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就在老屋里

家乡小镇上的几个同学，邀我回母校高中聚聚，分别时，天已晚，没有返城的客车。此时，我站在熟悉却又陌生的汽车站门口，忽然发觉，自己不知道该往哪去了！

自从父亲在这个小镇过世后，母亲也搬到城里居住了。我们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的老房子早易其主，如今，我已成为这里一株无根的浮萍。

镇子上也有亲友，可是多年未走动，我不想突然造访。也有同学叫到他家去住，我婉拒了。可现在怎么办，难不成真要在故乡里去找酒店住一宿么？

这是父亲过世后，我返乡的第一次困惑，也是我人生中头一遭遇到此类纠心的感受。

以前，当然不是这样。父亲在时，每次回来，不管多晚，家里的灯总亮着。有时，我“突然袭击”，猛然一下子就站在了门口。当年那种拖着疲惫的行李，望见家窗灯火的振奋心情，和父母亲突然见我回来时又惊又喜的神态，一次又一次浮现眼前，撞疼了我的心。

房子就是家，有祖传的房子，就是有最大的祖业。

家乡有句老话：一辈子不愁建屋（盖房）的人，就是有福人。可我的父亲明显不是个有福人，他没有得到过最大的祖业房屋，一辈子中辛辛苦苦主持修建了好几次房屋。

我不知道祖父在世时，是住什么样的房子。我只听说：那一年深秋，十来岁的父亲穿着单薄衣衫，背着还不会走路的妹妹，牵着两个小弟弟站在村头的坡地上，看着大人们把他的父亲往屋后山的坟地里抬。坟地在村子东北头，离村子不远，一个光秃秃的小山包，参差不齐地垒起一个又一个坟堆。小时候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那座山，心里总有一种胆怯。

即便是在我还不大记事的时候，我也知道我是住在一幢老式大平房中的一爿小屋里，我就是在这个小屋里出生的。大平房是土改时分给贫苦人家居住的，过去可能是当地土豪建给长工们集中的住所，一幢连三的青砖黑瓦房，依山而建，沿山势分为上套、中套、下套，套与套之间有天井，很有些年头了，砌天井的石板都圆滑得像一部古书，写满青苔藓。我们家搬进来时，已有七八户人家住在里面了。

这小屋，当初究竟是分给父亲的，还是伯祖母的呢，我没问过。祖父去世后，祖母为了生活，被迫带着幼女改嫁他乡，我的父亲小哥仨便寄养在寡居的伯母膝下。伯母眼瞎，这个家主事的，是我那年纪还那么小的父亲。

我们家是大平房下套西南角的那一间，就是一个通敞间，里面什么也没有，连门窗都腐朽得摇摇欲坠。这样一间屋子，住父母亲和我哥俩，还有伯祖母和两位小叔（父亲的小弟），还要做饭、待客，无论如何是没法住的。父亲便乡村干部，反复恳请，总算是同意我们家对老宅进行小改造。父亲母亲和小叔们，再请几个乡亲帮忙，在向南的一面墙旁边，垒土筑基，扩充了一个小房间，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就住这间，父亲在外工作，有时回来亦住这里。另外把老宅一隔为三，两个极小间和一个稍大间，极小间分别住祖母和小叔们，稍大那间就是灶屋、餐厅兼客厅了。

这大概就是父亲手上建的第一届房屋，也是我的出生地的老宅。出生地在鄂东大别山区的一个小村落，老屋破旧、狭小，但却是那么地温馨，住满了我的快乐童年，也留下了一些刻骨的记忆。每到春夏雨季，只要连续下上几天大雨，我们住的那间扩建的小屋，土墙便淋成豆腐状，颤颤欲坠，这时一家人便彻夜不眠，担心房子倒塌，赶快托人把在乡政府工作的父亲叫回家，借了生产队育秧苗用的塑料薄膜，把屋子外墙围封起来，连小小的窗户也堵得密不透风。那时我还小，不知道为房子的倒塌着急，但却知道房子里好闷热，成天一股刺鼻的塑料味道，有时恶心得饭也不想吃。

住在这样担惊受怕的屋子里，总不是个事，想建新屋又没有钱。父母亲一边胆战心惊地敖着，一边省吃俭用，备料建屋。

我六七岁那年，父亲着手建新屋。此时我的二叔“支边”去了新疆，家里少了一大劳动力，但家里刚又添了我的小妹，老宅还是要住七八个人，怎么着也得建屋了。除了多年来备的一些樑木、瓦条，父亲还须借一大笔钱，请人制砖瓦、搞搬运，请泥工木工来建造。乡下人家，建屋是天大的事。我当时小，建屋帮不上什么忙，就负责带好弟妹，不捣乱。建屋首先是制砖坯，父亲请了一村子的人，在门前场院的一角，挖出一个大池子，和砖泥（搅拌泥巴），大人们赤脚跳到池子里，用脚踩踏，用手翻扒，直到泥巴变得糍糯，软硬适中，再用筐子挑起来，送到场院制砖坯。制坯是用一个木匣子，把泥巴往里灌，压紧拍实，在朝上的一面划两道小沟痕，叫“砖鼻子”，作用是为了垒墙时相互“咬”实，然后取下木匣，一块长约一尺、宽、高各约半尺的砖块便制成了，待砖块在场院晾干，再一块块收取，垒在一边，备建造时用。制砖胚的全过程我亲眼看见，每天十几人在场院劳作，哦伙喧天，吃饭时就在场院摆几张桌子，酒香四溢，我们小孩子只觉得热闹好玩，其实父母亲心里多艰难啊。

垒墙建屋的时候我并不在现场。故乡有个讲究，大型建筑的现场，小孩子要避开，说是小孩“火焰”（气场）低，怕被魇住“魂魄”，或被不良工匠作崇。故乡建屋的那几天，每天一大早，母亲就叫我带着弟妹到大队部的小学校去，吃饭时回来，吃完饭又去。所以对于父亲的这一届建屋，我基本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在我带着弟妹来去大队部的三四天时间里，一幢崭新的房子，就坐落在村子正中央，亲朋好友纷纷前来庆贺，都说这屋建的好！

我们家的新屋是一幢明三暗六的砖胚平房，耸立在村子正中央。砖墙外面用白石灰勾勒出砖缝线，房顶青瓦白脊，屋脊高耸，东西两头卷起挑肩儿，大门是新制的青石条门框和带铁曽环的木板门，漆得崭新发亮，大门前正对村里的当家塘，那时，我们上学放学、上山砍柴，只要向村子投去一瞥，首先映入眼帘的必定是我家的屋子。

我家新屋落成后，队上领导常到我们家开会，公社干部下乡蹲点，也常派在我家住，队里派人把我家堂屋的两面山墙粉刷出两大块宣传栏，贴上宣传画，文件、标语，弄得满屋生辉。

那一年冬天，解放军拉练经过我们村，要在村子里借一宿，队长首先安排在我家里住，解放军叔叔一进门就给我们家挑水，打扫卫生，堂屋里用稻草铺成地铺，叔叔们的被子摆放那个整齐，如线划一般。村里的老人小孩都到我家来看热闹，部队首长还在我家开会议事，那几天，是我们家最热闹、最荣耀的几天，至今难忘。

这就是我山里故乡的老屋。

老屋建起7年后，搬进了村里的另一户人家。因父亲工作调到另一个区，一个离大别山稍远的农村区，为照顾家庭生活，把我们家安在区农场里。自然，又要建屋。农场是一个湖区，天然泥磁，倒是不用专门和泥制砖胚，但制胚过程也不轻松，要找场领导借一块耕田，用田泥制砖胚。

首先必须把田泥圧得死实，再用犁刀划出一块块砖胚。圧田泥要打硪（打夯），打硪是用四根木棒绑定一个大石磙，由身强力壮的男劳动力抬着，一下一下往泥地上捶圧。打硪一般由四至八人轮流上场，一个人起头唱哦歌（喊号子），歌声悠扬悦耳：“同志们鼓把劲哇，哟嗨呀！往前抬一寸啊，嗨呀！主家的酒肉香哇，哟嗨呀，一会儿去喝汤哇……”一人唱数人合，围观者笑得前仰后合，甚是热闹，只是父亲心里忧愁，那时刚刚经历搬迁，经济极度紧张，每天要招待这么多人吃喝，还有工费，实在难以维持，父亲创新方式，改用耕牛，拉着石磙在田里碾圧，算是省了些事。

这栋房屋建在一条港堤上，湖区易受水灾，我家屋子建好不到三年，因年年雨季，湖水泛滥，每每被水灌进屋内，墙基腐蚀得越来越弱，又担心湖港破堤，淹没全家，一家人老是悬着心。所以我们家建造这届屋子，未住满三年，只得搬了出来，另择高地，再次建屋了。

我们家的第四次建屋，仍建在我的第二故乡的农场。父亲一生心性高远，他立誓建屋，就要建得一栋比一栋宽敞、高档、漂亮，并不是他的收入提高了多少，而是他节衣缩食得越来越厉害。这一届屋基，父亲选在一处位置较高、特别向阳的荒坡上，也不再找人制做土胚砖瓦了，而是从砖瓦厂里购买全部的红砖红瓦，还特地找车到大山里头定制青石条大门框。父亲说这样的屋子才避风雨，抗潮湿，就是大水冲来，也能抵挡一阵子。屋子建起后，倍受人们羡慕，以至附近一些人家纷纷向我们家靠拢，在我家旁边建屋，父亲当初选址的坡地，逐渐形成一个热闹的小聚落。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单位为了照顾“半边户”家属生活，拓展了一些附营业项目，也给我的母亲安排了一份工作，母亲便住到了小镇上，后来我们一家人陆续离开农场，到镇子上居住。我们住在父亲单位分配的宿舍里，很挤，但特别快乐！

于是父亲又在操劳在镇子上建屋的事，只是父亲此时年岁已大，心在建屋，行动迟缓。渐渐地，我们兄妹逐个长大，逐个走出家门，参加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晚期，我因工作搬住县城，此际，乡镇居民涌起“进城潮”，父亲单位一些退休老人在县城买房或建屋，父亲那颗不安份的“建屋心”又躁动起来，他托人在城郊看了一块地基，想在城里有一幢属于我们家的小楼房。无奈父亲此时身患多种疾病，每况愈下，我们兄妹又因工作的工作，成家的成家，各忙各的，根本帮不到父亲，城郊那块地基也只有眼睁睁地让别人拿去了。

后来，我们兄妺都在城里有了房子，唯独父亲和母亲还住在镇子上，我们也多次劝他到城里随我们住，还打算替二老在城买一套房子，父亲总是摇摇头，摆摆手，他说：“现在单位上房改了，这套宿舍真正属于我的了，我就喜欢住在我的屋里！”父亲从此一直没有离开那个乡间小镇，没有离开他的老屋，直到有一天远去天国。

父亲在时，老屋就是我们的家，每次从城里回来，不管多晚，都不担心，父母会在家里等着我们，早早买了好菜，做好了饭，饭菜搁冷了，热了又热，父母也不会先吃，一直等到我们回来一起上桌。有时候，我没有提前告诉父亲要回来，忽然就出现在了家门口，让父母又惊又喜，一边忙乎着做饭，一边嗔怪我们搞突然袭击。

如今，父亲不在，母亲迁居，但这里的老屋还在。趁此闲意，我踏着路灯和月华，来到老屋跟前。房子的外墙稍微做了些粉刷，但原貎还在，还映着我年少时的影子。我没有走进去，屋里有灯，有新的主人，而此时的我，对于这个从小长到大的故乡，对于这间装满我青葱岁月的故居来说，我是客人。

故乡就在老屋里。没有亲人居住的老屋，虽已易主，却不坍塌，永远建在流子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