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货巷老屋的记忆

程济威

所有的人都有童年，而童年又往往总是和老屋分不开的。我家老屋坐落在扬州旧城东关街叫铁货巷的巷子里。这是一条很窄、呈“U”型的小巷。巷子的进口和出口都通向东关街，总共就十来户人家，而我家居住的这段巷子只有三户人家。铁货巷不长，但那斑驳裸露的深青色砖墙，是那样的深邃，偶尔有几株小草坚韧地从墙缝中挣扎着出来，似乎要从墙洞里窥探的小巷模糊不清的年轮和悠远古老的历史；小巷里没有树，树大都隐藏在院子里，一般是桂树、桔树、梅树等。很少有种杏树的，大概主人怕“红杏出墙”显露不雅吧。

铁货巷年代日久，究竟建于何年何月无人考证，反正，解放后我出生时就有了这条小巷。打我记事时，居住在这条巷里的，多为平常的手艺人：木工泥水匠、修锅补鞋匠、卖豆腐下面的、以及修车、油漆的、剃头的，甚至还有专门为人梳头的婆姨，那一种行当都有，唯独没有当官的。直到父亲搬来后，短暂地改写了历史。当时的少将官阶，在一方也算是荣耀的。

有一天，与我家山头紧挨着的草屋中的H家生了一个男孩，尽管家境贫寒，但仍想方设法欢庆时，我父母拎着礼品，低着头、弓着腰，钻入了低矮的草屋与乡邻们一起欢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被拉近了许多，以致解放后的多次运动中，乡邻们没有给我父亲以更多的冲击。

儿时的小巷没有路灯，即使东关街的街灯也是惨淡不明。偶尔夜晚回家，总是胆战心惊。小巷里黑漆漆的不见五指，我沿墙摸黑走着，只觉得白日里走来毫不费力的小巷，夜里走起来却是那么的漫长。尽管大人一再叮咛，夜晚走路不要回头看，但我总觉得后面有脚步声，忍不住总是回头。好不容易摸到自家门前，哆嗦地打开它，一步迈进去，迅速关上大门，才感觉到危险已经挡在了门外。

随着子女们纷纷搬出老屋，老屋就一直空着，长久没有人住了。那年，随着那一带街道的改造，我特地抽空回到铁货巷老屋，仅仅距东关街五十米左右的老屋看看。当拐进那短短的仿佛被现代文明遗忘的小巷，不由得感到一股苍凉扑面。经年不回的老屋，已经倾斜得历害，就像老态龙钟的老人，踉踉跄跄，稍许有点晃动，便会轰然倒地；而墙头与砖缝里挣扎冒出并已经开始发黄发枯的几株小草，在秋风中摇曳加剧了老屋凄凉的景象。

儿时，用瘦弱双臂无法抱动的木杠，横插在两端两个铁环中才能安全关闭的两扇大门，已经剥落得只剩下筋骨，实际，关与不关已是无关紧要，但有趣的是，竟然还是有人在门上钉上一付老式箱扣，尽管有可能这箱扣自打钉上去以后就没有真正的锁过。

据家人讲，我家的老屋是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前，湖南籍的父亲，考虑到母亲是扬州人，决定落户扬州，于是，从另一个姓陈的手中盘下了这所房子。老房子200平米左右，搁现在，也就是寻常住户。可六十多年前，也算得上殷实人家了。当然，比之盐商富贾的豪宅，仍然无比的寒酸。

我没有刻意比较过扬州民居的建筑风格，平时也很少走门串户，以至，到今天也没弄明白，我家正门与腰门为什么是错开的。后来，发现不少人家造屋之工虽无雷同，但正门与腰门的关系大都如此。小户人家错开也就罢了，个园、汪氏小苑等显赫富宅也是如此，由此看来，扬派民居，虽数间之筑，必门窗轩豁，曲折得宜，是有它一定的道理了。后来有机会参观了朱自清故居，发现朱自清故居如除去右边的陈列室，几乎与我家老屋一模一样：一前一后两个四四方方的天井也格外狭小；天井的地面全部是用站立的小瓦铺设，常年浸染着绿色的青苔，阴天下雨甚至还有点滑。天井的东南角有一个下水的阴井，日常洗涤用水以及下雨的落水全部是通过阴井自然渗透地下。尽管腰门也是用木杠子套着两边的铁环紧扣，但实际所有的房间都是相通的。幼时，铁货巷户少人稀，寂静得非常，偌大的老屋只有我们一家居住，总是感觉到空旷得恐怖，特别是爸妈全不在家时尤其如此。

一进大门的左右两间房间，平时少有人住。未解放时，右手一间堂屋兼卧室由长期跟着父亲的警卫员湖北人熊广富、河南人张锡贵住着。后来张锡贵将妻儿带到扬州，四口人占了一间房；熊广富是单身，母亲便安排他住后进的一间房间，他死活不肯，结果，只有在厨房里临时搁一张床暂且住下。父母天性良善，与警卫员相处得很好，官兵就像一个大家庭，都在一口锅里吃饭。听我哥讲，每天总是母亲亲自下厨，张锡贵老婆烧火、熊广富挑水买菜，一大家人，整天乐乐呵呵的，而拖家带口的张锡贵则显得沉默寡言 。扬州解放后，张锡贵执意要回老家，母亲再三劝说不住，只得由他便了。走的那天，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母亲领着我两个哥哥站在门口送他，还包了一包衣服，塞了一些首饰给他，他默默地收了，眼眶里噙着泪水，嘴中喃喃地不知说了些什么。终于，他挑着一担行李，领着妻儿，沿着小巷一步三回头地走了，从此，就再没有过他的音信；熊广富因单身一人，老家也没什么亲人，便留了下来，直到五七年反右开始才离开，安排在专署食堂烧饭。刚去的那阵子，他每逢休息天总会到我们这里来，带上一些食堂做的包子、馒头给我们。可不久，他的这种举动被领导觉察了，找他谈话，指出他这样做，是划不清阶级界限的表现。从此，他就不能再来看我们了。听说他后来找了一个老伴，老伴还为他带来一个儿子，一家三口生活倒也安宁。文化大革命后，我们专门去专署宿舍看过他，见到我们，他很激动，问这问那，知道我们兄妹几个都好，欣慰之情溢于言表。那时他已退休，但身体依然硬朗。只是那次见面后不久，便没有了他的音讯，据说一家搬走了，从此就失去了联系。

房间空下来以后，一个织布为生的董女租了去，放了一架老式织布机，专织用于衬里和包装的、那种赚不了几个钱的土布，整日里没有一句活的董女除了回家睡觉、吃饭，就一直坐在织布机上，像一座不知疲倦的机器，默默地、机械地织着。后来，我家知道，董女这么拼命的挣钱，主要是正在供养一个读高中的儿子，没有文化的董女，将儿子的读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知道这一切，心地善良的母亲就再也没有收过她的房钱。想不到，这一梭一梭的居然织出了老屋门内的第一位大学生。

左手一间为厨房。厨房靠窗的地方放了一只大水缸。每当看到那只大水缸,我就自然地联想起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不由得对大水缸产生了畏惧，生怕不小心掉入水缸。有时，我还默默地立在水缸边呆想，弄不明白，当年，小小年龄的司马光是怎样搬起石头将水缸砸成一个洞的。厨房靠东山的中间支了一座三眼锅的大锅灶，通常，只用右边的小锅，因为可以节省柴火。烧火的后门通着一个小院，院里栽种了几株果树还有一点花草，三年自然灾害时，还种了点蔬菜。我记得，一直到三年自然灾害，厨房里还使用着大锅灶。灶头上方的灶老爷，是我心中永远的谜。小时候，我老是想偷偷揭开灶老爷的帘子看一看，灶爷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膜拜。但是，一直到我下放，这个愿望都没有实现。而当我从农场回家探亲时，大灶已经拆了。

里进的一堂两厢，打我记事起，就一直是别人住着。哥讲过，第一个来住的就是解放军。48年底，扬州刚解放时，解放军的一个团部机关就设在了东边的那一间屋子里。临时架设的电话线从屋脊穿过天井通向房间，电话铃声终日响个不停，显得非常忙碌。穿着军装的干部战士来来往往，一个个神精严肃而忙碌。不过，身着棉大衣的首长对我家却很和蔼，不时地与我母亲拉扯家常。我大哥、二哥常常站在他们房间门口，好奇地看着他们忙里忙外地张罗，他们也不赶走我两个哥哥。开饭时，他们还用部队统一使用的洋磁碗，盛上一两碗菜粥什么的给我哥吃，有两只洋磁碗还一直保存在我家，我下放时，带走了一只。通常，母亲从不准许我们拿别人东西的，但战士们给我哥盛来的饭粥，却没有反对过。当我俩哥端着小磁碗迟疑地望着母亲时，母亲总是说：“吃吧、吃吧，谢谢叔叔。”

母亲见到眼前真实的一切，终于打消了顾虑，向那位解放军的首长道出了父亲的真实身份。在首长的一再承诺下，我母亲带信，父亲回来了，放弃了“国防部”给他准备去台湾的飞机票，回到了扬州。当然，也是因为丢不下这个家回来的，因为那时，母亲的身体里刚刚有我。

不久的一天，来了两个不是住在我们家的解放军干部，见他们来，父亲从房间里捧出一套叠得很整齐的国民党将军制服和一柄指挥刀交到他们手中，其中一人双手接过这些东西并转交另一名同志后，双脚并立，举手向父亲行了一个军礼，然后，带着庄严的神色走了。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父亲曾担任过国民党第六大主力黄埔嫡系之一部队的少将参谋长、“国防部”视察等职务，来我们家接收代表他官阶衣物的，是扬州军管会的干部。从此，父亲就留在了扬州。

天井虽然很小，但没有四周高墙的遮档，因而，阳光是很充足的，种的几盆花草，到季也准能绽放。每年春归的燕子也总是喜欢在西堂屋的屋檐下筑巢；麻雀也经常落到地面觅食，我们哥几经常有意识地将谷米放在地上，时间长了，麻雀也不怕了，时不时还飞到堂屋里转上一圈，给寂静的老屋带来了生趣。

老屋基本是本质结构，两进四个堂屋都没有门，全部使用木质隔扇。由于家人大都住西边，因此，为了保温，朝南的堂屋多立了一排隔扇。三开六片隔扇上部全都镂空雕花，朝里的一面裱着窗纸。当六扇木隔全部关闭时，雕花变成一种有规则的图案很是好看。但是，每年上下木隔，却是一个不小的工程。一到夏日，所有的隔扇将全部卸下，下面的枕木还得拔起，木隔按号依次摆放乱不得，困为，待到天气转凉时，还得按号顺序装上。另外，破损的窗纸还得重新裱糊，不能漏风。

父亲是湖南人，出生在距长沙不太远的乌山地区黄花村，自幼天资聪颖，立志向学，启蒙时即读《四书》、《五经》，其中许多篇目，一直到老还能背诵。十来岁时，父亲随父母迁居到安乡县沙咀镇，曾祖父在镇上开了一家小杂货铺，字号程万泰。父亲在家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姐姐，下面三个弟弟，那时女孩仍旧裹脚，弟弟们又小，大约十四岁的父亲自然成了家里指望的劳力，他一边读书一边干活，经常步行几十里地去安乡城贩货，直至民国11年考上湖南陆军讲武堂二期才离开沙咀镇，那年父亲19岁。

父亲戎马一生,军校毕业后，先在新八军后在新一军，校长兼军长。抗日时转五十二军，那是黄埔嫡系主力，参与过长城、台儿庄、武汉会战、长沙保卫战之新墙河等几个大的著名的战役。我年幼时，父亲曾悄悄地向我讲过台儿庄的恶战；讲过战友怎样从死人堆中爬出的故事。我居然还不相信，还反驳自己的父亲：抗战不是八路军、新四军打的吗，怎么还有国民党的事！父亲听了好一阵的沉默。事后，他很少再跟我讲他的经历。然而，父亲是一员福将，他的校长都说过。抗战八年，打过若干战役，身上没有一块伤疤，这可是真的。一次，在洛阳战前的一次途中，突然，看到一位老妇女在草堆旁痛哭，父亲赶紧叫警卫员去问个究竟。老妇人说，她的儿子去打鬼子了，媳妇刚刚生养，家中连粒熬粥的米都没有，不得已，只有忍痛将正在下蛋的鸡拎到镇上换了两块大洋。当用钱买米时，米店老板说大洋是假的，老太婆由此悲痛欲绝。父亲听后，悲愤不已。叫老妇人将两块假大洋给了他并顺手装入军衣的上口袋中，然后叫警卫员给了几块大洋给老太婆，叮嘱赶紧买米、熬粥，照应做月子的媳妇。接下来，在与鬼子激烈的遭遇战中，一粒流弹正好击中了父亲的胸口，当警卫人员感觉父亲有可能意外时，父亲却自己站了起来。原来，这粒子弹击中的地方，恰好被两块假大洋挡住了，只是军上衣口袋处留下了一个圆洞。

我下放时，父亲将留有弾孔的军衣为我改成一件棉衣，看到大队当通信员的小y家境贫寒没有棉衣，我脱下身上的棉衣送给了他。没有想到，这事竟成了罪状。

老屋的后墙没有窗，这是老式房屋与新房的一大区别。堂屋呈四方型，靠后墙横着一张长条茶几，茶几上摆放着几只不知是何年何代的瓷器花瓶；一幅中堂下面竖立着一台老式的座钟；靠着茶几中央，放着一张八仙桌，两边两张太师椅，两侧也相应对称的各自摆放着两张椅子夹一张茶几。通常，椅子的座次也是很有讲究的。如果有一天，父亲正襟危坐地坐地左边的太师椅上，必定就有严肃的事情发生。

解放后，已经沦为平民的父亲，饱尝了人间的世态炎凉。然而，对子女如何做人，却更为严格。一次，我们小学高年级的同学来家玩，其中有一个同学，叫裴根，说话有点木纳，甚至有点猥琐。我们对其他同学热情有加，而对裴根不免冷落。一切看在眼里的父亲，等到同学全部离去以后，端坐在左边的椅子上，非常严厉地指出了我们的不是，逼着我们连晚到裴根家，向裴根道歉。可七转八拐的小巷并不像今天，有着光亮的路灯，出了门便是黑咕隆咚的一片，怪怕人的，特别是小孩。我与我大哥、二哥只有硬着头皮，赶到裴根家，当面向裴根道了歉。

堂屋与房间的相隔全部是一直到顶的红色排山。遇有重要节日或者重要客人来访，木板墙壁上经常轮换地挂着一些字画。当时我们年幼，不知字画的珍贵。印象较深的，其中有一幅唐寅的画和一幅于佑任老先生的字。文革年代，这些字画是绝对封资修甚至反动的，理所当然的被清理出了门。至于，字、画落与谁手，至今是迷。

房间里铺着地板，那种宽宽的一米见长的大块红地板与木山浑然一色。夏天，地板拖干净后，撂一张草席就可直接睡在地上。久而久之，经常走动的地板便出现了松动。见此情景，几个小孩还暗自窃喜。一旦乘大人不注意，便悄悄地将已经松动的地板撬开，在下面摸找从缝隙滑落到地板下面的铜板。嘿，还不要说，居然还真的给我们摸到几块铜板。从此，门口耍铜板的圈子又多了几个小孩；而堂屋的地面则是方正的青砖铺就。那青砖铺得严丝密缝，若干年后，房屋已经衰老了，但地砖的之间的缝隙却丝毫未见松动。只是靠近隔子的地方,慢慢地自动生成了一个小圆洞, 小洞的四周仍然是那样的平整。自从有了这个小洞后，平静的家庭增添了不少新的乐趣。哥几放学回家，将门外掼铜板的游戏，换成了自家堂屋滚玻璃球。

父亲一生，不仅勤奋好学外，还十分热心于教育事业。一九四六年，父亲任参谋长的195师驻军东北通化后，时任195师的师长陈林达见当地群众受日寇的奴役教育日深，文化落后，便慷慨解囊，带头集资兴办了一所中学，由我父兼管学校工作。开办不久，成效颇著，通化各界乡亲父老为感谢其办学功绩，将学校命名为“兼善中学”。当然，这座中学现在是否存在不得而知。 父亲参加过北伐，抗日，数十年厕身军旅，从见习排长起，逐级升至师军参谋长、军视察等。虽长年跃马横戈，而勤奋学习之精神，始终不懈。他随身行李，除被褥之外，总是以书籍为主。戎马倥偬之余，即批阅揣摩，手不释卷。对书法的兴趣也很浓，只要有暇，临池挥毫，字体兼颜、柳之长，端庄遒劲，颇具功夫。在滇南抗日及入越受降时，还写有不少诗词，惜无人收集，至今不存。由于父亲爱好书法、诗词，故在军中颇有名气，因此，素有儒将雅号之称。

父母对我们的学习，没有生硬、刻板教条的管制，也不过于要求我们做那些枯燥无味，做了也无用的家庭作业，当然，那时也没有像现在多得近似灾难的作业。有时，父亲也经常指导我们看一些有着插图的线装书，也向我们讲解一些历史的典故；偶尔也出一两条既有一点趣味性也有一点内涵的题目考考我们，如：100只馒头100个和尚分吃，大和尚每人吃三只，小和尚三个人吃一只，问有多少大和尚多少小和尚等等，使儿女的知识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

最西面两间厢房，也是一排木板隔开，但，还是留了一个小门以便需要时相连。厢房东墙腰高以下全部用青砖砌成，上面一排方框木窗。天暖的时候，窗子用专用的窗撑撑开，房间顿时凉爽不少。沿窗一张大的书桌是我们一家人共同功课的地方。 晴朗的夜晚，窗户透着朦胧的月光，母亲就着灯做针线，父亲读着线装书，我们做作业，屋子里静极了，连老鼠在墙角吱吱的叫声都能听见。

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然而，真正出生在铁货巷老屋的是我。大哥出生在云南文山麻粟坡一个普通的农家。那时抗战虽然接近尾声，但小日本的负隅顽抗，滇南战斗仍然激烈。父亲当时在52军军部工作，由于放走了一个正在揖捕的共产党地下党员而被军统逮捕。想到我母亲正在生我大哥，押在云南燕山牢中的父亲思绪万千，不禁口占一诗：银河东斗被云封，紫府群星顿改容。交趾城中囚彩凤，盘龙镇上锁蛟龙。对国难期间国民党内耗深怀忧虑及妻子生养未能在身边尽责而深感内疚。

后来，时任52军军长的赵公武出面斡旋，父亲才得以逃脱一命。父亲因为参加过湖南农运，与共产党人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所以，升迁不快。有时，还因此吃官司。要不然，依父亲湖南讲武堂二期，黄埔高教班五期的资历，至少也是个中将。而父亲从中校升上校就几上几下了近十年。

52军收复越南海防后，稍事休整便开赴东北秦皇岛。父亲所在的195师进驻通化后又改编为新五军，父亲仍任参谋长。只是不到一个月，父亲便挂印了。抗战八年，不想再打内战了。上峰慰留，协助老友顾问。部队北上时，所有家属绕经香港回南京，恰好母亲正好有了二哥，而且临近足月，便滞留香港并在那年的圣诞夜又生下了老二。还没有满月时，便乘坐海轮回南京，一路海浪的颠簸，致使二哥从小身体一直不好。

到了东北以后，父亲对刚刚结束抗战，又开始的内战表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一日傍晚，父亲的坐骑嘶叫不停，喂食也不行，警卫员劝父亲骑出遛一遛，那知，父亲一骑上去，那马便直奔而去，一直奔到友军的部队便留了下来叙旧。而当晚，新五军军部恰好遭受解放军炮火轰击，瞬间便是废墟一片。数日后，母亲在家看南京出版的报纸，为整版的所谓殉国将领中唯独没有我父亲而焦虑。事后，父亲经过驻扎在附近友军朋友的安排，安然回到扬州家中。

东北战事结束后，父亲被国防部领导叫到南京接受调查逃离战场一事，听到我父亲一番诉说后，非但没有军法处置，校长还格外开恩，委以国防部视察的重任。

在视察的过程中，父亲感到国民党的大势已去。他经常悄悄地与母亲讲，国民党的很多部队实际已经控制在共产党的手中，随时随地便会发生倒戈，因而，他明知一些部队已经有起义的迹象，不但没有汇报，还暗中相助使其成功。

当过“大官”的父亲常对我们说他两袖清风。母亲也曾对我们说过。凭父亲的地位，捞钱是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他当视察那阵子，每到一处，多少人主动要给他钱，可父亲“死板”得很，就是不收。

父亲一生非常节俭、从不奢糜。一九三八年夏，长沙会战时任1131团团长的父亲抽空回过一次安乡老家。他短头发，穿一身灰军装，裹着草鞋，一个地地道道的军士打扮，完全看不出是个军官。途中，看到一个乡亲拖着满满一板车东西，在艰难的上坡，父亲立刻停下来，帮助推着，一直将板车推过高坡。乡亲们暗中嘀咕，父亲混了近10年还是一个马夫似的，怎么没有混出个名堂？直到临行时警卫员牵着马来接父亲，乡亲们才恍然大悟。

父亲最终选择留在大陆，回到了我母亲、自己的子女身边。然而，没有多少积蓄的家庭，生活很快便陷入窘境。开始，军管会还定时发一些生活费，后来，就什么也没有了。为避免坐吃山空，刚回到扬州时，父亲听从一个邻居的劝说，和他一道做布匹的生意，谁料贩运布匹的船只在长江沉没，弄得血本无亏。再后来，父亲在离家不远的田家巷头开了一爿米铺，指望它维持生计。没想到，左邻右舍常去赊米，赊了米又往往无力偿还，以致，米铺最终又不得不关门歇业。

父亲工诗词，善书法，但那个年代这些都不能当饭吃。米铺歇业后，生计自然没有了着落，于是开始变卖家产。先是卖家具：堂屋里的条几、座椅、茶几和八仙桌卖了，皮箱买了，不长的时间，便家徒四壁了。等米下锅已成为经常发生的事。炉子上水开了，米还没有着落。不得不经常硬着头皮到邻居家去借。邻里都很善良，总能帮我们解燃眉之急。但借也是总不是办法，特别是那个年代，大家的经济都不宽裕。一次，也是揭不开锅的时候，母亲拿出一块手表壳，让我哥去东关街二郎庙对过的春生钟表店去卖。那是一只金表壳，当时我哥并不知道它的价值。我哥诚惶诚恐地将那表壳递给钟表店的老板时，老板拿在手上看了好一阵，对我哥说：“好吧，我收了，三块钱！”见那老板愿意收下表壳，我哥如释重负，首先想到的是，家里那已经空了的米缸终于又能装上米了。

若干年后，我们弟兄才知道，那金表壳是父亲当年送给母亲的纪念物。

还有一次，米缸底又朝天了。无奈之下，母亲找出一只香炉，紫铜的，两耳三脚，很沉也很精致，底部有“大明宣德”几个字。因为是铜的，所以能卖钱。我妈叫我哥拿到东关街一家废品收购站去卖。收购站的一名伙计用称称了称说：“五角钱！”便随手放进了废铜堆里。母亲便用这五角钱买了几斤米。

正因为如此，经常揭开米缸盖看缸里有没有米，便成了儿时的一种习惯。家里的米缸是一只陶制的大坛子，估计能盛百十斤米。而打我记事起，那缸里的米经常只是浅浅的，从没超过半缸。直到我大哥和二哥走上工作岗位，这米缸才逐步淡出我们的生活，虽然那时家里仍然贫穷，但至少不至于等米下锅了。

我小小年纪时，两个哥哥就是我崇拜的对象。在我印象中，大哥特别的能干，从小学习成绩就非常好。不但文章写得好，还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钢笔字、毛笔字；二哥偏好无线电，无师自通的经常摆弄一些无线电半导体之类的东西。由于先天不足，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的大哥却在初中毕业后无法升入高中。原因非常简单，无产阶级的教育不能培养资产阶级的苗子。对此，一直看好我大哥并预言我大哥日后肯定有所作为的班主任老师，深深叹息不止。

随之，二哥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停了学。

结果，大哥选择了不需要多少政治背景的施桥农中。那是一座设在郊区施桥镇，刚刚开办的中专。没有校舍、没有课堂，完全是一张白纸。那一年恰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考入农校的学生，全部是十四、五岁的孩子，正是发育长身体关键时期的孩子。一次，当母亲步行到施桥农中去看望我大哥时，没有看到上课、没有看到操练，看到的只是令人心酸的画面：一批弱不禁风的小孩，在一片荒墟中用瘦弱的肩膀抬着超出自身重量的砖瓦，而中午食堂的提供的中饭却是看不到几颗米粒可以照见人影的粥汤。

母亲决计要将大哥转回家。谁知，农校易进难出，特别是户口，重新迁回城里谈何容易。母亲三天两头到学校找校长，每次都是谈得很晚才回。为了节省一毛钱的车费，母亲每次都是步行朝家跑。黑暗中，母亲一边走一边数着路旁的电线杆，多少根电线杆数完了，也就到了扬州。经不住母亲的苦苦哀求，学校终于同意放我大哥回家。很快，大哥又考上古旗亭街的扬州技工学校；而二哥，小小年纪，经人介绍去了扬州化工厂。一次，二哥提着那年代特有的腰子型铝饭盒，饭盒里装着带到厂子里的中饭。刚好，大哥也去学校上课，跟在二哥的后面，走到古旗亭时，二哥的饭盒突然滑落，饭盒里的饭菜撒落满地，二哥征征地看着，无可奈何，捡起已经空了的饭盒继续上路，当时，跟在后面的大哥止不住掉下了眼泪，心痛不已，但是，也无能为力。

当我下放时，二哥所在的化工厂开始有营养餐了。我回家探亲，二哥就将营养餐省下带回给我。我二哥就是这样，平日里对人没有什么表情，也没有多少语言，但是，丝毫没有虚情假意。一次我回家探亲后，要返回农场，那时交通不便，要半夜起身赶到渡江桥车站乘早晨唯一的班车。临行前，母亲怕我路上钱不够，就叫醒了二哥，二哥听说，毫不犹豫地翻遍所有口袋，将钱全部掏出给我。

与大哥同班的学生毕业后，全部分配到一些服务行业，而大哥由于出色的学习成绩及表现被破例分到了湾头电厂，全家人没有想到，大哥也自己没有想到。大哥开始有了工资。电厂的工资在当时的扬州算是比较高的。从此，大哥的工资成了全家的经济支柱，每到发工资的日子，母亲经常早早地就等候在工厂门口了。

由于出生的关系，大哥无论如何表现，总是脱不了有一层灰色玻璃罩罩着的感觉。一次，厂里的锅炉发生故障，造成了暂时性的停产，数百度的高温，没有人敢进去抢修。大哥将被子淋湿了水，裹住自己瘦弱的身躯，毅然决然的钻入高温余热尚未散尽的锅炉，故障排除了，但是，有些领导还是放出话来，将大哥列为怀疑对象。

文革动乱，我家原本捉襟见肘的贫困生活雪上加霜。造反派三天两头有事没事的前来抄家：撬天花、挖地板，使仅存的一些玉器小件又落入了抄者的袋中，而有的字画、瓷器则被造反派当众在天井里敲碎或者烧毁，现在，唯一留下值得纪念的，就是用来做干面杖的画轴了。好在母亲随父亲经历过抗战的硝烟，辗转过几个大的战场，甚至赴外，亲眼目睹了很多惨烈的场面，因此，对文革的抄家、批斗，心如止水。每次抄家后，母亲总是叫二哥或者两个妹妹给那些造反派打上热水，送上毛巾，好像招待前来帮忙的客人一样。造反派弄不明白，面对抄家批斗，母亲的神情为什么总是那样的安然，他们那里知道，一个真正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人，还有什么值得可怕的。

父亲没有能够等到阳光普照的那一天，六九年底先走了。六十好几的人，受不住造反派一次次的批斗：颈上挂着沉重的铁牌在阳光下暴晒；跪着从解放桥爬到渡江桥，终于病倒了，浑身浮肿，送到苏北医院治疗。那年头看病是凭成份的，原以为报了身份，会遭到冷遇，然而，人性还没有完全泯灭的医生，听了父亲的真实身份后，不但没有歧视他，相反，还给了他当时无法得到尊重和医治。

快元旦了，大哥将举行婚礼，父亲抱病特地从苏北医院赶了回来，希望能喝上我大哥与大嫂的喜酒。回家的当天下午，父亲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吃了好多的饭，谁知，当天夜里，父亲突然感觉是身体的冷，他忍不住轻轻的呻吟着，家人被惊醒了，全部围在了父亲的身边。此时，父亲喉咙里只能发出轻微的喘哮声，似乎已经没有力气咳嗽了。 家人知道，上帝可能对父亲倒计时了。可是，父亲还是努力睁开眼睛，蠕动着双唇，似乎有话要对家人说。小妹年小，已经吓得躲进另一个房间，只是两个哥哥和大妹留在面前。 其实，他要说什么家人心里都明白，也完全应该在这最后的时刻满足他最后的意愿。虽然，文革的现实，使子女遭受到难以想象的厄运，子女与父亲之间自然的产生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守在父亲面前的大哥、二哥与大妹仍然希望牵住父亲西去的脚步，尽可能的希望将这盏曾经让我们一家赖以生存的生命之灯的灯芯捻得更细更长些、燃烧得更久一点。然而，父亲嘴唇艰难地张合着，生命的灯已在耗尽最后一滴油，他终于去了。突然，天空出现了冬日少有的雷声，接着下起了大雨。电报四天以后才传到我下放的农场时，农场正好召开疯狂的批斗大会。主持人读着电报的全文，用高音喇叭，当着会场已经失去了理智的群众问，你划清界限的机会来了，回不回，你看着办吧。因此，我失去了向我父亲最后道别的机会。

老屋多舛，孰能无憾。尽管有苦有难，但老屋里的一切还是值得记忆的。因为在人生的漫漫旅途中，老屋永远是一份牵挂，一份念想，一份精神寄托。自打我从老屋中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下放，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老屋里度过的。无论是春天屋脊小瓦上的沥沥雨声，还是秋天天井小院的菊花暗香；无论是夏日腰门徐徐拂来的凉风，还是冬季打开隔扇迎来的暖阳，都是那样的温馨、醇厚，难以忘怀。

老屋也像童话中外婆的摇篮，摇呀摇地将家风丝丝入扣地传承给下一代，在我们的心碑上镌刻着人性向善坚韧不屈的文化。尽管我于20年前就搬出了铁货巷老屋并先后三次变换新房：从新能源的兰苑到西郊花园再到现在居住的梅香苑，装修虽不豪华却一次比一次整洁，但是，再也找不回老屋那种无法描述的温馨、真正家的感觉了。

现在，老屋已经破损得面目全非，就连狭小的天井都被违章搭起了厨房。然而，人却获得了新生。老房子牺牲了一代人、养育了我们一代人。在那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日子里，母亲历经艰辛将我们兄弟姊妹养育成人，纷纷送出了铁货巷老屋。虽说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人成为名利场中稍纵即逝的匆匆过客，但，每个人都靠着坚实稳健的脚步、自强不息的信念，走过了风雨、走过了艰险。当儿孙们一个个飞出老屋享受文明时，母亲已垂暮衰老。面对无法继续居住的恶劣环境，儿女们真地希望老母亲能离开老房子过几天好日子。然而，母亲义无反顾地选择坚守老屋，直到离去。

扬州的老屋太多了，拆开了看，哪一个都蕴藏着独立的故事。正是这众多的故事，编织了扬州的特有文化。老屋，又是一幅幅斑驳的油彩画，是心灵中永久记忆。如果老屋全部失去，就失去了扬州古城的特有禀性；如果老屋里没有故事，就等于古城没有了灵魂。有幸的是，随着双东街的恢复，这种记忆可以在人们的脑海中留存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