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爷

村里流传一句话：要是渡爷还在，就好了。前几天八十多岁的柴婆还这样说。

柴婆是空巢老人。她五十岁的儿子带着儿媳和两个孙子在深圳打工，偷了公司东西，被公安抓了，消息传到村里，她说，打死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要是渡爷还在，会动员大伙儿去向公安要人。

两天后，柴婆的儿子打回电话，说小偷伪造假现场向他们栽赃，公安弄清楚了，放了他们。柴婆说，小偷败坏别人名声，要是渡爷还在，咒他八代祖宗。村里人应和道，我们凭良心搞饭吃，要是渡爷还在，就好了。

柴婆小渡爷二十来岁。那年月，在村子西北角山脚高大的槐树下，一排三间矮小的泥巴墙茅屋，便是渡爷家了。渡爷没子女，兀自伛偻着身躯，长髯银须，宛如茅屋里黑不溜秋的家什一样苍老。

柴婆是隔壁邻居，有什么好吃的，就给渡爷端过去一碗；在年关给渡爷递过去一双她手工做的布鞋。渡爷说，过新年穿柴婆做的鞋，养脚，舒服。

渡爷读过三年私塾，是村里稀有的念过书的人。他以绝对文化优势当选大队文书，兼任生产队队长，一上任就发誓要带社员们清贫守志，艰苦奋斗，割资本主义尾巴。

以柴婆为首的几个女人，悄悄地种自留地，把本应属于集体统筹的猪粪、牛粪之类偷偷地埋在自家地里作肥料，被渡爷发现，找来几个精壮劳力，不问三七二十一，耖了这几家的地，掘地三尺。柴婆没吱声，那几个女人也就躲得远远的，连这几家地里的蚯蚓都不敢强出头了。

大凡有个通知，读个报纸，传达什么文件，渡爷就提着挂在茅屋墙上的那面破锣，到门外“当、当、当”地一阵乱敲，然后扯着高音喇叭式的嗓子吆喝：开会喽——。声音拖得长，像他家那只公鸡的报晓。

各家各户提着小板凳风涌到茅屋前坐下，渡爷神色飞扬，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给大家读，顺便即兴解释几句，下几句可有可无的评注，而后目光慢慢地扫视全场一遍，眉飞色舞地补上一句：都听懂了么？

每天傍晚，渡爷坐在茅屋的门槛上，朗文诵诗，摇头晃脑，抹胡捋须，伊伊呀呀，悠悠扬扬，大家觉得他是在唱。小孩们好玩，有时聚集在他面前，蹿来蹿去，嘻嘻哈哈。唱到动情处，他就将这些小家伙叫到跟前，以老人之言教诲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吃苦中苦，难得人上人；小孩儿们要好好念书，长大了才有大出息。

以柴婆为首的几个女人说他疯疯癫癫的，是个孬子，他瞪着散光的双眼嗔道：妇道人家什么都不懂，还不尊重文化人。

后来，陆续有青年人中学毕业回家务农，社员里有文化的就越来越多。再后来，柴婆的姨侄张杰出息了，考上省城的大学，是村里跳出农门第一人，村里人敲锣打鼓地欢送。

渡爷的文化算不上权威了，话被人打断，他沉下本来就乌黑的脸，说：我是读过私垫的老先生，你们小后生懂什么？后生们据理力争，特别是读中文系的张杰，说是向他请教，其实纠正他古字错误，他知趣，长吟一声：孺子可教也！

渡爷最感到自豪的是解放前在省城当过差，见过大世面。常常数落像柴婆这些没出过远门的女人：妇道人家见识短，自己活的天地有多大都不知道，真是太可怜了。他常常问后生们：县衙你知道不？州府你知道不？省会你知道不？那才是大地方哩，房子有山那么高，马路宽得十头牛并排着走还碰不着。

后来，包产到户了，妇女们到县城赶集，卖些自家种的东西，买回日常用品，柴婆等人有时还给腿脚不便的渡爷带回大饼、油条之类的食品，渡爷吃得香，笑得甜，说世道变了，变得好啊。

再后来，青壮年人成群结队地出去打工，回村后聚在一起，论起外面的见闻，说北京、深圳、上海等大都市的发展，他发现与自己那时候的景况颇不一样，就很少吱声。从那时起，渡爷没出过村子，孑然一身，徘徊在暮年的时光长廊里......

渡爷过世后第五个年头，村里办起绿色食品公司，富裕了，将那三间茅屋拆了，盖了红瓦青砖的敬老院，孤寡老人、空巢老人都安置在到这儿，颐养天年。人们说：要是渡爷还在，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