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电视机

我不能忘记我第一次买电视机的情景。

那是三十六年前的农历五月初四的事情。那天，我向单位请假办私事，还被扣掉十元考勤费。那时，我的工资只有六十四元五角，虽然扣这考勤费比较多，但是，我也心甘情愿。我要去省城买电视机，而且，这事被一拖再拖，到了再也拖不下去了地步。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村里都很穷。那年，全村只有一家有一台电视机。这家男人公派在伊拉克打工，挣了不少钱，这年正月回家探亲，带回一台十八英吋电视机。这台电视机成了全村人的精神寄托，大家每晚都会挤满屋子，没地方坐就站着看。她家里的人先是陪伴，后来坚持不了了，就让大家看，自己进里屋睡觉，最后走的人把电视机电源拔掉。

我弟弟从此成了电视迷。每天晚上，洗漱完了，回屋睡觉，等到母亲休息之后，他就偷偷地翻墙出去，去五里之外的郢子看电视。时间长了，母亲发现墙头上苫的草都掉了，就知道有人翻墙。母亲第一反应就是我的弟弟天天翻墙去人家看电视，因为，我的弟弟平时在说话时，流露出对电视的兴趣。母亲就盘问我的弟弟，开始，我的弟弟不敢承认，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经不住大家的盘问，最后就承认了。这一承认，当然少不了一顿打骂。不过，这不是因为看电视，而是因为弄坏了墙头。事情败露了，母亲就答应弟弟天天晚上去看电视。从此，我的弟弟就能光明正大地去人家看电视了。每天晚饭之后，弟弟也不洗漱了，直接带着一个小板凳，哼着小调去看电视。

为此，母亲常常感叹家里穷困，不能满足孩子们的需要。那年，我走上工作岗位才半年多。为了弟弟的兴趣，为了母亲的愿望，我决定把自己一直存在银行的半年工资拿出来买电视机。

说起弟弟，我也有愧怍。虽然弟弟很早就不愿读书，但是，因为有他在家和父母一起劳动，我才有心思读书。弟弟在家里是劳动好手。记得，有一个忙假，我和弟弟一起插秧。弟弟让我先下田插秧，他在我的后面。当我们插到田中央时，弟弟加快速度，很快将我“关”了起来，也就是我落后了，弟弟给我留了许多空档，我赶不出来，而且越来空地方越多，只好求饶。弟弟的恶作剧让我感到羞愧，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没有给家里做出什么贡献。这是多么的无可奈何。

那时候，买电视机也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需要有电视机票，还得去省城。那年三月，单位里收到一封信，里面装的是电视机票，价格都是二百多到三百多，是一个人好几个月的工资，没有人愿意买，票被扔在一旁。我是在三天之后才决定买电视机，就从里面拿了一张票。为了工作，我拖了两三个月。现在，端午节到了，我得在端午节前把电视机买回来。

那天，我和弟弟起得很早，带上短扁担，和弟弟精心用蛇皮袋做的兜子，走了十五里地，乘车去省城。

到了指定的商店，我和弟弟第一次看到电视机有那么多品牌。从心里，我不愿花大价钱，但是，弟弟对十四英吋电视台不感兴趣，可能是看十八英吋的电视习惯了。我俩反复看了多少遍，最终，我决定买一个十八英吋的黑白电视机。弟弟听说买十八英吋的电视机，也十分高兴，和营业员一起抬箱子，拆箱子，检查包装，试看，我几乎插不上手。

我俩抬着电视机走在城市的路上，有人羡慕，有人鄙夷。

到了公交车站，因为人多，好几辆车子的售票员不让我们上车，我俩只好一人扶着箱子一边等待机会。好不容易来到客运汽车站，我去买车票，售票员告诉我，只剩下最后一班车子了，人多，只能站着了，问我愿意不愿意。我哪能不愿意呢？我和弟弟总不能在大街上过夜吧？

检票之后，我和弟弟把电视机抬到车子跟前，弟弟从车子后面舷梯上了车顶，把电视机捆好，下来后，我俩发现人多得让我俩无法进入到车子里。弟弟悄悄告诉我：“我俩到车顶上呆着。”于是，我和弟弟上了车顶。到了车子出站的时候，发车员看见车顶有人，不让车子出站。于是，车站里现场值班人员要我俩下来，我们说下来进不了车子，他说：“放心，我有办法。”我俩半信半疑地从车顶上下来。值班员让我俩站在车窗旁边，对里面的人说：“把头让一下。”然后，他用自己的双臂先后把我俩从车窗塞进车子里。我俩架在人中间，车子大约行走了七八里路，我俩才能落脚。

到了站，我和弟弟下车，又抬着电视机走了十五里才到家。到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弟弟并不急于吃晚饭，他把电视机搬到堂屋桌子上，把长长的排插摆放好，通电后，电视便放了起来。左邻右舍听到声音，知道我们买电视机回来了，都赶来看电视。弟弟给大家搬凳子，倒开水，十分开心。

从此，我家成了这个庄子里第一家有电视机的家庭，弟弟成了大家的服务员。

现在，每每谈起买电视机这件事，我有着深刻的认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要是多么执着。

                                                      2024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