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雨雨从教路 砥砺前行三代人

我出身于教师家庭。我们一家三代从教。我的祖父、父亲以及我自己都是挚爱教育事业的乡镇教师。

曾祖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家有几亩薄田，但因生有五子，家境贫寒，只好挎着鱼篓，握着木棍，到那田埂处、沟渠中寻长鱼贴补家用。曾祖父目不识丁，卖长鱼时，常有富人故意算错账，少给钱。交税时，更是饱受欺凌。曾祖父于是痛下决心，打算节衣缩食，培养一个儿子改换门庭。祖父聪明机灵，脱颖而出，获得上学的机会，最终成了乡村少有的读书人。

虽然只读了几年书，但祖父坚持自学，肚子里墨水不少，成年后，就被邻村私塾馆聘请，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私塾教师。结婚分家后，三子三女陆续出生，祖母照料孩子，没有收入。一家八口人，仅靠祖父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渐渐捉襟见肘，家里常常是缺吃少穿。幺姑八岁时，突然得了急病，无钱到大医院就诊，便夭折了。祖父祖母痛不欲生。

春雷一声震天响，来了救星共产党。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翻身做主人。百废待兴之际，祖父是知识分子，受到优待，被教育机构录用，成了一名公办教师，并被任命为小学校长。祖父感激涕零，拼命工作，新办学校呈现出一派喜人景象。因表现优异，成绩斐然，祖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员教师。

正当祖父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一心教书育人的祖父居然也难逃厄运，眨眼之间就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大帽子。因为祖父喜爱阅读古代的文学作品，并经常用书中的故事教育激励学生，所以就被认定为宣扬封资修黑货，散布大毒草，祸害青少年学生。祖父先是遭到游行批斗，接着就被开除党籍，取消教书资格，发配到离家七八里的中学食堂做工友。

祖父原在村里的小学上班，饮食起居一直由奶奶照料，从未做过饭炒过菜。现在，要负责几十个师生的吃喝，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祖父咬紧牙关，奔赴新的岗位。开始时，烧的饭不是硬就是烂，炒的菜不是咸就是淡。幸而学校里的师生同情祖父，并未责难。祖父是个不服输的人，虚心请教，勤于实践，终于做出了合格的饭菜。令人欣慰的是，尽管祖父只是一名工友，却仍不时有老师与学生偷偷向他请教一些语文难题。

祖父患有胃病，从前有祖母照料，保养得宜，身体尚能保持健康状态。现在，住在学校，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变化巨大，人变得苍老憔悴。一天夜里，祖父胃病发作，腹部疼痛难忍，呻吟出声，同宿舍的教师听到后，请来赤脚医生，开了止疼药，口服后略有好转，天亮后，又发作起来。学校派人把祖父送到乡卫生院，诊断为胃溃疡穿孔，需到县城大医院开刀手术。在中心校工作的二叔闻讯赶到，雇了挂桨机船，火速将祖父转到离家较近的东台县人民医院治疗。手术后，祖父的胃被切掉三分之一，转危为安。

出院修养了一段时间后，文革小组的人便催促祖父上班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哪能待在家里享福，必须进行劳动改造。祖母痛哭流涕，祖父却笑着安慰她，说自己病好了，不会有什么事。再说，学校的老师与学生对自己都很照顾，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976年，“四人帮”垮台。此后不久，祖父被平反昭雪，恢复了党籍，恢复了教师资格，还补发了工资。这个时候，祖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自然也就光荣退休了。退休后的祖父洗去了污名，拿着不菲的退休金，看看书，打打拳，散散步，生活无忧无虑。

晚年，祖父用毛笔小楷，写下一本厚厚的自传。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祖国，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深深感激之情。

父亲是长子，跟着祖父读书多年，也算是满腹诗文了。年轻的时候，父亲做过几年的村会计。后来，村子合并，人员精减，他就从会计的岗位上退了下来。离开会计岗位不久，村小缺少教师，父亲就到村里的小学做了民办教师。与村会计相比，少了勾心斗角，这一职业似乎更适合父亲。

父亲原本就喜欢教师这一职业，做了教师后，十分敬业，且富有智慧，育人方法独特。

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正处于文革时期，学生很是散漫，经常有人迟到。父亲心急如焚，昼思夜想，终于有了主意。他从赤脚医生那儿找来纸盒，剪成几十张卡片，从1号开始，按班级人数逐一标上数字。 每天一大早，父亲就赶往教室，一边备课，一边等待学生。每个同学进来，就发一张卡片，并进行登记。最早的是一号，第二个是二号，以此类推。上课前公布结果，早的表扬，迟的批评。

从此，学生像吃了兴奋剂似的，一个个天不亮就往学校赶，争着领取前面的号码。迟到现象自然也就杜绝了。

直至现在，我仍对父亲的这一做法赞叹不已。

父亲具有赤子情怀，乡亲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总是尽心尽力，从不推托。

祖父的一手楷体闻名乡里，父亲从小受到熏陶，也写了一手好字。乡亲们婚丧嫁娶，思念远方亲人，需要写什么东西，都会找上门来。父亲无论多忙，都会热情迎接，细心询问，尽力让对方满意。尽管耗费笔墨不谈，有时连纸张都得倒贴，但父亲总是乐呵呵的，从不计较这些。

父亲的从教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只记得是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一年的暑假，天气十分炎热。县里却突然下发通知，要求所有民办教师到各自所在的区政府所在地集中学习。这是往年从未有过的事，后来有消息灵通人士说，这一次要进行整顿，清退不合格教师。母亲听说后忧虑不安，因为父亲身体单薄，做不了体力活。

一个多月后，父亲回来了。他虽然瘦了一圈，但却考试合格，保住了饭碗。邻乡的小姑父被清退了。小姑父原本是一名退伍军人，勉强达到小学毕业的水平，村里照顾他，安排他做了民办教师。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出人意料。在庞大的民办教师队伍中，父亲的水平应该是排在上游的。

1983年春季，父亲再次经受考验。市里又一次进行民办教师队伍整顿了，这次整顿力度很大。统一考试，科目是语文与数学，合格的发放教师任用证书，距离合格线较近的发放试用证书，成绩太差的一律辞退。父亲原本不该发愁，但这次数学考试涉及中学内容，父亲数学水平不高。看到年近半百的父亲埋头苦学中学数学，泪水打湿了我的眼眶，我明白了人生的不易，知识的价值。

这次整顿考试，父亲考了118分，还差2分就达到合格线了。听到这个消息，关心的人都为之惋惜。然而，不久就传来好消息：工作满二十年的教师，破格录用，一律发放任用证书。原来，政府考虑到了老教师的特殊情况及特殊贡献，制定了这一特殊的政策。我们一家热泪盈眶，感激不已。

1993年，父亲六十虚岁了。他是古历十一月过生日，这意味着，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此时，父亲还是一名民办教师。近几年，乡里每年都有七八个民转公指标，然而，僧多粥少，幸运之神总是与父亲擦肩而过。有亲朋好友劝父亲找找关系，不要太死板。父亲婉言谢绝，他总是说：“政策是公平的，不能给领导添麻烦。”

父亲虽然工作了三十多年，但工资只有二百多，假若能够转为公办教师，工资将会成倍增长，家里砌房子欠的债就不愁了。母亲为此心急如焚，绞尽脑汁。她想方设法借了五百元现金，瞒着父亲，跑到邻村教管办杨主任家里，把红包塞给了杨主任的妻子。

大约是秋季开学不久，民转公指标下发，有关工作相继开展。很快，民转公人员名单公布，父亲榜上有名。母亲喜极而泣，父亲也红光满面，感慨万千。母亲本想告诉父亲送红包的事儿，想到仅仅是公示，还没上报批复，到嘴的话又咽了回去。

不久，批复文件下达，父亲成为公办队伍中的一员。与此同时，教管办杨主任家找到父亲，递给他一个红包。见父亲一脸诧异，杨主任说出红包来历，并笑着说：“我估计你就不知道”，又解释说，之所以现在才退，就是让我母亲安心。当然，父亲转公办，是因为评选政策向老教师倾斜，教龄分值加大了，父亲自然顺利入选了。

父亲做了31年的民办教师，任劳任怨。如今，幸运之神终于降临，父亲转正了，成了公办教师，得以安享晚年。

受家庭的熏陶，我从小就萌发了长大后做一名教师的理想。

1978年夏季，我跨出高中的大门，因为高考落榜，无钱复读，就成了一名临时代课教师。因为只是临时代课，哪里有人请假或公干，就被安排到哪里。短短两年时间，全乡的三十个学校，我就去过十几个，其中的辗转辛苦无法言喻。然而，我没有任何怨言，因为，我已深深地爱上了教师这个职业。

1980年，暑假的时候，在中心校教书的二叔带回一个好消息：乡里要通过考试，招聘三名长期代课教师。二叔说，他已帮我报了名，要我抓紧时间复习。我欣喜若狂，找出课本，废寝忘食地看了起来。

两天后，我参加了考试。考试科目只有语文和数学这两门，一上午就考完了，五十多人参加了考试。晚上，二叔急匆匆来了，他是来报喜的。原来，我考了第二名。我激动得跳了起来，父母也是眉开眼笑。开心之余，父亲喝了两杯，满面红光。

谁知，本是十拿九稳的事却发生了变故。中心校领导将三名考试名列前茅的招聘名单送到乡里审批时，第一名保留，二三两名全部删掉，换上了两名乡干部的子女，而这两个干部子女压根就没参加考试。从二叔口里得知这一消息时，我愤懑不平而又伤感失落。

我没有被打倒，顽强地挺立着，更加努力地工作，为实现理想添砖加瓦。

又一个暑假来临，好消息传来。那两名乡干部子女，做了一学年老师，又转行不干了。这一次，我和另一个教师子女（上次考试的第三名）终于成了顶编代课教师。我兴奋不已，感觉前途一片光明，离目标又近了一步。

1983年，市里整顿民办教师队伍，清退了不合格的教师，重新招聘缺编人员。这一次，我顺利通过考试，被招聘为民办教师。我欣喜若狂，卯足了劲地工作。那些年，我班级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所教学生的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赢得了学生及家长的一致好评。

为了更好地搞好教育教学工作，我报名参加了中师函授班的学习。通过连续四年的系统学习，我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而且极大提高了文化业务水平，工作更加出色了。我尝到了甜头，又报名参加全国统一入门考试，向中文大专函授班冲刺，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和地理。那时候，我既要上班，又要料理家务，照料孩子，压力山大，但我咬紧了牙关，见缝插针，努力拼搏。有一天下班后，我坐在宿舍门前的小院子里聚精会神地复习，上幼儿班的儿子在房间里独自玩耍。突然，扑通一声响，接着便传来儿子凄厉的哭声，我奔到房间里一看，儿子趴在地上，抱着右手臂喊疼。原来是儿子爬到了床头上，朝后面的学生宿舍看热闹，结果一脚踩空，摔了下来。

我和夫君带着儿子到医院拍片检查，儿子手臂骨折了，随即上了石膏。看着满脸泪水的儿子，我心痛不已，自责而又内疚。

不久，我顺利通过考试，进入扬州教育学院中文大专函授班学习。三年后，拿到了大专文凭。工作如虎添翼，更上一层楼。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民转公指标加大，然而，这一切竟与我无缘，因为我是在国家整顿民办教师队伍后招聘的新人，属于合同制的民办教师，没有任用证书。

正当我们这一批合同制民办教师心灰意冷、忧心如焚之际，好消息传来了。省里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门----每年分配一定名额，招收合同制民办教师进入师范学校学习。学业完成后，转为公办。

于是，我又开始了新的征程，为进入师范学校而奋斗。1997年，在泰州市名额仅有50人，参考人生1000多人的情况下，我脱颖而出，被泰兴师范录取了。两年后，我转为公办教师。后来，因为教学成绩突出，我晋升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在市教育人才资料榜上竟也占了一席之地。

如今，祖父及父亲皆已离世，我也进入花甲之年，退休（女教师55岁退休）几年了。回首往事，依然心潮澎湃，情难自已。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一家三代人，尽管人生经历不同，却都具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火热情怀。无论多苦多累多委屈，我们一直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挚爱着教师这个平凡而伟大的职业，坚信党的英明与伟大。我们见证了国家经历的磨难，从磨难中崛起；见证了党的实事求是，知错必改，公平公正；见证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对教育事业及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视。我们不会忘记：是党给了我们应有的尊重与报酬；是党让我们体验到了无与伦比的关爱与温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风风雨雨从教路，砥砺前行三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