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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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吃五谷，生百病。我自幼至今，常为病苦。
记得幼时得了一种奇怪的皮肤病，一身的疮，还流脓水。在公社食堂当炊事员的母亲，好不容易请了假，想带我去离家六里地的煤矿看病。可是当天暴雨，山洪猛涨。母亲背着我，跨一处洪水漫过的田埂时，脚下一滑，倒在了水田里。母亲和我像落汤鸡，浑身湿透；我还喝了几口泥水，呕吐不已。母亲一手把我捞起，吓得半天没有说话。
读小学三年级，我时常肚子疼。原来的煤矿关闭了，医务室也就没有了；方圆几十里没有医生，肚子疼也只能熬着。一次，老师给我们讲南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故事，说焦裕禄肝癌疼痛时，常用笔抵着肝区，伏案工作。于是我肚子疼时，便用铅笔一头抵在肚子上，一头抵在课桌上。说不出什么道理，反正肚子疼得到了缓解。用这种方法“治疗”了一段时间，肚子也不疼了。
后来，大队有了赤脚医生，公社有了卫生院，医疗条件有所改善。不过，身在农村，稻谷蔬菜自己能种，猪牛鸡鸭自己能养；可是钱不能种，不能养。有点小病小灾，无钱，也就不去看医生，只能一拖了之。我在读高中时，得了重感冒，头疼发烧，鼻塞耳聋，也就是晒了几天日头，“晒”好了重感冒。不像现在，吃药，去社区诊所吊水，花它几百、上千。
我十七岁时因煤矿特招政策当了井下掘进工。有一次，几吨重的碴车下了轨道，我抬碴车时，伤了腰，从此落下了腰疾。严重的时候，双腿一走路就麻木、胀疼。好在煤矿有职工医院，看医生方便，而且是公费医疗，个人不用掏一分钱。不过，煤矿医院设备简陋，查不出什么问题。医生开了强的松、维生素、伤湿膏药一类。一个月过去了，二个月过去了，二年过去了，却不见好转。其间，我实在坚持不了时，便去医生那里开病假条。请事假没有工资，开病假有百分之七十的工资。只是病假一月开几次，医生也相信了一些领导的看法，认为我是怕苦怕累，是思想病。那是思想政治挂帅的年代：“累不累，想想英雄老前辈；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这是时代的语言，也是时代的要求。我一个月二次病假，与这种精神相去甚远。后来，医生听领导们意见后，也不给我开病假了。年纪轻轻的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一度自作主张加量吃药，险些误了性命。
一天傍晚，风吹来凄凉的二胡声。我寻声而去。原来是矿文艺宣传队的二胡演奏“家”。我一问，这二胡独奏曲名叫《病中吟》。“病中吟”三个字让我一阵心颤。我不也是在病中吗？正好借此一吟。于是连夜抄了曲谱。很多时候，我心忧郁，便坐于宿舍门边，面对淡淡的远山，拉起了《病中吟》。二胡声时而幽咽微吟，时而激愤高歌，时而深情倾诉，时而呻吟叹息；我心中的情绪，也随之流泻。
病疼中我不愿散步，多半时间躲在宿舍看书。在这期间，搜看了许多文学作品和乱七八糟的书。阅读使我知道了“医者仁心”、“悬壶济世”一类为医生歌德的辞藻；也知道了伟人的语录“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更知道世上还有“庸医杀人不用刀”一类尖刻的话。祸兮福兮。病中的阅读，让我爱上了文学；爱上文学，使我更自觉地阅读。在阅读中，我了解到，一些先贤圣哲、达官贵人，也曾被疾病折磨。
伟人毛泽东一九二三年写有《贺新郎•别友》：“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毛泽东“独立寒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何等地豪气凌云，想不到也曾发出“人有病，天知否”的喟叹！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诗固然描绘了岳阳楼的壮观景象，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怀；但也反映了杜甫晚年生活的不幸：“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杜甫老来也是被病折磨啊。隋唐英雄秦叔宝在二贤庄卖马，演绎出英雄际会、侠肝义胆的故事。不过，卖马的起因，却是秦叔宝在济南府当差受命来潞州办事，不幸染病于店中，所带盘费俱已耗尽。《三国演义》中，吴国的名将周瑜，足可与诸葛亮比才。“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可是最终，不也是被诸葛亮气得大病卧床？《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令贾宝玉一见生情，也让我们这些读者读之难忘；但她却是体弱多病。我读到“苦绛珠魂归离恨天”，林黛玉病去，不禁黯然神伤，独坐在门角，拉了一曲《病中吟》，默默悼念。
人在病中，易情绪低沉。不用说，林黛玉的《葬花词》，“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把这种情绪渲染至极。在现实生活中，因病而意志消沉者更是不胜枚举。最令我震憾的是我认识的蔡姐。她住多层房的六楼，没有电梯；刚过花甲，却因双腿患疾，下楼不便，为不给子女带来负担，竟在家中悬梁自尽！
当然，生活中，很多人即使重病缠身，亦是乐观壑达。我认识的一位年轻女性，得了鼻癌；可是她坚决不做化疗。她对我说：“化疗后掉头发。一个女人，掉成秃顶，几多难看。”这个女性，为了美丽，对癌症也是不屑一顾。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八十五岁时一病不起，写诗《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诗人不忧自己病危，而是忧国忧民，既有对抗金大业未就的无穷遗恨，也有对神圣事业必成的坚定信念。这种格局与情怀，更令人肃然起敬。
人活着不易，好好活着更难。别说人生不满意事常八九，就是一个病字，也会让“好好”二字大打折扣。人们，特别是平凡百姓，拜天拜地拜佛，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喜乐平安。平安即福。本人一生平安，父母子女平安，此生足矣。然而，天不遂人愿，芸芸众生，少有不患病者。于是，人们希望有手到病除、妙手回春的杏林高手。但是，自古以来，天赋异禀者少，名医难逢。更多的是一些庸医，往往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只知道赚昧心钱。也有少数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老百姓因病而苦，又因高昂的诊费而苦，苦不堪言。正因为如此，对于医术高明而又心怀仁心的医生，老百姓奉若神明。华佗是一代名医，《三国演义》在“刮骨疗毒”中，对华佗神技有栩栩如生地描写，但更是赞颂华佗的人品：“关公箭疮既愈，设席款谢华佗。佗曰：‘君侯箭疮虽治，然须爱护。切勿怒气伤触。过百日后，平复如旧矣。’关公以金百两酬之。佗曰：‘某闻君侯高义，特来医治，岂望报乎!’坚辞不受，留药一帖，以敷疮口，辞别而去。”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分文未取，其医技与医德，令万世仰慕。三国时期的董奉，与华佗齐名。据《神仙传》卷十记载 ：“君异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十年，计得十万余 株，郁然成林……”董奉曾长期隐居在江西庐山南麓，热忱为山民诊病疗疾。他在行医时从不索取酬金，每当治好一个重病患者时，就让病家在山坡上栽五颗杏树；看好一个轻病，只须栽一颗杏树。几年之后，庐山一带的杏林达十万株之多。董奉行医济世的高尚品德，赢得了百姓的敬仰。人们在董奉隐居处修建了杏坛、真人坛、报仙坛，以纪念董奉。如此一来，杏林一词便渐渐成为医家的专用名词；人们也喜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这类的话语来赞美高尚医风的人。
中国民间，也确实不乏为平民义诊的异士。我三十多岁时，患俗语所说的“蛇板疮”。传说这“蛇板疮”若长得首尾相接，患者就有性命之忧。认识我的人，给我介绍了余师傅。余师傅二十多岁来到煤矿，因在井下腰部受伤，调到地面藕煤厂工作，平时一身工作服，不显山不露水。我和他也算熟悉。我到他家，让余师傅看了我腰部的“蛇板疮”。余师傅马上叫我面朝墙壁站着，排开双手。接着，在我头顶、手端做了印记。然后，余师傅从老婆的针钱盒里，拿出一卷青线，捋出线头，从我腰上围过来，量了蛇板疮的蛇头到蛇尾的距离，轻轻扯断。余师傅拿着青线，在我刚才站过的墙壁上，比划了几下，然后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灯草，点燃了，对准青线，报了几下灯火，回过头来，对我说：“好了，你可以走了。”我心里奇怪，既不给腰上涂抹什么草药，也不在身上什么穴位进行艾灸，这蛇板疮的治疗就结束了？更令我奇怪的是，腰上的蛇板疮，第二天就不痒了，第三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特地买了一条烟，来谢余师傅。余师傅把烟往我怀里一塞，笑道：“小蒋，我治蛇板疮，是救人所难，不收钱财的。师父传艺说过：治蛇板疮，是积德行善，不得收取人家分文钱财，否则，医治就不灵验，人也不得善终。”我听了，十分震撼，中国人重侠义，轻钱财，很多绝艺传世时，即注入了侠义文化，只是附会了一层神秘色彩；我臆测，在那魔术般的仪式中，藏着不为外人所知的治疗秘法。而今，在湘西一带，以这种传统医术为人治病而分文不取的大有人在。我写故事的那几年，就写了《蛇医牛》、《牙医奇遇》、《针灸大师》、《老蛇医的规矩》、《正骨堂》等几篇故事，为这些民间医生歌功颂德。我想，余师傅一类“江湖郎中”的末技不可与华佗、董奉比肩，也不能名垂青史，但其医德，足可与华佗们一样与日月同光。
蒙古杭盖乐队演唱的《轮回》，苍凉沉郁，深深打动我心：“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生老病死命运轮回，年月更替兴衰轮回……”嬗变的时代，演绎着众生的悲欢离合。我这个下岗工人，在城市化中进了城；倏地过了花甲之年，像一台老化的机器，身体的各个部件已锈蚀磨损；去医院看医生，已是家常便饭。
今年初，我血压失控，去了医院急诊部。在我前边就诊的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男人。年轻的急诊医生反复强调，这老男人的病吃药不解决问题，必须住院。老男人的老伴小心翼翼求急诊医生开药回家吃。可这年轻的急诊医生却坚持要老男人住院治疗。老男人忍不住发火了，说：“我这个肺结核，住几个月院也不会治好。我只要你开药！”僵持了一会，年轻的急诊医生才不情愿地开了药。老男人离开后，急诊医生量了我血压，给了一粒降压药让我口服，然后让我去做心电图，验血。一个小时后，急诊医生看了结果，让我第二天看门诊。第二天，女主治医师对我说：“我可以给你开药降压。不过，最好是住院检查一下。”我同意了主治医师的建议，住进了医院，一边降压，一边进行各种检查。结果呢，各种器官良好。出院结账，除了医保报销外，个人部分出了三千多元。老婆一个月的退休金不到三千元；对小诊所开点药品几十元就能解决的降压问题，却多花了几千元，颇有微辞。凑巧的是，没过几天，老婆的血压也失控了，夜里也去了急诊室。她要急诊医生开点降压，但急诊医生却坚持要我老婆次日去看门诊。门诊是主任医师，男的，年纪比我小不了几岁。老婆要男主治医师开药。男主治医师板着脸说：“血压高，关系到性命，不住院不行。”老婆有我前辙之鉴，自然不肯住院，一再坚持开点降压药。男主任医师哪里肯依，说非得住院检查治疗才行。我经不住男主任医师坚持，心有不甘地劝老婆同意了。结果，与我住院的情况一样，机器人确认老婆身体良好。只不过是又让个人出了三千多元。
资本当家作主以来，许多医生的医德医风也涂染得面貌全非；为患者考虑少了，为金钱考虑多了。这也是普通老百姓看病时“亚历山大”的重要原因。我想，大多数同我一样的人，历经“想吃饱饭时没有饱饭吃，想读书时没有书读，想上班时没有班上”的同时代人，这高药费，是压在头上的一座大山；我辈像愚公挖山不止，快一辈子了，不想如愚公一样，让子子孙孙挖下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真心希望不久的将来，医德和医药费让普通老百姓能够承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