室缺，需锯开胸骨打开胸腔做心室缺口修补手术。但血检发现血不凝固，暂不能手术，需进行药物调理和补充营养。我抓住这段相对闲暇的时间，用省吃俭用的钱买了两本数学指导书，天天如饥似渴地学习。二十多天后，妻的血凝度达标。一九八二年五月五日上午，顾玉筒大夫主刀给妻实施修补手术。从入手术室到出手术室历经八个小时。待妻修补好的心脏重新启动后，手术室的大夫们一个个脸上露出成功的微笑。
妻手术麻药抻劲后，缝上补丁的心脏和对接的胸骨钻心地疼。为让伤口尽快愈合，妻子咬牙忍疼不服止疼药。看见妻疼得脸上黄豆大的汗珠一串串地往下滴，我就劝她“实在顶不住就服点止疼药”。妻强忍疼痛说，她不能疼死。要是死了，我会人钱两空，她做鬼也不会心安的。听着妻的这些话，我感慨万千，感到妻就是维系我命运走向的好面馍。
妻脱离危险期后，医院让她订病号餐。妻本来每顿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一份菜就够了。她却每顿多订一个馒头，为的是匀给我一个。因医院不设外来护理，我不能吃便宜的病号餐，只能在外吃每顿三毛钱一小碗儿的汤面条，成天饿得无精打采，还坚持自学数学。自此，每当我偷偷到达医院妻子病床前时，妻就会把藏在身边的那个好面馍悄悄递给我。我怀揣好面馍迅速离开病房后，寻一绿荫遮蔽处狼吞虎咽下那个好面馍，再掏出衣兜里的数学指导书和本、笔继续学习。
手术二十多天后，医生让出院回家疗养。我望着从妻胸部层层纱布中引出来的两根软胶管里断断续续排出来的血水与痰液，有心想让妻再住些日子，但又怕带的钱不够用。为安全起见，我与主治大夫协商给妻开了两支球蛋白针剂和一定量的地高辛片药。并约定半年后来医院复查。出院的清单打出来了，大额的押金没剩余不说还欠一百多块。我们一听都惊呆了：亲戚朋友都借过了，剩下的钱只能勉强够打车回家用，往哪儿再弄那么多的钱呢？我当时对妻说：“你先回家，我留下作人质给医院打工还欠款。”妻痛哭流涕着说：“我这个样子能自己回去吗？”
内科五病区的蔡护士长见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就找到医院领导建议按特困户的住院标准重新结账。医院领导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同意了。新的清单一出来，我们不仅不欠费，还余近百元。我们望着蔡护士长白皙而微笑的脸，就像见到了怀抱好面馍来到人间的菩萨，心里充满无限的敬仰之情。
借贷四个多月时，信贷员听说我们发了工资，便到家里催还贷款。当信贷员问我们俩每月多少工资时，我说，每人每月十四块五。信贷员一听挠起了后脑勺，口中道，就这么点钱？连一个月的利息都不够！还贷款的事等以后再说吧。
后来，我们虽然种有责任田，但因为我们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教育教学之上，地总是种不好。再加上还债，只能把交公粮余下的多半麦子卖掉，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顿顿吃好面馍的愿望仍处于盼望阶段。
一九八五年，我再次以优异成绩被被师范学校录取。但这时的师范学校，已更名为教师进修学校，毕业不转商品粮。尽管如此，我仍乐此不疲，因为我懂得，只有离职学习才能保证有效的学习时间，也只有系统地学习师范类功课才是通往合格教师的正道。虽然下通知书前我已被乡政府任命为一校之长，但在留下当校长还是去上学的问题上，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后来，妻子也考取了这所学校。我们先后经过二年的离职进修学习，都顺利通过了民师招教考试。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夫妇双双吃上了“商品粮”，成了地地道道的教书手艺人。面对乡粮所面粉厂大型磨面机先剥去麸皮磨出的雪花似的又白又细又蓬松的精致小麦面粉，我们夫妇激动万分。因为我们终于可以顿顿吃上好面馍了！
我小时候，家乡人把纯小麦面做的馍叫“好面馍”。这好面馍包括好面单馍、好面蒸馍和好面油馍等等。那时，小麦产量很低，农家日常生活主食以红薯为主、杂粮为辅，好面馍只能过年过节才能吃到。所以，那时的我，为了能顿顿吃上好面馍，总希望天天过年过节。然而，即使过年过节吃到嘴里的好面馍也很有限，甭说吃饱啦！
每年的腊月二十九，家家都蒸好多馍。但纯好面的少之又少。我记得那时父母亲和奶奶五更天就起床开始忙活着烧水发面，从早到晚忙活一天。尽管蒸的馍有锅盔、枣花馍、对馒头、菜包、豆包、红薯包、糖包等多种多样，可纯好面的只有两个锅盔、几个枣花馍和一竹篮对馒头。包子类的面皮都是荞麦面掺小米面的。占总馍量大半的对馒头，是用四分之一的好面卷四分之三的秋粮面做成的花卷馍。那时，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半圆形顶部有颗红枣的枣花馍，是大年初一早晨上坟用的，撤下来时才能享用；那两个扁圆形用芝麻盐分离成千层饼似的大锅盔，是大年初二早馏后一个送给姥姥，另一个家人切小块分享的；那一竹篮对馒头是过年待客用的，本家人只能大年初一午吃上一顿。唯一能选择含好面较多的就是花卷馍的绝头。所以，一馏透馍，我们兄弟几个就围住馍筐抢花卷馍的绝头。父亲知道了，就把我们兄弟几个叫到一起训斥一顿，然后说，要想多吃几顿好面馍，就要多挣工分，或者学挣钱的手艺。我当时虽然年龄小，挣工分和学手艺都为时过早，但我还是把父亲的话默默记在了心里。于是，我就期待着快点长大，长大了好多挣工分，并可以学顿顿吃上好面馍的手艺。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公社书记在我们生产队驻队，按照伟人提出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搞了一块八十亩的小麦试验田，并带领社员在试验田里打了一眼机井，还号召社员们多积肥。生产队为给试验田施足肥，除组织社员沤压绿肥和积高温肥外，还把村中的两个水塘抽干，准备挖出全部的塘泥。
为了早日挖出塘泥，提高小麦产量，达到一年多吃几顿好面馍的目标，我与本生产队的十来个初中生星期天也扛起铁锨去挖塘泥。生产队长嫌我们年龄小在那儿碍事，把我们都撵走了。我们小伙伴们心不甘，就自动组织起“学雷锋小组”，晚上借着月光到抽干的水塘里挖塘泥。我们的秘密行动又被查夜的生产队长发现了。生产队长告诉了校长。校长在周一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表扬了我们的学雷锋行动，我就像吃到好面馍一样高兴。
这块试验田的麦子的确长势不错，既稠密又不倒，落黄还好。生产队单独收打一核算，亩产三百多斤，比大田每亩增产近百斤。这一年，每户都多分到一些麦子，实现了一年多吃几顿好面馍的目标。这年农历十月一，我们生产队还破天荒地炸了一天油馍，我家分了一大盆子。这又焦又香的好面油馍，着实让我这个小馋猫解了一次好面馍的馋。不过，还离顿顿吃上好面馍的愿望相差甚远。
我上高中阶段，为多给家里挣工分，更为了能吃上一顿纯好面的小麻油葱花烙油膜，我常常趁星期六晚上用铡草机给生产队的牲口铡麦秸，或者帮生产队的磨面机手给社员加工磨麦面。那时，虽然连干一夜又累又困，可那满屋飘香的好面烙油馍的滋味是其他人难以体会的。
一九七五年初，我国学制由春季班改为秋季班。我高中多上了半年。根据当时形势，这半年学校把学生原班打乱参考个人意愿重新分成‘政语班’、“农机班”和“生化班”。我报入“政语班”，在潘老师的带领下到本公社先进大队做调查，然后实习写调查报告。我们第一站去了周柴大队。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姓柴，是位年轻漂亮的大姑娘。柴书记上午向我们介绍了她大队青年是如何“扎根农村学大寨”的。我们把本子放在膝盖上边听边记。然后，进行主宾交流。同学之间相互讨论时，柴书记回家给我们做午饭。中午，大家分坐在柴书记院子的几张小桌前，拿起又白又大又软筋的好面烙馍，就着桌上盆子里白菜粉条炖豆腐菜中的大块豆腐，都感觉特别的香。
我阶段性顿顿吃上好面馍是七五年下半年的事。这年的八月初，由于家乡大面积连降暴雨，距我村西南八十多里的舞钢两个水库相继决坝。洪水顺势而下，迅速把我的家乡汪成了水乡泽国。因水势过大过猛，设在公社粮所内具有一定防洪能力的省小麦储备库也未能幸免。
特厚砖墙内外水泥粉、室内高抬混凝土地面、预制拱顶覆盖油毡和沥青的一排排小麦储备库内，齐房檐高的麦子堆都进了水，开始急剧膨胀。大水下去后，持续高温，膨胀的小麦发出刺鼻的馊味。家乡人将这样的麦子叫做捂麦。库领导按上级指示，迅速组织人力打开储备库，把团块状的捂麦直接分到每个大队的生产队。生产队用车具拉回后，再分给每户社员。社员们先把捂麦淘洗后晒干，再逐次磨面吃。
我家当时七口人，分得的捂麦晒干后有四布袋，跟生产队夏季分的麦子一样多。只不过家里原分的麦子房塌过水后晾晒比较及时，捂得轻一些。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麦子，也由于捂麦不能长时间放，家里就舍得把捂麦磨成面蒸好面馍吃。但一吃才发现这捂了的纯麦面并不好吃：不仅没有正常麦面做的好面馍香甜，还有一股邪味。于是，我父亲便动手制作一个烤炉，把捂麦面加些食盐、香油、葱花等炕烧饼吃。这样一来，那股捂麦面的邪味被抵消了，吃起来感觉好多了。
也就是这一年入冬后，上级发放一批救灾取暖煤，生产队需派四十多辆架子车去二百里外的禹县煤矿拉回。因生产队长实在凑不够那么多能出远差的男劳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高中毕业不久的我便毛遂自荐参加生产队的拉煤车队。生产队长望着我是又惊喜又担心，惊喜的是终于解决了拉救灾煤出车不够的难题，担心的是怕从未下过大力气的我承受不了艰苦的体力劳动。经过我的再三请求和生产队干部的综合评估，最后批准了我。
我一连为生产队去禹县拉煤两趟，路上吃的都是父亲用捂麦好面炕的烧饼。第一趟还算顺利。但第二趟就不一样了：生产队长和政治队长明知天气阴晦，更懂时不待人，若降场雪，未分得救灾煤的社员便会在水灾后的简易房里受冻。为此，政治队长决定再次亲自带队出车。父亲日以继夜地为我赶炕捂麦好面烧饼两大布袋，估计有二百多个。当拉煤车返回至平顶山地界时，一连下了一星期的雨，我们只好滞于途中住干店啃干粮。好难待到雨停，但骤降的冷空气又致路面结了层冰。为了赶路，我们只好踏着溜冰行进，那走得快慢都不适、一不留神就滑倒的滋味太不好受了。政治队长见我上身只穿件单衣还满头大汗，便关切地问我能不能顶住。我坚定地回答，能！政治队长听了放心地让我稳住步走，他们到前面的叶舞两县交界处歇脚等我。从未做过这难的我就逐渐被抛在车队后面，并且越落越远。此时，孤车独行的我感觉从来没有这样落寞。当我行在长长的缓上坡道上，累得实在缺力气时，只好一手稳住前行中的车把，另一只手从裤兜里摸出又凉又硬的烧饼往嘴里填。就这样，我边吃边走，一步也不敢停歇。在捂麦好面馍的作用下，我终于爬上了坡顶，踏上了开化好走的路……
捂麦好面馍吃完后，日子又回到了“一季红薯半年粮，好面只能节日尝”的正常生活轨道。
一年过后，经过上级对口培训的我成了一名初中一年级民办教师，离能顿顿吃上好面馍的“手艺人”近了一步。当时，初中学制二年，上早晚自习。我除吃饭时间回家外，其余时间尽泡学校。当教师虽然可以记高工分，还每月有五块钱的工资。但为顾及教师形象，我春夏秋冬都得有身像样的衣服，还得补贴家庭生活开支。大队干部为发展集体砖窑经济，号召民师工作之余给大队窑场打砖坯，每上架一万砖坯奖励20块钱。我那年教学之余，共抽空打砖坯一万出头。虽然多了笔收入，可离“顿顿吃上好面馍”的期待仍遥不可及。
由于我的教学成绩突出，翌年，学校便安排我教初中毕业班快班的语文、品德、历史课兼班主任。而慢班的语文、品德课和班主任则由一贯教毕业班的校业务主任担任。这位学校业务主任，曾是我上初中二年级时的语文课老师兼班主任张老师，是名吃商品粮的公办教师。因为我上初二时的作文是班级中最优的，自然成了张老师的“得意门生”。听说这次让我教毕业班快班就是张老师向学校举荐的。可让我不能理解的是，这张老师竟把他自己的孩子也放到我教的班里。为“不辱使命”，我更是以校为家，以教为乐，把全部精力用之于教育教学。为提高升学率，考出好成绩，毕业班老师的下学期常常没有休息天。又是一个连续辅导学生的星期天，张老师看我辅导学生竟忘记了吃午饭，就端出自己刚蒸的好面馍让我吃。我谦让不过张老师的诚意，也因腹中过于饥饿，就拿了一个猛吃起来，觉得张老师这个好面馍就像肉块一样香。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因数学分偏低没能考中。因语文分偏低没考中的邻公社一名女生经人介绍成了我的女朋友，她也是一名民办教师。当时，就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志愿——努力考取能顿顿吃上好面馍的公办教师，并且学业上能相互帮助，才形成了“有共同语言”的订婚。而后，我们也确实把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学业作为了恋爱的“主体曲”。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招收优秀民办教师到大中院校进修学习，然后直接转商品粮来补充缺员的公办教师队伍。我和未婚妻双双考中，即将成为“教书手艺人”。但不久我们又双双落榜。究其原因，我是因政审环节“初中换小学课晚一个月”；未婚妻是因体检中发现有先天性心脏病。这对立志成为公办教师的我们俩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打击。
我情绪极度低落之时，张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是金子总会发光，你年轻，以后还有的是考取机会。可不能淹死在一个小泥坑儿里呀！”张老师的话，就像一对对精神好面馍，顿时增添了我走出情绪沼泽地的劲头。
我放下思想包袱后，又去做未婚妻的思想工作。当时，未婚妻深知双方家庭经济条件都不好，根本没能力医治她的先心病，怕从此失去教学工作和爱情，思想上压力山大。
经过一番思想准备，我主动约未婚妻促膝长谈。我从愿与她一起承担经济压力入手，畅谈了面临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终于解开了未婚妻的思想疙瘩。我们勇对残酷现实，经过实事求是的商议，制订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农历一九八一年最后的一天，我与未婚妻举行了结婚仪式。婚后，我们共同寻亲求友筹措资金和借用贷款，到郑州人民医院动手术。在郑州市一家亲戚的帮助下，妻子顺利入了院。经过心导管等一系列检查，确诊为先天性心脏室缺，需锯开胸骨打开胸腔做心室缺口修补手术。但血检发现血不凝固，暂不能手术，需进行药物调理和补充营养。我抓住这段相对闲暇的时间，用省吃俭用的钱买了两本数学指导书，天天如饥似渴地学习。二十多天后，妻的血凝度达标。一九八二年五月五日上午，顾玉筒大夫主刀给妻实施修补手术。从入手术室到出手术室历经八个小时。待妻修补好的心脏重新启动后，手术室的大夫们一个个脸上露出成功的微笑。
妻手术麻药抻劲后，缝上补丁的心脏和对接的胸骨钻心地疼。为让伤口尽快愈合，妻子咬牙忍疼不服止疼药。看见妻疼得脸上黄豆大的汗珠一串串地往下滴，我就劝她“实在顶不住就服点止疼药”。妻强忍疼痛说，她不能疼死。要是死了，我会人钱两空，她做鬼也不会心安的。听着妻的这些话，我感慨万千，感到妻就是维系我命运走向的好面馍。
妻脱离危险期后，医院让她订病号餐。妻本来每顿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一份菜就够了。她却每顿多订一个馒头，为的是匀给我一个。因医院不设外来护理，我不能吃便宜的病号餐，只能在外吃每顿三毛钱一小碗儿的汤面条，成天饿得无精打采，还坚持自学数学。自此，每当我偷偷到达医院妻子病床前时，妻就会把藏在身边的那个好面馍悄悄递给我。我怀揣好面馍迅速离开病房后，寻一绿荫遮蔽处狼吞虎咽下那个好面馍，再掏出衣兜里的数学指导书和本、笔继续学习。
手术二十多天后，医生让出院回家疗养。我望着从妻胸部层层纱布中引出来的两根软胶管里断断续续排出来的血水与痰液，有心想让妻再住些日子，但又怕带的钱不够用。为安全起见，我与主治大夫协商给妻开了两支球蛋白针剂和一定量的地高辛片药。并约定半年后来医院复查。出院的清单打出来了，大额的押金没剩余不说还欠一百多块。我们一听都惊呆了：亲戚朋友都借过了，剩下的钱只能勉强够打车回家用，往哪儿再弄那么多的钱呢？我当时对妻说：“你先回家，我留下作人质给医院打工还欠款。”妻痛哭流涕着说：“我这个样子能自己回去吗？”
内科五病区的蔡护士长见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就找到医院领导建议按特困户的住院标准重新结账。医院领导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同意了。新的清单一出来，我们不仅不欠费，还余近百元。我们望着蔡护士长白皙而微笑的脸，就像见到了怀抱好面馍来到人间的菩萨，心里充满无限的敬仰之情。
借贷四个多月时，信贷员听说我们发了工资，便到家里催还贷款。当信贷员问我们俩每月多少工资时，我说，每人每月十四块五。信贷员一听挠起了后脑勺，口中道，就这么点钱？连一个月的利息都不够！还贷款的事等以后再说吧。
后来，我们虽然种有责任田，但因为我们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教育教学之上，地总是种不好。再加上还债，只能把交公粮余下的多半麦子卖掉，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顿顿吃好面馍的愿望仍处于盼望阶段。
一九八五年，我再次以优异成绩被被师范学校录取。但这时的师范学校，已更名为教师进修学校，毕业不转商品粮。尽管如此，我仍乐此不疲，因为我懂得，只有离职学习才能保证有效的学习时间，也只有系统地学习师范类功课才是通往合格教师的正道。虽然下通知书前我已被乡政府任命为一校之长，但在留下当校长还是去上学的问题上，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后来，妻子也考取了这所学校。我们先后经过二年的离职进修学习，都顺利通过了民师招教考试。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夫妇双双吃上了“商品粮”，成了地地道道的教书手艺人。面对乡粮所面粉厂大型磨面机先剥去麸皮磨出的雪花似的又白又细又蓬松的精致小麦面粉，我们夫妇激动万分。因为我们终于可以顿顿吃上好面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