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表诗歌很偶然。那一年我18岁,已在家乡的小学校当了两年民办教师。早晨,走在去学校的路上,经过一段田埂,清风扑面,草露沾衣,不觉一阵惬意,顺口便念出一些押韵的句子:
风阿姨,真淘气
总爱掀起我的衣
我噘起小嘴要说她
她忙叫草儿点头赔礼……
同伴笑说你这就是儿童诗,寄出去便能发表哩。儿童诗当然找儿童杂志发表,于是我就把它寄到上海常熟路157号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不多时,收到编辑部来信,信上说:“邱风同志,诗作《风》拟采用。你如投了其它地方,请来信说明……”
我立即回信,并又附寄了几首小诗。大约过了一个月,就收到两本1982年第2期《儿童时代》(半月刊)杂志,上面发表了我的一组儿童诗,总题目是《风》。
这就是我的诗歌处女作。发表后,对我的鼓励很大,让我对诗歌这玩艺儿产生了兴趣。
我是凭感觉来写诗的。有感而发,不作无病呻吟。我后来也常常跟一些写诗的朋友有交流,觉得有不少的诗稿,要么高调磅礴,要么呢喃小辞,我就说,这不是你的真实生活,所以没有真情实感,不能算创作,顶多算堆砌词句。诗要自己写,功要自己炼。陆游有诗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我认为这个“诗外”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热爱生活,善于从日常中捕捉别人不易发现的“小”,从而以反映整个时代的“大”,我以为这才是诗人最基本的素质。在我的家乡诞生的著名文学家、《当代》文学杂志主编秦兆阳先生,曾给我写过一封谈诗的信,先生淳淳教诲我:“应该多从人生、社会、历史去开扩思路,向宽、深、厚、美去努力。”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我才觉得,对生活的感情仅仅是真,还不是好诗,要宽深厚美。从此,我开始对现实进行深刻一些的思考,并特别注意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瞬间感受,捕捉灵感的闪光。在我的案头、枕边都放了些小纸片,随身也总带着簿子和笔,一当有了感受,便记录下来,这些记录虽然原始粗糙,但多是生活富矿里的珍宝,是情感积淀的喷发,边积累,边甄别,通过反复锤炼,加以形象思维,往往可结成诗果。
我是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孩子,后来虽走出田垅,但对躬耕的老农怀有一种崇敬之心,可一提取笔来,却又找不出表达这种情愫的支撑点。有一天,我看见一群抬石头的老汉,每人腰间扎一根草绳,累得筋络突起,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明媚的笑容,这时我震憾了,当天晚上一口气写出20多行诗,题目是《山里人》:
巍巍群山造就你粗糙的摇篮
厚厚石壁烙满你蹒跚的步履
从缠枝裹叶茹毛饮血的岁月
到垒石结绳刀耕火种的记忆
祖先啊,你把思索和梦想溶进汗滴
祖先啊,你把沉默和向往埋进土地
……
诗家评论这首诗“有一种非凡的力度,情感与理性达到了高度融合”,“给人以辽阔的思索感”。
我并非出身书香门第,小时候故乡在偏僻山区,家庭贫困寒,但后来迁居的一个小镇,是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文学家秦兆阳、革命家和军事家“林氏三兄弟”的家乡。这里文化生活活跃,镇文化站发起成立了“龙山草文学社”,我当选了副社长,我们一群来自乡村的文学爱好者定期聚会,互相交流,共同探讨诗歌和文学的写作,受益非浅。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了几百首诗,还编印了自己的诗集,加入了湖北省青年诗歌学会。
扎扎实实地读书,不断地扩大知识面,努力地加强艺术修养,这些对诗歌创作至关重要。我的学生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十年浩劫,我在校园里没有念到多少书,导致我创作上的“先天不足”。为了弥补损失,我花了很大的精力读书,除了本职专业的进修学习外,在业余文学创作方面,我从1982年到1985年,连续4届参加《鸭绿江》杂志文学创作函授学习,同时参加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那些年间我通宵达旦,闻鸡起舞,用节衣缩食的钱,购回一摞又一摞图书,然后象一位饿极了的人得到面包,拼命咀嚼。我特别喜欢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的诗词,同时,对现代诗人艾青、郭小川、舒婷、叶延滨、饶庆年的诗歌也读得如醉如疾。遨游书海,提高了我对人生的思考能力和对生活的感受能力。
最初写诗,只为纯粹的情感需要,写来写去时间长了,诗歌对于我则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怀。反思这些年来,我写了一摞一摞的诗稿,虽是真情实感的反映,也留下了时代的足音,但艺术概括力与感染力均欠高度。正如秦兆阳先生告诫我的:诗歌表现能力似要跟上。今后,我要不断地加强思想修养,碎炼艺术表现能力,更加多读、多思、多写,尽可能地扩宽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想象,舒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双翼,在诗歌的王国自由翱翔。
初识文艺评论
我把自己写的一些文艺评论,集名为《隔岸观花》。光是取这个名字,就颇费周折。最初的念头,缘于我的老师、知名文艺评论家、原黄冈市文联主席王浩洪先生,他出版的评论集叫《杂树生花》。我想,如果说连他这样的大家都把自己喻为“杂树”的话,我等门外汉就只是站在文学大河的对岸了,他这株杂树生了花,我这个门外汉只能观花。
后来又想用“站在文学的边缘”这个题目。因为这么些年来,我在业余创作路上莽莽撞撞,磕磕碰碰,多种文学样式和体裁都尝试过,却没有一项弄深弄透弄出大成就,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文学领域的边缘人士,我写的这些也算评论的东西当然更是边缘化的文字了。
也想仍用《诌论集》这个名字。那年我参选湖北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时,为向组织汇报和与同仁交流,以此名印过一册内部资料,也就是今天这本集子的雏形。当然,最后还是不愿“嚼旧馍”。
回顾来时路,我在文学的边缘寻寻觅觅,跌跌撞撞,也有很长一段了,但最初的涉足,还是我认为“也算评论”的东西。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文艺创作从文革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广大文艺专家和业余爱好者们的创作激情如旭日东升,喷薄而出,形成“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时间,人们喜爱的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像读者们喻为的“四大名旦”(《收获》《当代》《花城》《十月》)“四小名旦”(《芳草》《青春》《萌芽》《广州文艺》)每到出版日期,就出现排长队抢购现象。我除临时到书店选购这些期刊外,还长期订阅《人民文学》、《小说选刊》、《文艺报》、《长江文艺》等,刊物读得多了,自然就有一些感想。总记得,那些年《人民文学》杂志社每年都要举办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在刊物上发选票,向广大读者征集意见。我学着别人的样子写小说评论,其实也就是一些读后感,我用信笺抄正邮寄给《人民文学》杂志社,不想很快得到鼓励,编辑老师亲自来函,感谢我的参与,还给我寄纪念品,那时的纪念品,是一枚特制书笺,非常漂亮,我一直保留至今。1982年第4期和1984年第4期《小说选刊》杂志,分别选载了我写的读后感,虽说摘发的篇幅不大,但社会影响很大。这时期就是我的文学评论启蒙期。
后来县文化馆把我列为文艺评论重点作者,定向培养,让我有针对性的对本地作品进行评点,并不时地在本地报刊上选登,在广播电台播放。因此,我在文艺评论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文艺评论是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综合素质的反映,我等浅陋之人,既未攻读理论专科,更非从事创作专业,只是在本职工作(与文艺创作并不相干的职业)之余,凭着一腔爱好,写了一些感想之类的文字,常常自感幼稚而浮浅。令我庆幸的是,在我的文艺评论练习之路上,遇到一些良师益友,让我受益匪浅。特别是在加入湖北省写作学会和湖北省文艺评论论家协会以后,我有幸走近一些文艺评论大师,如省写作学会会长、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涂怀章先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建华先生,还有开头提到的王浩洪老师等,他们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是我在这条艰辛之路坚持下去的动力。
纵观这些“也算评论”的东西,有主动或被动(奉命而为)给他人作品写的评论,也有对文坛人物的特写或忆文;有读书笔记或创作心得,也有参加读书、创作活动的讲演稿;有本地文化、文艺活动的论述,还有我最喜欢的“红学”试论。真可谓是竹篙打水沿处溅,走马观花到处跑。术业有专攻,而我最大的缺陷是不专。因此,在文学领域,我只能算一个隔岸观花者。文学之大河浩瀚无际,滩涂上百花竞放,我等虽不能涉深水而取大鱼,入滩岸而撷精萃,但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就站在这岸边好好欣赏,也不失为一种享受。
(摘自作者文艺评论自选集《隔岸观花》后记,原写于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