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水尽头是新年

父亲的手术

手术室门外的守候大厅里，我正无着无落、惶恐不安的时候，喇叭响了:“蒋兆坤的家属，到手术室里来一下。”蒋兆坤，我父亲。这一声，如同一个拯救，我快步来到手术室门口。主刀医生打开手机里的图片，一张一张地给我看。“你父亲的手术很成功，等他从麻醉中醒过来，就可以回病房了。”我只能一个劲儿地点头，连声说着“谢谢”。

医生突然问我:“你知道我是哪个？”他这一问，我才陡然觉得这声音好熟悉，连忙叫了他声“蔡主任”。蔡斌主任，我父亲的主刀医生，开刀前的一系列治疗工作，都是他精心安排的。

今天早上父亲的这台手术，蔡主任昨晚就微信告诉了我，说安排在第二天早上的第一台。

后来，父亲在病房中告诉我们，他从手术室回返病房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没有被手术，什么都没有做，就又让他回到了病房。

其实，在父亲出来之前，已经有好几床病人做好了手术被家属推出来，重新回到病房。我就注意看病人们的表情。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妻子在病床上，对推着她的丈夫露出了甜甜的笑容；有一个小孩子，被她的爸爸妈妈往病房推的时候，还嘀嘀咕咕地跟父母撒娇。

那么，我们推着父亲的时候，也由手术前的疑惧担心变得轻松欣慰，更觉得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各种奔波劳碌是值得的。

父亲被撞

早几天，天擦黑了，突然接到大哥的电话，说父亲被撞了，交警处理下来，对方全责，双方协商解决。

我陡然就有东西南北混乱的感觉。那天早上父亲骑着三轮车，到了我在镇上的家，带来点菜什么的。收拾妥当，临走的时候，他说自己老了，骑不动了，以后洗澡啥的，让我骑电瓶车回老家驮他去浴室。我满口应承。怎么这会儿，就被撞了？看来，连所谓的岁月静好都是一种奢侈，意外还是弯道超车，比明天抢先了一步。

大哥还说，父亲马上到我家门口，先到镇上医院先去看看。

不大一会儿，一辆破旧面包车停在了家门口。父亲下得车来，满脸灰黄，眼睛肿胀，眼眶淤紫，脖子上还有几处擦伤，更为严重的是右膀的上段断了。他一步一挪，身子摇摆，神情倦怠，剧烈的伤痛就像夜色那样弥漫开来。

我无法想象，刚刚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场车祸是怎样的乒乒乓乓、劈头盖脸。

那时，他就站在我老家西山头的路边上，等我侄女下班回家。

等来的却是一场飞来横祸。一辆快速行驶的电瓶车“乓”的一声，撞倒了我父亲。

大哥的回忆是这样的:他在家中，正端着酒杯，突然听到一声巨响，他原先以为响声来自房间，起身到房间查看了一下，没有任何异常。听到路口有嘈杂声、呻吟声，跑去一看，父亲倒在车祸里，伏在伤痛上。

于是，报警。交警来了，勘察，出具责任认定书。于是，我接到了大哥的电话；于是，父亲那天第二次出现在我面前，像一个残兵败将，却永远也不知道战场在哪里。

父亲的第一次哭泣

撞下来的第二天午饭的时候，父亲哭了。

异乡的一个小餐馆里，我们准备随便吃点，再往泰州市人民医院赶。

父亲用了一辈子的右手，此时毫无用处。他说不饿，一口也不想吃。其实，从昨晚开始他就没怎么好好吃过。

我夹了点菜，送到他嘴边。他张开嘴，菜没吃，却嘤嘤哭了。我知道，此时父亲内心深处是翻江倒海般的搅动。经此一劫，本就荒芜的老境更加不堪；再想到母亲一人在家，她不会用煤气灶，平时都是父亲煮，不知道我们吃饭的这会儿，她有饭吃了没有。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有一家私人骨科医院，据说有祖传手段，方圆有点名气。肇事方要求先到这里看看。昨晚上，我们的那家乡镇医院束手无策，要求转大医院。疼了一夜的父亲，又被拉到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轮到父亲进去看的时候，已经晌午了。拍片，诊断，要住在那里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显然，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糟糕的，我建议去泰州市人民医院，一来近些，二来医术上也让我们放心些。

他们都往外走，我返身去拿东西。刚走到诊所门口，一个老人从诊室出来就倒在了门口，两个白大褂忙里忙慌地出来，对老人展开了急救。那个刹那，生命的潦草和脆弱就完全展现在我面前，面目狰狞。

这一幕，幸好我的父亲没有看到；泪水在他脸上恣意流淌的那一幕，是他留给那个异乡的一片漂泊云朵？

这么些年来的打拼，我知道，泪水要找寻一个男人，常常是在他独处，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一找一个准。

可是，这支泪水的小分队，却执意在那个阳光朗照、众目睽睽的时刻，弥漫了父亲的脸庞；并且在多日后我回忆起来的时候，再顺藤摸瓜找到我。

我拿了纸巾，替父亲擦去眼泪。

大家默默上车，车轮滚滚，前方在我们面前依次展开，并一一到来。

开刀前的纠结

父亲开刀前的日子比较难捱。

首先，开不开刀，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父亲岁数大了，瘦弱、心脏病、高血压、肺结核病史、肺气肿，都是一个个让我们揪心的事实。不知道是出于对刀子的害怕，还是对自己身体的担心，父亲一开始也不想手术。医院一方，对于是不是给父亲手术，让我们两家去自行商量，他们大致描述了一下手术跟不手术各自的预后。

六神无主的时候，我跟一个素未谋面的文友许起老兄沟通。他自己也是一个医生，抗越自卫反击战之后到了一个地方医院。他建议在身体耐受的情况下，优先考虑手术治疗，好得快，对以后生活的不良影响要小。

接下来，就要跟医生沟通了。那天，我起了个大早，费了一番周折，找到蔡斌主任。其时，他正在门诊接诊，瞅得一个空闲，他简单地跟我交代了几句。从父亲的各种身体指标来看，他耐受，可以手术。从门诊出来，我长舒了一口气，比我那天走过的所有路的总和都要长。

那么，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就是首要任务。我联系了一辆车，把叔叔和家族中的一些其他熟人带到了医院，让他们劝劝父亲。最后，父亲答应了手术。

不能不说到钱。这几天下来，都是肇事方的长子白天在医院陪着父亲。平心而论，父亲住院的那段时间，他也尽到了一份责任。可是，手术费用毕竟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种支出有点难，尤其是这样的支出来得莫名其妙的时候。

于是，手术的前一天上午，我跟他交涉我父亲的手术费用问题。他脸色有点下沉，说了一些怕前怕后的话，当然这些担心有一定的道理，我能理解。到了下午五点多钟，他终于按照院方要求，缴纳了两万块钱的手术费用。

我转到一个无人的角落，把那天早上在手机银行里借的三万元贷款，还掉了！

后来，妻子总是说我，那段时间我面黄肌瘦，像个鬼。

父亲的第二次流泪

手术出来回到病房以后，医生交代:两个小时之内，不允许父亲睡觉，也不喂食。来到医院探望的人好几位呢，我让他们都出去找个地方吃饭，早过了饭点了。

我留下来，一个人陪着父亲。这么些年来，我独自陪父亲的时光太少太少了。每当看到他眼皮下塌的时候，我就叫他“爹呢”，他也马上一个激灵，慌忙答应我。

他累了，一个深渊就等着他往下坠呢。我问他疼不疼，他摇头。心电图仪器，就在枕头旁边；吊瓶里的水滴，有条不紊地滴往父亲的脉管。病房在十九层，这样看窗外的马路上，那些来来往往的车辆，就有了几分恍惚感。

由此，我知道:病，也是一种常见的生命形态。

在病房里，和父亲第二次独处的时候，他再次老泪纵横。他告诉我，大哥打他，在他的屁股上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他说着这些的时候，我用一个毛巾，温水里过了一下，拧干，为他擦着屁股。到卫生间洗过毛巾，再擦，如斯反复。擦好了之后，撒了一点粉。

边做，我边安慰父亲:大哥是个粗人，这几天他鞍前马后，一步不离，睡不好，吃不好，你还老是拉在裤子上、铺上，不打你，打谁？

话，我尽量戏谑着说，可是，我内心是汹涌澎湃的。

嗯，是的，手术之后，父亲大小便失禁了，想必这是麻醉引起的不良反映。

签字，签了个意外

父亲手术前，麻醉师必须要找我签字，这是流程，也是一种告知。在手术室旁侧的一个小房间里，我和他会面了。

一直到现在，我记忆里，只有这位麻醉师的声音，没有形象。一面口罩，遮住了他的大部分脸庞。一块玻璃，把小房间隔成外面和里面，一个小小的窗口，成为我和他有效接触的通道，好像我来到了银行窗口。

他推来几张纸，说:你父亲有高血压、心脏病，还贫血，右下肺好像还长了个什么东西。那不去管它吧，反正是膀子开刀。你签字吧。

他用手一指，在他指定的位置，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右下肺好像还长了个什么东西？父亲只是说，他有过肺结核的，现在有肺气肿，从来没听说他肺部有其他疾病。

这个意外，我决心瞒着父亲。可是，它却成为我的一个沉重负担。咨询蔡主任，他再次查看了一下父亲的各种影像资料，告诉我说肺部确实有问题，有三公分的样子，要到胸外科进一步检查。

后来，父亲的出院记录对这里的描述是:局部有密实性阴影，如有需要，则进一步检查。

在父亲的这个“密实性阴影”里，我暗中做了不少的事情。

父亲出院以后的第一次复诊，我悄悄挂了肺癌科的一个专家号。轮到我进去以后，那位专家不耐烦我的陈述，让父亲两个月后再来做个胸部扫描，两相对比，才可以确定是个啥情况。

我出来，回到了父亲身边，啥也没发生一样。

父亲复诊完，蔡主任让我去找隔壁胸外科的一个陈姓医生，他们是朋友。他已经跟陈医生打过招呼。

我找到陈医生，他热心地接待了我，并且打开了电脑，找到父亲的肺部扫描影像，神色凝重，让我元旦后联系他，再来医院做个气管镜。气管镜这东西，还得预约，要办理住院手续。

做气管镜，又要打麻醉。再说，就算如果是癌，我也不想让父亲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开两次刀。

况且，新年已经向我们走来了。

泪水尽头是新年

父亲的第三次流泪，是在电话里。

再有两天就是新年了。

这些年，妻子一直做着小生意，节假日是关键，况且这年关岁底，自然是紧张而忙碌的；我打打下手，也难以脱身。

父亲出院以后，在老家养伤，由母亲照料。我们决定除夕不回老家，让父母过个简单的年。对于这样的安排，父亲虽然腹诽，但还是勉强答应了。

我知道，父亲早就习惯了接受我们对他做出的种种安排，而我们的童年、青少年时期，父亲是专制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不知道始于何时。

可是，父亲还是没绷住自己，在电话里哭诉了他的委屈。大抵是说，别人家都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一家欢欢喜喜、团团圆圆的。而我们一家，这么些年来，就没有过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年，加上他的右手活动受限，更让即将到来的新年有一种巨大的无力感。

他一直渴望着过一个蓬蓬勃勃、团团圆圆的新年，今年尤甚。

那时，天已经黑透了，我正在吃晚饭。拿着电话，我只是听父亲说，自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大概是觉察到我们的难处，亦或是父亲觉得他自己有点失态，很快他就挂断了电话。

放下手机的刹那，新年“啪”的一声，趁着夜色，向我靠近了一大步。

除夕那天傍晚，我还是回了趟老家，和父母一起待了会儿，算是给他们一个潦草的安慰吧。

父亲在，春天就在

新年过后，在父亲的肺部上，我又开始了问诊。这次，我求助的是泰兴市人民医院的何小敏主任。跟何主任，我们十几年前就有联系了，有个病痛啥的，我发微信，他都耐心回复。他也在肺结核门诊坐诊，请他出主意，靠谱。

他回复我，让我父亲去医院抽血化验，看看跟肺部相关的一些肿瘤指标是否异常。

这个方法不错，对人体几乎没有伤害。我打电话给父亲，让他到泰兴把肺气肿再查一下。父亲一口就回绝了，说肺气肿治不好，不要去浪费这个钱。

时光按着它自己的节奏，从容向前，天气也渐渐转暖了，各方面都有了春天到来的迹象。

风和日丽的一个下午，我回到老家，再次劝说父亲，去医院把他的肺气肿检查一下。

这次，父亲答应了。从屋里出来的时候，我跟一束阳光撞了个满怀。

检查下来，父亲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何主任又打开电脑，找到父亲的影像资料，把那个“阴影密实”的部位颠来倒去地看，告诉我不像癌症，肺结核好了之后，肺部也会留下这样的疤痕的。

感谢了何主任之后，在心里，我还必须狠狠地感谢一下命运。

回去的路上，春天正大张旗鼓地向我们走来！

车子上，父亲又一次怪罪我:你看，我说肺气肿没事，也看不好，你偏要来，又浪费了不少钱不是！

怪罪吧，怪罪吧，巴不得整个春天都来怪罪我，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