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唱团

陈仓，70后诗人、作家、媒体人。出版有“进城系列”小说集8本，长篇小说《后土寺》《止痛药》，长篇散文《预言家》《动物忧伤》，散文集《月光不是光》，小说集《地下三尺》《再见白素贞》《从前有座庙》，诗集《醒神》《艾的门》《诗上海》等21部。

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方志敏文学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大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第三届中国星星新诗奖、第三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好小说（排行榜）等各类文学奖项三十余次。

曾参加《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各类作品均以直指人心、催人泪下而见长，创作主题“献给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已成为大移民时代的文化符号。

一

我必须向各位声明，除了陈小甜这个名字和她的性别，本故事并非纯属虚构，欢迎大家对号入座，具体情况可以去百度查询。

我与陈小甜认识是在大半年前，我当时是某家小报记者，所跑的条线是社会新闻。我们原来有一个通讯员姓支，刚刚从看守所退休，心里闲得发慌，就打听一些内部消息，专门给我报报料。有一天下午，老支急急地打电话给我，说陈记者啊，你快点过来吧。我说，有大新闻了吗？老支说，你过来再说吧，在桃浦镇柳园路，我们看守所的门口。

老支见到我，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女人说，我给你介绍一个老乡。老支贴着耳朵悄悄地告诉我，看守所里的老同事告诉他，这女人应该是一条大鱼。我说，这明明是个男人，怎么可能是女人啊。老支说，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检验过了，绝对是个闷骚型的假小子。我说，你怎么检验的？老支说，你不要想歪了，我用的是眼睛，我们警察出身的人眼睛都是长着倒钩的。老支转身离开的时候向我眨了眨眼睛，说你们接上了头，就好好聊聊吧。

我就这么遇到了陈小甜。她个头不高，不胖不瘦，皮肤比较白，最引人注目的是后脑勺上，像大公鸡一样扎着一根高高翘起的马尾巴，如果不仔细看，尤其从背后看身材，很容易误会成青春版的刘欢，如果朝着脸上多盯几眼，粉嘟嘟的还是颇有几分姿色。当时正是夏末秋初，不过依然十分炎热，陈小甜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短袖，上边两颗扣子开着，露出半个白生生的扑腾扑腾的胸脯。她的脖子上挂着一根吊坠，不是什么玉佛，也不是金银首饰，而是一把锁，指头蛋子大小，青铜的，锈蚀得十分厉害，像在古墓里埋了几千年刚刚挖出来似的。从那以后，见到她的次数不多，但是都能看到这根吊坠形影不离地跟着她，有着某种意味很浓的象征，似乎紧紧地锁着她的心事。

陈小甜见到我，低头看了一眼胸前的青铜锁，像征求了它的允许似的，才笑眯眯地开了口，说我们是老乡？我说，应该是的吧。她说，你是记者？我说，是呀。她说，你姓陈？我说，对呀。她说，我的妈呀，我们说不定还是亲戚呢。我对于她的攀扯并不反感，因为在上海我也挺孤独的，来上海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的老乡，何况还是一个女的。我说，这完全有可能，起码300年前是一家。她说，那我叫你叔叔吧。我说，免了，我也大不了你几岁。她说，那我叫你大哥吧，陈大哥，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说，什么忙，你说吧。她说，在里边待了好多天，奶奶的，瘾犯了。

陈小甜回过头指了指背后，我顺着她指着的方向看了看，那边有两扇黑色的大铁门，门边挂了一块牌子，上边写着“看守所”几个大字。我有些怀疑地说，你不会吸毒吧？如果是这样，我可帮不了你。她又笑了笑说，前边不远有一家面馆，你请我吃碗面就行。我说，就这？她说，对呀，那是一家陕西面馆，油泼面呀羊肉泡馍呀，还是比较地道的。

我是理解陈小甜的，记得自己刚来上海那阵子，兰州拉面呀，上海葱油拌面呀，江南阳春面呀，要么一股子碱味，要么放了太多酱油，要么放了糖甜不拉叽的，根本吃不到纯正的面条，所以心里空落落的。我笑了笑说，如果没有别的非分之想，你就跟我走吧。

陈小甜把我带到了陕西面馆，低头看了一眼青铜锁，选择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给自己点了一碗羊肉泡馍、一个肉夹馍和一份凉皮，还要了一瓶陕西绸酒。她有些羞涩地说，我的饭量大。我说，你应该饿了。她粗枝大叶地掰着烧饼，把烧饼掰得像狗啃了似的，低着头一边掰一边和我聊了起来。

陈小甜说，你是陕西哪里人？我根据她的口音和隐隐约约的感受可以确定，她是我秦岭山区的老乡。我说，你是丹凤县的吧？她非常吃惊地说，对呀对呀，你怎么知道的？我笑了笑说，我猜的。她说，上海几千万人，我以为没有人知道地球上还有个丹凤县呢。我说，我也是丹凤县的，我家是庾家河镇的，具体一点叫大庙村。她说，我的妈呀，我是武关镇的，你们晚上倒掉的一盆洗脚水，第二天天亮就流到我家门口了，我小时候说不定还喝过你们的洗脚水呢。我说，哪有这么夸张啊，水走百步为净，差不多有100里吧。她说，我就是一个比喻，我是吃武关河的水长大的。

我不得不承认，她让我顿时感觉亲切了起来。那个“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的小镇，像一条冬眠的蛇一样，随着一阵春天的惊雷慢慢就苏醒了，从我内心深处爬了出来。

我在学校里学的是畜牧兽医专业，4年后，我从学校毕业，按照当时的情况，要么被分配到乡镇的畜牧兽医站，要么进入国营养鸡场或者养猪场，结果是因为我会写诗，就被神奇地分配到了武关镇文化站，当了一名文化干事。8月底的那天，天气特别的好，我收拾了两床被褥，带着两大箱书，还有几件衣服，坐上每天一趟的班车，兴奋而好奇地前往武关镇报到去了。

武关镇有一条不宽的弯曲的老街，铺着油光发亮的青石板。镇政府在街道的西头，而文化站在街道的东头。镇政府分管后勤的米主任，看了看人事局的分配通知书，从墙上取下一串钥匙，然后穿过窄窄长长的小镇，把我带到了文化站的门前。文化站是刚刚新盖的，只有3间红砖大瓦房，和周围的民居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4扇大门被漆成了赭红色，而民居多是两扇，漆成了绿色。

米主任捅开了大门上的锁，把钥匙塞到我的手中。我走进去才发现，文化站除了1张木板床、1张书桌、3条长凳，还有直接堆在地上的几百本书，书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之外就空空荡荡的了。我不惑地问，就这么简陋？米主任说，对呀，你以为是皇宫大院吗？我说，文化站就我一个人？米主任说，对啊，你既是站长，又是员工。我说，再没有别人了吗？米主任正要离开呢，回过头笑了笑说，难不成再给你配个小媳妇？

文化站背后就是静静流淌的武关河。第一天晚上，我茫然地坐在河边，看着太阳慢慢落山，看着天慢慢变黑，一直坐到了半夜，也没有感受到大诗人李涉在《再宿武关》里描写过的那种美妙。

二

陈小甜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十分满足地抬起头，忽然有些吃惊地盯着我问，你在武关什么地方工作过？我说，文化站。她说，我的妈呀，难怪刚刚看到你，总觉得挺熟悉的，你是不是叫陈小元？我说，对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她说，你是武关镇的大名人，我家就在文化站的对面！你到武关的时候，我刚刚上初中。

我也非常吃惊，问她是不是叫陈小甜。她有些激动地说，你也知道我的名字？我说，当然知道，你妈每天都会大声地吆喝，陈小甜上学啦，陈小甜吃饭啦，陈小甜睡觉啦，整个武关镇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陈小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原来留着一头长发，扎着一根马尾巴，现在却剃着一个光头，如果在大街上遇见了，估计是认不出来的。我说，你和我恰恰相反，原来留着短发，像个假小子似的，如今却扎起了马尾巴，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她粉嘟嘟的脸上起了一层红晕，有些羞涩地说，更没有女人味了对吧？我说，我不懂什么是女人味，不过刚刚猛一看，以为你是个艺术家。

陈小甜低头瞄了一眼胸前的青铜锁，然后笑眯眯地说，这都是被你害的！

我说，被我害的？我怎么害的你？

陈小甜说，我的窗子就对着文化站，每天放学回来写作业的时候，从窗口就能看到你，我当时就想，这叔叔太酷了，我长大了就要扎这样的头发。我说，你扎马尾巴就是学当年的我？她说，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我说，最主要的是什么？她说，你刚来那段时间，白天坐在武关河边发呆，晚上关着门看书写诗，后来架起一个高音喇叭，天天给大家播放歌曲。我说，你还记得我播放的是什么歌曲吗？她说，当然记得，是迟志强的那盘《悔恨的泪》，有《铁窗泪》《愁啊愁》《十不该》。我说，我吵着你学习了对吧？她说，恰恰相反，我喜欢那些歌曲，总是期待着黄昏，你每天黄昏就开始播放这些歌曲，我就是从那时候起喜欢音乐的。

阳光昏黄地照射在窗外的墙上，如果不仔细辨别的话，根本无法分清这是上海的阳光还是秦岭深处那个小镇的阳光，更无法分清是过去的阳光还是现在的阳光。陈小甜把那把青铜锁攥在手中轻轻地摩挲着，然后讲起了有关黄昏有关那个小镇的记忆。

陈小甜当时刚刚上初一，开学不到一个月，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听到一阵歌声传来。不仅仅是音量，还有那种优美和忧伤，都是小镇从来没有过的，也和学校唱过的任何一首歌曲都不一样。这些歌声像一条条小鱼儿，随着刚刚昏暗下来的夜色，朝着自己游了过来，顺着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甚至从每一个毛孔，钻进了她青春萌动的身体，撕咬或者说是吻着她的骨头和心。她发现自己的心从来没有这么深过，因为接触了那隐隐的忧伤而轻轻地颤抖着。她循着歌声朝前走，惊奇地发现这歌声来自于文化站，而文化站就在她家的对面，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就能看到文化站的大门，以及那位新来的大叔投射在窗户上的身影。

从那天起，她一出门就盼望着早点回家，她对太阳的不紧不慢非常生气，多么希望像踢皮球一样踢上那么一脚，把它从东边一下子踢到西边。每天放学以后，她不再在外边贪玩了，而是快速地回到家，把窗帘拉开一条缝，然后静静地坐在窗前，一边做着作业，一边把耳朵竖起来，把心弄得怦怦乱跳，直到那歌声飘进她的房间。她开始静静地听着而已，慢慢地就不由自主地记起了歌词，慢慢地又跟随着唱了起来。不过，她是不敢出声的，只能在心里默唱，或者小声地哼哼，只有在上学或者放学的路上，趁着没人才会放声地唱上那么几句。

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她痴迷地爱上了音乐，或者说被放音乐的那个人吸引住了。秋天过去了，冬天过去了，春天和夏天也过去了，当又一个秋天来临的时候，她已经是一名初三的学生了。大概是十月份的某一天吧，她像往常一样急切地回到家，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但是那熟悉的歌声不见了。她只好装作若无其事地向她妈打听消息，才知道那位大叔不会再回来了。她伤心地问，是调走了吗？她妈说，听说是辞职了。她震惊地说，辞职去哪里了呀？她妈说，我怎么知道啊，应该去县城了吧。

陈小甜那时候已经有了一台熊猫牌收录机，她把它偷偷地藏在床下边，每到黄昏的时候她就把收录机拿出来，躲在被窝里小声地播放着。有一次，她正在被窝里听歌呢，她妈突然推门而入，问她在干什么。她已经听得入迷，就随口回答，我在听歌呢。她妈一把掀开被子，发现她怀里正抱着收录机。收录机正在播放着迟志强的那首《十不该》——

一不该呀二不该

你不该偷偷摸摸把我来爱

偷偷摸摸爱我也没有关系呀

你不该跑到我的家中来

……

她妈说，你个臭丫头！你偷我的高压锅换了一台收录机，不用来学英语，你想干什么啊？她说，我想唱歌。她妈说，唱歌能当饭吃吗？她说，怎么不能当饭吃？文化站的那个大叔，放放歌就能领工资。她妈说，那得先考上学啊，考不上学，你死路一条，要么喝西北风，要么回家种地！她说，种地就种地，一边种地一边唱歌，多开心呀。

她妈被气得发抖，说你个不懂事的老祖宗，你以为种地有那么轻松吗？而且在大山里边，你唱给谁听啊？她说，我唱给地里的庄稼听，唱给庄稼地的兔子听，庄稼和兔子不听，我就唱给自己听。她妈说，那等于白白养你这么大，还不如养一头猪呢。她说，你如果喜欢，我就专门唱给你听，我就像文化站的喇叭一样，每天给你唱一首歌解解乏。她妈说，我享受不起！你有本事，哪一天站上舞台，唱给全世界的人听。她钻进她妈的怀里撒了一个娇，说妈你就放心吧，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从收录机里冒出来了。

初三毕业的那年夏天，陈小甜像预料的那样落榜了，没有考上中专，也没有考上高中，按照她妈的意思，再去职业中学上几年，厨师，养殖业，卫生保健，学点技术以后混口饭吃，但是被她拒绝了。秋天的时候，她收拾了行李，又问她妈要了一些盘缠，就一步不回地离开了小镇。她刚到县城的时候，迷茫得像一只蝴蝶，只觉得未来的生活很美，却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向哪里去。

有一天，陈小甜无意中遇到了一位在县师范学校上学的同学，说他们学校有一位音乐老师，姓陈，非常厉害，在省上歌唱比赛中获了不少奖。陈小甜眼睛一亮，笼罩在心头的迷茫一扫而光，就缠着同学带她去见见这位老师，说她想跟着老师学学音乐。又一天下午，同学把她带到了学校，指着操场上一位正在打篮球的老师说，其余的就靠你自己了。

夕阳血红血红地照着，这位音乐老师砰砰地拍打着篮球，像砰砰地拍打着一颗刚刚掏出来的心脏。陈小甜第一眼看到这位老师的时候，真是惊喜万分，一头长发，国字脸，个子不高，身体微胖，也姓陈。她从来不敢正眼看文化站的那位大叔，所以她几乎不知道他具体的样子，但是凭着感觉，就是他。她心想，如果真是自己暗暗寻找的他多好啊，但是很快被同学残酷地否定了，因为这位音乐老师，姓程，不姓陈，根本不叫陈小元。

县师范学校位于城西5公里，隔着一条丹江河就是有名的商山，秦朝末年四大博士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就隐居于此，留下一曲《采芝歌》。虽然不是那位大叔，陈小甜还是决定留在师范学校，于是在隔壁的村子里租了一间民房安顿了下来，又在学校的食堂找了一份打杂洗碗的工作，然后天天像学生一样早早地就来到学校，在食堂干完活就去听程老师的音乐课。

陈小甜是坐在窗子外边听的，有一次外边下起了零星的小雪，程老师走到窗子边问，你是哪个班的学生，我怎么不认识你？她支支吾吾地说，我呀，是食堂里的，就想听听你的课。程老师说，外边那么冷，你就进来听吧。从那天起，她就像模像样地坐进了教室。大家都知道她只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但是和其他学生也就没有什么差别。相反，她对音乐的痴迷，还得到了程老师格外的关照，给她开起了小灶，教音乐历史，教各种唱法，教如何记谱，手把手地教她弹吉他，而且她的那把吉他还是程老师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的。

程老师和老婆异地分居，每到周末的时候要回家，就把自己房间的钥匙交给陈小甜，让她住在自己的房间里。程老师的房间有不少乐器，也有各种各样的书籍，窗子外边就是学校的花园，花园里有绿油油的草坪，像个天然的歌剧院，那种氛围简直是太好了。她可以安安静静地学习音乐一直到夜深人静，在早晨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站在树林子围着的草坪上，迎着第一道阳光练嗓子。

这样的美好时光维持到了第二年暑假前夕，具体地说是端午节的时候，学校举办了一场端午晚会，在程老师的支持下，她加入了一年级的合唱团，上台唱了两首歌曲，其中一首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她虽然站在最后一排，露出了半张脸，而且半张脸是模糊的，但毕竟是上了舞台，所以她激动极了。晚会结束以后，她就央求程老师，看能不能加入合唱团，如果这样的话，上台演出的机会就多了。她是这样想的，如果能参加合唱团，不仅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见到很多世面，交到不少朋友，上电视的机会也有了，哪一天一不小心就从电视里冒出来了，这样她对她妈的承诺也就兑现了。

十分可惜的是，程老师刚刚答应她不久，大约晚上10点多吧，她正在跟着程老师学吉他呢，房门被撞开了。是程老师的老婆，一个干瘦高挑的女人，像一根竹竿一样，见了她，像竹竿子打核桃，不管三七二十一扑上来就是一阵敲打，然后站在门外的操场上，像高音喇叭一样，长一声短一声地大骂，什么婊子呀，什么破鞋呀，什么狐狸精呀，什么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呀。骂完了，骂累了，竹竿又砰砰地敲开了校长的门，一屁股坐在校长面前的地板上说，校长啊，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校长说，好好好，你赶紧起来，有话好好说。竹竿说，你不答应我，我是不会起来的，而且还要在你这里过夜。校长说，我的妈呀，这成何体统啊？你放心回去吧，程老师是作风问题，我们会好好研究的，然后进行严肃处理。竹竿说，你准备怎么处理？校长说，那个姑娘不是学校的正式学生，仅仅是食堂的临时工，我们能做的，就是让食堂辞退她，禁止她再进学校大门。竹竿说，就这些吗？也太便宜了吧。校长说，至于程老师嘛，这样的人不能为人师表，我们开除他怎么样？

竹竿一听，赶紧从地板上爬了起来，说校长啊，这么处理不公平。校长说，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让公安局把程老师抓起来？竹竿说，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老公不是坏人，肯定是被勾引的，也是受害者，你得保护他。校长说，程老师是不是好人，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我劝你一句，此事可大可小，你关起门来，罚程老师下跪，不让他上床，怎么都行，就是不要再闹下去了，你闹出这么大的风声，他以后难做人事小，如果真的闹到了公安局，那麻烦就大了。竹竿顿时蔫吧了，临走的时候可怜巴巴地说，对不起校长，我头发长见识短，其实我什么把柄都没有，只是怀疑而已，请校长手下留情。

竹竿这么一吵一闹，惊动了整个学校，大家纷纷打开窗户朝着这边看热闹，各种各样的传闻被添油加醋以后，很快从学校传遍了整个县城，从县城又传遍了方圆的村村落落，大家越说越离奇，越说越激动，什么突然袭击呀，什么捉奸在床呀，两个人赤身裸体弹钢琴呀……学校校长就找程老师谈话说，你看看怎么处理吧。程老师说，我啥都没干啊。校长说，你啥都没干，老婆为什么闹事？关键是现在谁能证明你的清白？程老师说，老天爷能证明我的清白。校长说，老天爷可以下雨，也可以刮风，但是老天爷不是你爸，它会为你开口吗？现在外边传言那么多，我们说什么都没用了，所以陈小甜得答应我们，马上辞掉食堂的工作，从此不要再在学校露面了。

陈小甜离开学校不几天就是暑假，她本应该回家一趟，家里早就捎来了信，说她妈病了。她心想，她妈生病不过是借口而已，恐怕是风言风语已经传到了她妈的耳朵里。她情绪低落极了，根本没有脸面回家，就天天钻进对面的商山，采商芝，追野鸟，累了就坐在半山腰，茫然地看着蓝天白云，又哭又笑地弹着吉他唱着歌，直到黄昏的时候才下山。放暑假后的十几天，家里派人找到了出租屋，告诉她说，你妈病情危重，你赶紧动身吧，不然就再也见不到了。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爬上傍晚的那趟班车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她妈躺在床上，眼睛像缺电的手电筒，恍恍惚惚地盯着门口，直到看到她的影子，才闪过了一丝光亮。

陈小甜抓住她妈的手哭着说，妈，我对不起你。她妈有力无力地说，我们小甜出息了，听说你会弹吉他了。她说，妈，等你好起来了，我专门弹给你听。她妈说，你还参加了合唱团。她说，妈，那只是露了个脸。她妈说，你的老师是文化站的陈叔叔吗？她说，不是，我没有找到他，估计他去了南方……她妈的眼睛像彻底断电的光束，嘴角轻轻地蠕动了几下，也可以说是抽搐了几下，运用最后一丝力气断断续续地吐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想听你唱歌……说完这句话，她妈就断了最后一口气。

那天晚上，陈小甜坐在她妈的身边，唱完了自己会唱的任何一首歌，不过唱得最多的还是迟志强的歌，她觉得这几首歌是她妈熟悉的，也是自己唱得最好的。十分遗憾的是，她没有把吉他带回来，所有的歌都是清唱的。她开始唱得无限的悔恨，唱着唱着就充满了欣慰，因为她妈是支持她唱歌的。陈小甜安葬好她妈之后，才发现那台熊猫牌收录机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上边盖着一块红布，听邻居们说，她妈每天都会擦着收录机，盯着收录机发呆，尤其是生病以后，天天都会打开收录机收听节目，她说自己的闺女说不定哪一天就会从收录机里冒出来。

陈小甜在老家又待了一阵子，因为已经了无牵挂了，就把家里的庄稼全部托付给了一位舅舅，唯一带走的就是这台熊猫牌收录机，然后锁上门再次离开了小镇。临行之前，她专门去了庾家河镇，打听了一下文化站那位大叔的家，可惜大叔家的门锁着，从邻居口中得到消息，他果然去了南方，剩下一位年迈的父亲常年住在姐姐家里。所以，她这一次没有选择向西而去，而是选择顺着武关河一路南下。她首先到了武汉，然后就拐去了长沙，因为那阵子《超级女声》十分火爆。再然后又在南京待了几年，直到前几年糊里糊涂地来到了上海，报名参加了一些选秀节目，但是每次都非常遗憾地落选了。

陈小甜太喜欢唱歌了，她希望自己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见，而且希望自己的声音从收录机里冒出来。等到收录机慢慢被电视机所取代的时候，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登上电视，最好还是以合唱团的方式。那次在学校合唱团的经历，让她感受到了合唱与独唱是不一样的。她喜欢独唱里的自由和相伴而生的孤独感，她更喜欢合唱里的温暖和彼此的照应，还有某种心灵的共振。

她想登上电视的最大目的，是希望实现母亲生前的遗愿，虽然她妈已经去世了，但她相信她妈总是站在天堂边缘看着她，等着她从收录机或者电视机里冒出来。其实，她的心底还藏着另一个愿望，希望另一个人看到歌唱的她，这个人自然就是文化站的那位大叔了。

三

陈小甜的手松开了青铜锁，笑眯眯地说，我当年就叫你大叔。我苦笑了笑说，你以后继续叫我大叔吧。她说，那可不行，已经说好了，我要叫你大哥，这样还有非分之想，如果叫大叔的话，就没有想象的余地了。我说，什么叫非分之想啊？她说，你害了我，所以你得补偿我。我说，我怎么补偿你？是要把你娶回家吗？她说，你是大记者，哪里看得上我这种流浪猫啊，你在社会上结识的人多，得想办法帮我实现梦想。我说，你的梦想是唱歌对吗？陈小甜说，是啊，具体一点就是加入合唱团。

我们走出陕西面馆的时候，天又黑了，这座城市仿佛变成了一个大舞台，路灯和霓虹灯闪烁着亮了起来。陈小甜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腼腆的小姑娘，而变成了一个泼辣得像男人的女人，她一边穿过马路一边唱起了《铁窗泪》，招引得路人纷纷停住脚步，站在路边朝着这边倾听、张望。她一个人分别扮演着男声和女声，真像一名登台的歌手，挥舞着双手，高昂着头，唱到高潮处还要甩一下后脑勺上的马尾巴。

我赶紧制止住了她，说我想起来了，你还偷过文化站的一盘磁带。陈小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怎么知道是我偷的？我说，那天，我在文化站背后的厕所里，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小平头，鬼鬼祟祟地钻进了文化站，然后拿着磁带就走。她说，天啊，你当时为什么不揭穿我？我说，我如果揭穿了你，你估计要挨揍的吧？她说，这就叫蝴蝶效应，如果被揭穿了，我的命运是不是不会这么惨？我说，也许吧。她说，那盘磁带，我一直给你留着呢，你去我的出租屋，我放给你听听吧。我说，今天就算了，你在里边待了几天，应该早点回去洗一洗，好好休息休息。

陈小甜把后脑勺上的马尾巴抓到鼻子下边闻了闻，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嫌我身上一股潲水味对吗？你不提醒，我都忘记了。

我们临别的时候约好了，第3天下班后的6点，依然在陕西面馆碰面。第3天，因为临时采访了一个新闻，我下班稍微晚了点，等赶到陕西面馆，天已经黑了。陈小甜坐在靠窗的那个位置，闪烁的夜色啪啪地打着她的脸。她换上了一件粉红色的T恤，脸显得更加粉嘟嘟的了，仍然梳着一根马尾巴，不过不再高高地翘起，而是顺从地拖到了后背上，看上去倒有了几分淑女。她仅仅给自己点了一个凉皮，给我点了一个岐山臊子面。简简单单地吃完了，她笑眯眯地说，你买单吧。我说，怎么？你还是身无分文？她说，当然不是，我本来要回请你的，谁知道你迟到了，所以得惩罚你。

陈小甜的出租屋就在陕西面馆不远，那里属于桃浦新村，是一个破烂的老式小区。房子在1楼，门在楼梯背后，门口堆满了杂物，几乎挡住了大半条通道，各种各样的电线和管道交缠着，犹如织成了一个巨大的笼子。她把我拦在门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在外边等等我。我说，你怕男朋友误会对吧？她说，我这辈子见过四条腿的猪，真不知道男朋友是什么东西！不让你进去，是因为和一对小夫妻合租，你听听，天刚黑呢。

我仔细地听了听，果然听到大呼小叫的声音，感觉像是打架了一般。陈小甜的脸憋得通红，这羞赧的颜色是她身上最诱人的女性标识。她敲了敲门，然后开门进去，不到1分钟就提着东西出来了。她的背上斜挎着一把吉他，手中拎着一个长方形的包。我说，你带着枕头干什么？她打开包得意地说，怎么会是枕头啊，你好好看看吧。

包里装着一台银色的收录机，上边的把手已经发黄，左右两个圆圆的黑音箱，像熊猫的眼睛一样可爱，中间安插磁带的盒子像一张嘴微微地抿着，下边6个银色的按键被磨得发白。我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吃惊地说，天啊，是熊猫牌收录机！她说，是啊，这些年到处漂泊，扔过很多东西，也丢过很多东西，只有这台收录机一直陪着我。我说，你太了不起了，这都已经成文物了。

她说，你相信不，这是偷来的！我妈买回来一只高压锅，我就偷偷地拿到商店换了一台和你一模一样的收录机。我说，我的天啊，原来是你干的啊！你们家的高压锅不翼而飞，你妈一口咬定是邻居偷走的，两家为此还打了一架，邻居抓伤了你妈的脸。陈小甜有点得意地说，我妈后来发现是我偷的，狠狠地收拾了我一顿。我说，哈哈，值得，那么多年过去了，还可以播放吗？她说，当然可以，我带你去一个美妙的地方。

出了小区，我正要打出租呢，陈小甜笑着说，不用，我有专车。她像猫一样一下子钻进了绿化带，从树林子中间推出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我说，这就是专车？她说，是啊，你赶紧上车吧。我说，你平时蹬三轮车拉客对吗？她说，不是，我是个卖肉的，你屁股坐着的地方原来堆着一块块肉，猪头，猪蹄子，猪大腿，里脊肉，五花肉，有时候还有杂碎，哈哈哈，小心我把你拉出去卖掉。

被她这么一说，我闻到了一股隐隐的血腥味，在秋天的晚风中习习地吹着。我低头看了看屁股底下的平板三轮车，像从油锅里游过的一条扁鱼，正反射着油腻的夜色和丝丝锈迹。

陈小甜骑着三轮车缓缓地行驶着，她投在地上的身影，随着路灯远了近了，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随着路灯多了少了，一会儿变成两个一会儿变成3个。她告诉我，她每天凌晨3点，从屠宰场批发几百斤猪肉，然后卖给周围的市民和几家饭店。我说，这就是你的工作？她说，对呀，怎么，你看不起卖肉的？我不瞒你说，我每天的收入比不上卖肉的小姐，也比不上你们大记者，但是和乞丐差不了多少，起码算是自食其力对吧？从明天起，你想吃肉就尽管招呼一声，我免费供应你。我说，你准备供应多长时间？她说，永久。我说，恐怕是卖不掉剩下来的吧？

陈小甜说，陈大哥，你这是糟蹋我！你是我的精神偶像，我保证把最好的肉留给你。我说，谢谢，可惜我从来不开伙。她回过头好奇地问，你为什么不开伙啊？我说，还能为什么？单身啊。她说，我也单身，要不我们搭伙吧。

陈小甜看我陷入了沉默，就哈哈哈地笑了两声，然后目中无人地唱起了那首《愁啊愁》。她的声音略显粗犷、沙哑，并富有磁性，如果不仔细辨别，还以为是迟志强的原唱。

陈小甜蹬着三轮车左拐右拐地唱了两遍，在绥德路上的一个公园门口停了下来。绥德路南北两边各有一条铁道，把上海西部的这条大路夹在中间，所以就显得非常偏僻而清冷。我说，这是哪里？她说，这是未来岛。我说，是公园对吗？现在已经关门了吧？她笑眯眯地说，门？什么是门？这世界上还有门吗？我说，你以为你是风啊。她说，你说对了，我就是风。

陈小甜确实不像女人，而像一股风一样，把一道侧门吹开了一条缝，我还没有回过神呢，她已经站在公园里笑眯眯地看着我，眼睛像一块玉一样流露着暗淡而又天真的光芒。

未来岛公园四周都是工厂，西边就是有名的文峰美容学校，加上公园里植物非常茂密，树木也非常高大，显得清静而幽深。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串连起了各种形状的花圃，能闻到一阵阵扑面的香气，应该是早开的桂花，青蛙从脚下扑腾扑腾地跳入路边的池塘。其中有一条架在半空的铁轨从公园中间穿过，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火车，轰隆隆地开过来开过去，像游乐园里的过山车一样，显得无比欢快而浪漫。我们在铁轨下边的一张靠椅上坐了下来，她从包里取出了收录机，重新装进了两节电池，就那么轻轻一按，歌声随之飘了出来：

愁啊愁，愁就白了头

自从我与你呀分别后

我就住进监狱的楼

眼泪呀止不住地流

止不住地往下流

……

果然是当年的那盘磁带，果然是那么久远的歌曲，果然是迟志强那忧伤的声音，把我的思绪再次带回了那个小镇。

我到武关文化站报到的第二天早晨，是被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吵醒的。我迷茫极了，我穿过那条街道，再次来到镇政府，想问一问我的工作任务是什么。米主任正坐在太阳底下翻着报纸，旁边放着一个大茶壶。他笑着告诉我，你呀，这几天的任务就是晒太阳，你看看现在的太阳多舒服啊。我说，难道就没有什么活要干的吗？米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这个年轻人，日子长远着呢，这么急干什么！武关是什么地方？是秦楚咽喉，是三秦要塞，有许多大诗人，杜牧呀，李涉呀，在这里睡过觉，留下过千古诗篇，你有空的时候到处转转，考察考察，也写几首诗，就等于工作。我说，这算狗屁工作啊，文化站应该唱唱歌跳跳舞，丰富丰富乡亲们的生活。米主任说，我又不会唱歌跳舞，你缠着我干什么啊？我说，米主任，我找你，就想问问，镇政府能不能解决一套音响设备，我想为大家播放播放流行歌曲。米主任说，你是文化站，又不是广播站，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我想起自己正在追求着的那个叫蓝蓝的女孩，她还在县师范学校上学，是他们学校的播音员，我去过他们学校的播音室几次，在那里见过扩音机和高音喇叭。我爬上了前往县城的班车，在播音室门口堵住了蓝蓝。蓝蓝不开心地说，你以后别来找我了。我笑着说，这一次，我不找你，我找的是一套音响。蓝蓝听完了我的意图，答应把学校淘汰下来的一套设备借给我，不过，前提条件是，不要再来找她。我说，为什么不能找你？蓝蓝说，这样影响不好，我还没有毕业呢。临别的时候，蓝蓝叫住了我，把一盘磁带塞给了我。这就是后来被我反复播放的《悔恨的泪》，是一个叫迟志强的男人唱的。

那天的黄昏特别美，夕阳染红了山头，秋末的微风凉丝丝地吹。我抱着一台扩音机和一只高音喇叭回到镇上的时候，真像搂着自己的女朋友似的，那颗心怦怦乱跳，兴奋得满脸通红。我又去买了一台熊猫牌收录机，请来那位电器维修店的老板，把高音喇叭架在了文化站的房顶上。我把蓝蓝送我的那盘磁带插进了收录机，然后轻轻一按，歌声立即通过高音喇叭，冲上了整个小镇的上空。这座千年古镇随着歌声一下子软了，一下子动起来了，就像白云一样飘起来了。

我把一整盘磁带放完，天已经黑透了，但是大家都忘记了点灯，整个小镇仍然黑漆漆一片，只能听到歌声像雪花一样沙沙的落地声。我坐在文化站前边的院子听完歌曲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我抬头看了看那高高在上的高音喇叭和满天的星辰，握住了维修店老板的手，语无伦次地说，谢谢你。老板说，不用谢我，你要谢的是送你音响的人。我无比忧伤地告诉他，这套音响是用一个叫蓝蓝的姑娘换来的，她人长得特别特别的漂亮，尤其她的声音甜美得超过了所有的鸟鸣。

从那天起，直到第三年秋天，每天黄昏的时候，我就先为大家播放新闻，然后再播放迟志强的歌曲。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从收录机里的河南台，再给大家播放一些豫剧，比如说是牛得草唱的《卷席筒》。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些痴迷的听众当中，有一个懵懵懂懂的初中学生陈小甜。

我对当时的陈小甜印象不深，仅仅是每天早晨和每天傍晚，她背着书包上学和回家的时候，从文化站门前匆匆而过，偶尔遇到我的时候，也不打招呼，低着头跑开了。我只记得有两次正面接触，第一次是某天晚上9点左右，文化站跳闸停电了，我去他们家借蜡烛，她的窗帘拉开了一条缝隙，我顺着一束昏黄的光柱从窗口朝里一看，里边是还在学习的她。她从窗帘的缝隙里看到我的时候，目光像十分惊慌的兔子；第二次是端午节那天中午，她妈包了一些粽子，派她送几个过来给我。她端着粽子进了文化站，像喂小狗小猫似的，直接放在大门里边的地板上，然后就一溜烟地跑掉了。

我侧脸看了看多年不见的陈小甜，她也侧脸看了看我。她的目光如果是一只兔子，那么当初一定是野生的，充满了警觉和慌张，而如今已经被驯化成了家养的，显得十分老练和从容，不过仍然保留着当初的羞涩。

陈小甜放完了第一首歌，就关掉了收录机，然后侧着头问，好听吗？我说，当然好听，还是原来的味道。她说，你喜欢的话，我唱给你听吧。我说，你唱得能一样吗？她笑眯眯地说，我啊，你听听就知道了。她低头看了一眼胸前的那把锁，从背上取下那把吉他，抱在自己的怀里调了调音，然后一边弹一边唱了起来。虽然伴奏和原唱不一样，但是那种味道一点没变，甚至更加苍凉了。火车还是一列一列地从我们的头顶开过去开过来，那一扇扇窗户像一道道轻微的闪电，迅速地向后或者向前划过。

陈小甜陶醉地唱完一曲，然后睁开眼睛看着我。我说，这就是那位程老师教的？陈小甜说，吉他是他教的，歌是跟着你的高音喇叭学的，真正的老师是你。我说，你当年有没有爱上程老师？她说，当然没有，我喜欢上的是你。我说，拉倒吧，你别哄我开心了，你那时候还是未成年少女，懂什么是爱呀。她笑眯眯地说，你说我唱得怎么样吧。我说，感觉特别像明星，声音真像迟志强。她得意地说，我本来就是迟志强，只可惜没有人家迟志强幸运。我说，人家迟志强是男的。她说，我也是男的，不信你检验一下。我说，用什么检验？手还是别的？

陈小甜拍了一下我的胳膊，笑着说，用眼睛，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吧。我说，而且时代也不一样了，人家迟志强是坐过牢的。她说，我也坐过牢，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怀疑地问，你坐过牢？她说，你前天下午的时候亲眼所见，我就是从里边出来的。我愣着看了半天，怎么也无法把某种罪恶和眼前的这个老姑娘画上等号。我说，你那是看守所。她说，看守所与监狱有什么差别吗？我说，差别大了，看守所有“铁窗”吗？她说，当然有，而且看守所的窗子还是不锈钢的！

有一对小情侣，也钻进了未来岛公园，他们卿卿我我地走在月光下，每走几步就会停下来，或者靠在树上，或者站在花丛中，唧唧歪歪地搂在一起深情相吻，呢喃声和吮吸声湿润而清晰，像一叶扁舟悄悄地划行在芦苇荡里。他们通过我们身边的时候，男孩问陈小甜唱的是什么歌，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女孩则附在男孩的耳朵边，笑嘻嘻地说，快点走吧，这是一对疯子。

我突然有种隐隐的意识，这些歌依然那么好听，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对，不是唱歌的人变了，也不是伴奏变了，更不是唱歌的地方变了，恐怕因为时代不一样了。这些歌当初被唱出来是多么让人震撼，如今被唱出来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我说，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进了看守所。陈小甜说，就因为偷东西，具体一点说，是偷手机。我说，现在手机又不贵，你为什么要偷啊？我送你一部就行了。她说，我又不是乞丐，我只想当一个小偷。我说，你当初偷我的磁带，偷家里的高压锅，不会是偷上瘾了吧？她说，是啊，几天不吃陕西小吃就不舒服，现在是几天不去偷手机，心里就不舒服，而且吧，我偷东西也是万般无奈，只有偷东西才感觉离理想又近了那么一步。

她一时有些兴奋，说现在10点左右，你陪我偷手机去吧。我说，拉倒吧，我可不干这些变态的事情。

四

陈小甜告诉我，她产生偷东西的念头不过是最近两年的事情。她第一次偷手机，是在某个冬天的某个晚上，她躺在床上实在睡不着，这些年在外流浪漂泊的镜头一幕幕地浮上心头，尤其是文化站播放的声音和她妈临终前的话，随着时间的一天天流逝似乎更响亮了，而自己离自己当时的许诺则更加遥远了。她迷茫而伤感至极，于是穿好了衣服，比平时提前几个小时起了床。这时候的屠宰场还没有开门，她唱着迟志强那些百唱不厌越唱越起劲的歌，骑着平板三轮车漫无目的地溜达着。

很少下雪的上海突然下起了大雪，像上海人的夜生活一样，上海的雪花在后半夜才会积存下来，如果白天或者前半夜那是落地即化的，像一种6个角的幻觉一样，你明明发现那雪花从空中飘了下来，一旦用手接住，却突然不见了，连一滴水也不存在。她绕过了梅川路步行街，绕过了中环百联购物中心，绕到了真如老街和真如寺，还绕到了环球港，那一扇扇刚刚还灯火辉煌的窗户，如今熄了灯，黑洞洞的，像一双双盲人的眼睛。绕了这么一大圈，发现只有三个地方还热火朝天，一个是歌舞厅和酒吧，另一个就是医院。歌舞厅和酒吧是迷醉精神痛苦的地方，而医院是治疗肉体痛苦的地方。

陈小甜唱着歌，转着转着，就萌生了偷东西的想法，她忽然意识到这也许是自己的另一条出路。那偷什么东西好呢？她觉得不能偷别的，而应该专偷手机，因为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有手机，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在地铁里，每个人的手中都握着手机，大家不停地低下头去看手机，似乎我们活着的世界不在地球上而是藏在手机里。她很快又发现了另一个规律，这个世界上差不多人人都有手机，乞丐有手机，和尚有手机，老板们有几部手机。大家把手机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没有手机像丢了魂似的失魂落魄。只有医院里是不一样的，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尤其得了不治之症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世界上最离不开的是亲人，最放不下的是自己的命。所以他们对于手机就不再那么依恋了，甚至还会痛恨手机，说不定正是因为玩手机，沉迷于手机，才使自己得了病，或者导致了病情的恶化。

于是，那天晚上，她大摇大摆地钻进了一家医院。这家医院位于杨柳青路，是普陀区的中心医院，此时救护车呼啸着开来又呼啸着开走，有打架的，有发生意外的，有自杀的或者自残的，也有精神失常的。有被拉进来很快起死回生的，也有当场呜呼哀哉的。她才发现世界并不安宁，有病的人是那么多。

陈小甜曾经来过这家医院一次，是向医院食堂推销猪肉。她告诉食堂经理，这些肉很新鲜，都是亲眼看着猪嗷嗷地杀出来的，而且没有喂过瘦肉精，也没有注过水，价格比外边都便宜，希望成为医院食堂的供货商。食堂经理听完了，说你是外地人吧？她说，是呀。经理说，你是上海户口吗？她说，不是。经理说，你有居住证吗？她说，没有。经理说，你这叫来路不明知道吗？她递上自己的身份证说，我家住陕西秦岭里一个叫武关的小镇，那里有一条武关河，河里长着娃娃鱼。经理说，武关是什么地方？武大郎是不是你们那里的人？她听出了言外之意，就笑着说，我们那里没有姓武的，倒是有不少姓潘的，其中就有一个潘金莲，经理你也姓潘对吧，你回去查查你们家的族谱，我感觉你就是潘金莲的龟孙子。经理很生气，突然用上海话说，侬快滚吧，阿拉这又不是农贸市场。

陈小甜回忆起这个小插曲，不由得会心一笑。这一次，她本来想进急诊室，发现里边乱糟糟的，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还是钻进了住院部。从外边看，住院部相对安静一些，进入病房以后才发现，楼道里也密密麻麻地支着病床，不时地响起呻吟声和哀求声，还有护士小姐匆匆忙忙的脚步声。

陈小甜走到了楼道的尽头，在一张病床边停了下来。看样子，患者是一位大爷，他像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鱼，妈呀妈呀地挣扎着。他的眼睛像两滴硕大的水珠，在夜色中绝望而无力地转动着。大爷把她当成了护士，抓住她的胳膊说，求求你了姑娘，给我打一针吧。她就问，你想打什么针呢？大爷说，打杜冷丁呀。她知道杜冷丁和毒品差不多，对于疼痛导致无法入眠的病人，一般的止痛药很难奏效，可以适当用那么一点。她说，大爷你就忍忍吧。大爷说，你就行行好，不然我就捂死自己算了。她紧紧地捏住大爷的手，看着大爷扭曲变形的脸说，对不起，我帮不了你，我不是护士，我是来偷手机的。大爷似乎并不明白她的意思，再次哀求着说，你给我打一针，我把手机送给你。她不知道说什么好，替大爷掖了掖被子，然后空手而去。

第一次偷手机就这样无功而返了。她实在不忍心偷走一个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人的手机，万一家属打电话来了怎么办？万一他想打电话给自己家属怎么办？万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要留遗嘱怎么办？手机里一定储存着很多联系方式，亲戚的，朋友的，这些重要的信息怎么办？又过了几天，她卖完一车猪肉，正好从这家医院门前经过，就再一次来到了住院部。那天晚上看到的大爷不见了，病床上换成了一个干瘦如柴的年轻人。她一打听，人家告诉她，大爷已经不在了。她以为出院了，人家告诉她是死了，而且因为肝癌晚期疼痛难忍，是用被子把自己活活捂死的。她感觉一阵悲凉，就从床上拿起年轻人的手机，像不认识手机似的，盯着左看看右看看，又问年轻人密码是多少，然后拿着手机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她走到楼道尽头的时候，还回过头冲着年轻人扬了扬手。

陈小甜走出了医院，站在寒风刺骨的大门口张望着，多么希望有人追过来，或者报警啊。她等了又等，差不多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她实在是失望极了，就又把手机送了回去。她告诉年轻人说，我刚刚偷了你的手机，你怎么一点也不在乎啊？年轻人笑了笑说，我知道你只是借用一下而已。她严肃地说，不是借，是偷，明白吗？年轻人还是笑着说，哪里有偷走东西又送回来的呀？她有些无奈地说，我不是送回来，我只是想问问你，我偷走了你的手机，你为什么不报警呢？

年轻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地说，大姐，这破手机，你如果不嫌弃就拿去好了。年轻人闭上了眼睛，脸上不停地抽搐着，应该是病痛发作了。陈小甜无话可说，把手机扔在病床上，非常生气地说，你真是个傻瓜！

有了这两次失败的经历，陈小甜就放弃了医院，她准备把作案地点放在娱乐场所。平时没有太留意，没有想到这种地方真多，每个繁华的地段都隐藏着几家，名字也是五花八门，酒吧，会所，歌舞厅，桑拿房，夜总会，而且从外边看不到任何标识。比如司空见惯的歌舞厅吧，里边曲里拐弯的过道像迷宫一样绕来绕去，那一扇扇密不透风的房门紧紧关闭着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任何异常，还觉得十分安静而萧条。只有几名服务员手中托着托盘，托盘里放着酒水、水果和点心，在匆匆忙忙地穿来穿去。但是房门一旦打开，你会发现那是一间间隔音效果极佳的包厢，每个包厢里都有一群红男绿女，一边饮酒，一边狂笑，一边放声高歌，整个地球都要地震似的颤抖着。

陈小甜把作案时间没有放在深夜，因为按照上海的规定，娱乐场所凌晨两点必须停止营业，防止孳生黄赌毒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腊月初八的那天，她多批发了上百斤猪肉，原以为过节期间，卖得会快一些，谁知道上海人崇洋媚外，情人节啊，万圣节啊，圣诞节啊，过得十分起劲，但是对腊八节根本不感冒，觉得那是乡下人过的节日。她一直卖到下午4点多，眼看着天要黑了，还剩下四十来斤。20块，15块，10块，她越是降价，越是无人问津，干脆就吆喝着说，新鲜猪肉免费送。大家便把她当成了骗子，因为在上海撒泡尿喝口水都要钱，精明的上海人从来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

有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男人神秘地告诉陈小甜，原来20块1斤，你把价钱涨上两倍，现在就卖40块1斤，保证立即会遭到疯抢的。她问为什么？山羊胡子说，不是因为上海人有钱，而是上海人迷信价格贵的东西，他们认为越贵的东西越是好东西，而且也特别有面子，他们大多数时候买的不是东西，而是买回去一张脸，这样街坊邻居在一起聊天，就可以炫耀一下自己吃了40块1斤的猪肉。陈小甜本来是不相信的，随便大声吆喝了一声“40块1斤”。万万没有想到，这么一涨价，果然就吸引住了几位大妈，问为什么贵？她就说，因为是刚刚杀的，而且是有机猪肉。几位大妈立即决定要买几斤，她称好了猪肉，还是以打折后的10块钱1斤计算，没有想到，大妈们一听，不但不感激，反而怀疑猪肉有问题，扔下猪肉离开了。

陈小甜很生气，用上海话骂了一句“憨大”，骑着三轮车进了未来岛公园，干脆把剩下的猪肉剁碎了，一块一块撒在地上，可惜麻雀们已经回巢了，倒是引来了一群流浪狗，相互撕咬着享受了一顿豪门夜宴。她看到流浪狗兴奋的样子，心里就特别高兴。她感觉它们和自己的处境是一样的，它们曾经作为宠物，得到过主人的百般呵护，之所以落了个如此迷茫的下场，有的是因为被主人抛弃了，有的则是因为走得太远，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她似乎喂着的不是流浪狗，而是自己家的宠物，或者干脆就是喂着她自己。她把最好的一块肉留到了最后，喂给了一只老受欺负的小黄狗，然后拍了拍它的脸说，加油吧，陈小甜！

陈小甜自己也去陕西面馆，点了一碗油泼辣子面和一碗红豆小米粥。在吃饭的时候，她突然就想起了她妈。如果在老家，如果她妈还活着，那么腊八节的这天，不仅能吃到她妈亲手熬的腊八粥，还会有一个腊肉炒粉丝。腊八粥里是放了冰糖的，腊肉是一年中的最后一顿。只可惜物是人非，妈妈已经去世多年，自己则流落异地他乡，原以为不就是唱歌吗？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没有想到实现起来如此的艰难。她想着想着，就掉了眼泪，偷手机的想法又浮上了心头。

腊月的天黑得比较早，尤其在上海，5点就黑了，6点就黑透了，比陕西老家那边起码要早半个小时。这时候，有些地方路灯还没有亮起来，有些地方已经是霓虹闪烁了，再笼罩着一层浓浓的雾气与暮色，这座被称之为“魔都”的城市，更显得迷茫而魔幻了。陈小甜骑着三轮车，也没有经过筛选，直接来到了梅川路步行街，钻进了一家名叫夜上海的娱乐城。她推开了一间包厢，里边的光线有些昏暗，弥漫着一股烟草味、酒精味和霉味，舞池里有一对年轻男女，脸贴着脸搂在一起，不像跳舞，倒像是两只蠕动着的虫子。有一个穿着黑色短裙的肉嘟嘟的中年妇女，站在包厢中间，拿着麦克风，正在唱着沙哑版的《夜来香》。只有一个梳着大背头的中年男人坐在沙发上，应该喝了很多酒，红通通的猪肝脸泛着油光，被旋转的彩灯一照，像是涂了一层油漆。

猪肝脸看到陈小甜进来，误以为是什么三陪，就挪了挪屁股，示意她坐在自己身边，然后对着唱完了歌、放下麦克风的黑裙子说，谢谢老婆的生日礼物。黑裙子不解地问，什么生日礼物？你过生日，我要买礼物，你不是死活不要吗？猪肝脸说，这小姐是你叫来的吧？黑裙子说，你想得挺美，我自己都闲着不用，哪有心情给你叫小姐啊！而且这是小姐吗？我怎么感觉像个鸭子啊？

黑裙子指了指正在跳着贴面舞的年轻男人说，估计是你的狐朋狗友替你叫的吧。猪肝脸说，那你回避一下好不好？不然这钱就白花了，至少需要500块吧？女人鄙视地笑了笑，就出门而去了。不知道谁点了一首《九月九的酒》，陈小甜看到没有人唱，已经拿起麦克风走了过去。她的声音本来就有一点磁性的沙哑，把这首歌唱得更加沧桑了。

陈小甜曾经想在歌舞厅找一份工作，这里设备齐全，方便平时唱歌，但是应聘的时候，人家告诉她，歌舞厅不需要歌手，而是需要三陪，陪喝，陪唱，还要陪着干点偷鸡摸狗的坏事，所以招聘的条件，首先是长得漂亮，然后要有3斤不倒的酒量，最重要的是放得开。她没有想到，同样是唱歌的地方，这里竟然如此龌龊，再从娱乐场所门前经过，都会不由自主地吐一口唾沫。

猪肝脸听了陈小甜的歌，先是啪啪地鼓掌，然后放声大哭起来，说自己太想家了。他拿起半瓶红酒咕嘟咕嘟地灌了下去，立即与酒瓶子一起倒在了地上。他的女人黑裙子很快就回来了，啪啪地拍打着他的猪肝脸说，我上个厕所，你这么快就办完事了？猪肝脸硬着舌头说，是啊，办完了。黑裙子说，办个屁！你这本事还找小姐呢，我看是吐了口痰而已。

陈小甜唱完歌，放下麦克风，从茶几上拿起两部手机，像拿走了自己的东西，从从容容地走出了包厢。

黑裙子冲着陈小甜喊，那是你的手机吗？陈小甜站在门口扬了扬手机说，不是，是你们的。黑裙子说，你拿我们的手机干吗？谁叫你来的，你冲谁要小费去，凭什么拿我们的手机！而且你就唱了一首歌，并没有陪我老公干活，凭什么要小费啊？陈小甜笑了笑说，我老实告诉你，我不是三陪小姐，我是小偷。

陈小甜说完，扭头走出了长长的通道，逍遥自在地走出了娱乐城。她在梅川路步行街中间的祥和塔下边坐了下来，仔仔细细地端详着“偷”来的手机。这两部手机真漂亮，一部是银白色的苹果，一部是香槟色的华为，都是最新款式的，而自己用的还不是智能手机，而是十几年前的一款诺基亚，只能打打电话和发发短信。曾经有那么几次，她逛商场的时候，服务员建议她换手机，不然连微信都用不了。但是她坚持不换，一是她恋旧，二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朋友，要微信没有什么用，也没有什么值得在朋友圈里炫耀的。她甚至觉得手机都是多余的，不仅没有什么人打电话给她，她也没有什么电话要打的，有时候十天半月也用不了一次，最多的电话要么是骗子，要么是广告推销的。

陈小甜把苹果手机打开了，突然想知道用这么好的手机打电话，和自己的破手机有什么差别。但是她只有几个客户和屠宰场老板的号码，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没有一个可以无所事事地通通电话聊聊天的人。她突然灵机一动，就拨打了110，说自己的手机被人偷了，小偷现在正在梅川路的祥和塔下边，请警察赶紧来抓小偷。

陈小甜发现，这部了不起的世界名牌手机，据说七八千块一部，与自己扔在大街上狗都不理的手机，听不出有什么差别，相反还有一些刺耳。她对此挺失望的，反倒为自己的想法兴奋不已——既然没有人报警抓自己，那么自己报警抓自己好了。这一次，她如愿以偿了。她放下电话十几分钟，两位警察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五

未来岛公园的夜慢慢深了，火车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火车里的灯也已经熄灭了，开过来的时候像一条睡意蒙眬的蛇。有一轮月亮悄悄爬上了天空，应该是农历的下半月了，月亮像一块冰一样稍稍地融化了那么一点，反而显得有了几分味道，月光洒在水里不见了，只有风吹起的涟漪才有微微荡漾着的光。也许是月光，也许是露水，也许是混在一起，顺着草尖爬了上来，打湿了我和陈小甜的裤腿。

我说，你被警察抓走了对吗？陈小甜说，对呀，那是第一次，被关了7天而已，你知道那些英雄在刑场上为什么要唱歌吗？我说，因为愤怒和抗议。她说，还因为高兴！我当时高兴坏了，在去派出所的路上放声高歌。我说，看守所允许唱歌吗？她说，他们不允许有什么用，刚进去的时候发现看守所是大通铺，二十几个人睡在一起，我就想组织一个合唱团，但是有吸毒的，有信邪教的，有卖身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却没有几个喜欢唱歌的。最后，我没有说服别人加入合唱团，反倒差一点被一个信教的女人唠唠叨叨地给洗了脑子。我笑着说，最后呢，你信教了？她说，信个屁，她那是邪教，后来没有办法，我就一个人唱。我说，你这叫独唱团，上海有一个小作家，曾经办过一本非常火的杂志，名字就叫《独唱团》。她说，这作家真没水平，叫《合唱团》多好啊。

陈小甜告诉我，那次出来以后，她又进了几次夜总会，明目张胆地偷了几次手机。这些手机被偷出来以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报警，她就自己拨打了110。

陈小甜说，但是警察死活不抓我，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我说，人家已经认识你了，觉得你就是个无聊的疯子。她说，你错了，你知道去夜总会的，大多数是什么人吗？我说，多数是男人。她说，你知道是什么样的男人吗？我说，是有钱有势的男人。她说，是啊，男人一有钱一有势就变坏，你知道坏男人去夜总会干什么吗？我说，多数是去找刺激的。她说，你知道男人找刺激的方式是什么吗？我说，是找女人对吧？

陈小甜摸了一下胸前的青铜锁，不像刚刚重逢的老乡，倒像一个爱吃醋的老婆，醋兮兮气呼呼地盯着我问，你老实交代，你有没有找过小姐？我说，当然没有，我是纯洁的。她说，我才不信呢，你敢发誓吧？我说，可以呀，谁找过小姐谁是猪。她说，如今这世道，猪比某些人都干净，你发的这誓不算数，你敢说谁找过小姐，找的就是他妈他姐吗？我说，怎么不敢！关键是我为什么要对你发誓啊？她笑眯眯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你露馅了吧，这就是问题的根本，那些去娱乐场所花天酒地的男人，因为干了一些不明不白的事情，害怕报警的话，暴露了自己的丑事，即使警察主动过问，他们也会矢口否认的。

我笑着说，你这叫黑吃黑，你拿了那么多手机，都被警察没收了吧？她说，没有，没有受害者承认，警察就没有办法立案，连审问都不需要审问，每次到现场转一圈就走了，我就跟着缠着他们不放，告诉他们我是小偷，他们说没有人来证明，我这个小偷是不成立的。

我说，是啊，法律是要讲证据的。她说，你知道我手上最多的时候有多少手机吗？二十多部！全是高档的。我说，都被你卖掉了？她说，我又不是为了钱，我卖什么啊，我把它们当成了我的玩具。这些手机基本设置了密码，虽然无法打电话，但是可以接听电话。

陈小甜每次听到电话铃声响起来，她的心就随之怦怦地跳，像是某个久违的朋友打给她的一样。不管对方是谁，她都很严肃地接起来，认认真真地唱一首歌，然后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瞎编一个自己的身份，秘书啊，老婆啊，情人啊，妹妹啊，朋友啊，甚至直接告诉别人，手机是自己偷来的。对方与机主如果是特殊关系，听陈小甜是个女的，就吞吞吐吐地把电话挂断了；有的是生意关系，对方就笑嘻嘻地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忙吧，麻烦你告诉老板，我两个小时以后再打过来。如果是机主的老婆打来的，对方就会气势汹汹地质问，你是谁？陈小甜就会嗲嗲地回答，我是他老婆，你是哪位啊？对方就会破口大骂，你是他老婆的话，我难道是鬼吗？

陈小甜每次接完电话，看到对方各种各样奇怪的反应，她就特别兴奋地再唱几句《铁窗泪》，像是片头曲与片尾曲一样。不过，第二天早晨，顶多是第二天中午，这些手机就变成了哑巴，再也发不出声音了。因为人家已经把电话卡注销了。她并不就此罢休，会把这些手机充满了电，堆放在三轮车下边的车斗里，有空就拿出来翻一翻，盯着大大小小的屏幕发发呆。每天回家以后，尤其是半夜三更寂寞无聊，她就拿出这些手机，开始玩一种猜秘密的游戏。她像小孩子玩积木，把10个数字进行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大部分都是徒劳的，偶尔也会猜对的，比如456789啊，比如666666啊，比如999999啊，总之都是一些吉祥如意的数字。

对于猜对了密码的手机，她就打开手机看一看，先听听每个人设置的彩铃。彩铃五花八门，有《命运交响曲》，有《忐忑》，有“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唯独没有《悔恨的泪》里的任何一首，这让她感觉十分失落。她还要仔细地检查一下通讯录，看看能不能遇到一个叫“陈小元”的人，最后的结果一样让她失望。不过，她倒是看出了一些门道，有很多不是真名实姓，而是设置成了代号，比如AAA呀，比如漂漂呀，比如蒙娜丽莎呀。她拨打了一个叫“姑姑”的人，对方果然不是什么姑姑，开口也不问对方是谁，就嗲嗲地说，大哥，小妹都想死你了，你什么时候来关照我啊？陈小甜听到这里，头皮一阵发麻，直接把这部解密的手机，从窗口远远地扔了出去，正好砸到了哪只倒霉的流浪猫，听到喵喵的几声惨叫。

我说，你扔掉了多可惜，为什么不留着自己用或者送人啊？陈小甜说，我在大街上见人就送，没有人敢要啊！好像不是送手机，而是要抢手机，他们都躲着我！这就是叶公好龙，现在的人做梦都想发财，等到天上掉馅饼的时候，他们又觉得你是骗子。我说，手机现在在哪里？她说，都被我扔掉了，有些用来打水漂了，用手机打水漂可好玩了。她掏出自己的破手机，朝着前边的池塘一扬，准备示范给我看，被我拦住了。

陈小甜说，你想要好手机的话，我可以送一部给你。我说，免了，那样的话，我就是销赃。她笑眯眯地说，你放心吧，我如果送你手机，一定不会是偷的，就我们目前的关系来看，我还不会为了你去偷手机。

那天晚上，在未来岛公园，我们两个差不多坐到了凌晨，出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停开了，那轮残月已经隐入了云层。陈小甜直接去了屠宰场，而我要前往安徽阜阳调查一桩食品安全事件，于是回到出租屋收拾了一下行李就赶往了火车站。

十几天后，我刚刚回到上海的时候，又接到了线人老支的电话，说你的女朋友又进来了。我很好奇地问，我有女朋友吗，我怎么不知道啊？老支说，就是上次交给你的陈小甜，她口口声声说是你的女朋友，而且还是你失散了多年的初恋，在我的帮助下你们才团聚的。我有些生气地说，她现在在哪里？老支说，在看守所外边，她这次进来竟然赖着不走，缠着我们把她送到监狱里去，你赶紧过来接接她吧。我突然意识到，陈小甜这些天没有消息，原来又因为偷手机被抓起来了。

陈小甜被我接出来后，回家换了一身衣服，又把我带到了陕西面馆。她坐在夕阳反射的窗口，比上次见到时已经憔悴了很多，不仅没有高声歌唱，而且情绪还非常低落，原本粉嘟嘟的脸有了几分灰暗。她没有给自己点什么餐，只要了一杯白开水，抓着胸口的青铜锁轻轻地摩挲着，然后眼泪汪汪地说，他们都是无知的王八蛋，我这么一个小偷，他们还不给我判刑。

我说，人家为什么要给你判刑？她说，因为我是惯犯啊，这次偷了两部手机，在一栋写字楼里，并不在娱乐场所，而且人家已经报了警，还提供了我偷手机的视频。我说，你肯定又到处唱歌，人家把你当成了疯子。她有些委屈地说，我就怕他们说我不正常，所以这一次忍了，不仅没有唱一句歌，而且像正常的嫌疑犯一样，还不停地狡辩，说自己精神有问题，但是我越这么说，他们越不相信我。

我总以为，陈小甜偷手机，是因为孤单无聊，闹着玩玩而已，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我有些怀疑地问，我就不明白了，你偷偷东西过过瘾就算了，为什么总希望被抓起来呢？她说，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过瘾，也不是为了好玩。我说，那到底为什么啊？你是为了洗刷自己少女时代偷东西的罪恶感吗？她更加愤愤不平地说，我呀，希望他们给我判刑，把我送到监狱里去，但是这些王八蛋，每次要么不抓，要么抓进看守所，拘留几天就结束了。

我被她的话再次吓了一跳，除非真正的神经病，有谁会希望自己被判刑呢？我说，你希望自己被判刑？她说，是呀，这已经是第四次被抓了，每次被抓起来以后，他们就说我不够量刑标准，你说气人不？我说，你肯定在瞎说。她说，我要是瞎说，天打五雷轰。我委婉地建议陈小甜，去看看精神病医生吧。陈小甜说，你也觉得我精神有问题？我说，你想想，一个正常的人，谁会天天吵着要坐牢啊。

陈小甜瞪着眼睛生气地说，陈小元，你太过分了！她站了起来，唱着歌走出了陕西面馆，骑上她的三轮车飞快地飙了出去。

我知道她生气了，也害怕她出什么意外，便追上了三轮车，非常诚恳地说，你想坐牢是不是想体验一下迟志强的生活，把歌唱得更好一些？陈小甜说，迟志强的生活有什么好体验的！我说，那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她说，我已经说过了，只有被抓起来判了刑，我才会被他们关进监狱。

我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她喜欢迟志强，喜欢迟志强的歌，这是我在她的青春期无意中埋下的种子，但是已经过去这么多年，连青春的影子都被岁月消解一空了，她为什么还如此执迷不悟呢？即使唱歌真是她一辈子的梦想，迟志强真是她的精神偶像，她跟着唱唱就行了，不用学他的样子去坐牢吧？

我们再次来到了未来岛公园，这已经是秋末了，风有了几分冷意，把树叶子和人吹得直哆嗦。陈小甜发现绿化工人的一把梯子，搭在一棵高大的香樟树上，她就爬了上去，坐在树上清晰地看着架在空中的铁轨。火车还是以它固有的节奏开来又开去，锃亮的铁轨在暮色中延伸出一条优美的弧线，她的目光顺着这条弧线追随着火车一次次地奔向了远方。

我在地上帮她扶着梯子，在沉默了许久以后，终于有些不满地说，你偷个破手机，顶多算个小偷小摸，人家迟志强是流氓……陈小甜听到这句话，愣了一下，立即从树上溜了下来，两眼闪闪发光地盯着我问，迟志强是因为什么坐牢的？我说，因为耍流氓，犯的是流氓罪。她说，你的意思是，犯了流氓罪就可以被投进监狱对吗？那你快点说说他这流氓罪是怎么犯的。

我告诉她，迟志强原来是比较火的演员，在南京拍电影《月到中秋》的时候经常和一帮朋友聚会，一边听着邓丽君的《甜蜜蜜》，一边跳着贴面舞。当年思想比较保守，邻居们觉得这样有伤风化，就举报了迟志强，说他们“跳光屁股舞”“集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警察在调查中发现，迟志强确实与一位女孩发生了关系，于是就把他抓起来了，以流氓罪判了4年，由于他在监狱表现好，提前被放了出来，这才有了《悔恨的泪》。

陈小甜听了，十分兴奋地说，这也太容易了吧？我也可以犯流氓罪对不对？我要是早知道这些，梦想早就实现了。我说，这对于男人很容易，对于你这个女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她说，女人怎么了？花木兰，祝英台，她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女扮男装，我也可以的，只要能被判刑就行。

我不知道，犯人被抓起来以后，倒底是怎么确定性别的。我叹着气告诉她，即使她是男人，那是三十多年前，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她说，现在怎么才能达到流氓罪？我说，流氓罪已经被取消了。她瞪着眼睛说，取消了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没有流氓罪一说，你耍流氓的话，有时候是不犯法的。她说，这太奇怪了吧，现在流氓越来越多，却把流氓罪取消了？

陈小甜的眼睛像两只烧掉乌丝的灯泡子，又慢慢地熄灭了，然后倒在草坪上，仰面看着颠倒过来的天空。空中有几片乌云变幻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奔跑着。她突然坐了起来，有几分不好意思地问，流氓罪被取消了，女人被男人那个了怎么办？我说，你的“那个”是指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她用手比划了几下，发现还是比划不清，干脆红着脸说，哎呀呀，算了，明说了吧，强奸应该怎么办？他们不算流氓吗？

我在采访中遇到过这样的案例，不然差点被她问住了。我很清楚地告诉她，这样的话就犯了强奸罪，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最高可判处死刑。陈小甜从草坪上站了起来，低着头走到我的面前，手中不停地搓着那把青铜锁，嗫嗫嚅嚅地问，陈大哥，我们算不算朋友？我说，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挺聊得来的。

陈小甜低着头，羞赧地说，你相信不相信，你是我的初恋？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当年，我们都没有说过几句话，而且你还是发育不全的小丫头。她说，你不要小看我，我当时什么都懂！不然我也不会喜欢唱歌，不然我更不会流浪到了上海。

我说，这能算初恋吗？她说，如果不算初恋，绝对算是暗恋。我说，你说说看，到底是怎么暗恋的吧。

陈小甜红着脸说，我天天想看到你，文化站的灯一亮，我的心就亮了，文化站的灯一黑，我的心也跟着黑了，你离开小镇以后，我偷偷地哭过几次，而且还在梦里梦见过你。我说，你梦见了我，我怎么不知道啊？她终于抬起头，盯着我说，你准备耍赖对吗？我们起码算是老乡对不对？我说，这当然了。她说，那你愿意帮帮我吗？我说，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我尽力吧。

陈小甜听了非常高兴，朝着前后左右看了看，仰起头打量了一下架在半空中的铁轨，像一个真正的即将下手的小偷，确定周围安全无虞以后，从侧面一下子抱住了我。

这天晚上，陈小甜上身穿着一件白衬衫，下身穿着一条黑色的齐膝短裙，头发第一次没有扎起来，而是松散地披在肩头。她的脸在我的耳边蹭了蹭，然后放开我，朝后退了几步，缓慢地拉开了裙子上的拉链。随着拉链短促而细长的呲呲声在夜色中划过，她的裙子像一朵花一样轻轻地坠落在了地上。她没有任何犹豫，却有着一丝慌张，接着解开了胸前的几个钮扣，把那件白色小衬衫也脱了下来。那天没有月光，但是时间还早，公园外边的路灯还亮着，穿过院墙和树林子，经过几次反射以后，照在了陈小甜的身上。我不得不惊叹，她的胴体是光洁而优美的，像一根硕大的荧光棒一样，在朝着我慢慢地靠过来。

我说，陈小甜，你赶紧站住！你到底想干什么啊？陈小甜说，你已经答应帮我，你难道看不出来，我要耍流氓吗？我一把推开她，说你别闹了，我可以帮你，但是不需要你以身相许。她说，其实吧，以身相许就是帮我，不过以身相许以后，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我说，答应你干什么？写一篇文章报道一下，或者找关系说说情，来满足你坐牢的变态想法？

陈小甜说，不需要报道，你只要配合我，承认是你那个了我，不对不对，你要向警察举报，是我那个了你……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了几声，从地上拾起衣服，给她套上了说，你以为是过家家吗？

陈小甜把衣服抖落在地上，很生气地说，这有什么好笑的！我是认真的。我说，你先把衣服穿上，小心着了凉。她说，我着凉了活该，关你什么事情？她拾起衣服，躲到了一棵香樟树后，气呼呼地穿了起来，然后生气地朝着公园外走。我说，你信不，我这么大第一次看到女人。陈小甜说，你别说了！我说，大妹子，你就消消气吧，如果今天晚上我趁机把你给那个了，而且根据你的要求，打110报了警，说你那个了我，警察照样抓不了你。

陈小甜停住了脚步，反过身来问，为什么？我说，因为强奸罪明确针对的是男人，根本没有办法对付女人。她傻傻地问，你骗我的吧？照着你这样说，女人再怎么胡作非为，都犯不了强奸罪？我说，当然了，不信你可以去问律师。

陈小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这下把人丢大了。我说，我们还要继续那个吗？她已经消了气，淡定地说，可以啊，我们那个了之后，进不了监狱，就进围城。

从未来岛公园出来，两个人分手的时候，陈小甜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我还得继续偷手机。

六

不久以后的一天下午，陈小甜在电话里问我，陈如是这个名字怎么样？我说，这3个字怎么写？她说，耳东陈，如果的如，是非的是。我说，这个名字太高大上了，是你的朋友吗？她说，我哪里有朋友啊，我一直不顺的原因，估计名字没有取好，想改一改。我说，你起这个名字有什么讲究吗？她说，当然出自秦淮八艳之首柳如是了。我忍不住想笑，说你真了不起，还知道柳如是啊！那你干脆痛快点，直接叫柳如是好了。她说，坐可以更名，行不可以改姓，我叫柳如是的话，万一哪天成名了，上了电视，我妈会不会不认识我了啊？

我说，你妈已经去世了，你还指望她认识你？只要你认识自己就行，只是你一个卖肉的，不怕客户们叫着别扭吗？她说，这是艺名，在唱歌的时候用一下，何况柳如是也是卖肉的，她能叫“如是”，我怎么不能叫？！我说，你们卖的肉能一样吗？我已经说过了，你干脆点，直接化身柳如是吧。她说，我感觉你在讽刺我！我说，我就是觉得，这么一把年纪了，别再那么神神道道的，还是正常一点好，好好过日子吧。她说，你还是大记者呢，我感觉你根本不懂什么叫日子！她有点生气，就把电话挂掉了。

那天黄昏，我下班的时候，一出报社的大门，突然听到有人喊我，回头一看竟然是陈小甜！她骑着三轮车靠在路边。

我们报社位于静安区的康定路江宁路，南边紧连着艺海剧院，北边隔着几条街就是玉佛寺，东边不远处就是苏州河。我很吃惊地问，你怎么在这里？不会把肉卖到静安区了吧？陈小甜说，我是专门接你下班来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报社地址？她说，你们报纸上都印着呢，我聪明吧？她扬了扬手中的一张报纸说，快点上车吧。我扫了一眼三轮车，平板上的血迹没有干透，几只苍蝇飞舞着，放着几根骨头和一把刀。她看我有些犹豫，就下了车，把东西收进了车斗，把报纸垫在了平板上。

我的犹豫并非嫌脏，而是此时此刻进进出出的同事很多。前来接自己的是骑着三轮车的女人，她下身穿着两个破洞的牛仔裤，上身穿着一件黑色T恤，这些都没有什么异常。比较异常的是一件灰色外套上，还戴着蓝色的油乎乎的袖套，再配合着这么一辆散发着血腥味的三轮车，谁都明白是个卖肉的，或者像一场行为艺术。如果被同事们看见了，非得笑掉大牙不可。

陈小甜又催着说，你快点上车吧，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我尴尬地坐上了三轮车，被她带到了西藏路云南路交叉口，这里有一家西安饺子楼，陕西小吃应有尽有。天差不多黑了，西边有几朵火烧云，像即将烧完的灰烬一样明明暗暗地堆着。两个人坐下来，她才问我，你说要好好过日子，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猛然才想起来，当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老实说，一个人流浪在外，开始那几年的中秋节，心里还特别敏感，好坏也得庆祝一下，一瓶啤酒，两个小菜，吃完了再去外边溜达溜达，坐在无人的地方赏赏月。但是，随着孤独感越来越深，世间的一切美好和怀念，像倒影一样全部沉入了内心的水底。到最后，由茫然变成了麻木，很多时候与其说是忘记了这个节日，不如说是根本不想面对这么一个节日。

这顿饭，陈小甜要了3瓶啤酒，还没有喝几下呢，她已经有些飘了。我说，别喝了，你还要骑车。她说，是三轮车，不是宝马，又不算酒驾，你怕什么啊。吃完饭，已经7点多了，她真的喝多了，刚刚出门就摔了一跤。我说，让我骑吧。她说，你会吗？我教教你吧。我说，有什么好教的，比开拖拉机容易对吧？我在文化站上班的时候就会了。

陈小甜的三轮车是电动的，看上去不怎么样，甚至锈迹斑斑，但是力气挺大，不仅不那么难骑，反而感觉很拉风，听着有些寒意的秋风从耳边呼呼地吹过，让人有一种回到青年时代的热血沸腾。陈小甜坐在后边，伸手轻轻地扶着我的腰，大声地对着我说，我想起来了，你当时开着拖拉机去过两次县城，据说是看望女朋友去了。我很吃惊地问，天啊，你怎么知道的？她说，拖拉机是你向文化站隔壁的王叔叔借的，你们的对话我都听见了。

我听了，顿时泪流满面，有些失控地加大马力，朝前冲了出去……原以为那件事情像一只气球，被我紧紧地按在内心深处无人可以触及的地方，已经干瘪了，再也无法放飞了。现在才发现，这只气球不仅还在某个角落，而且被岁月的气息吹得更大更圆了，如今被陈小甜的一句话和屁股底下横冲直撞的三轮车，很轻松地拽断了那根绳子，气球又被放了出来。

我是参加工作前认识蓝蓝的，那时候蓝蓝还在县师范学校念书。陈小甜去旁听的那一年，正好是蓝蓝刚刚毕业的那一年，两个女孩就那么错过了。蓝蓝读一年级的某一个周末，我去她的学校参加诗歌聚会，早晨吃完饭正和朋友打乒乓球，突然听到广播里朗诵了一首诗。我仔细一听，这首诗竟然是我写的！那娇滴滴的声音像露水一样，晶亮，透明，婉转，甜蜜，稍微不注意就会碰落在地，而化入泥土不见了。朋友说，这个播音员是他们班的班花，问我想不想见。我说，当然啊。于是，吃午饭的时候，在学校的食堂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蓝蓝，她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笑，给我的感觉像一树盛开的梨花。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准确地说，我深深地喜欢上了她。

从此，我每天写一封信给她，有时候寄一首诗，有时候寄一片树叶。这期间，我去学校找过几次蓝蓝，她有时候在上课，有时候在广播室里播出，有时候去外边实习去了。我们在学校里遇到过两次，她都匆匆忙忙地说，我快忙死了，你先回去吧。朋友说，人家喜欢播音主持，想去陕西师范大学进修，正忙着迎考呢。我说，再忙也不用躲着我吧？你就老实告诉我，她是不是有了别人？朋友被逼急了，就躲躲闪闪地说，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上晚自习的时候，她经常坐在教室里哭，还以为是为了你呢。

后来，我比她提前两年毕业了，被安排到了武关镇的文化站，再后来就发生了去借音响设备的那件事情。那段时间，我特别地苦闷，我多么想去看她，但是我必须兑现自己的承诺。不过，每次写信给蓝蓝，我都要告诉蓝蓝，我可以不去看她，但是我可以在小镇等着她，希望她某一天能来小镇看看我。镇政府的对面有一座石拱桥，每天有一趟从县城开来的班车，在下午四五点钟抵达小镇，在桥头停靠几分钟之后，继续开往下一站。每个周末的下午，无论下着大雨，还是下着大雪，我都会早早地来到桥头。我站在桥头等啊等啊，即使那趟唯一的班车开走了，我仍然相信蓝蓝会来，仍然从下午等到黄昏，从黄昏等到天黑，从天黑等到凌晨，看着各种各样的车，卷着滚滚的尘土，开过去再开过去。

在蓝蓝毕业前夕，我再也忍不住了，决定立即前往县城，我要亲眼看看蓝蓝，她到底在干什么，她哭哭啼啼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如果可能，我要亲口问问她，我们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而此时已经晚上10点，路上已经没有一辆车，我就想到了文化站隔壁的那辆拖拉机。邻居姓王，叫王小平，毫不犹豫地说，别说借给你，送给你都可以，你不会开的话，我可以当你的司机。王小平很高兴地问我，用拖拉机拉什么东西？我说，我不拉东西，我就想去县城看一看朋友。王小平的老婆笑着说，肯定是女朋友，那是去约会，王小平你赶紧打一桶水把拖拉机收拾收拾吧。王小平拿出抹布，把拖拉机擦了擦，在油箱里加满了柴油，然后把摇把递给我说，那赶紧走，一路注意安全吧。

我开着拖拉机突突突地出发了。从武关到县城属于312国道，我磕磕碰碰地开到学校，已经是晚上12  

点，学校大门已经关闭。我把拖拉机开到学校背后的围墙边静静地坐着，打量着睡意蒙眬的校园。天终于亮了，先是麻雀叽叽喳喳地叫，后来是越来越多的跑步声和羽毛球、乒乓球和篮球的拍打声，再后来是琴声和歌声，整个校园才慢慢腾腾地醒了。天气非常不错，阳光淡淡地照射着校园。学校的最后是一排平房，一扇赭红色的门开了，有一个女孩端着一盆水，哗啦一声泼在了地上。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睡衣，长头发湿漉漉的，分明是刚刚洗过了头。

我试探地叫了一声“蓝蓝”，她似乎有些慌张地抬起头，朝着围墙外边看了一眼，就匆匆地关上了门。我以运送垃圾为名，把拖拉机开进了学校。我来到了那扇门前，轻轻地敲了敲，但是没有人回答我。我从窗户朝里看，刚刚的那个女孩已经不见了，剩下一架打开的钢琴无声地摆着。有一位老师正蹲在台阶上刷牙，他盯了一眼拖拉机问，你接人对吗？我说，是啊。他说，你来晚了，人家刚刚被小汽车接走了。

我开着拖拉机在校园里突突突地追着，但是再也没有见到蓝蓝。我找到了朋友，朋友看到我开着的拖拉机，非常吃惊地问，你这是干什么？我说，我来看蓝蓝呀。朋友说，开着拖拉机来约会，你也够痴情的了，可惜人家已经去西安了，明天要考试，我告诉过你，她报考了陕西师范大学。

我拉着朋友出了学校，在312国道上疯狂地飙着。朋友说，你这是去哪里啊？我说，去西安呀。朋友说，西安是你拖拉机可以进的吗？两个人正说着呢，我的眼前一黑，拖拉机一歪，一头栽进了路边。朋友苦笑了笑说，你照照镜子吧，简直就是小丑。我说，你就看在小丑的面子上告诉我，最后那排平房是干什么的吧？朋友说，是宿舍啊，教职工的宿舍。我说，她为什么不住自己的宿舍？朋友叹着气说，我也不太了解情况，只知道音乐老师姓程，那间宿舍是程老师的。我说，他们同居了？朋友说，应该没有吧？我劝你一句，还是早点放弃吧，蓝蓝心高气傲着呢，人家一旦考上了播音主持，怎么看得上你啊。

我说，我长得丑，但是我会写诗，有哪一点比别人差？朋友说，你差远了，你会写诗不假，但是写诗有屁用啊！人家只会说你是疯子。人家学音乐的就不一样了，哪天一不小心就变成了明星。我说，明星有那么好当的吗？朋友说，即使成不了明星，同样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就说那个姓程的音乐老师吧，因为是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又参加了几次歌唱比赛，上了几次电视，不瞒你，他哪里是唱歌啊，简直像回家奔丧一样，但是在学校里照样像大明星，不知道欺骗了多少无知少女。我说，蓝蓝也是被欺骗的对象之一吗？朋友愣了一下，说蓝蓝应该不一样吧？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蓝蓝能到武关镇看看，想带着她爬爬少习山，去武关河里逮逮娃娃鱼，吟诵一下大诗人们在古城墙上留下的千古名句。主要是想让她看看，从她那里借来的那一套设备，听听飘扬在小镇上空的歌曲，和农民们跟着哼哼的那种。所以，过了两周左右，我又一次开着拖拉机来到了学校，可惜学校已经放假了，蓝蓝也已经从学校毕业了。我在学校围墙外边待了一夜，迷茫而伤感地看着有些清冷的校园。

那年的9月，我决定从文化站辞职，准备从武关出发，顺着武关河一路朝下，验证一下这条“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的小河，到底是不是流入了丹江，汇入了汉江，并入了长江，最后有没有在上海注入了大海。在起程的前一天，我想最后一次去看看蓝蓝，准确地说是远远地看上一眼，算是一种暗自神伤的告别。我打听到的消息是蓝蓝并没有考上陕西师范大学的播音主持，而是被分配到了比武关还要偏远的村办小学。

我本来想自己开着拖拉机，邻居王小平说，这一次，我送你吧。我们到达那所学校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学生们放学回家了，整个学校空空荡荡的，只有几间平房的小院里长满了蒿草。我站在远处一直等到了天黑，并没有我希望看到的蓝蓝出现。有一个孩子告诉我们，那个会弹钢琴、会唱歌的蓝蓝阿姨，开学这么久了，她还没有来报到呢。我不停地安慰那个孩子，他们声音甜美的阿姨会来的。说完这句话，我的眼泪不由分说地流了下来。

七

我骑着三轮车在大街上窜来窜去，陈小甜则像驾驭马车一样驾驾驾地拍打着我的腰，向左拐向右拐地吆喝着。

我问陈小甜，当年教你学音乐的那个老师还联系吗？她淡淡地说，我的老师是你，哪里还有其他老师呀。我说，姓程的，长头发，送吉他给你的那个，你前几天还提起过他，你不会不记得了吧？她愣了一下，说你也认识他？我说，只是听说过，你觉得他人怎么样？她的酒劲似乎一下子醒了，有些严肃地说，就一把破吉他而已，我前几天已经把它扔进苏州河喂了王八。我突然发现这次见面，她那把形影不离的吉他不见了。我说，苏州河什么时候有王八了？她紧紧地搂住了我的腰，转移了话题，说好久没有来外滩，感觉越来越梦幻了。

我们穿过了外白渡桥，然后右转两公里不到，在一家酒店门口停了下来。我说，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她说，过中秋呀。我说，这是要开房的节奏啊。她笑眯眯地说，对呀，你不愿意吗？

这是一家汉庭快捷酒店，总共12层，上到11层之后，再爬一层楼梯，在楼道的尽头有一个天井，天井里搭着一把梯子，直通这座楼的天台。天台上有一个水箱和几台中央空调的外机，由于天气不冷不热，并没有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站在天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南边的黄浦江，江上一艘艘游轮在如诗如画地开过，对岸就是层峦叠嶂的陆家嘴，东方明珠像个彩色的大锥子向空中戳去。

我们靠着水箱坐了下来。我说，这就是开房吗？她说，对呀，这叫露天作业，也可以叫天震，人家露水夫妻不就这么干的吗？我说，你这么轻车熟路的，是不是和谁经常来啊？她说，我和自己不行吗？我没有认识你的时候，起码来过十几次了，你知道一个人坐在这里最想干什么吗？我说，应该是最想跳下去。她说，错了，是最想飞起来，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屋顶上，真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不信你闭上眼睛试试吧。

我说，你今天来的目的是赏月对吧？她说，月亮被王八蛋偷走了，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观看中秋晚会。我说，中秋晚会在哪里？她指了指说，就在脚下的那片平房里。我侧着耳朵听了听，面前确实有一场晚会，只是非常非常模糊，风声稍微大一点，或者有汽车驶过，就彻底被淹没了。她听得非常用心，不时地跟着唱那么几曲，如果遇到中场休息的时候，她就夹杂着讲一讲自己的经历。

陈小甜离开老家的线路与我几乎一致，先去北山打听了一下我的消息，然后折回武关，开始顺着武关河一直朝下，首先在武汉的一家陕西面馆当了几年的服务员，这家面馆的特色食品叫“一根面”，满满一碗面只有一根，所以也叫“长寿面”。厨师现场扯面，现场煮面，面条在空中舞来舞去，像一条吐着信子的蛇，一会儿飞到你的嘴边，一会儿游到你的耳边，可谓是风情万种、媚态丛生，逗得客人们又惊又乍、嘻嘻哈哈。厨师在扯面的时候，就由陈小甜在那里唱歌，她本来唱着迟志强的《铁窗泪》，但是前来吃面的人多数是过生日的，想讨一个好彩头，所以被老板给骂了几次，逼着她改唱陕北民歌，比如《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她后来烦了腻了，觉得与自己的愿望距离太远，就去了一趟长沙，因为长沙有很多的选秀节目，或者说是选秀节目的发源地；再后来糊里糊涂地跑到了南京，在一家制衣厂当了工人，之所以来这里打工，并不是因为制衣厂里穿衣服不要钱，也不是在这里赚得多，而是听说厂里有一个工会，工会组织了一个叫“流水线”的女工合唱团，业余时间大家自娱自乐地唱唱歌。

最后，陈小甜就来到了上海。她来上海比较含蓄的原因，是那位文化站的大叔很有可能在上海。最直接的第一个原因，是宿舍里有个四川女工在上海待过几年，说上海是出大明星的地方，很早以前就出过一个周璇，她唱的《夜上海》可有名了，还有一个不知道名字，她唱了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女工说着，就哼了起来——

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情意重

玫瑰玫瑰情意浓

长夏开在荆棘里

……

陈小甜听了这首歌，觉得特别有味道，于是打定主意要到上海看看。她刚到上海的时候，本想着能找一份与音乐有关的工作，但是每次去应聘，人家问她是什么文凭，她说我初中毕业。人家问她有什么特长，她说我会唱歌，还会弹弹吉他。那时候招工的多数是工厂和饭店，人家听她唱了一首迟志强的《铁窗泪》，就告诉她可以去地铁卖唱。她问什么是卖唱，人家告诉她，卖唱和卖花一样，找个地方坐下来，唱唱歌就行，类似于乞丐，但是与乞丐有本质的差别，乞丐是不劳而获，卖唱是凭一技之长吃饭。

当时正值秋末冬初，她觉得这个建议挺好的，反正自己喜欢唱歌，顺便还能赚取一点生活费。她抱着吉他坐在静安寺下边的地铁口，从早到晚起劲地唱着，开始感觉挺辛苦的，不过每天也有不少的收入。就这么唱了几个月，她慢慢地发现，卖唱与卖花完全不同，花是有香味的，花也是有颜色的，卖花卖的是美丽，而自己卖唱，人家根本不在乎你唱的是什么，也不在乎你唱得好坏，你卖的其实是生活的惨状，人家买的是对你的同情和怜悯。尤其从静安寺这一站进出的，很多是前往静安寺敬香来的，对她是一种积德行善的施舍。后来，每次听到硬币落在地上，看到硬币在地上滚动，她的心里就特别难受。她唱歌为了什么？不就为了站在舞台上，接受听众的膜拜吗？不就为了别人的尊重吗？她来上海干什么？不就为了寻找机会吗？不就为了能遇到那个人吗？不就为了有一天能从电视里冒出来吗？如今却遭到了人家的误解和歧视，以为自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乞丐，或者是一个患有残疾的弱者，这明显不是自己的初衷。

她无意中遇到了一个在菜市场摆摊的阿姨，说你又不缺胳膊断腿，还不如跟着我卖菜好了。她听从了建议，帮阿姨卖了半年的菜，然后买了一辆平板三轮车自己单干，每天早晨从江桥蔬菜批发市场批发一车蔬菜，大白菜呀，土豆呀，萝卜呀，当起了走街串巷的菜贩子。再后来，发现卖菜不划算，不仅利润低，而且从早到晚太辛苦，干脆专门贩卖起了猪肉。她很快就成了一个娴熟的肉贩子，从屠宰场批发一车猪肉，快的话上午10点前，慢的话中午12点，全部就会销售一空。她每天卖完了肉，吃过了午饭，就换上一身衣服，简单地梳妆打扮一下，背着吉他，骑着三轮车，游走在上海的各个角落，比如开放式公园呀，大桥下呀，苏州河边呀，黄浦江畔呀，甚至还会跑到郊区，比如松江的佘山啊，青浦的淀山湖啊，宝山的长江口和宝杨码头啊，凡是风景优美而安静的地方，差不多都被她跑遍了。她跑到这些地方，主要不是为了看风景，一是这里人多，说不定哪一天就看到了自己熟悉的身影，二是把这些地方当成舞台尽情地唱歌。

有好几次，游人被她的歌声迷住了，说你唱得这么好，去参加电视台选秀节目，保证能够拿到冠军。她确实参加过各种各样的选秀，开始也试唱了那么几次，每次在初选的时候就被刷了下来。后来报名参加了几次东方卫视的达人秀，人家听她唱完歌，都会问她，有没有什么绝活或者离奇的经历？比如曾经有一个无臂小伙子，用双脚弹了一曲钢琴名曲，激励了无数的人；比如曾经有一个千万富翁，由于生意破产，一夜白了头，上台唱了一首《从头再来》，令无数人为之落泪。她心想，她妈临终前的遗言，文化站那位大叔播放的歌曲，随便讲出来也许就能打动很多人，但是觉得这无异于出卖了自己的情感，所以还是摇摇头，说自己就是一个平平凡凡的音乐爱好者而已。

她笑着告诉喜欢她的游人，还冠军呢，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游人就说，那是因为人家有潜规则，你可以去娱乐城试试。她果然去了一次娱乐城，人家一样不允许她唱迟志强的歌，而且让她登台的时候必须穿着比基尼。她很生气地说，我是来唱歌的，又不是来卖身的。她一首歌没有唱呢，就逃了出去。有人就挖苦她，说你可以去提篮桥，那里有一个新岸合唱团。

她那时候以为提篮桥是一家歌舞团，就花费好几天时间新学了一首歌，在某一天的下午好好收拾打扮了一番，背着吉他找到了提篮桥的大门前。看大门的那种气势，她真被吓了一跳，毫无疑问就是高档的歌舞团，不然不会位于如此的黄金地段。她刚刚走到大门口就被保安给拦住了，问她是干什么的。她说，我是来应聘的。保安说，你找工作跑错了地方，这是关犯人的地方。她说，关犯人的地方是什么意思？保安说，哎呀，就是监狱。她说，有个新岸合唱团在里边对不对？保安说，是啊，这个合唱团是犯人们组成的。

她很吃惊，她没有想到提篮桥是一座监狱，也没有想到这个名气很大的合唱团成员竟然都是犯人。但是她依然高兴地说，那就对了，你放我进去行吗？保安说，你是犯人的亲属对吧？今天晚上这里有演出，你想来看演出对不对？她说，对呀对呀。保安说，即使是犯人亲属，也不是随便进的，你得先去办手续。她说，是卖票对吗？保安说，你以为这是大剧院吗？我已经说过了，这里是监狱，只有三种人有资格进去，一是警察，二是犯人，三是犯人的亲属，你能沾上哪一边？她说，我是犯人的亲属。保安说，我已经说了，犯人的亲属得去后边办手续，但是今天探监的时间已经过了。

她脑子一转，说我也是犯人。保安说，你是犯人？她说，对呀。保安说，你犯了什么罪？她说，我啊，我是小偷，你快点把我抓进去。保安说，你是不是犯人我说了不算啊。她说，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保安说，警察说了算。她说，你不是警察吗？保安说，我都被你绕糊涂了，你要想进去，很简单，就让警察把你抓起来。她磨了半天的嘴皮子，最后只好坐在对面的马路牙子上发呆。

很快就天黑了，果然听到了一场演出，尤其有一个合唱节目，唱的是一首《人生新岸》，非常凄美。

陈小甜说，我偷手机的灵感就来自于提篮桥监狱，我们前边的这条路是长阳路140号，原来叫华德路117号，原来是执行死刑的杀场，现在是提篮桥监狱的新岸礼堂，是新岸合唱团正在演出的地方。我恍然大悟地问，这就是你偷手机的真正目的？你偷手机就是为了进提篮桥监狱？她说，对呀对呀，这就是我最向往的天堂。我说，你想进去给犯人唱歌？唱迟志强的歌？她说，我主要是想加入他们的新岸合唱团……她突然盯着我的眼睛说，你不是记者吗？你再帮我一次好吗？你帮我联系一下提篮桥监狱，让他们直接把我抓进去算了。

几阵凉风吹过，云就消散了一些，中秋的圆月在霓虹艳影的照射中，仍然是模糊而暗淡的。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她偷手机不是贪玩，不是一种游戏，更不是精神上有问题，而是想进入新岸合唱团唱歌。

陈小甜说，晚会马上就结束了，最后的合唱就是《人生新岸》，你安静地听听吧。她正说着，果然有一首歌隐隐约约地传了过来，歌声低沉而微弱，被风轻轻一吹，就吹散了。我说，听不清啊。她说，我唱给你听吧。

陈小甜就跟着清唱了起来——

往事历历心上剪破天光

那么梦幻，那么痴狂

岁月无法回望听北风激荡

多少选择，多少无常

泪水肆意飞扬真爱无疆

也曾高歌，也曾彷徨

悔恨刻在胸膛痛放在一旁

几许欢欣，几许感伤

像男人那样去扛

把沧桑都藏在心上

这眼泪让我自己尝

哪怕脚下世界已变样

像男人那么去闯

过去种种不需要再惆怅

噩梦醒来再次挺起胸膛

就算疤痕也会变成勋章

我在这里迷茫、绝望、挣扎、彷徨

我们在这里痛苦、纠结、无奈、悲伤

陈小甜唱完了歌，一时陷入了沉默。我不用去看就明白，此时的她已经泪流满面，而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同样作为一名为纪念青春而漂泊的人，孤独已经浸入了我的骨髓，但是我知道，她向我讲述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这个中了青春魔咒的音乐爱好者，从离开小镇求学，从她妈留下遗嘱去世，从饭店服务员到流水线工人，从地铁卖唱姑娘到蹬三轮车的肉贩子，再到一名精神病患者一样的或者像玩游戏一样的小偷，这么多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内心经受过的迷茫、绝望、挣扎、彷徨和痛苦、纠结、无奈、悲伤，有谁能够理解一二呢？又有谁给予一点安慰呢？

我说，真好听，你怎么会唱啊？陈小甜说，我来听过几次，听得不太清楚，有些词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填补进去的。我说，你的本事真大呀。她很高兴地说，当然了，谁让我是陈如是啊！

所谓的晚会很快就散场了，陈小甜依然不想离开，而是朝着另一边转过身，看着黄浦江里的波光艳影。在离开楼顶的时候，我们又在监狱门口转了转，与不远处的外滩相比，这里显得十分昏暗而清冷，甚至有一些阴森恐怖，但是黑色的大门无比威武，像一张画一样被镶嵌在古铜色的门楼中，那岁月久远的斑驳的墙壁，与外滩的色调是一致的，有了人们常说的包浆一样的光泽，如果不是旁边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还真以为是什么神秘城堡或者皇宫大院呢。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地打量着这座监狱，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和陈小甜的出租屋，那些石库门老房子，零乱，灰暗，低矮，狭窄，拥挤，偏僻，与眼前比较一下，简直太让人沮丧了。我无法想象，被关在这里的罪犯们会是一种什么心情。我就老实交代吧，别说是陈小甜了，也别说她出于什么目的，反正我真有了进去的冲动。

陈小甜摸了摸很有质感的墙壁问，你也想进去了对吧？我说，也许吧，不过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唱歌。她说，那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想看看里边的窗子、里边的树和草，最想看的是犯人的表情。她说，你就不想听听他们唱的歌吗？我说，我还是想听你唱的歌……她愣了一下，感动地说，谢谢大哥，你知道吗？只有犯人的亲属才有资格在里边当听众。她说完这句话，羞羞答答地盯着我。我能看到她的目光里，包含着一个女人所有的光芒和柔情。她说，我们之间怎么办？我说，什么怎么办？她犹豫了一下，突然转过身抱住了我，然后用她的嘴唇堵住了我的嘴唇……

八

中秋节过后，陈小甜打电话联系过几次，有一次说是面瘾又犯了，约我一起去云南路那边吃油泼辣子面；有一次说是古猗园的腊梅花开了，黄灿灿香喷喷的一片，如果有时间就一起去逛逛。最后一次说是特别想看《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她这辈子还没有进过电影院呢，问我有没有时间陪陪她。我有时候因为在外采访，有时候因为心情不太好，关键还是不知道怎么界定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就委婉地拒绝了，说我这阵子太忙，你想去就一个人去吧。

时间很快就拖到了深冬，上海的冬天没有暖气，加之海风阴冷潮湿，倒显得比北方还要难熬一些。这期间，我以诗人的身份被选派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进修学习了两个月，又遇到了老父亲生病住院，在西安陪护了1个月。包括元旦、春节还有各种各样的假期，我就加在一起休了一个长假，前前后后耽误了将近4个月。直到春节以后，刚刚回到上海的那天下午，我琢磨着陈小甜失去了那么久的音信，要不要去见见她的时候，突然就接到了一个关于她的消息。

这个消息是由线人老支传递过来的。老支在我们报社楼下的咖啡馆一见我，就叹着气告诉我，陈小甜终于被判刑了。我虽然隐隐之中有些预料，还是十分吃惊地问，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老支说，就在昨天，判了三年零六个月。我说，那我恭喜她！老支说，恭喜个屁，并不是提篮桥。我说，那在哪里？老支说，她已经被发配到了白茅岭，你是牛叉烘烘的大记者呢，我替她求你一件事情行不行？我说，什么事情你说吧。老支说，你能不能想办法把她调动一下？我说，她是坐牢呢，又不是去工作。

老支说，你知道她为什么一直偷手机吗？我说，就为了被抓。老支说，你知道她为什么希望被抓吗？我说，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才知道，她就为了进入提篮桥监狱的新岸合唱团。老支说，你知道她为什么要进入新岸合唱团吗？我说，就为了能够唱歌。老支说，你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喜欢唱歌吗？我说，因为她想上电视，这是她妈生前的愿望。老支说，你错了！陈小元啊陈小元，你简直就是一个白痴！你说的这些都是她开始的想法，也是她过去的想法，你们相遇以后，她的想法已经改变了，主要是因为她以前就喜欢你，现在更加喜欢你，她的过去与其说是在追求着音乐，追求着青春年少时的梦想，不如说是在追求着一个身影，这个身影是谁？就是她的启蒙老师你！我说，她告诉你的？

老支喝了一口咖啡说，多数是我看出来的！你如果对她好一点，她这次就不会偷手机了，不会偷手机也就不会被抓了，而且她在偷手机之前专门回了一次陕西。我说，她回陕西干什么？老支说，她回陕西是为了看看你。我说，骗人，我怎么没有见到她？老支说，人家远远地看了你一眼就回来了，而且还给你打了一个电话，约你一起去看有关青春的电影。我说，是《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老支说，对，就是这部电影，人家是在试探你，没有想到你那么绝情。我说，这些也是你看出来的吗？老支说，这些是她告诉我的。

老支一口气把一杯咖啡喝光了，用杯子狠狠地敲了敲桌子说，所以这个忙你应该帮！我无比沮丧地说，老支啊，你在看守所工作过，你说说看吧，这个忙怎么帮？老支说，很简单，你把她的事情写一篇文章，保证会引起轰动的。我说，我总算明白了，你为了线索费对不对？老支说，我一名退休的人民警察，很稀罕你们的线索费吗？你的线索费值几个臭钱啊？我在想啊，她如果一下子红了，变成了大明星，你还会看不起她吗？我说，我什么时候看不起她了？老支说，你骗骗别人可以！你们都老大不小了，又从一个地方出来的，其实谈个恋爱结个婚多好啊，但是你对人家姑娘不理不睬的，不就因为她是一个卖肉的吗？我听她唱过歌，她比那些大明星好多了，总有一天会成名的，即使成不了名，娶个爱你的老婆，而且会唱歌的老婆，在你累了的时候伤心的时候，她给你唱上那么一两曲，你什么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我不得不承认，老支的话戳痛了我。我说，你在哪里听她唱过歌？老支说，是在她被抓的时候和法庭判决的时候，她反反复复唱着一首老歌。我说，我不写这篇文章会怎么样啊？老支说，你不写的话，她3年后出来，估计还会偷手机！

我回到报社的时候，收到了几个月前寄给我的一个包裹，包裹里有一部手机，白色的，屏幕是超薄的，宽得像个小电视。同事们都围了过来，说这是苹果公司在秋季发布会上刚刚推出的iPhone8，他们赞叹的无非是这款手机多么流行，功能多么强大，最重要的是多么贵，简直就是高贵身份的象征。我已经无心再听他们的赞美了，因为除了手机之外，包裹里还夹带着一样东西：一把锈蚀斑斑的青铜锁。它似乎在向我静静地诉说着什么。

我拨打了陈小甜的电话，第一次是关机，再拨打过去又成了不在服务区。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匆匆地离开了报社。上海又起风降温了，终于下了那年的第一场雪，大片大片的雪花像被谁撕碎的白纸一样飘啊飘啊。可惜上海的雪花是易化的，尤其又到了春天，雪花还没有落在地上呢，就已经化成水珠不见了。

（选自《历山》文学季刊2023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