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济威（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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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证明，章子谷决定为郑修怡开刀了。他叫护士送来一张缴费的单子，上面通知，预缴10元人民币，最后结算时多贴少补。看到缴费通知单，修怡与阿凤倒抽了一口冷气：乖乖，10块呀！那来的这么多钱。现在阿凤明白了，王家为什么没有人来，分明就是想把这颗皮球踢给政府。她不是知青吗，知青有难，政府还能不管。妈的，真他妈的无赖。想到王家人的阴毒，阿凤暗地里骂了一句粗口。拿着缴费单，两人面面相觑。李香凤知道郑修怡压根没有钱，她太了解郑修怡了。下放之前，她家已经被查抄一空；下放后奶奶接二连三的遭受抄家、批判，受尽了凌辱，一气之下，便撤手西去。没有了最亲的奶奶，在宁的其他亲戚唯恐避之不及，纷纷离得远远的，下放后的大小姐自然便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 逼婚后，王家人生怕这个如花似玉的媳妇突然跑了，所以将她管得死死的，只是用她睡觉、奶孩子，平时一点机动钱也不给她，她那来的余钱呢。
攥着通知单，两人不知如何是好。犹豫了好一会，香凤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包得紧紧的小手帕，当着郑修怡的面一层层地剥开。原来里面有着一叠零碎的钞票。她数了又数，点完后，不由得将手中的那一叠鈔票又重新攥緊。這一叠鈔票，是她下放以来的血汗錢。是她拖板车的父母平时寄给她零花的，她舍不得用，一直被她用那塊厚厚的小手帕包着，裹着，贴身放在内衣的口袋里。今天，为了郑修怡，她不得不狠下心动用这笔带着体温的血汗钱了，谁叫她俩是生死之交的姐妹呢。但是，数来数去，也就是五块多钱，还差四块多。“算了，回去吧，不看了，听天由命吧”。郑修怡明明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当真想放弃？蚂蚁尚且贪生，何况人呢。郑修怡用凄惨的无可奈何的口吻对李香凤说。“别瞎说”。阿凤知道修怡实属无奈而勉强做出的决定，狠狠地回了她一句。阿凤死死地攥手帕里的钱，另一隻手则緊緊地盖在上面，生怕这钱会飞了似的。她甚至只要一想到会有人用貪婪的、僥倖的或是狡詐的面孔盯着她的钱包，她都會不自覺地把錢往自己心口貼得更緊些。
突然，郑修怡想到了身边的这位男知青，心不覺跳了一下，不由自主地睜大了她那雙好看的眼睛，向我看来：“能不能借我点钱”。说了以后，郑修怡顿时又后悔了，后悔自己的冒失，弄不清自己那来的这股勇气。平时的自尊，自小养成的、骨子里天然形成的不屈人之下的自尊，为何今天被瞬间突破呢，况且与这个男知青仅仅相识才两天多时间，虽说对这位同龄的知青印象不坏。
听到郑怡修飘来低沉而颤抖的声音，我立刻转过脸去，我不敢相信那是郑修怡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没有自信，那么的可怜巴巴，而且说了以后便默不做声了。李香凤也觉得突然。如果这个男知青回绝，多么的没有面子、多么的难堪！郑修怡冒失地说了以后，便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屈腿用膝盖顶住小腹，但怎么也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姿势；她的脑袋已经不是倒在枕头上，而是搁在膝盖上了。她开始呻吟，声音极其微弱；从她那扭歪的脸的表情和抽动可以看出她不但是腹部在疼、心也在疼。
其实，自打苏云送来缴费单，到她俩数钱的所有动作、对话以及郑修怡凄惨的无奈，我都看在眼里听到耳朵里。
“没有问题，正好我身上有几块钱，你们先拿去用”。这是我下放时，家里给我的零用钱，一家人勒紧腰带省下的几块钱，这钱，舍不得用一直带在身边。没有想到，我的慷慨大方，大大的超出了郑修怡的想象，香凤也惊呆了，很快，五块钱便撂在了郑修怡的病床上。
钱筹齐了，但是研究郑修怡手术的会议还是进行着。按说，章子谷就可以做主也应当由专家做主。但是牵涉到针灸麻醉的问题，那可是方针路线问题，是含糊不得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针刺麻醉成了热门话题。媒体拼命聒噪，政治上拔高，技术上助长，针麻被抬到吓人的高度，简直成了“老人家革命路线”的同义词，加上电影“春苗”的渲染，一时间把针刺麻醉说成是文化大革命丰硕成果的重要部分；银幕上、舞台上，操针麻者被塑造成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以至针麻被列为常规麻醉方法，日常手术必须有30％的比例是针刺麻醉，成了麻醉的硬指标，来不得半点含糊。由于事关“毛主席革命路线”，谁敢儿戏？于是用不用针麻，成了态度问题，不能置疑；至于针麻能不能止疼，则是个技术问题，可以不断改进。
至于大手术，针刺麻醉能不能凑效，章医师心知肚明。不要看电影上吹得神乎其神的，什么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几根银针麻醉后，病人一边哼着歌，听着收音机，或者与手术医生愉快的聊天，手术就顺利完成的报道纯属是胡编乱造。可能吗？但是甄福华不依不饶。在执行党的方针路线问题上，甄福华的态度非常坚定坚决，也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也正因为如此，他能从一个排级干部脱颖而出直升为副场级领导。他认为老人家的革命路线必须坚持。坚持针麻的会议僵持了一阵后，最后双方各让一步：针麻的形式照做，全麻备用随时。并敲定，第二天上午手术。
看到凑足了钱，李香凤便提出要赶回大队，一是要通知王家来人照料，二是，自己也不能耽搁苦工分，尽管拼命干一整天，也只有一毛几分钱，但，还得苦。临行时，香凤拜托了我，她也不知道我一个男子汉照顾女病人是否方便，就这么直接的交待了。
郑修怡的心情似乎好了一点，主动与我提出要到牛圩街上走走。于是，挂完了水，我便陪着她到牛圩看看。一批又一批的知青到来，牛圩供销社开始热闹了，面积也扩大了许多，两个年轻漂亮的水工家属抽来站了柜台，还抽调了一个来自邗州兴化县的漂亮女知青做营业员，商品也多了很多、也有了时髦的东西，使得供销社更加具有吸引力。一对年轻男女走在牛圩这条并无多人的土街上，自然的引来了来往人们及店家的注视。双双异样的眼光，将我们看成了一对恋人，我开始有点脸红，因为长这么大，第一次与一个女生单独逛街。一路上，我感觉到郑修怡在悄悄看着我，臉上流露出的一种企图透视的神情，我看著她的那雙眼睛，那雙眼睛的睫毛很長，使得那雙眼睛很亮也很坦白，也朦胧，那样的有吸引力，又那樣叫人看不明白……我从未有过如此的感受。這感受神秘并快乐，卻又被深深地压抑著。我想将这个感受从内心驱赶出来，然而，卻又害怕失去它。
真是十月冬，梳头吃饭功。不知不觉的太阳偏西已经傍晚。把托盘托得高过肩头的一个穿白罩衫的送饭女人出现了。她是附近大队抽来的农工，五大三粗，嗓门也大，但心眼极好，人还未到，声音便早早地过来了。她专门在医院食堂烧饭，看得出来是有点关系的。要不然，不可能从干农活的大队调到医院来做事，这种工作即体面又实惠，是所有在农业大队干活的人梦寐以求的差事。进门后她把托盘端在面前，走进我们的跟前。晚饭很简单，一份蒸饭加一份粉丝烧青菜，青菜里面混着几片咸肉。郑修怡说疼痛难忍没有订饭，我知道她是刻意省下一顿饭钱，在中午后订晚饭时，悄悄的订了两份。
一切就绪，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是为郑修怡动手术的日子。郑修怡早早的醒了，估计夜里她压根就没有睡。醒来的她，出奇地健谈，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小时候的事，学校的事，家里的事，都讲得很长，详细得像一幅工笔画。我佩服她有如此出色的记忆力。听着听着，我开始察觉她说话的方式含有某种暗示，有点不正常，有着不自然的变形！尽管就每一句话来说都无懈可击，但连接方式却异乎寻常：绵绵不断，无止无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附和几句，后来便听之任之，让她一个人絮絮不止。
我理解她的多话，在于有意避免接触忌讳地方。但我感到她回避的似乎不止于此。有好几点她都不愿意涉及，只是就无关要紧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我知道，这是她大手术前的恐惧症，对手术缺乏信心，或者是如果、可能的遗憾。
略略梳洗后，护士送来一套医院的病号服，长条子的手术服就像牢改犯的服装一样，绉巴巴的，怎么看也不觉得卫生。这些灰色的、穿旧了的、即使在相当干净的时候看起来也不整洁的绒布病号病服谈不上什么款式，都是肥肥大大的，每一件都足以把任何程度的胖女人裹起来，袖子也是毫无式样的肥筒子，胸襟没有钮绊和扣子，一律束着绒布腰带；为了不致露出里面的肉体，还得用手把两边衣襟往胸前拽，尽量将前胸裹得严一点，使得女人的本份和女性的魅力顿减。 其实，只要上了手术台，一切便没有距离、没有了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