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济威（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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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城30年后回望宝应湖农场侧记
程济威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杜牧一首完全可以断句阅读的诗。又是清明节了，我重新踏上去农场的路，那里，除了不少下放知青长眠在那片土地上之外，还有心中一辈子刻骨铭心不能忘怀的情怀留在那里。只是今日没有了清明的纷纷雨，也没有断肠的行人，满眼望去，只见沿途络绎不绝奔跑的车辆。到了原来的场部刘圩时，不远处原来知青开的恒昌饭店还在，只是店名已经换成了大头饭店。店里没有顾客，显得有点冷清凄凉。站在门口张望的老板看到我们，以为是可以下来吃饭的路人，正欲上前招呼，见我们没有吃饭的意思，也不再言语。细望望，不熟悉，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后代。毕竟三十年过去了，我离开农场时刚刚出生的孩子也应当结婚生子了。
晚上我决定住在刘圩，因为整个农场的生涯中，毕竟是在刘圩一方度过的。到底离开三十年了，一切已经感觉陌生，晚上几乎没有睡好，想了很多很多，天蒙蒙亮就起来了，望着初升的太阳，一天的行程开始了。
一米八大个的小郝亲自窝在老式的锅灶门口，鼓着风机，为我们准备早饭。那风机是当年喷洒农药时用的，后来不再喷洒农药了，便被农工拿回家，用来鼓风。看到小郝，自然地便想到了他的父亲郝元林。他与我下放前同在一个公社，住在二郎庙巷子里，离我家很近，不过，只是点头之交，那可能是文化、年龄、性格的差异之致，所以，即使下放后彼此之间也少有接触。加上，他分在八大队，而我分在大屁股，不但相距近十公里，还隔着宝应湖，于是，更是少了联系。后来听说，他与农场女子朱明华结婚，那可是农场出了名的能干女人，嘴一张，手一双，在朱明华的关心调理下，郝的生活走上正规，接二连三也有了三个男孩子，这小郝是第三个孩子。可是，这老天偏偏不作美，38岁那里，郝元林得重病去世，留下妻儿老小，自己则长眠于八大队与农业社的搭界处，一个没有具体名称的墓地，永远留在了宝应河畔，成了继周全明，留在农场的第二名知青，当然，再后来还有袁士毅等。
如今，城市附近的墓园已经成为很好的祭奠场所，那里有鲜花，有短树，墓碑上有美丽的石刻，人们尽量把死亡点缀得十分幽静；但墓铭多半是千篇一律的，无非是“愿你永息”一类的话语。可是，留在农场的知青墓穴则迥然不同，里边流露出则是新农人的朴实与幽默，他们看待死神的降临是无法抵制的，因此，于无可奈何中也就把死去写得潇洒而轻松。
清明这天，是纪念的节日，有云有风、晴也不晴。昨天来时天还好好的，但是，早晨起来便感觉凉溲溲的风愈刮愈大，路边的杨林哗哗作响，太阳也没有了往日的光彩，时而躺在云里，似乎让道在为逝去的亲人祭扫。
我们一路朝刘圩走来，因为，只有那里才能见到久别的朋友。
30年过去了，刘圩的确变了。一条宽敞明亮的水泥路从东到西再也没有了泥泞不平。两旁建了很多清洁的瓦房，而且都安装了铝合金门窗，透过门窗可以看出住户人家的厚实。道上，骑电动车的多了，步行的人少了，来来往往虽然每一个面孔都是年轻的、陌生的，可我竟然感觉亲切无比，因为，他们的父辈我肯定认识。
看到一老先生拄着拐杖迎面走来，我立刻调动起记忆，那不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吴鸣凤吗。 我问了一下路旁的行人，路人的指点，证实了我的猜想。我返过身去，与他打招呼。可惜，大声的问候，再也唤不起他的回忆。
想当初，吴明凤对我是多么的严厉，严厉得像雷鸣、像闪电，然而，在关键的时刻又是他挽救了我，给了我爱护。他与他的夫人马玉霞，都是刀子嘴、豆腐心。不仅对我，对所有知青也是如此。他经常当面痛斥一些干部对知青的漠不关心，知青们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因而，对吴明凤非常的敬重并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文革期间，知青们一致保护了吴明凤，吴明凤也深刻地感受到知青的良知。一次在知青徐恒昌自己开的恒昌饭店老知青聚会时，知青们特地、唯独的邀请了吴明凤参加。那天，吴明凤面对所有知青，动情地说，感谢你们理解我。
原本，想到他家看看马玉霞主任，看看他们的儿子、女儿，说来，当年在钢窗厂我与志刚也称得上是好友，也曾参加过他的结婚典礼，只是，想到有可能会打乱他们平静的生活，也就作罢了。
粮油加工厂，曾经代表了农场的辉煌。如今，看到偌大的仓库、加工车间冷冷清清的卧在那儿，心中不由得一阵悲凉，耳边也不由得响起了当年加工厂榨油车间蒸汽榨油的轰鸣声。那淌出的油热乎乎的有一种特别的清香，看到、闻到，恨不能捧上一掌喝上一口。大队养猪场的饲养员也常常早早地候在那儿，用手扶拖拉机准备运送豆饼、菜籽饼；旺季时，每日里从宝应河边上陆续地有着往加工厂扛送麦包、稻包、黄豆包的队伍，显出一派繁忙。每当榨油时，苏州知青张上英总是脱光了上衣，秀着健壮的胸肌，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而厂内的晒场上，不断有人在翻晒着稻麦，确保加工稻米、面粉的质量。久而久之，与粮油加工厂的员工、领导也有了交情，负责卖米的王学爱的爱人、陈金桃的爱人，海南的胡厂长夫妇、戴厂长等都是那么的和蔼可亲，有时悄悄也批一张条子，也能弄得十斤八斤的菜籽油、豆油带回家。
73年我与阮幼成等人从六大队工作组移师原种队，正巧，张叔良的小姨子、陈其媛的妹妹也在原种队，于是认识并谈得很是投机，当然是属于那种哥们的投机。那年她刚刚从外地农场迁入宝应湖，分在原种队。这丫头口直心快、口无遮拦，领导们都有点避着她。那知，那年正好赶上全国性大规模增资，还有个百分之四十的调高一级，谁不在争。她担心不能加上，于是我略施了一点小聪明，使她成功增高一级，结果我被组长翟风华在工作组会议上狠批了一顿，但已形成事实，也只能作罢。没事时，她邀我与她一起到粮油加工厂去玩，从而认识了苏州某知青，从此心中激起阵阵涟漪。年轻的岁月，谁没有过憧憬理想、谁没有过痛苦彷徨，谁没有过快乐冲动、谁没有过胡思乱想。人说，苏州女人是女人中的精品，而她则是精品中的精品，无论其出身、长相、气质、修养都是万里挑一，于是，身不由己的产生了遐想。只是，她在天上，我在地上，她是月亮，我是星星，相距甚远，只能远远的望着保持一段距离，这种暗暗的爱慕持续了数十年，始终不能挥去。这次经过粮油加工厂，望着那间曾经开票的小屋，咀嚼着当年默默思念的甜蜜与痛苦。
刘圩有了菜市场，留守在农场的员工及家属开始享受了城里人的生活。每当太阳升起，退休人员喜欢到菜场来，聊聊天，见见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一圈逛下来，也问了价格，扁鱼亦卖到九块一斤，感觉菜的价格并不比城市便宜，只是，有可能会新鲜一些，毕竟靠着湖边。看到不少开店的、逛菜市场的熟人，看到徐兆银，握握手。徐兆银愣了半天，一时想不出名来，有可能他回到家也想不出我的名子，我也没有道破，让他想去吧。
60年代，农场场部从涂沟迁至刘圩时，那有现在的热闹。除了在原种队万头猪场也就是加高后改成的知青宿舍旁边有一座老式的供销合作社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建筑与商店。供销社里除了伊拉克蜜枣受到知青的欢迎，其他委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卖。木制的柜台落满了厚厚的灰尘，有限的商品也沾满了灰。吃着商品粮拿着工资的销售人员懒得将柜台的玻璃擦一擦，反正，擦与不擦都是一样。唯一吸引知青眼球的，就是挂在墙上的那一只邮箱。思念家乡的知青每天都会从那只定时打开的邮箱寻找家人寄来的希望。
有了知青，刘圩开始有了人气。大圩里农业社的社员经常拎着篮子，到知青的门前叫卖菱角、大饼、麻团，还有土制的香烟，将知青微薄的收入和带来的一点可怜的钱掏得精光。
大圩的下坡处，有一座扬州人老唐开的烧饼铺，店里没有其他人，只有老唐与女儿相依为命。这个烧饼铺成了知青经常光顾的地方。倒不是因为老唐炕出了扬州式烧饼而值得留念，很多男知青的光顾，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冲着老唐有着一个漂亮的姑娘而去。结果，自然是谁也没有成为老唐的乘龙快婿，因为，时间不久，知青便分散到各个大队分场，老唐也离开了刘圩。
再后来，在刘圩的拐角处，农场用知青的安家费建了一座小小的浴室，附带茶炉，有大队的人来洗澡了。农场与水总合并时顺着浴室建起了一排供销社商店，知青也多了起来，苏州的、扬州、泰州的、淮安的，需求旺盛，商品自然多了起来。尤其是从总队调来两位美女做营业员后，商店的生意顿时大增，人们都来欣赏美女了。一个叫程菊仙，与我同姓，也是同事，是水建公司副总经理蒋国祥的夫人，另一位泰州人，嫁在了水机厂，经常见到。再后来，拐角处新建了一座像模像样的商场。再后来，知青陆续离开了，商店自然衰落。
爬上大圩，像猛然闯进陌生的世界，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平静得让人不敢置信。
金宝河的出口处，排灌站的闸溏内，如今停放着作业的船只，伸着高高长长的吊臂，远看像长颈鹿，从岸边延伸到湖里则长满了杂草。
记忆中的宝应湖水仍然是浩浩渺渺、波光幽幽。荡着小舟经过，不时会有打挺的鱼儿跃出水面，挑逗人们的神经；茂密的水草间，也会有不知名的野鸟猛地从身边腾起，像故意吓你一跳，而后带着一串悦耳的鸣声顽皮地向远处飞去。
站在圩上，凝视湖畔，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六十年代的雷声。那雷声轰鸣、云层低沉，就像要崩塌下来。顷刻，疾风暴雨从天而降， 风追着雨，雨借助风，瓢泼大雨恰似雨帘悬挂；雷电大作好比电闪火龙，整个天地都处在雨水之中。刚刚来到宝应湖的知青们一个个在睡梦中全被这巨大的雷声惊醒，听到召唤，毫不迟疑地赤着双脚冲入雨中，赶赴大圩跳入水中，用柔弱的身躯护着大圩。
暴风推着狂浪，一个浪头接一个浪头地侵漫过知青的头顶。凶涌的浪涛中，容不得知青害怕，任凭风浪击打着自己的身体。大家用双手抱住木桩使身体紧贴在圩边，硬是用肉体保护着圩堤不被击垮。
有了入江水道，人们渐渐忘却了水灾之苦。河的对岸，也就是后来的二分场，是巨幅地毯般铺展开来的麦苗，麦苗是浅黄色的，这边，由近及远次第排开的水杉林，高矮粗细全都一样，看去如同士气饱满的军阵，齐刷刷布列在大圩的两边，煞是雄壮，威严。
自从总队迁入农场与农场合并以后，农场的政治、生产中心便迁入到石港附近，二大队化成了几个大队，变成了二分场。李夕俊任了二分场第一任书记，知青董保平为秘书。知青姜长龙、朱学林成了支书、大队长。郑心声、叶承森也到对河上班，时蛇宝则是知青的总头。为了便于圩内片与中心的工作交流，在二大队与刘圩之间便有了渡船。从此，南来北往的农场人有了便捷的通道。在等候渡船的过程或者行船时间领导们还不忘工作商讨，甚至还会发生争吵。
第一任渡船由朱明湘的老父亲亲自掌舵，最后收尾是颜永连。
当年繁忙的渡口那儿去了，那可是有着很多故事的地方。
那骑车过来的不是陈丰明吗，应当七十出头了吧？仍然是那样的健壮。与四十年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旁边骑电动车过去的是他最小的弟弟陈丰高，没有认出我们。陈丰明热情地与我打了招呼。我与刘纯伟、翟步文从五大队调到七大队以后，刘纯伟先在三小队，翟步文分在猪场，我就在陈丰明的第二生产队，那是七大队人数最多的生产队，加上新老知青，最多时达到108人，直接就是梁山好汉的数字。我在他的生产队担任记工员，那可是陈立保托天，自作主张拍板的，当然，也只有他敢。当时，一队的记工员是孙永庚、三队的记工员是王德怀、四队的记工员是席正权，二队的就是我了。记工员可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角色，每天要谁干什么活，记什么样的工分，从吃到烧，记工员都得管。陈丰明对我很信任，他与我们知青算来也是亲戚，他的姨子小九子就嫁给知青陈士平。另外，我与他家二弟陈丰齐、三弟陈丰柱、四弟陈丰宜、妹妹陈丰美都相处得很好。他们的父亲陈明善是我们的食堂炊事员，对我们知青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关怀。那一年，七大队宣传队代表农场到金湖参加汇演，我与农机厂的杨长贞伴唱，结束回来时，正赶上漫天大雪，当时没有公交车，一个个硬是冒着大雪跑着回来。到家，已经下午了，谁知陈明善将一碗烧牛杂还焐在锅里等我回来。他知道知青能吃一回烧牛杂非常的不容易。要不是大队死了一头牛，知青们猴年马月也不会吃上一次烧牛杂。捧着热呼呼的烧牛杂，我几乎是伴着泪水吃下去的。后来，陈明善得了食道癌，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魔无情地夺去他的生命而束手无策。陈丰明耳朵有点背，话语的逻辑性有点差，所以，生产队长被调了下来。后来的代队长颜丰明、队长赵长流仍然对我信任，我仍然继续干着记工员，当然我利用职务之便，也为苏州知青陈娟红、周舫等以及新知青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照顾。
当时的农场是三级管理，生产队的队长、记工员都必须由党委批准任命，需要党委下文。而我，每次报告上去总未见批过，因此，我这个记工员属于地下的。尽管后来的王启年、刘万民，陈同昌都默许了这种地下形式，但我总是感觉名不正言不顺，有点委屈。直到有一天，大队书记陈同昌召开大队两级班子会议，刚刚担任党委副书记的周汝华突然闯了进入，看到我也在场开会，便问陈同昌怎么回事，至此，陈同昌才将我一直是地下记工员的事情暴露。没有想到周汝华非常爽快地说：“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吗，补办个报告吧”。陈同昌听了如释重负，我听了也浑身轻松。可是，正当要补办手续之时，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离开了七大队，永远离开了七大队。
愣了半天，才认出，这不是当年七大队四小队的李寿贵吗？李寿贵住七大队时紧靠费仓家，可能前后栋。现在已经住在刘圩的拐角处，有了两间的小楼，过上了小康生活了。虽然退休了，好像还做着生意，当然是一边做一边玩。李寿贵其实是极聪明极能干的人，能说会道。其他几个所谓地主、富农的子女也挺能干，如朱正玉、李德亮等。可是，那年月，家里有个地富反革命的父亲，子女受的委屈可老大了，培养数不上，提拔更是轮不上，姑娘嫁人还受影响。朱正玉的妹妹朱正梅长得好，身材好，聪明手巧，就是因为成份不好，老耽搁着，后来，我为她介绍了砖瓦厂苏州知青，一来二去，两人都还满意，他也到七大队来过，小朱也到砖瓦厂去过，就等准备结婚了。突然，苏州知青变卦，原因，可想而知。小朱因此受到严重刺激，整日神情恍若，最后嫁到了农业社，一生的幸福打了水漂。如今想起，仍是心酸不已。七大队地盘不太，但是成分不好的却不少，并且还在增加。有一次徐月清支书在忠字门前召开阶级斗争大会，会前宣布，八种人极其家属一律退出会场，那知，一走就走了一大半，包括刚刚宣布隔离审查的民兵连长朱明桃的家人。当时我赖着没有走，然而，却在沉思，如果阶级敌人的人数都超越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又凭什么力量去对他们专政呢？
没有想到，农场在乎成份，农业社却开始变得现实。李寿贵、朱正玉，农场讨不上老婆，在大圩里农业社娶的老婆，不但人长得漂亮还都是正经八百的贫下中农出生，父亲还都是共产党员。
这朱正玉与我关系极好，两家就像一家人。我离开七大队以后，随着邓老太爷的上台，他们的情况都得到了彻夜的改观。朱正玉还当上了大队长，另一姓李的地主家的小儿子，也就是李广奎的弟弟也当上小队长。改革开放终于使得他们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后来，经金湖县人民法院查实，很多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富农、反革命。简直是瞎扯蛋！
三十年后又看到了贾顺秀，头发已经布满了青丝，在菜场摆了个摊子卖菜。问他胡正明最近干什么，她指了指身边旁边的摊子上，正在卖着清明祭品的老公。天哪，面对面的胡正明，要不是经她指出，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夫妻二人是钢窗厂（农具厂）的老人了，我想很多在农具厂工作过的知青，扬州的也好，苏州的也好，都认识他们夫妻二人。他二人有极好的人缘，聪明能干。在钢窗厂，他家与我家前后栋，开了窗就能聊天，两家关系很好。胡正明从白马湖农场调来，同时调来的还有魏殿俊、姚春松，戏称白马湖三杰。魏殿俊在钢窗厂与我一同搞经营，后来出于家庭影响，重新调回白马湖了；姚春松当上了农场劳资科长，在农场可是不小的官了，自然也有了点架子。胡正明在钢窗厂任统计，贾顺秀在我们后勤组任配件保管。钢窗厂火暴时，配件库每日要配送配件，非常繁忙，贾很能干，将库房料理得井井有条。如今，二人都已退休，照理说，可以享受幸福生活、颐养天年，然而，还在操劳，知道是为了儿孙。
贾顺秀的父亲就是开刘圩浴室的贾爹爹，为人宽厚。他有俩女儿，贾顺秀是小女儿，贾爹爹对她自然钟爱有加。
刘圩当时有三个“爹爹”，开浴室的贾爹爹、杀猪的施爹爹、卖豆腐的周三爹爹。开浴室还好，因为人们对洗澡的需要并不十分迫切。可是杀猪的施爹爹和开豆腐坊的周三爹爹可是一方风云人物。那时是计划经济，杀猪、做豆腐都必须严格按计划进行。每天一头猪的配额杀好后，早早排队的人群便施爹爹、施爹爹的喊成一片，一是希望能买到肉，二是希望能切到好一点的肉。即使如此，只有七毛二分钱一斤的猪肉并不是每天每人都能买得到的。喊声尽管一片，施爹爹自是岿然不动，任你呼喊，我仍是抬头看人，低头切肉。好在，我到钢窗厂工作以后，施爹爹的孙子就在钢窗厂工作，家也住在钢窗厂，所以，我每次买肉，他自然心中有数了，我没有落过空。一次农机厂的支书蒋永祥家中来客，也在排肉，快中午了，仍然没有买到，恰好我也在买肉，看到蒋永祥一脸焦急，我便将我刚刚切到的猪肉让给他了。
买豆腐更是艰难。豆腐坊开在医院的钭对面，虽然凭票供应，大队的小孩仍然半夜就来排队了，同样是三爹爹、三爹爹喊成一片，可是每天制作的豆腐有限，有时排到天亮，豆腐没有了，小孩子可怜兮兮的只得拎着空篮子回家。
时间过得真快，才一转眼的工夫，离开农场已经将近三十年了。这三十年虽然是我生命史上最重要、最充实、最有意义的三十年。我接触了许多新的事物，学习了很多新的东西，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个人命运也有了新的突破。然而，使我深深怀念的却仍然是在农场的平凡岁月以及接交的很多老友，我经常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们！
突然看到李夕俊，愣了一下，随即互相拉着手寒暄起来。多少年过去了，李夕俊一点也不显老。天气虽然暖和了，仍然戴着帽子、围着围巾，双排扣的西便服扣子紧扣，一点皱纹也没有。掐指算来，在宝应湖农场个人履历中，经历之广、变化之大、落差之殊谁也比不上李夕俊。他当过兵，参加过西藏平叛；文革的风浪曾将其推上大联指的司令宝座。三结合后担任过宝应湖农场革委会副主任，后勤组组长；当过机械化大队的书记，机械化大队与农机厂、农具厂合并后，继续担任了大农机厂的总支书记；成立分场后担任过二分场的书记。
我与他的认识是他的家庭搬进了农机厂宿舍区，我们彼此成了邻居。而有了交情则是他从云里雾里回归到现实以后的事情。那时他回到了船舶修造厂（商业公司）仍然从事老本行，财务工作，是个股长。他到商业公司时，恰好我从钢窗厂调到工业公司，负责对所属工业系统单位的业务指导，因此与他有了业务的联系，并且交往密切。
他给我的印象，为人谦和，对名利地位看得不是太重。因此，数次的大起大落，他都是从容不迫的接受了。由于业务的关系，我们有时还会一起出差，考证项目，交往多了，也投机了，感觉他很是健谈，对事物也有主见。
有“深度”的人就是不一样，在他的面前，你炫耀什么都没用，他从容不迫、淡定而威重，似乎不需要任何外物的武装，只要一颗睿智的头脑就能认清一切。他总是平平常常，等闲一切。锋利时有如剃须刀片一般的思想和洞察力，以及如矿泉水一般清澄的思路，有着像雄鹰对野鼠般抓住你的弱点和破烂不堪的逻辑，但他往往引而不发。人际关系最终是人格、思想之间的事，而不是观点之间的事。一个人拥有了高度和深度，即使他不发脾气，但那份沉着、坦荡、淡定却同样也可以咄咄逼人。
这就是李夕俊。
这不是倪玉锵吧，他从马路的对面过来热情地与我握手。看着他满是银丝的头发，我试探地问了一下他的高寿，他伸出手比划了一下，果然已经七十有六。但是身板依旧硬朗，腰板挺直，话说锵锵的，思维敏捷、反映很快。从他爽朗的言语声中，依稀当年他的英俊帅气。不由得为他的健康高兴。
下放时，倪玉锵是刘圩场部机关食堂的事务长，这个工作几乎延续至大部分知青返乡。那时他还年轻，二十朗朗岁，正是风流倜傥、英俊潇洒之时。知青们对他的工作简直是羡慕得要死。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知青们都知道，当时有个顺口溜：干银行的不如干食堂的：咸三块、淡三块，不咸不淡又三块。所以觉得食堂的工作实惠，近水楼台先得月吗。倪玉锵人缘特好，他并不因为自己从事的工作多么优越而小看知青，所以知青对他也很尊重，与他混得很熟。虽然那时知青是单独开伙，有着自己的伙食管理委员会，但是有条件的仍然可以到他的管辖的食堂里改善伙食，那里隔三差五的总会有红烧肉、红烧鱼。凡是知青们去，他总是热情接待。
我经常到场部食堂玩，倪玉锵总是喜欢与我聊聊，还叫我帮他在黑板上写菜谱，他比较欣赏我的粉笔字。因而倪玉锵也成为对我文化最有怀疑的人之一，其他的还有胥福宏、周汝华等。后来我有了个绰号，叫小老头，这个绰号就是周汝华起的，是在一个生活检讨会上，我一连串的几个试问，听得当时刚刚当文书的周汝华赞叹不已，便脱口而出，我就有了这个绰号。这个绰号一直伴随到知青全部回城，自己真正成了老头子才被人忘却。而周汝华渐渐的官做大了，忘记了他为我起的绰号，甚至将我的名字也与别人混淆了。
倪玉锵经过推算，觉得我那种年龄是绝对不可能满嘴子乎者也的。好在，倪玉锵不是那种暗箭伤人的人，对我往往在得意忘形之际的胡言乱语，他听就听了，从来没有打过小报告。而不像我们知青之间，有人专门在等你嘴巴窜出什么玩意，好立功受奖，对此，至今我对倪玉锵仍是敬佩并感激不已。
意外的在老农工家里发现一只久违了的笆斗，笆斗基本还是新的，里面装着旧衣服杂物。看到笆斗，不禁一阵心悸。当年，一只笆斗如装满了稻麦足足有百十斤重，每年收获的粮食，全都是靠着一笆斗、一笆斗的扛上囤子。不管你身体是否吃得消，总得要扛的。刚下放时，场部也好、大队也好，稻麦进囤子、后来进仓库、上船，都是靠肩膀扛笆斗。上囤子时，大多是女工在下面用木楸铲，将麦子铲进笆斗，然后两人手抓住笆斗的边缘，喊着号子一起努力，笆斗一跃而起，就落到扛笆斗人的肩上。上囤子时，随着窝折一圈一圈的往上圈，麦子越堆越高，一块跳板便够不着了，就得加高凳子。一块跳板从地上钭戗到高凳子上，然后再从高凳子上转拐，再加一块跳板通向囤子。当年，不满十六周岁的我就是反复地扛着满满一笆斗的稻麦，踏着颤颤抖动的跳板，爬上十多米高的囤子。扛着满满一笆斗的麦子，只能朝前走，眼睛不能朝下望，如朝下望，有可能就会吓得跌下来。因此，一天的笆斗扛下来，累不死人吓就吓死人了。
扛笆斗是个力气活，但是大多数知青情愿留在场头扛笆斗。一是不需要下田，特别是圩内片，不要下水田，水田有蚂蟥；二是场头干活热闹。有时，男男女女的抱成一团、打成一片。刚开始，大家不习惯，时间长了，打闹也是一种乐趣，甚至还感觉刺激。这笆斗是工具，可以装粮食，也可以装米、面，因此，场上的笆斗动不动就会被农工带回家，成为家里装杂物的工具。每到晒麦子、稻子，还得生产队干部、大队统计等挨家挨户地搜、动员全部拿出来。
真是有心人，居然还将这盘窝拆完好无损的保存着。
看到这盘窝折，仿佛看到了五十年农场的历史。下放时，大屁股滩三分之二的面积几乎是被芦苇所覆盖。当然，除了圩内片，外滩的其他大队也是如此。数千公顷的滩地，长年生长着密密匝匝的芦苇，显得神秘无比。一般人轻易不敢迈进芦苇滩，也无法迈进。因为，那些与芦苇缠绕一起的蔓藤犹如厚厚的盔甲，使得你根本无法迈进。
以柴草为业，是农场相当长的创业经历。每年冬季，成片的芦苇放倒以后，成捆成堆的大柴、红柴除了销售到外地，留下的，是农场开始全民的编席活动。
那时，场头没有专门的库房，也没有遮雨的油布、塑料布，粮食的存放完全靠囤子：稻囤、麦囤。而圈囤的材料便是芦蓆、窝折。这大量的窝折、芦蓆需要人工来编织。于是，寒冷的冬季并不寒冷。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全部上阵。上至场长书记、下至普通农工无一例外。没有法权、没有特殊。凭编出的蓆席子拿钱，人人平等。当然，这也是农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一条重要途径。
这编蓆子看似简单，其实工序复杂。首先，要将每一根大柴用特制的抽子一根根抽开，然后平铺在场头的平地上用石碾子将抽开的大柴碾柔，再用竹片一根根刮成平面，最后像编十字绣一样的横一根竖一根的交叉编成一块块正方型的席子。蓆子的大小规格统一，当然编出的也有质量高低。到时收蓆席子的挨家挨户去验货收购，并算给工钱。
每到晚上收工后，家家户户又是另一种战场。抽柴的抽柴、碾柴的碾柴，刮柴的刮柴、打席子的打席子，分工明确、步调一致。老老少少没有人闲着，包括上学的孩子，放学回家书包一放，便坐在蓆子上帮助编席子。而抽柴、碾柴，则是强壮劳力的事情。知青刘纯伟与李家姑娘谈对象时，经常晚上下班到她家帮助抽柴，结果创造了一个晚上抽柴28捆的纪录，让那些老农工都惊叹不已，自然也成为李家人的骄傲、小李的骄傲。而编窝折要求高，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窝折的长度、宽度有比例而且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大都选择那些手艺高，心眼细的劳力完成。自然，收入比起编平面蓆子的也高出许多。
这是一张44年前的照片。照片中排列着几个20出头的年轻人，从这张照片中，依稀能辩的只是最右边的时蛇宝、最左边的朱明顺，其余再也叫不出名来。这是农场党委与总队党委合并后召开第一届农业学大寨全议时，由照片上的青年人组成的大会筹备组。
75年，仍是疯狂的年月。农业学大赛、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是仍是核心政治。如此重大而光荣的任务交由这几个年轻人去完成，可见得当时的党委对这几个年轻人的信任与重视。
时蛇宝之大名，我早已耳闻。只是，并未有过交道。因为，那时，他在核心圈子，而我在基层，没有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与可能。但是我对他的为人一直感佩不已。我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过去政治低下，经济不殷时尚不愿吹马拍马，更不会巴结干部。因而，我对时蛇宝是出于内心真诚的尊重，发至肺腑的尊重。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身居要职、高位，但是他对曾经农场的那班朋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没有任何距离，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这种感情、这种精神，对于当前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年代，实足的难能可贵。
朱明顺自是不容多说，我是从小看到他成长的，有着特殊的关系。明顺自小便展现出艺术的天赋，画画得很好、字也写得好。照片后的背景画有可能就出自他的手笔。在农场，小队长的美称家喻户晓，所以，也算是风云人物。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很好的平台，没有相应的圈子，使得明顺的才华只能局限在农场的这片土地，要不然，有可能就是大师，艺术家。
平时明顺有点嘻嘻哈哈，但关键的时候还是很仗义的。83年初调整钢窗厂班子前夕，在工业科办公室，唐振民当着郝名举的面叮嘱我做好接班的准备。那知后来，没有了下文。直到有一天，主管工业的副场长到钢窗厂找我单独谈话，说我说他不懂工业。他也直爽得可爱：原来党委对你是有打算的，现在只好遗憾了。那知，没有多久果然不要他抓工业了，转为做工会主席，结果，对我的成见仍在。一个全国最最没有用的工会会员他都不肯批给我。直到我离开农场去工会办会员迁移证时，明顺先为难了一下，后来果断地说，管他呢，我直接将手续迁给你就是。
这是从九大队下了桥的一条路，如今这条路上已经通了公共汽车，直接从金湖县城抵达唐港、涂沟等。班次很多，沿途可以随意停靠。你无论在那个路段等候，只要有车子来，随时也可以上车，价钱公道、极其方便。60年代我们下放时，这条道却是非常的荒凉窄小、高低不平。从刘圩出发，只要过了施沟，也就是六大队，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太阳的照射也变得惨淡无力。一片稀疏的芦苇中隐约地露出一条小道，走着走着，还不时需要用手拨开交叉的芦苇才能行走。一路十八里，沿途没有人家，没有任何人烟。稀稀拉拉的芦苇中还散落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孤坟，再胆大的人也会胆战心惊。
那时，刘圩的财务人员到涂沟场部领工资，是允许配枪的，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朝天开枪。县城银行也有专门的押金员。这些押金员就像当年的地下党，身份是不能公开的，下去送现金时，要化妆成普通老百姓模样，腰里别着短枪，以防不测。有个金湖县的知青，他的父亲就是当年的银行押金员，一次去涂沟送款时，路过这一片荒芜的小道，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紧随其后，而后边的人也对押金员百倍的提高警惕。因为，当时正好闹国民党的空降特务，两人都误将对方当成特务了。行至纵深处，后面的人突然抓住押金员装钱的包获，万分危急之中，押金员开枪了。枪声划破了长空，惊动了很远的地方，一时间，武装基干民兵结合，包围了道路，将押金员抓住。县里还召开了公审大会，差点判了死刑，直到20多年以后才公开平反。
我那时经常会越过芦苇道到涂沟去。因为下放不久就认识了南京来的两个大学生，男的叫赵家瑶，女的叫汪爱珍。在我眼中，这两人才是真正的郎才女貌，绝配。他们对我就像哥哥姐姐一样，只要我到涂沟去，他们就会一左一右牵着我的手，带我逛涂沟，到食堂打好菜，还买很多好吃的东西给我带回。因此，一到休息就迫切地想见到他们，也顾不得害怕这条道了。一次休息，我又到涂沟去找他们了，那时，他俩已经结婚，分在一间四面不靠的草房中。我找到那间草房，尽管已经快九点了，太阳也老高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起床。我在窗子外敲了敲，他们听到外面有敲窗的声音，急忙起床。知道是我后，仍然是那么真诚、热情。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俩正在浓情蜜意，而我，打乱了他们的好时光。我居然连春宵一刻千金的道理都不懂，真的该死。这个后悔使我一直延续了多少年。
这次回到宝应湖，感受最深的就是金宝河了。河中流动着清澈的河水，两岸砌成了护坡，河上凌空架起了一座水泥大桥。至于这桥从什么地方而来，又到什么地方去，连接什么，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一条多年并不十分重要的河道，被改造得如此的规模，据说这条河流，已经成为南水北调的重要供水渠道，将担负着向北京输送生命之水的重要责任。至于今后有没有水来输送，似乎并不重要，反正金宝河已经漂亮了。
金湖至宝应之间，原本是没有金宝河的，随着70年代初入江水道的建成，宝应湖过水的功能开始萎缩。而金湖到宝应的水道又不能就此淤塞，于是，便决定在宝应湖的旁边开挖了这条人工河。当时，农场的这一段，由农场负责。所以，几乎所有的农工全部披挂上阵参加了这场挑河的人民战争，一个声势浩大的人海战役就此打响。
自然，我们知青从五大队、六大队、七大队、八大队集中而来，也参加了这场挑河运动。开始时，平地移动还好，挖着挖着，河道越来越深，泥土变粘，变得更加沉重。挑着满满的一担泥，还需要爬坡，坡又陡，又泞滑，于是，一个个腿酸极了，肩膀也红也肿，扁担搁上去便疼，只能两个肩膀轮换着挑。
农场的指挥部设在现在农机厂正对面的大圩上，指挥部芦席棚两边拉着巨大的红色横幅，高音喇叭不时地在播放革命歌曲。圩顶上还有两块特制的黑板，是用钢板涂上黑漆制成的。黑板报上不断地在更新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报道。我那时是大队的通讯员，支部书记不甘落后，叫我采访先进事迹投稿，我就现场写了一篇，内容已经不记了。谁知文章一炮就打中了，广播开始不停地广播我的稿件。看来，文章的内容非常符合领导的口味。于是，意外便发生了。指挥部下令我们大队支书，抽调我到指挥部做现场通讯员，在整个工地上来回巡游，发现好人好事，立刻写成报道，予以广播。另外，还发给我一个当时普遍使用，用白铁皮做成的土喇叭，随身挂着，发现好人好事，随时广播。看到其他知青忍受着肩疼、腿酸，继续挑泥，我虽然于心不忍，也没有办法。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于是，我便来回的奔跑着，特别卖命的喊着、抄写着，虽然也辛苦，但是，比起挑泥的艰辛不知要好多少倍了。
眼前的这栋小楼是当年为新知青建造的唯一的一栋两层宿舍楼。74年，我被分到了农机厂时，陆续的就有很多扬州、苏州、泰州、淮安的新老知青分了进来。扬州的有吕晓梅、、王思华、赵芳芝、王业妹、朱殿华、扬思信、南淮、兰果等，泰州的有徐泰林、徐爱华、梅根林、高干、刘建林等。苏州的有李桂根、龚树基、孟佩君、严伟、冯大生、常崇钢等。那时的农机厂可是精英荟萃的地方，人们都非常向往分到农机厂。我一开始分在钳工车间，后来转到一车间，那是刚刚新建的标准化修理车间。车间主任是戴方俊，范敬和的妹婿。出乎意料的一去就叫我担任车间统计兼钳工副组长，组长是耿正凤。一间办公室，两张办公桌，我与戴方俊一人一张，感觉很是荣跃。说是钳工副组长，其实，并没有做多少真正的钳工活，因为，真的也做不来，因为修理车间大都是修理活，各式各样的农机配件，我以前看都没有看过。我的重要任务就是统计加宣传鼓动，那是我的强项。车间有一块黑板，每天都必须出新内容，主要是每天的好人好事、技术革新等。文章短小精悍，有声有色，有字有画，在全厂出了名了。当时，负责全厂宣传工作的是常州知青朱微、南京知青徐屹、上海知青祖强，他们经常到一车间来取经。除了钳工组，车间还车工组：组长宗红鹰、副组长朱明湘；修理组：组长田正家。三个小组每天比、学、赶、帮的成绩都会通过黑板报的报道体现出来。田正家那时正在积极要求入党，所以特别在意对他们组的宣传。宗红鹰也不例外，那时他已经是农机厂的标兵，无形的压力促使他必须不断进步，但是他与他父亲一样，有点清高。当时，车工组除了宗红鹰、朱明湘外，还有相咸珍，柏爱基、张秋林、张晓云、俞学富（已故）、吴云等，相咸珍的车床排在第一排。印象中，好像是618车床，正好与我们钳工组对面。所以，一旦休闲一点，我喜欢与相咸珍聊天，当时也很谈得来。朱明湘那时就喜欢写诗，工作之余就是写诗，还发表后。他将写好的诗非常工整地抄在一本自己创意装订的诗集中，还经常给我看。那字写得非常工整，是属于小隶一类的，一笔一划，颇具功夫。当时，我也故弄斯文，经常也写点顺口溜之类的东西，在知青中也有点名气。今天看来，我们当时写的诗很难说是诗，但是，朱明湘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确实感动了我，也影响了我。后来他调到场部团委工作，宗红鹰也考入南京建工学院走了，我也被相金辉看中，调到了厂后勤组，从此走出了车间。
在农机厂的居民点转了转，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热闹，好多人家的门紧闭着，厂内职工大都移到了县城居住，也有在附近的新小区买了房，住上了高层、过上了居民的生活。当然，仍有老年人住在那儿，故土难移吗，我们非常理解。忽然看了刘梅英，一问已经80出头了，精神很好。他是朱长安的老伴，朱明文的母亲。我们在七大队就认识。当年，我们成家时，没有经过恋爱的阶段，因而，总得找个人做个现成媒，我就请了她。刘梅英为人热情豪爽，看到我们非常兴奋，她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幸福是她成功的作品。她老公朱长安可是个传奇人物，据说是军队南下干部，是领导培养对象。全国解放后急需大批的干部，所以领导计划安排他到干校学校，培训后，留在地方当领导。可是，朱长安想家，想找老婆，便放弃了这大好前程，回到了金湖，找了现在的刘梅英，结了婚、生子女，平平常常的过了一生。我在工业公司时，朱长安在针织厂做门卫，谁也没有想到，他可是曾经的英雄。他们的儿子明文，我们看到他长大成人，并一起在农机厂工作，是车工，头脑聪明。他看到我们没有过多的招呼。毕竟年代久了，人的感觉也会生疏。
他们家里养了一条大黄狗。尽管他告诉我们，这狗看起来凶狠，但实际还是很善良的。刘梅英热情的挽留我们，但是，我们还是离开了。她看到我们执意要走，主动提出要带我们看一看耿家宝。见说，我也就同意了。耿家宝是我们下放后，与我们一起参加宣传的第一批宣传队员，也是年龄最大的宣传员。从七大队开始，就与我们一起搞文娱，后当妇女队长，我当地下记工员，也在一个队。李华当大队机耕队长工会主席。后到农机厂做政工组长。我们两家也一起住在农机厂。
她是涂沟人，她还有个妹妹叫耿家俊，是农机厂的电焊工，是陈石川的爱人，也是场党办主任扬月祥的泰山。到了耿家宝家，叫了半天，耿家宝终于出来，80多岁的年龄一点也不显老，仍然是俏刮刮的，衣服也很得体。刘梅介绍了一下。应当是非常熟悉的，她居然一时想不起来了，挠着头，还真的想不起来我们是谁了。
刘梅英大声喊着，我也不断在告诉她当年的片断，甚至还说，我也是他儿子耿林单位的人，终于唤起了她的回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