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四儿爷

去冬以来，“新冠肺炎”突然在武汉爆发，迅即扩散全国，当前仍在世界流行，成为古今罕见的疫情。如何找到有效治疗方法，建立疫情防控机制，成为全人类首要问题、重中之重。

在大疫酷战中，有两个治疗现象引起人们关注和热议。一个是中草药在治疗上的意外作用，另一个是武汉某小诊所医生用“土”法获得较好效果。虽然两个现象一直在引发争议，但我觉得，在医疗问题上，能治愈疾病、挽救生命就应当肯定，值得研究。

这不禁让我想起青少年时期的“赤脚医生”。

我上高中的时候，学校以学农为主，分设三个专业班：农技班、农机班和农医班，为农村分别培养技术员、机耕员和赤脚医生。专业分配由学校同乡村（那时叫生产大队）干部商定。当时我一心想进农医班，打算毕业后回乡当一名赤脚医生，为此还叫家长找大队的干部说情。大队支书是我的本家叔爷，倒着实为我所想，他说，赤脚医生名额有限，一个大队只要一个人，所以还是当机耕员现实些。于是我分进了农机班。我对学机械兴趣不大，不久又随家庭搬迁转校，终于也没有当上机耕员。当然，更没有实现自己的赤脚医生梦。

我迷恋赤脚医生，是因为我崇拜四儿爷。

很小的时候，四儿爷是我们心中畏惧的形象。我们要是哭闹不休时，大人们总会拿“四儿爷”的名字来镇压：“四儿爷打针来了，看你还不停下！”一听这话，我们立马安静下来，瞪大恐惧的眼睛，搜寻着湾子里会不会出现那个背红十字箱的男人。后来长大了点时，发现湾子里只要哪家有人受伤、生病，在一片惊慌中，总有那一声忙不迭地叫唤：“快去找四儿！快去找四儿！”于是人们就得到一些镇定。从此，大队赤脚医生四儿爷的形象，在我心目越来越神圣。

四儿爷那时大概也就40多岁，矮矮的个头，大方脸，总是笑眯眯的样子。他的家就住在我们湾子后山的背面，当时叫四小队，我们湾是七小队，两湾人来往密切，好象都是亲戚内眷。他姓陈，名字不记得了，湾里人都喊他四儿，当然我们小孩子就被教导称他为四儿爷。

那时我们大队共有九个小队和一个农科所，只有一个卫生室，设在大队部旁边，两隔壁分别是小学校和代销店。卫生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靠墙一乘药柜架，摆些常用药品，另一侧放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检查台，有时也当手术台。室内最显眼的是正中的一张办公桌，上面摆放着一个印有四四方方的红十字的小药箱，这是当时赤脚医生的标配，还有听诊器、镊钳刀剪之类的医疗器械，散放在小药箱上面或旁边，特别是桌上几本厚厚的医书，是那时我们最感神奇的东西。整间屋子弥漫着来苏水夹杂着中药的味道。就是这样一间简易的卫生室，保障着全大队两千多号乡亲（当时叫社员）的健康。

四儿爷就是这卫生室唯一的主人，当时叫赤脚医生，也就是乡村医生，我们俗话叫“土医生”，是一种亦农亦医的职业。就象后来我曾经当过的民办教师一样，是那个时代农村特有有职业。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为解决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严重问题，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一时间大城市里的医务人员纷纷下放到县以下医院、卫生所，开办卫生学校，迅速在农村培养了一大批医务人员，他们在有病人时就去治病，没病人时就下田干活，人们形象地称为赤脚医生。当时社员看病治疗全免费。后来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农民每年只交几元钱，一般伤病在大队卫生室治疗不掏钱，大病转大医院治疗按比例报销，农民健康得到有效保障，很受大家欢迎。

在人们眼里，赤脚医生和民办老师一样，是那个时代农村里的文化人，是大知识分子，类似于过去的乡绅。民办教师一边手执教鞭，一边赤脚下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农家孩子。赤脚医生也是一边干农活一边治病救伤，救治了一批又一批农村百姓。每当赤脚医生背着红十字小药箱从人群中走过，人们都会投以景仰的目光。

四儿爷很少在大队卫生室呆着，要找到他，多半是去他所居住的四小队。赤脚医生没有固定工资，只是以生产队记工分代酬，所以四儿爷平常都是在自己的小队上参加生产劳动挣工分。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的叔叔突发高烧，但又浑身冷得发抖，是典型的疟疾，是那个年代大别山区时常流行的一种疾病，我们那里叫“打脾寒”。我和父亲便翻山到四小队去找四儿爷。当时他不在家里，人们说他到另外一个湾子看病去了。那时没电话（一个大队才装一部电话），更没有手机，我们只好又翻山越岭赶到另一个小队，找到四儿爷，二话没说就背起小药箱赶到我家，在我叔叔身上扎了一排银针，据说这是他的特长，一般头疼脑热，他扎几针就好。他在我叔叔身上扎了一会后，说还需要注射一种药液。药液在小药箱里带着有，但注射针头在别人那里用过了，不能再用，怎么办？此时回家去拿，天太晚，又怕耽误病情。四儿爷有的是办法，他在我家烧起一锅开水，把用过的针头针管反复蒸煮，再上药给叔叔注射，当晚，叔叔的症状就缓解了。

四儿爷除了有扎针的特长，还会配一些比较灵验的土方。在民间，其实有不少验方、偏方、奇方，有的是人们反复实践得出的经验，有的是民间郎中祖传下来的秘诀，赤脚医生的医术虽没有大医院医生高明，但有时城里医院治不了的病，赤脚医生反而能治好，特别是虫叮蛇咬、跌打损伤和一些杂症，民间治疗往往有奇效。听说四儿爷常在五更时分上山采草药，他说这个时候的药草沾着露水，药效好。在我们大别山区，有着丰富的中草药资源，上级也要求保护和发掘这些资源。我读小学时，学校号召高年级同学上山挖草药，请四儿爷当指导，通过他的传授，我也认识了好多种药材和功用，比如夏枯草清火明目、半边莲活血化淤，白茅根凉血止血，鱼腥草解热利尿，车前草平喘止咳、熟地黄补血养阴，艾蒿叶杀菌消毒等等。那时我们山区到处表演一个叫《七叶一枝花》的小戏曲，就是宣传七叶一枝花这种草药的治疗奇效。当年还盛行一部反映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至今我还能哼出几句主题曲：“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万家……”

赤脚医生四儿爷就象这些戏曲、电影里的主人公一样，是个“人人夸”。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出诊，他还负责全村的儿童预防接种。每个学期他都要到我们学校来，逐个班级给同学们打预防针。他把注射器夹在两个手指上，用小砂片轻轻地在药水瓶上划一圈，轻轻一掰，“呯”的一声小瓶子打开，再将注射器上那瘆人的针尖插进瓶子注入药水。这时有些小同学就吓得哇哇大哭了。四儿爷轻声细语地说：“不哭不哭，我跟你扎轻点儿！”他给那小孩挽起袖管，用酒精棉球在手臂上来回擦着，猛一下把针尖扎进去，等那小孩叫唤起来时，针头已拔出来了，他一边轻轻地按揉小孩生疼的臂膀，一边不住地表扬他的勇敢，然后塞给他一个小药盒子作为奖励。其他一些小同学看到四儿爷这样做，也就不很害怕了。记得60年代中期，全国性流行脑膜炎疫情非常严重，我们山乡也采取各种防控措施，一时间人心惶惶，小孩子们一听说打针吃药就吓得哭逃，四儿爷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方子，熬制出一种粘稠的药剂，放在一枝粗针管里，叫我们这些小孩子张开嘴，往我们嘴里注射一点，说是给我们喝蜜糖水。这种药汁红红的、甜甜的，加上这种特别给药法，让小孩子们很乐意接受。记得那几年我们整个大队里没有发生过一起“流脑”病例。

我高中未读完时，因家庭搬迁离开故乡，以后再也没见过四儿爷了。1985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中国农村赤脚医生时代正式宣告结束。四儿爷后来是转为正式医生，还是解“医”归田？我不得而知，也没去打听。在这次在举国上下奋力抗疫时，我突然想到了当年那种医疗制度，并搜索了一下赤脚医生为祖国医疗卫生和人民健康所作贡献的资料，得知：当年大批赤脚医生掌握了“新法接生”，中国新生儿死亡率由解放前200‰左右，降低到1981年34.7‰，下降了165.3个千分点；人均寿命也由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1981年的67.9岁，增长了32.9岁。上世纪70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别官员到中国农村实地考察，把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1980-1981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水平提供了样板。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世界上22%人口的卫生保健问题。中国独特的医疗卫生体系创建，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医疗改革，启发那些改革者们发展适合自己的医疗卫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