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随父母搬过一次家。搬去那个叫做太平的村庄,那里住着我的三姨奶,三姨爷夫妇。
我的父亲从小在我三姨奶身边长大,因三姨奶和三姨爷无儿无女,便把父亲视如己出。但在我父亲十几岁时,我的爷爷奶奶最终还是把父亲接了回去,直到父亲成家立业,再后来有了我,三姨奶夫妇都一直惦念着父亲。80年代末,物资匮乏,通讯十分不便利,三姨奶想我父亲的时候,只能靠书信往来,老人又不识字,常常求人代写书信,等信寄到父亲手里,通常要十天半月,信寄丢了也是常有的事情。
在我5岁时,父亲和母亲几经商量后,决定拖家带口的搬去太平。
我记得搬家是在早春时节,那天早上天空突然飘起雪来,春风刺骨,冻的我全身哆嗦。父母白手起家,家当特别简单,除了锅碗瓢盆和几床铺盖,便是母亲领着我,还有后背上背着吃奶的妹妹。
我们一家人坐着马车到了镇上后,改换乘拖拉机。那天真的是太冷了,拖拉机也特别颠簸,我甚至听到拖拉机震耳欲聋的响声都是冷冰冰的,柴油的味道直往胃里钻,我吐的死去活来,最后只有用哇哇大哭,希望能够换取父母的回心转意。
父亲的态度很决绝,一路上任我怎么哭闹,都没理我。
搬家的路途很遥远,哭累了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天已经黑了,全身被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我探着头四处张望,才发现已经不在拖拉机上了,而是在三姨爷的牛车上。赶车的是父亲,前面并排坐着的是三姨爷和三姨奶,我蜷缩在母亲的腿边,母亲怀里抱着熟睡的妹妹。
三姨奶见我醒了,就把我抱在了她的怀里。她的怀里软软的,很温暖。路边是一片片稻田和稀稀拉拉的树木,远处能看到星星点点的灯光了。三姨奶慈祥的笑着,并用手指向有灯光的地方对我说:“玲儿,咱们快到家了,你看见亮灯的地方没,那就是咱家。”随后便传来三姨奶泉水般的笑声,我那时太小,完全体会不到三姨奶发自内心的喜悦,她紧紧的抱着我,轻轻地悠晃起来,还唱着歌。我记得那首歌有一句是:“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实际上,那晚并没有月亮。
终于到三姨奶家了,一扇对开的木头大门相互倾斜着。三姨奶步伐矫健,赶紧开门,随后便点着了屋里的灯。有了灯光的夜晚,瞬时变得温暖起来。父亲卸了车,拎着叮当做响的锅碗瓢盆,进了三姨奶家的屋子。三姨奶顺手扯下头上的围巾,为父亲掸去身上的灰尘。我看到三姨奶笑的合不拢嘴,但她的眼睛里却噙着泪水。
随后,三姨奶和母亲在厨房忙活起来。经过一天的颠簸,又累又饿的我,闻到食物的味道急得再次大哭起来,三姨奶一边忙活一边哄我,那顿晚饭是一盆白菜汤和烀地瓜,我却撑的不行。
后来,父母便在太平村安顿下来。他们终日忙于田间地头,我和妹妹便由三姨奶照看。
我记得三姨奶的手长得很漂亮,手指纤细,虽然年纪大了,但手上的皮肤依旧白皙无暇。三姨奶十个手指最大特点就是都没有指甲,圆圆的手指肚乍看起来就像一颗颗被水浸泡过的黄豆粒,呈现出不能承重的稚嫩。每次看见她的手指,我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疼痛。我曾经问过三姨奶,手指甲都去哪儿了。她说是被猫咬的,我信以为真。可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年纪小,着实被三姨奶骗了。
我长大以后,听当时还在世的奶奶说起过这件事。三姨爷年轻时候身强力壮,干得一手好庄稼活。抗战时期的一个春天里,他一如往常地去山里种地,遇到几个日本人追击一个身负重伤的八路军,三姨爷急中生智把受伤的八路军暂时藏在了地边的豆秆儿堆里,为了防止日本人生疑,又把旁边的豆秆儿点着,做出烧荒的样子,直到夜黑风高才把人带回家。
八路军在三姨爷家养伤的事儿,最后还是被日本人知道了。一天夜里,日本人闯进三姨爷家,严刑拷打三姨爷和三姨奶二人,让他们交出受伤的八路军,三姨爷誓死不从。凶狠的日本人准备带走三姨爷,三姨奶奋力阻拦,凶残的日本人便把三姨奶拉到石磨旁,把她的双手按到石磨上,用刺刀剥去了她十个手指甲。三姨奶的鲜血顺着石磨流淌,热血染红了整个磨盘,鲜红的血液一滴滴从石磨缝的儿流到地上,疼晕的三姨奶不省人事地倒在了石磨旁……
这时,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群野猫来舔舐三姨奶的鲜血。后来听说是野猫闻到日本人刺刀上的血腥味性情反常,顷刻间,成群的野猫聚集而来,对日本人进行轮番攻击。在这场人猫大战中,日本人被猫抓伤咬伤,场面极为惊悚,最后吓得仓惶而逃。
死里逃生的三姨奶,此生再没有长出指甲。
自那时起,我突然懂了,三姨奶为什么如此怜爱我的父亲。在这样不为人知的过往中,隐藏了二老一生的孤独凄苦,残缺掩盖了真相,掩盖了他们豆蔻年华里绽放过的芬芳。
多年以后,三姨奶和三姨爷相继离世。
每每在没有月亮的夜晚,我总会想起三姨奶唱的那首歌:“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
本文2021年4月获吉林市民政局举办的“ 感悟清明 追思故人”征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