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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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转业前后曾供职济南军区政治部与山东省总工会，退休前为山东管理学院副院长。1988年10月曾获《人民日报》风华杂文征文三等奖。1993年入选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新杂家”。《祭“哥伦比亚”号》曾被选入冀教版、北师大版八年级中学语文课本。上百篇作品获得国内各种奖项。作品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等近百种杂文集。出版《<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崎岖中国（上、下）》（言实出版社）《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中国杂文（百部）•安立志卷》（吉林出版集团）等多部作品集。近年以历史随笔写作为主。
“历下亭”之得名
客居济南几十年，去过大明湖多次，却是首次登上历下亭。
初秋的一个晴日，晨光熹微，清风送爽，早早来到大明湖，公园尚未到上班时间。入西南门，闲步北岸，一些景点很熟悉，于是信步走来，删繁就简，穿铁公祠，越北极阁。放慢脚步后，在南丰祠、明昌钟逗留些许，过北水门，经超然楼，来到南岸，从辛弃疾纪念祠乘船直抵历下亭。
大明湖波平如镜，历下亭所在的湖心岛，如同镜面的装饰或图案。首次登岛，特别留意岛上的布局，首先映入眼帘的杜甫诗句、那副楹联——“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历下亭、御碑亭、名士轩、蔚蓝轩，与若干廊榭与那株古柳，历历在目，似曾相识。尽管御碑亭里镶嵌着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仍感到值得回味的却是楹柱上的联语：“李北海亦豪哉，杯酒相邀，顿教历下古亭、千古入诗人歌咏；杜少陵已往矣，湖山如昨，试问济南过客、谁能继名士风流？”虽然对句不工，但意韵颇为深邃。
我喜欢旅游，国内浏览无非名山大川、文物古迹两大主题。因为喜欢文史的缘故，参观古迹，总试图了解其历史渊源。
“历下亭”为人所知，主要来自杜甫的《陪李北海宴历下亭》（《杜甫全集校注》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页79）：
东藩驻皂盖，北渚凌清河。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
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
蕴真惬所欲，落日将如何？
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
公元745年（唐天宝四载）夏，时年33岁的杜甫有一次齐州（今济南）之游，在北海太守李邕与其族孙李之芳（时任齐州司马）举行的酒会上，杜甫临席赋诗，诗题中的“历下亭”就成了极具历史意义的命名。其实，杜甫齐州之行不只登临了“历下亭”，杜甫在李之芳主持修建的新亭也曾题诗（同上书，页85）：
新亭结构罢，隐见清湖阴。
迹籍台观旧，气溟海岳深。
圆荷想自昔，遗堞感至今。
芳宴此时具，哀丝千古心。
主称寿尊客，筵秩宴北林。
不阻蓬荜兴，得兼梁甫吟。
两诗都是杜甫的早期创作，其中尤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句驰名今古。
历下亭莫非疑似之迹
杜甫说“海右此亭古”，然而，“古”也不能无上限，于是有的上溯北魏，有的前附周齐。即使如此，历下亭坐落何处（Where）、建于何时（When）、筑者何人（Who），这三个“W”一个也不清楚，似乎成为疑似之迹。乾隆年间的历城县志称：“历下亭不知建于何时。杜诗曰：‘海右此亭古’，则不始于唐代矣！”（《乾隆历城县志》卷十五，页258），有人在《水经注》和《齐乘》找到了根据，言之凿凿，五龙潭的“客亭”，就是其“原型”。因这客亭原是官府为接迎宾客而设立，直到唐代，才改称“历下亭”。
把“历下亭”从唐代上推北魏，把五龙潭里的“客亭”说成“历下亭”，这个说法由来已久。我以为这一结论，很可能受了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的影响。他为杜甫的“历下亭”作注称：“《水经注》：泺水出历县故城西南。城南对山，其水北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东北两面侧湖，北水便成净池也。池上有客亭。”他接着引《齐乘》：“池上有亭，即渚池，今名五龙潭。‘客亭’当为历下古亭。故曰：‘海右此亭古’也。”他的结论是，五龙潭上的客亭“当为”杜甫登临的“历下古亭”。为完成论证链条，他又引《水经注》：“其水北流，经历城东，又北引水为流杯池。州僚宾燕，公私多在其上。疑此即员外新亭之地也。曰‘新亭’，所以别于古。”（《钱注杜诗》，中华书局，1958年，页5-6）他的断语是这样的，“客亭”——“当为历下古亭”；“新亭”——“疑此即员外新亭”。前者确然，后者或然。这样以来，杜甫当年饮酒赋诗的两个亭子——“历下古亭”与“员外新亭”，全到位了。
郦道元的《水经注》确有“池上有客亭”，接下来的文字是，“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水木明瑟，可谓濠梁之性，物我无违矣。”（《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页210）至于何谓“净池”，何谓“客亭”，那是北魏时的称呼，并不能与今日的大明湖、历下亭划等号，人们不能要求郦道元提供21世纪的对应物。令人诧异的是，清道光年间的济南府志，则在“大明湖客亭”下作出更加明确的诠释：“考‘北渚’之名，始见于杜诗。杜诗曰：‘北渚凌清河’，下即曰：‘海右此亭古’。则此亭即在北渚者无疑。《齐乘》所谓古有‘北渚亭’，疑即唐之历下亭。”（《道光济南府志》卷十一，凤凰出版社，2004年，页238）经过这番论证，郦道元笔下的“净池”就成了于钦笔下的“五龙潭”；郦道元笔下的“客亭”，又成了于钦笔下的“北渚亭”。而北渚亭竟然“疑即唐之历下亭”。这一论证过程，从北魏——元——清，历时一千多年，似乎就是为了证明历下亭的前身就是五龙潭的“客亭”。
也许今人会错了古人意。“历下”只是地理概念，所谓“历下亭”不过是“地名+亭”，“历下亭”并非某一亭台的专称。另据《齐乘》，“天宝元年，齐州改临淄郡。……（天宝）五载，临淄郡改济南郡。”（《钦定四库全书·史部·齐乘》卷三，页29）杜甫与李邕宴饮、题诗于天宝四载（745年）。两年后，曾一起饮酒赋诗的李邕被李林甫害死，杜甫晚年作《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回忆当年的诗酒友情，却写下这样的诗句：“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杜甫全集校注》第七册，页4007））同一地点、同一事件、同一诗人，对同一地点，在“李北海”诗中称“历下亭”，在“八哀诗”中称“临淄亭”，可见，至少在当时，“历下亭”并非约定俗成的专用名称。
大明湖南岸的历下亭
在浩若烟海的史籍中，在杜甫之后的几个朝代，历下亭虽有提及，大都语焉不详。研究山东的历史地理经常引用《水经注》与《齐乘》。两书产生的年代，一在北魏，一在元代，前后相差800余年，从元代到清代又是几百年。在这上千年的历史岁月中，济南周边的地理变迁是巨大的，最大的变化是19世纪中叶（清咸丰五年）黄河夺济入海。黄河决堤改向东北，鹊巢鸠占了济水河道，古老的济水消失了，浩渺的鹊山湖消失了，赵孟頫画笔下的鹊、华二山被黄河南北分隔。自然山川尚且如此，何况人工建筑？无论水火虫噬，还是战争破坏，历下亭这样的木结构都是难以承受的，一个名标青史的古亭，它的堙灭与迁移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清乾隆年间的历城县志在唐代“历下亭”即李杜诗酒之会的“历下亭”条下对《水经注》作出纠正：“此亭非宋元以来城内之历下亭，故诗曰‘北渚凌清河’，即《水经注》所谓泺水又北流，注于济。曰‘交流空涌波’，即《水经注》所谓历水与泺水会也。唐去魏不远，以《水经注》水道考之杜诗，犹隐隐相合，若竟以宋以后城内之历下亭当之，失之远矣。”（《乾隆历城县志》卷十五，页258）清代的史家明确指出，宋以后的历下亭在城内，其所处位置与李杜相会时唐代的历下亭不在一地。
历下亭在宋以后位于济南城内，从现有史籍来看，似乎又是三个“W”不明（坐落何处、建于何时、筑者何人）的史实。不过，《齐乘》作者于钦在相当程度上回答了第一个“W”，即历下亭坐落何处的问题。
于钦(1283-1333)，字思容，祖籍文登，后定居益都。他既是历史地理学家，也是方志编者。以他这样的职业与身份，对于有影响的古代建筑与历史遗迹，应当信任他的治学态度。于钦指出：“历下亭，府城驿邸内历山台上，面山背湖，实为胜绝。”（《齐乘》卷五，页4）这是历下亭在元代的位置。也就是说，至少在元代，历下亭位于大明湖南岸、府城官衙之内。虽然《乾隆历城县志》认为，宋以后的历下亭都在这一位置，可惜的是，宋金元几位曾经逗留济南的名人，却没有相关记述。
一是曾巩（1019-1083），他不仅是北宋官员，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大明湖内有南丰祠。曾巩于熙宁三年（1070）冬知齐州，熙宁六年调离，任职不到三年。年谱有明确记载。他在任职期间，兴修北水门，建造北渚亭，整治大明湖，《北水门记》的刻石至今仍在。曾巩是官员也是作家，他在作品中提到了大明湖（西湖）、趵突泉、华不注，甚至提到了环波亭、鹊山亭、北渚亭，唯独没有提到历下亭。明成化五年(1469)，山东按察使李裕游览大明湖，他在《游济南大明湖记》中写道：“遂循南岸，至历下、环波、水香三亭，亭瞰湖滨。宋曾子固知齐州重建，今湮圮基存。”（《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206）他提供的信息是，历下亭位于大明湖南岸，系曾巩任职齐州时所建，现只剩下遗址。然而，李裕关于曾巩重建历下亭的记载，没有看到第三方的证据。北宋绍圣元年（1094），晁补之在曾巩离开济南20年后，也出知齐州。他在寻访曾巩施政故迹时，主要关注点是北渚亭，并写下了名文《北渚亭赋》，序言中提到了历下亭，“而圃多大木，历下亭又其最高处也。举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全宋文》第12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页292）晁补之看到的大概是被芦苇包围的历下亭遗址，曾巩走后只20年，历下亭即这般模样，大概率不是曾巩所建。清前期的历城县志，在记叙历下亭变迁时，注意了宋元两位名士的观察：“元历下亭，于钦谓在历山台上，与晁补之《北渚亭赋》序所述相合，故疑宋元之历下亭遗址。”（《乾隆历城县志》卷十五，页262）
二是苏辙。苏辙（1039-1 112）是苏东坡之弟，也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辙到济南赴任，官位不高，任职掌书记。三年多的任期，参与并记录了一些社会、文化建设项目，比如建造齐州泺源石桥（西门桥）与重修闵子骞祠等。苏辙初到济南，时值大旱。他在冗杂的公务之暇，游览了济南的青山秀水，他的作品有对大明湖（西湖）、灵隐寺、舜泉的吟咏，也有对北渚亭、鹊山亭、环波亭的诗作，同样没有提到历下亭。假如历下亭当时也在“府城驿邸之内”，他在济南任职长达三年之多，对近在府衙咫尺的历下亭，也不至于从未光顾吧！
靖康之变后，济南沦为金人国土。一个世纪后，历史再次轮回，金国被蒙元所灭，济南又沦为蒙古领地。金末元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元好问（1190-1257）正在经历亡国之痛（1234年正月蒙古灭金），而此时他却有一次济南之旅。对于这个他儿时曾经到过的古城，元好问竟然产生了“有心长做济南人”的美好情愫。因此，他在济南的参访格外留心，观察也格外细致。如果说“千年历下亭，规摹见覃覃。怀贤成独咏，胜赏何由参？”（《元好问全集（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38）的诗句，对历下亭的废圮表达了某种遗憾与失望的话，那么，他在著名散文《济南行记》中，对历下亭有一段更为详尽的记述：乙未（1235年）秋七月，“至济南，……置酒历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后，自周、齐以来有之。”（同上书，页773）短短几句，为历下亭确立了比较清晰的时空定位。从空间来看，历下亭位于“府宅之后”，即在今大明湖南岸、山东省政府后面；从时间上说，该亭“自周、齐以来有之”，这说明杜甫的“海右此亭古”其来有自，在时间跨度上，周、齐与北魏同属北朝。关键点是他看到的只是“历下亭故基”。此时，历下亭已不存在，只留下了遗址或废墟。
赵孟頫（1254-1322），也是济南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与元好问不同，元好问只是济南的游客，而赵孟頫却是地方官。赵孟頫是宋末元初时人，原系赵宋皇族后裔，著名书画家。他对济南的重大文化贡献，就是驰名中外的《鹊华秋色图》。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赵孟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兼管本路诸军奥鲁。蒙古政权的官制挺繁琐，这个职务大体相当主持工作的副市长。他在济南任职近三年，此时《齐乘》作者于钦尚在少年。赵孟頫确有一首五言的《历下亭即事》。该诗没有序跋与说明，诗中也未提及历下亭，自然不能作为历下亭的历史地理资料。赵孟頫到济南，比元好问晚了半个多世纪。蒙元短祚，在其不到百年的统治下，这个征战欧亚、杀伐成性的草原民族，加之显而易见的民族矛盾，在赵孟頫之前的济南地方官，大概不会有兴趣修建历下亭。从元好问的游记到《齐乘》的记述，到了赵孟頫任职时，这个亭子仍是“故基”。
张养浩（1269-1329）是当然的济南名士。与赵孟頫不同，他原本就是济南人。在仕途上，他比赵孟頫走运。至治元年（1321），张养浩辞职回乡（赵孟頫翌年去世），朝廷多次征召不就，长年赋闲济南，直到1328年。应当指出的是，《齐乘》作者于钦的生活年代与张养浩大多重合。八年间，张养浩作为一个退隐高官，为了造福乡梓，美化庭院，他重修会波楼，建造绰然亭，并创作了大量诗文，对政界影响较大的是“三事忠告”，广为人知的则是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闻名的元曲创作。在其以济南为背景的大量作品中，只有两首诗提到历下亭，一曰《和元亨之佥事登历下亭韵》，其中有句：“有亭翼穹窿，揭以历下号。”（《全元诗》第25册，中华书局，2013年，页15）说的就是历下亭。另有《登历下亭》诗，意象模糊，拟景虚幻，只有“人物都传海右高”（同上书，页52），提到了杜甫的诗酒往事，其余内容很难感到历下亭的真实存在。从元好问看到的历下亭“故基”，到于钦记录的历下亭的亭址，张养浩赋闲在济多年，现有史料无法证明他看到是一座现存的历下亭。
李攀龙重修历下亭
唐以后的历下亭，历五代及宋金元三朝，其形象是虚幻的，其处境是冷清的。几百年的兵燹战火、风霜磨砺，历下亭长期处于残破、寂寞的“故基”、遗址或废墟状态。《齐乘》指出了历下亭在“府城驿邸内历山台上，面山背湖”的具体位置后，明末的县志随之明确注释：“今按：驿台俱废，父老相传，亭址在今贡院后。”（《崇祯历城县志》卷十一，页5）“历下秋风”这个曾被标为济南八景之一的千年名胜，竟然废圮了、湮没了，这对于济南民众而言，毕竟是一大遗憾。
大约到了明代中晚期，历下亭得到一位退隐高官李攀龙的眷顾，这座著名的亭台才焕发了生机。李攀龙（1514-1570），济南人，在仕途上，他是明朝中晚期官员，官至按察使，相当省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首脑；在文学上，他是明代“后七子”的领袖人物。嘉靖年间，因厌倦官场，思念老母，辞官归里，在济南闲居八年（1558-1566）。居家期间，他在鲍山、百花洲建造了两座白雪楼（《乾隆历城县志》卷十六：“白雪楼旧有两处，今皆凋落。士人不忍，因于第一泉畔另起杰阁。要之非实。”），并游历济南的秀美山水。然而其作品并未提及历下亭，同时期的相关史料也缺少发现。
历史的烟尘不应埋没任何一位曾为济南作出贡献的仁人志士。清康熙年间的山东盐运使李兴祖在《重葺古历亭碑记》中说，“济南之历下亭，故在大明湖之滨，不知创自何代。至唐李北海，以其宗子（指李之芳）官斯地，爱其幽旷，常登眺赋诗其上。继之少陵与所谓蹇处士者，后先倡和，而亭之名由是益传。盖地以人重，有自来矣。迄今千数百年未有继响者，惟李沧溟曾一修葺，至今几二百年。”（《清代诗文集汇编一八四·课慎堂文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页46）文中的“李沧溟”即李攀龙。只是李攀龙重修历下亭的史料难以寻觅。李兴祖就历下亭的兴废这样写道：“夫以北海之后，千余年而有沧溟；沧溟之后，几二百年而有予，又皆为统宗，岂水木根源相感触而使然欤？”（同上）历史确有巧合，三个与历下亭存亡、兴废密切相关的见证人——“北海”（李邕）、“沧溟”（李攀龙）、“予”（李兴祖），恰恰都姓“李”，正是三个姓李的历史人物，以他们的诗文、施政，构成了历下亭的兴废史、存续史。
李攀龙是明代中晚期的官员。从李攀龙重修历下亭，到明朝灭亡，也相隔了近百年。《历乘》是最早的济南志，明末济南人刘敕纂修。该书对济南景物赞美有加：“历当齐鲁之交，群峰横翠于南，二水潆洄于北，明湖汇之于中。亡论太华之峻绝，即苏台茂苑不胜于此矣。”（《历乘》卷十五，明崇祯六年刊，中国书店，1959年影印）作者在前人概括的济南“八景”基础上，又扩为济南“十六景”。然而，其中却没有了“历下秋风”。在“建置”卷中，关于历下亭现状，只剩下两个字——“今废”。（《历乘》卷五，页27）也就是说，在明代覆灭之际，虽经李攀龙重修之后的历下亭，经过近百年的风雨剥蚀与战火侵袭，再度沦为废墟。
历下亭起废举坠第一人
重建“历下秋风”胜概，需要对的时间和对的人。
李兴祖（1646-1706），奉天铁岭（今辽宁铁岭）人，字广宁，清康熙年间任山东盐运使。这是一个勤政为民的官员，也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在任内特别重视文化建设，重建古历亭（历下亭），创作《趵突泉赋》，可以看作他为济南文化建设打造的硬件和软件。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夏，李兴祖动员社会力量重建了荒废已久的历下亭。他在《重葺古历亭碑记》中，从历史、文化、情感、实践多个角度，详细记述了重修古历亭的心路历程与施工经过。这篇碑记是一篇优美的记叙散文，篇幅较长，只能摘引相关内容：“历下亭故在大明湖之滨。……李沧溟曾一修葺。至今几二百年又为荒墟。……余承乏斯地垂三载，考民风，披舆志，数过其处，感慨旁皇者久之。因谋之藩臬诸公，重葺新焉。其地久为故绅艾君遗产，闻余斯举，遂捐以助。于是征工庀材，甃石安基，相方考楹，面南而中，周回凡六楹，东西护以廊庑，左竖绰楔，右置闲房，后列石刻李杜二公诗，廊内缭垣嵌今诸名什，循旧而增新，颜曰‘古历亭’。旁架木梁通游屐。始于二月上浣，成于五月中浣。”（《课慎堂文集》卷二，页46）他在碑阴又写道：“余始欲构亭于湖心，考极相方，谓非此地不可。访知为故绅艾氏遗产，遂如时值善价易之。艾不受，愿捐助以济盛举。”（同上书，页47）上述文字说明了几个事实，重建古历亭的规划是李兴祖提出的，湖中岛这块地产是“故绅艾君”捐助的，施工时间共计三个多月。历下亭从宋元以降一直是位于大明湖南岸的废墟，从兹耸立于大明湖的湖心岛上，这首先应归功于李兴祖。而他对古历亭布局、结构的描述，奠定了今日历下亭的地理位置与建筑格局，并于竣工后命名为“古历亭”。李兴祖重修古历亭的历史功绩，得到了清廷的认可。雍正年间的志书就盐运使的“宦迹”专门刊载，李兴祖“捐修古历亭，以存前贤李杜故迹，推为历下名胜。”（《山东盐法志》卷十）
李兴祖谈到了重修古历亭的宗旨，“观风问俗，起废举坠，固良司牧之责也。”也对后人寄予期望，“继此千百年之后，复有如余辈之不忘前修，踵事增华，则斯亭与天地同寿可也，是则予所以望后起者之责也”。（《课慎堂文集》卷二，页46）而这一切，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使命。
此时的山东地方官是喻成龙，刚由按察使提拔为布政使。他就是李兴祖“谋之藩臬诸公”的主要官员。古历亭竣工之后，喻成龙随即向当地名士征集诗文。即墨籍士人蓝启肃在《鹾使李公重修古历亭征诗因赋》中有句：
历下古亭临北渚，水木森森不爱暑。
天宝诗人横古今，道是当年觞咏处。
道出了历下亭辉煌的往昔。接下来他以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历下亭长期的荒废苍凉：
亭前修竹今何在，名士飘然不相待。
珮响歌声散碧湖，崱华山色空余黛。
临流几度重徘徊，四顾茫茫长绿苔。
惟有白云相止宿，千年佳赏为谁开？
然后，他热情洋溢地赞赏了李兴祖重建古历亭的盛举：
忽见湖边景物鲜，飞甍奕奕映清涟。
能令山川生颜色，使君余暇宴群贤。
群贤尽是燕许手，此亭名益高海右。
乃知胜迹以人传，山阴曲水犹存否！
从安丘籍书画家、鉴赏家张贞的《重建历下亭记》（张贞仍称之为“历下亭”）可知，古历亭的重建是山东官员特别是李兴祖与喻成龙“谋同心协，若出一人”的共同决策，由“李公经其始，喻公赞其成”，整个工程“不征一钱、劳一民，四旬而讫”（《杞田集》卷三，页17），可见这是一个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便民工程。参加征文的还有《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他为此撰写了《古历亭赋》与《重建古历亭》诗，蒲松龄的赋至今仍书写在历下亭的东墙上。
55年后即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返京途中专程视察了济南。这个一路赋诗、一路题词，酷爱附庸风雅的皇帝，也为“历下亭”赋诗三首，并御笔题写了“历下亭”三个大字，从此“古历亭”再次定名为“历下亭”，而且由最高皇权所钦定。湖心岛上、历下亭内的御碑与匾额，就是当年弘历皇帝墨迹的复制品。
李兴祖是重修古历亭的主持者，也是杰出的文史作家。其个人专著《课慎堂文集》，收入了与重修古历亭有关的大量作品和文字，比如《重葺古历亭碑记》、《古历亭碑阴记》、《蔚蓝亭记》、《水镜亭记略》、《重建古历亭引》、《历亭诗文会编序》及《重建古历亭告成祭李北海、杜工部诸公文》。这些文章，有些是基础史料，有些是优美散文。那几篇碑记、祭文、引文，就其文学价值而言，并不输蒲松龄的《古历亭赋》。不知为何，李兴祖作为湖中历下亭的奠基者，在其展厅里却未看到他的诗文。
维修历下亭后继有人
上文提到，今日历下亭的地理位置与基本格局，是李兴祖奠定的。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李兴祖重建古历亭，到满清帝国的覆亡（1911），这中间还有218年。《山东省续修历城县志》，不仅收录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盐运使罗正重修历下亭碑》、雍正十年（1732）《巡盐御史鄂礼重修历下亭碑》，历下亭里甚至陈列着咸丰九年（1858）陈景亮的《重修历下亭碑》。
康熙后期的山东盐运使罗正对历下亭有一段幼时的情怀。其父曾在济南为官，他在少年时就对历下亭爱之弥坚， “城内之西北隅为明湖，湖有洲，洲有亭，唐李北海、杜少陵后先倡和，而历下亭之名始显。先大人昔典是郡，甚爱此亭，以为万山环拱，一水潆洄，聚秀涵淸，于斯为最，常以政治余闲，偕二三宾朋，觞咏其上，昔余方髫年，追随登眺，辄徊徘不忍去。”于是许下心愿，“倘得莅官兹土，复游其地，俾胜迹一新，亦生平所大快。”康熙五十一年，罗正果然到济南任职，“始知前监司李君慎斋（李兴祖），怀古情深，诚恐名贤觞咏之地，沦没荒墟，一一更新之”，不免慨叹并感佩，“何其先得我心也夫！”（《山东省续修历城县志》卷十八，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七年，页986）经他整修过古历亭焕然一新，“自亭榭廊庑，以及飞桥外棚，次第俱新。杗桷之腐墨挠折者易焉，欂栌榱棁之漫漶不鲜者绘焉。他若云窗月牗之玲珑，曲栏横槛之绮丽，则视昔有加。”如此以来，临亭观览，那感觉自然好极了，“见水光浮树，山色含烟，湿翠含香，袭人裾袖，悠悠然鱼鸟与俱，洋洋焉造物与游。”（同上书）看过一篇谈论历下亭的文章，作者把罗正重修历下亭误为道光十二年事，大概碑文中有“岁在壬辰”的字样。然而，这却是错的，罗文称，“李君去今二十余年矣”，此处的“李君”显然是指李兴祖。道光十二年虽然也是壬辰年（1832），但距李兴祖重修历下亭不是“二十余年”，而是120年，已过了两个甲子了。《山东盐法史》载有：“罗正，……康熙五十一年任（盐运使）”；该书甚至把罗正的《重修历下亭碑》直接载入。须知，这是雍正三年（1725）编纂的文本。
雍正八年（1730）那次修缮，缘于一场水灾，湖心岛被淹没，只剩古历亭露出水面，不得不修。碑文是这样记载的：“庚戌（雍正八年）秋水泛涨，惟遗一亭，余皆倾圯。今运司杨使君乐其岁之丰也，复倡而修之，视前规模，益宏敞增丽。不逾月告成，……”（《山东省续修历城县志》卷十八，页984）这是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景，进行文化古迹的修缮正当其时。而主持历下亭重修的杨宏俊（时任山东盐运使），是把这项工程提到政治高度来认识的，由于“方今圣天子（即雍正皇帝）之播南薫而阜民财者，尤使者之所乐闻。”重修历下亭的目的是“与山东诸父老，扶杖而观德化之成也。”（同上）这个立场与理由，在政治上都是站得住脚的。而这次重修的效果，只是“益宏敞增丽”，只在扩展与装饰上作文章，并未另起炉灶，伤筋动骨。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从李兴祖到后来的罗正、杨宏俊，历下亭的重建或维护者，都是盐运使或巡盐御使。在清代，仍然实行盐铁专营，而盐业则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不仅当时的盐商财力雄厚（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管理盐业的行政官员也都支配着相当的经济实力。这也正是一些盐官有能力支持地方文化事业的原因。
历下亭现陈石碑一通，人们往往欣赏何绍其的书法艺术，却对碑文作者了解不多。陈景亮（1810-1884），福建闽县人，也是一位山东盐运使，时间是在清咸丰年间。在地方史志中，这是清代最后一次重修历下亭的记载。陈景亮留下的碑文，首先从古迹的兴废、成毁入手，阐述了二者的难易关系。咸丰九年，历下亭“已渐就倾圮，日久将渐弥甚”，在征得山东巡抚崇恩同意后，于是“谋诸僚友，筹及盐筴羡余，得制钱三千缗，鸠工庀材。”（《山东省续修历城县志》卷三十二，页1981）筹集的经费，全部来自盐务税收结余，以此购买建筑材料，雇佣工匠，并未耗费国家财政。这次维修，除了把乾隆皇帝的御制碑匾移置亭前，其余的修缮，都是实质性的。咸丰九年，正值满清朝廷内外交困之时，内有太平天国骚乱，外有英法联军侵略，“方今逆氛蔓延，海内多事，青齐虽曰乐土，而修废举坠，事有大于此者。”此次重修历下亭，是否时机不宜？当时的学者方宗诚认为，“夫民气乐而后太和生，民气苦而后乖戾作。古之善为政者，必先惠养其民，使民知有生人之乐，而后不肯为作奸犯科之行。”因此，陈景亮“虽不膺平贼之任，而充其所为亦将为平贼之助也。”真是十分难得的“理解万岁”！何况重修历下亭，“且夫修废举坠者，贵治之于未然，而不可徒救之于已然。兹亭今虽未圯，惧其将圯而修之，则易为功。待其已坏而后理之，则必事倍而功半。”（同上书卷十八，页989）重修历下亭是如此，推而广之，治国理政，经商持家，亦情同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