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渊惴惴曾国藩

读《曾国藩家书》心得之二

左志国

贾雨村在《红楼梦》出场不多，却是全书提纲挈领的人物。他本是个穷书生，进京参加科举考试的盘缠都没有，在甄士隐的资助下，“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会了进士，选入外班，今已升了本府知府”。后因贪酷之弊、恃才侮上被参革职，流落维扬地面，到林如海府上作了林黛玉的家庭教师。这期间偶至郭外，在山环水旋、茂林深竹之处，发现一座庙宇——智通寺，门旁有副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以贾雨村的精明，他不会参不透这两句话的深意，但现实中不能克服利欲的诱惑，他攀上贾政，得以“起复委用”，做了应天知府。利欲熏心之下，他巴结权贵，徇私枉法，投机钻营，完全忘记了“身后有余忘缩手”的警示，最终只能落个“眼前无路想回头”的结局。

《红楼梦》成书于十八世纪，曾国藩出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1838年中进士。曾国藩是否读过《红楼梦》不得而知，但从《曾国藩家书》中看来，他的官越高、名越大，越是战战兢兢：“倚畀太重，权位太高，虚望太隆。可悚可畏！”在给兄弟子侄的信中，劝戒他们常存“冰渊惴惴之心”“庶几免于大戾”。他的这些劝戒，深得“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之精髓，其一生很大的功夫都在力戒“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的悲剧在自己家族重演。

曾国藩相信盈虚之道，福祸相倚，最好“花未全开月未圆”的状态。在兄弟参加科举考试前打预防针：“季弟考试万一不得，不必牢骚。盖予既忝窃侥幸，九弟去年已进，若今年又得，是极盛，则有盈满之惧，亦可畏也。”兄弟没有考中，他劝弟莫沮丧，认为完全符合盈虚之道。他曾经回顾家族几十年来的“顺”与“逆”，向兄弟们说明“吉凶同域，忧喜并时”的道理。曾国藩做京官时，常寄钱回家帮助穷亲戚，在给祖父信中写道：“孙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曾国藩、曾国荃双双高爵显官，成为“天下第一指目之家”，曾国藩没有膨胀，反而愈加清醒，他给兄弟们写信告诫道：“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曾国荃的性格与曾国藩不同，曾国藩谨慎求全，曾国荃行事比较张扬，强悍求功，对于曾国藩劝勉的“人概”“天概”之说，曾国荃回信称他并不在意。曾国藩进一步劝戒：“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曾国藩有强烈的危机意识，认为功名之地，自古难居，“乱世功名之际尤为难处”。曾国藩因功封侯爵、太子太保，曾国荃封伯爵、太子少保，均赏双眼花翎，权位名望达到极盛，曾国藩没有冲昏头脑，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吾辈食此厚报，感激之余，弥增歉悚。”“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余……寸心惕惕，恒惧罹于大戾。”在做京官的时候，给几位兄弟的信中说“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中，却时时作上岸之计”，后来多次表达要奏请回籍、抽身而退的想法。当九弟曾国荃即将攻克金陵、成就不世之功、声望几乎达到顶点之时，他写信提醒要保持清醒头脑，存“一盛名难副、成功难居之意”“金陵果克……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甚至说“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再后来曾国荃上疏请求辞去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两个官职一事，他非常赞成：“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通读《曾国藩家书》，“福之祸所伏”是曾国藩的一贯思想，常常告诫子弟作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都有颠坠的危险，必须侧身修行，倍加注意。

曾国藩有强烈的底线意识，教育兄弟子侄盛时预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始终要以“作田”、读书为根本。他想在罢官居家那一天，自己可以淡泊名利，妻子儿女可以自食其力。给在家主持家务的兄弟曾国潢写信：“余与沅弟同时封爵开府，门庭可谓极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记得……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曾国藩乳名。笔者注）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此语最有道理，今亦当守此二语为命脉……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求退避祸是曾国藩后半生的一贯思想，特别是与太平军交战过程中，他觉得“军事日危，旦夕不测”，反复劝告在家的弟弟以“耕读”二字为本，并将其祖父星冈公所谓八好（书、蔬、鱼、猪、考、早、扫、宝）、三不信（药医、地仙、僧巫）以及他本人提出的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致祥（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作为永久家训。在子弟读书方面，曾国藩在家书中不厌其烦地叮嘱，几乎到了絮絮叨叨的地步。他曾经说道：“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弟子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他爱护弟弟，对他们的过失绝不护短，抓住时机明责婉劝：“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戒，庶几免于大戾。”

曾国藩高度重视管好家人，要求他们谨言慎行，以免招来非议和祸患。在做京官时几次给父母、叔父写信：“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凡乡绅管公事，地方官无不衔恨。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他恳请父亲“以后总求不履县城，男心尤安。尤望不必来省，军务倥偬之际，免使省中大府多出一番应酬”。他多次写信告诫各位兄弟县城、省城不要多去，“有关系衙门者，以不与闻为妙”。对于本县父母官，曾国藩致信弟弟曾国潢：“不必力赞其贤，不可力诋其非。与之相处，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对于父母官前后任的交接事宜，以及他们对上级的请求委托，千万不要参与其中。另外，曾国藩还注重管好身边亲近之人，曾致信曾国荃要管好“左右近习之人，如巡捕、戈什、幕府文案及部下营哨之属”，并对曾国荃手下之人“颇有气焰”提出了严肃批评。不仅如此，曾国藩十分注重外界对他们兄弟家族的物议声名，反复告诫“毁誉悠悠之口，本难尽信，然君子爱惜声名，常存冰渊惴惴之心。盖因古今因名望之劣获罪者极多，不能不慎修以远罪。”另外，还规劝兄弟们勿买田产，勿盖华屋，不可日渐奢华，富贵气太重。《曾国藩家书》中，关于家风建设占有十分重要的篇幅，对于兄弟子侄如何修身，要求做到戒“傲”“骄”“奢”“惰”，努力做到“勤”“俭”“敬”“恕”“谦”。这种思想贯彻于《曾国藩家书》所有阶段，可谓耳提面命，语重心长，不厌其烦，到了絮烦的程度。

一千多年前，秦朝宰相李斯临刑前和他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当下一些贪官锒铛入狱后写忏悔录，无不声泪俱下，追悔莫及。“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说的不就是他们吗？曾国藩作为封建士大夫，其功过毁誉且不论，然其为官期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居安思危的操行，出发点虽是为了保身避祸，但确有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