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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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安娜
城市也是人。哪个人能将自己的呐喊化作有如城市这样的人声鼎沸？哪个人能将自己的人生张扬得有如城市这样的红尘万丈？聚集着百万千万人口，积淀着上百上千年历史信息，这城市便比任何人的性格都玄奥而繁复，比任何人的生命都宏大而深邃。
天津之于我，便是这样的存在。
我对犹太人在天津的历史产生兴趣并且从2001年至今不懈追索，寻找犹太人在天津的历史足迹。在天津生活的大背景下，曾经发生过许多关于犹太人的动人故事。穿过历史厚重的尘埃，我看见犹太人与天津人一同在城市的街区里行走，在这座城市的生命中行走。这很令我激动。
我与天津这座城市，冥冥中似有扯不断的情缘。
我出生在天津。我出生之前四年，平津战役打响。战役中，天津以战争夺取的“天津方式”有别于北平的和平解放。于是，当我年仅三十四岁的父亲拎着一只德国造小平面手枪，背着新生人民政权的大印和天津市人民政府的第一号布告，于1949年1月15日下午，率领天津市政府先遣队一路步行从河北省胜芳出发，去接管国民党市政府时，他在这座城市的大街上见到了许多国民党士兵的尸体。
1948年12月上旬至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共一百万人，联合投入了平津战役，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国民党守军南逃西窜的通路，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在12月下旬连克西头的新保安、张家口。在新保安歼灭傅作义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一万五千余人，12月22日在张家口歼敌第十一兵团部和第一〇五军5.4万余人。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当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1月14日，解放军以强大兵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东北野战军集中5个纵队22个师34万人和1260门大炮在刘亚楼指挥下，经过29个小时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设防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天津国民党守军10个师13万人全部被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天津解放。
接下来的一幕在父亲的脑海和回忆文字中多次出现，并成为这座城市永远的记忆：
“次日，即16日黎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张贴出天津市人民政府的第一号布告，公布华北人民政府委任的天津市市长、副市长人选。市长为黄敬，副市长为张友渔……
“过了些时间，就有国民党市政府的公务员露面，试探着同我们接近，职员们陆续地也有到来的，但国民党的市长杜建时和秘书长梁子青则去向不明。……
“黄敬同志指示原在国民党市政府的我地下工作人员寻找国民党市长下落。经这位同志追查，终于在桂林路的一所房子里找到了杜建时。我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砚农同志向他讲明了政策，以及如何对待他的问题。国民党市政府秘书长梁子青也携带着市政府的印，到市人民政府来交代。他垂着头，手捧着印，向吴砚农同志说：‘我一直用心保护着它，现在献缴给贵政府。’吴砚农同志鄙视地说：‘这是废物，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在吴砚农等同志监督、监管下，杜建时到各处、科、室作了交代。这表示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彻底毁灭，人民政权的新生。”
此后，父亲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新生政权的建设中，恢复生产，发展都市建设与工业，民主建政，首届普选，忙得脚不沾地，以至于我母亲生我姐姐时他始终没在身边，产妇和婴儿出院，竟被机关的一辆敞篷小卡车接回家。我算幸运的，出生前父亲亲自将母亲送到新华医院，但他扭头就走了，至于产程凶险、胎儿性别，他都无暇顾及。许多年后，与已是94岁高龄的母亲谈及此事，母亲竟毫无怨言，笑着说：“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这样的。”母亲年轻时就爱唱歌。那一晚，她唱起歌来：“将军骑着一匹骏马，他从天空降下，满面红光笑哈哈，打败鬼子转回家，啊，我们高声歌唱，歌唱胜利的英雄啊……”
从降生那天起，我的命运便与这座城市里的“大家”连接在一起了。还在襁褓中的我，被母亲抱进了一个大院子、一栋洋楼。多年以后我才得知，这个被我在履历表中多次填写过的家庭住址“烟台道47号”，竟然是国民党市长杜建时的官邸。
“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天津由于独特的地域和政治位置，洋楼之多、之美、之历史价值厚重、之艺术风格丰富，形成城市一笔雄厚的文化资产，而杜建时的官邸，其气派之大、构造之奢华，却是今天五大道上幸存的许多洋楼难以比拟的。
门厅分外宽敞。进了门，左手进深足有5米，尽头立一面墙壁的大穿衣镜，十几个客人同时脱衣摘帽也绰绰有余。右侧是客人卫生间。穿过门厅，来到一楼过厅。过厅足有三四十平米，餐厅和起居会客室的门在南边，书房的门在北边。餐厅和起居室都很阔大，中间还设置了木质拉门，打开拉门便是一个小型舞厅。过厅东北角有扇小门，进去是一进两间的厨房，外间洗菜、架着面案、菜案，里间盘着大灶，头顶有天窗排去油烟。最吸引我的是与餐厅相连的花厅。那是间半圆形玻璃厅，地上铺着花格瓷砖，弧形的一面一溜三十厘米高的窗台，之上便是通天彻地近两米的玻璃窗。由于玻璃窗呈弧形，花厅能够充分接收光照，可以想见窗台上盛开四季花卉，地上摆满高大绿植，是一番多么馥郁芳香的景象。书房也是个吸引我的所在。那是个用菲律宾木装潢起来的房间。阳光投照在菲律宾木地板上，地板反射出的光芒中仿佛有金子的颗粒。碎金子闪闪跳跳，顿时，整个书房都金碧辉煌了。更不要说四面墙壁镶嵌着一排排菲律宾木书架，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全是书架，在金色的光芒中暗暗地沁出菲律宾雨林的气息。当然，书似乎剩得不多了，但书的气势却依然在着。这间书房因为由邻居住着，我只能偶尔借门开一缝的机会偷窥，但仅仅这一偷窥，就能令我神往不已。
过厅有楼梯通往二楼。二楼三间卧室，每间都有三四十平米，并且配有专属卫生间。儿童永远不会对卧室和卫生间产生兴趣，我的兴奋点在楼梯。楼梯蜿蜒而上，三楼是一间大大的阁楼，并不住人，只堆些杂物。阁楼南北开有窗，对全楼起着通风、排放芜杂之气的作用，所以并不常关闭。这便成了我们一干顽童的秘密隐身之地。我常常骑坐在窗台上，让两条细腿悠来荡去，让目光越过院墙，越过院墙之外的墙子河，越过……总之越“越过”越远。有时兴起，我会跟随男孩子们爬出窗户，在屋脊上跑来跑去，而不顾脚下的瓦片噼啪作响。
楼外的院子才是我的乐园。
去过绍兴两次，两次徜徉于鲁迅的百草园。那样巴掌大点儿的园子，便足以赐予童年周树人无比的欢乐乃至终生不忘，而“我的”院子却比百草园要大，大至少三十倍！
一个儿童，每天奔跑的空间便是他身体的空间，每天尽情玩耍的空间便是他绽放心灵、感知世界的空间。“我的”院子给予我的，便是这样的空间。
那是一座拥有树林的院子。一片小榆树林，从院子的西边一直延伸到烟台道与河北路交口，虽然不大，却足以牵绊住女孩稚嫩的双脚。树杈上吊着秋千，树荫下可以采到蝉衣和蘑菇。我最喜欢采蘑菇，但小树林里的蘑菇大多是狗尿苔，不能吃，能吃的蘑菇要于小雨过后去松柏小道上采。
那是一座拥有松柏小道的院子。从花厅下了台阶，穿过一架藤萝，便进入了那条柏油铺就的林荫小道，窄窄的，常常被野草的藤蔓拦截的，小道。遮阴的先是松树，走了一段，换作柏树。雨后，松针柏叶上水珠亮晶晶的。空气中，松柏的清香湿漉漉的。闭上眼细细地嗅，能分辨出松柏的香气不一样。清幽的、独往独来飘荡着的，是松；浓郁的、包裹着你、牵着你前行的，是柏。就这样慢慢地行，竟忘记去树根旁寻找蘑菇。
那是一座拥有大片农田的院子，种着玉米、黄豆和一畦畦瓜、葱。儿童不懂得农田亩数，只知道玉米地便是青纱帐，捉迷藏最好不过；菜畦便是小花园，蝴蝶飞舞、草虫儿啼鸣，给了女孩翩翩欲飞的兴奋。后来下了乡，才懂得亩与分的大致，回忆那篇农田，该有近两亩大小吧。因了这片农田，小小的我便有了兴高采烈地在田埂上疯跑的理由，美其名曰“看畦”；也便有了与大人抢夺压把井把手的机会，嚷嚷着“浇地”。
那是一座拥有园林景观的院子。摒弃了江南园林的小桥流水，却放任桃花、海棠热闹了庭院。最抢眼的是一间大雨亭。我从未见过这样大的亭子——也许只有在北方的、在天津这样的大工商城市里，才有这样的雨亭——至少六十平米，呈长方形，八根砖垛的亭柱，敦敦实实，四面都敞亮着，只用砖砌了四面矮墙，即可为游人小憩，又作了雨亭的围挡，与亭外区别开来。亭顶倒也是尖上去的，却并不飞檐，所以整体看来，没有一点亭台楼阁的韵味，倒像间大会议室。想象着有几十人在这里开会，突然大雨倾盆，雨亭四面立时便有雨帘垂挂下来，哗哗的，开会的人们便停了演讲，只去听那雨声。我却常常攀上亭顶，与大人“打游击”。尖顶的四面斜坡都是最好的屏蔽。“吃饭喽，回家吃饭喽！”不论大人在哪一面喊，保险看不见我。
可惜，我却眼睁睁地看着这座院子一点点被侵蚀。似乎是大炼钢铁吧？树林里榆树一株株放倒，一道青砖墙拉起来，墙外建起一座铁器厂。过了几年，松柏小道和农田不见了，又一道青砖墙拉起来，墙外立起一栋大楼，楼里传出儿童朗朗读书声。直到“文革”，院子连同洋楼一起消失，原址上建起了友谊宾馆。
关于这幢洋楼，关于这座院子，史料略有记载，坊间也有传说。盖小学校打地基，挖开松柏小道，工人竟从泥土里起出大量银元。工地隔着挡板，我从二楼窗户朝工地望去，亲眼看见工人用白铁皮桶装了一桶又一桶。还有一说，说杜建时夫人曾洛生为中共地下党员，在卧室浴缸下藏有电台。那栋楼里，主卧卫生间确有大浴缸。浴缸用白色瓷砖镶砌，水龙头一侧也确有一扇小木门可以打开，应该是方便修理所置，当然，藏部电台还是很隐蔽的。不过这一说大致属于诬告，南京曾专遣一特务小组来查证，结果查明为谣言。至于那些银元，虽我眼见为实，但私心揣度，应该也不是杜建时埋下的。杜建时是蒋介石爱将。1945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蒋介石急召他回国，在美国军队支持下就任北宁线司令兼天津市长。行色匆忙，这座官邸并不是他的产业，没有谁能将大量财富深埋于别家庭院，那些银元应该是业主藏匿的吧。
关于这幢洋楼，关于这座院子，逝去的越久便越常常入梦，它宏大的格局也每每令我沉思。天津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它如何养育了这样的格局？人事有代替，往来成古今，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不过是城市生命中的分分秒秒，城市便也在这分分秒秒中，长大。
童年的经历往往影响人的一生。这幢洋楼，这座院子，在我的血管里埋下了某种基因，于某一特定环境，因某种机缘，它便会唤醒我，激发出冲动乃至激情，直到用写作去完成我与这座城市的情缘。
于是，这幢逝去的洋楼、这座逝去的院子，引领我走进它的那些兄弟姐妹，天津那些幸存的、犹太人曾经居住过的、有故事的小洋楼。
还记得最初的“田野调查”。我拎着相机一遍遍走在五大道、小白楼的大街上，去寻觅二战中曾经庇护过犹太人的屋檐，曾经响彻过犹太儿童欢笑的院落。2001年秋，当我在黄昏时分走进天津犹太会堂深处时，大厅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好几处管道在漏水，只听得滴滴哒哒，敲击出悠远的回声。这座建于1940年的犹太教会堂，建筑风格十分独特。它由北欧设计师设计，既不像上海犹太会堂有中东赛法迪韵味，也不像哈尔滨犹太会堂的俄罗斯特色，它的北欧风格在世界犹太会堂建筑史上占据独特位置，集中体现了天津融汇南北、包容中西的建筑文化，是极珍贵的风貌建筑。便是这样一座残破的会堂，每年都有不少犹太人前来探访。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尽管会堂尖顶上那颗大卫星已不知去向，他们仍会回来，向着这片庇护过他们的土地，向着流散中永不泯灭的民族凝聚力，致敬。
2001年12月，《天津日报》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关于天津犹太人的文章。这是自１９４９年以来天津公开报纸上第一次发表关于天津犹太人的文章。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写信或打来电话，向我提供线索；新华社据此向国内外发表通稿，称“天津学者关注犹太人在天津的历史”，尔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这篇文章的缩写版，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的一些媒体转发了新华社的消息，揭示这段历史并告知世界。但这不是我的目的地。
2004年８月，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大型画册《犹太人在天津》，这部画册第一次以平面影像的形式展示了天津的犹太人社区、犹太人的天津生活，它的出版，标志着天津文化界对于天津犹太人现象的研究取得了初步进展。2007年，我撰写的长篇纪实《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对天津犹太人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第一次搭建起研究框架，并通过大量采访，收集了珍贵的口述史资料，为这段历史的研究做了奠基性工作。但这仍然不是我的目的地。
我深知那幢洋楼、那座院子将把我引向哪里。那段令我激动不已的历史，那群令我激动不已的人们，那些令我激动不已的全部情节和细节，我深知它们终将在我心里酝酿成熟，终将通过我的笔流淌出来。我的目的地是文学，是一部长篇小说，或者，不只一部。2014年，我的第一部描写犹太人在天津的长篇小说《十城记》由作家出版社以中国当代文学精品工程出版。《十城记》以近代天津百年史为广阔背景，以中、犹太、日三个家族三代人的情感纠葛为主线，讲述了天津人与犹太人携手共进的百年生存、奋斗故事。2018年，我的第二部描写犹太人在天津的长篇小说《泥土里的想念》由新蕾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写给孩子们的小说，描写了在天津出生的8岁犹太女孩撒拉如何在二战的烽火中寻找她天津阿妈的故事。这本书是目前中国唯一一部书写犹太人在中国真实历史的儿童文学作品，跨越了种族、信仰、文化和国界，以儿童的视角多层次地表现中国人民对犹太民族的积极救助，在战争阴霾下的生活与抗争，对和平的向往和希冀，诠释了和平、成长等永恒主题。它印证着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之间的深厚友谊。这本书的版权已输出尼泊尔语、泰语、老挝语、僧伽罗语、蒙古语五个语种，英文的译本也已经完成。
从长篇纪实到长篇小说、儿童小说，天津始终是我的主人公。我的人物、我的故事，身后总是默默地站立着它。我用文学之笔叩开沉重的历史大门，掀开天津生命中一段绚丽多彩的画卷，同时触摸到天津这座城市的灵魂，由此，我文学的主人公也引领着我，走向生命更广阔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