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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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顶军帽去照相
我收藏一张自己戴着军帽的照片。照片上，我和另一个小伙伴站在照相馆特制的橱窗前，一脸的青葱朝气。
这是1980年元宵节，在故乡的小镇照相馆里拍的。那年我18岁，一个如诗如梦的年纪，当时的梦想就是能拥有一顶绿军帽。
那年代人们向往解放军。在农村，女孩子把嫁给军人作为最高理想。我们男孩子呢，当然最想当兵了。可当兵指标有限，门槛较高，于是街上流行草绿色，特别是军帽，年轻人都以拥有一顶军帽为荣。市场上也有卖仿制军帽的，一样的草绿色，一样的款式，价格还不低，但那做工与部队配发的军帽相比，明显逊色，戴在头上是认得出真伪的。所以，哪户人家有入伍参军的，总少不了受人千嘱万托，要求帮忙弄一顶军帽回来。男孩戴有帽沿儿的，女生戴无沿儿的，虽然被卸掉了顶上的红五星（因为有规定，不是现役军人不能佩五星），但戴在头上，仍然显得男孩子英武潇洒，女孩子飒爽娇媚。我当时是刚刚高中毕业的回乡知青，用现在的话讲，正是时髦一族，每当见到那些戴军帽的同龄人打眼前走过，那种心痒的滋味，简直无法形容。也曾买回一顶“水货”军帽，但戴在头上，总觉得差味，朝思梦想的是哪一天才能有一顶真正的军帽戴在头上。
正好这年我的一位小叔从部队回家探亲，我赶紧撵到他家，缠着他要借用军帽戴几天过过瘾。终于被同意。小叔卸下帽上的红五星，还反复嘱咐我不要弄脏弄丢。我戴上军帽，神气十足地满村跑，还嫌瘾未过足。元宵节这天，我拉着村里一个小伙伴，跑了20公里路，赶到附近最大的镇子团风镇，特地到该镇最牛的一家东方红照相馆，去照戴军帽的像片。那时的国营照相馆都叫“东方红照相馆”，里面都有一个木格式的橱窗，橱窗旁摆点花瓶之类的装饰，后面挂着彩色风景画作背景。我和小伙伴站橱窗前，故弄姿态，照相师傅就站在对面，用粗大的三角架上的粗重的照相机，给我们拍摄。照相机上披着一大块深红色的布，师傅一会儿钻进布里调节相机，一会儿探出头来指导我们作姿势，那动作想来滑稽。陪我来的伙伴当然也不是“无偿”的，提了要求在先：他也要戴着军帽照一张。因而，这样的照片当时是一套两张，我们各执一张。他的一张是他戴军帽。那天照相完了，我俩意犹未尽，就在镇子的街上招摇过市，一会儿把军帽戴在他头上，一会儿我要回来戴着。正在兴高采烈时，不想惹出一场麻烦。突然从一个小巷子钻出几个小青年，向我们围过来，要借军帽去过个瘾，其中一个小子还故意亮出手中的水果刀。我当时心里很紧张，知道这是在抢劫军帽（那时常听说有抢军帽行为），但我决心誓死捍卫军帽，无论如何不能让其被劫。我紧紧攥住军帽，同对方讲理，眼看争执就要升级。幸而这时从对面过来一列舞龙灯的队伍，队伍中有一位该镇文化站干部，我曾同这位干部一起参加过文化活动，彼此还记得，在他的帮助下，才让这顶军帽逃过了一劫。
我的“司令”时代
那一天，3岁的儿子翻箱倒柜找玩具，翻出了一个手枪盒子，是用牛皮缝制的，粽黄色，还带着背带。小儿得意洋洋地挂在身上，在客厅里巅来巅去。他的爷爷乐呵呵地说：“这是你爸当‘司令’时期的宝贝，可别弄丢了哟。”我也豪迈地说：“再找找看，兴许还找得到一个红袖箍子的。”
我的“司令”时期，镶嵌在童年的趣事中。至今想起，历历在目，如同发生在昨天一般。
小时候，我的身体羸弱，家长对我姑息，很少让我到田间地头干活儿，于是我就呆在家里看一些小人书，有时突发奇想。我想象着拉一干子队伍，自己当个“司令”。说也奇怪，我这样的孤僻，却受村里小伙伴们喜欢，他们不但喜欢围着我讲故事，还特别愿意聚集在我的麾下做游戏。
月色溶溶的晚上，山村的湾子静谧而温馨，池塘里倒影着家家户户的“洋油”灯光。塘埂上有两棵茂盛的泡桐树，树上有一个硕大的鸟窝，树下面就是我们的“司令部”。吃过晚饭，小伙伴们便逐个儿从灯光里走出来，聚集在泡桐树下。然后，由几个“战士”跑到我家里来，请“司令出山”。其时我正坐在木盆旁，由妈妈给我洗脚，往往没待妈妈把我脚上的水擦净，我就一下子跳起来，趿着鞋冲了出去。任妈妈怎么阻止也不听。
冲出大门，我就神气了。我把双手搭在“战士”的肩上，算是坐上了他为我驾驶的“专车”。我把他的耳朵一拧，他嘴里立即发出“嘟嘟”的叫声，表示“车”已启动。我要是拍拍他的后脑勺，他就得发出“的的”汽笛声。我们一溜烟“驶”到了司令部。有时候，我觉得“专车”不过瘾，还想跨“战马”，这时立马就有两个“战士”四手连环相握，形成一个座椅，我神气地跨坐在他们手上，还真是腿不沾地“骑行”到司令部。此时，我的“兵”们已在塘埂上整整齐齐站成两排，等待我来发号施令。我们把队伍分成“解放军”和“鬼子兵”或“特务”几部分，交代由我设计的“作战”方法，然后各自行动起来。我便呆在“司令部”听到来自各方面的报告，时不时还要威武地“处分”几个“违纪分子”（罚他们站在原地暂停游戏）。那时候我的“指挥”能力很强，曾同邻村“队伍”打了好几个“经典战役”，后来想起，还真有一种“天才”的窃喜。
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生吞活剥地啃过一本厚厚的书，是借别人的书，大概看的人多，那本书的书皮和封底都被撕没了，好像是叫《乡村小队》，是一本外国儿童小说。我看了后大长见识，立刻用“理论”指导“实践”，宣布把“队伍”改编为“乡村小队”，并照着书上的样子开展活动，更有趣，更来神。因此，我的“队伍”越来越大，后来全湾子里所有的小孩，包括从不出门的小女伢子都报名“入伍”。为了使队伍正规化，我弄来一些红袖箍，在上面歪歪斜斜写上“乡村小队”几个字，分发给一些小“头目”。每到做游戏时，小头目们臂缠红箍，腰扎绳带，有时还打裹腿，样子神气极子。我种袖箍我保留着一个，前几年还在箱子底看到过。后来，我们湾子里的儿童活动影响到全村（那时叫生产大队），有好几个湾（那时叫生产小队）的小伢们也拉起了“队伍”，整夜晚地冲锋陷阵。我们甚至于“联合作战”，一夜驰骋十几里，通宵不归家，害得大人们整夜给我们留着门。
我就读的山村小学，今天想来，真是一所值得夸耀的、有先见的学校。老师们很鼓励孩子们的课外活动，校长高巧生还亲任校外活动辅导员。有一年暑假，高校长轮流到各个湾子，给每一支“武装队伍”训话，指导“红小兵”们不仅要“从武”，还要“从文”，并宣布要组织全大队文艺汇演。于是我们就自编自演文艺节目。记得有一个小节目，是演八路军侦查员进山抓“舌头”的故事。我扮演“侦察排长”，需要腰挎手枪。汇演那天，高校长从大队宣传队借来一个手枪盒子，给我做道具。那生产大队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估计这个手枪盒子是鸠山戴的罢。我演完戏后，忘了归还，便留下来了。
我的“司令”时代一直延续到读初中时，后来我参加了公社（现在叫镇）中学的文艺宣传队，常常要在晚上串村演出，背台词也很费神，渐渐地就很少戴那红袖箍和挎那盒子枪了，我的“乡村小队”不久也自行解散了，以后也没听说再出现过什么儿童组织。
往事如烟，岁月蹉跎。我的家庭几次搬迁，个人生活颠沛流离，我在人生舞台上疲于奔走。真正的生活中，我自然不会去扮演“司令”角色了。但是，我常想，如果我还能在浮躁的环境中保持一份自尊，还能在人生的低潮里保持一份自信，还能在工作的挫折中保持一份自强，这应当与我的“司令”时代经历的熏陶分不开。
原稿于199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