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梦

高林有

父亲如果建在，应该有95岁了。他读过书，当过兵，做过工人，但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种地。种地他可称得上行家里手，是被公认的。我认为父亲最喜欢的还是文化。他说的话有文化的力量，眼神里有文化的向往，甚至在他的梦里都有文化的影子。不过那时农村的文化，是极其简单和枯燥，即便这样，他仍是穷追不舍。

父亲脾气柔和，跟我们从来没吼过，更没有捅过我们一手指头，着急时也总是商量的口吻。父亲遇事却很刚强，打我记事起，他经历了许多坎坷，却没有听他说一句软弱的话，更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即便在他病痛弥留之际，也不把痛苦的感受表露半点，始终安详自若。那天，他突然睁大眼睛，用柴棍一样的手，颤抖抖从床铺的垫子底下抽出一张纸条，示意母亲接过。母亲不识字，但看到那张发黄的纸片立刻就明白了：“这么多年了，你还留着它干什么？！”我从母亲手里接过纸条，上面斑斑墨迹，看不清一个字。我们不解地望着母亲，母亲话未出口泪先下来了：“那上面有你们父亲的梦！”

一

父亲断断续续在村里当了二十多年干部，很受乡亲们敬重。早在合作化时期，他领着部分乡民办起全乡第一个初级社，风生水起，然后又把全村的农户都吸收进来，办起高级社，为带领乡亲们致富费了不少心思。

上世纪五十年代，天津农村还是十分落后的。没有电、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没有公路、没有汽车……基本上属于那种“通讯靠吼、出行靠走、治安靠狗、洗浴靠沟、娱乐靠逗（逗小牌）”的状况。村里的文化娱乐活动更别提，荒芜得像一片沙漠，白天听钟声下地干活，晚上点油灯上炕睡觉，别说是广播电视，就连个半导体都见不到。村里来个耍猴的、变戏法的，算是天大的奢望。大人们凑在一起逗小牌儿，孩子们凑在一起打尜儿、摔泥娃娃是最吸引人的娱乐活动。这样的生活，让刚刚富裕起来的农民感到枯燥无味。

有点文墨的父亲，托人从市里买来一架“娱乐琴”。说是琴，其实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小木盒子，上面绷几道弦，弦上固定着两排写着音符的按键，弹起来声音单调、粗糙，可是父亲感觉还是蛮好听的。据说，这琴是从日本传到中国的，和当时的“口琴”、“笛子”、“唢呐”一样，是农村少有的几件土乐器。

“娱乐琴”是父亲劳作一天后唯一的爱好和乐趣，像沙漠里刨出的一丝甘泉。他不但自己爱弹琴，还动员一些年轻的社员一起弹。每次从市里办事回来，他总会捎来一两架娱乐琴，送给喜欢的亲友们玩，我的老舅、三伯还有几个社员，都成了当时的好琴手，还经常凑在一起演奏几曲。后来，高级社开会研究，要兴办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有一天，村里忽然来了一批人，父亲领着他们在村北的海河边盖起了一间小房子。没过多少日子，他们又拉来了好多机器设备安装在房子里面，其中还有一台柴油发电机。又过了些天，这些人挨家挨户上门安装“小喇叭”，人们这才知道村里要通有线广播了。当时区里刚刚成立广播站，广播信号是通过电话线传输到村里的那个“扩大站”，然后再发送到各家各户。

“小喇叭”入户是村里的一件大喜事，人们晚上不再斗牌了，围在“小喇叭”下面，聚精会神地听新闻、听戏剧、听相声……活像一群小学生坐在台下听老师讲课，大气儿都不愿意喘了。对于父亲来说，“小喇叭”既是上级领导的嘴巴，也是文化娱乐的伙伴。“小喇叭”每天早上和晚上广播两次，上级领导的指示、国家的新政策、气象预报，还有父亲喜欢的戏曲节目，还够全的。每天早晨，父亲必定听完广播才下地；油灯下，父亲把小本放在炕上，拉过个小板凳坐在炕边，伸着脖子，支愣着耳朵，一边听着，一边用铅笔在本子上记着画着。遇见播送戏曲的时候，父亲便放下铅笔跟着唱上几句，京剧《苏三起解》就是父亲跟着“小喇叭”新学的节目。母亲在一旁打趣说，这“小喇叭”要是挂上几年，你爸爸的耳朵一准抻得比驴的还长呢！父亲笑着说，对喽，“小喇叭”就是给人们按上两只长耳朵，千里以外的声音都听得真真儿的呢！

很多时候，社委会的干部聚在我家，一边听广播，一边商量春种秋收的大事，遇到饭口母亲就热情地留下大家一块吃饭。有一次父亲笑着对母亲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小喇叭”说了，今后我们的日子好着呢！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家家一辆自行车，人人一件皮夹克……说着父亲神秘地掏出一张纸条在母亲眼前晃了晃说，你看看，我们的目标可不止这些，这上面写得好着呢！美味佳肴送到家，千里之外能说话，坐在炕头看大戏，开着汽车走天下。母亲不识字，看也不看父亲手里的纸条，甩出一句冷冰冰的话，做梦去吧，你能赶上楼上楼下就不错了！父亲说，我想的不光是咱自己，是大伙儿的事！你放心早晚会兑现的，不信走着瞧！父亲走后，母亲问大哥，你爸爸说的那几句话是什么玩意儿？大哥说，应该是开饭店、打电话、看电视和坐汽车呗。妈妈嘴一扭：哼，你爸爸成天就会做梦想美事儿！

社员们听惯了“小喇叭”，感觉还不满足。父亲就把他在造纸厂的一个会鼓捣电器的工友请到家里，请他给社员们攒几台收音机。吃住在我家，不给工钱。那位工友姓冯，两个门牙挺大，父亲叫他冯师傅，我们背地叫他冯大牙，饭量很大，每次来我家母亲都愁的不知给他做什么好饭吃。我记不清他来我们家多少次了，只知道他给好几十户社员攒了收音机，虽然都是东拼西凑的杂牌货，但听起来音质还不错，关键是价格非常合适，比市场的“美多”和“熊猫”等名牌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

有了“小喇叭”和收音机，村里的社员们好像天南海北的事情都知道，连走路的样子都和以前都两样儿了：嘴里哼哼着，脚步还踩着乐曲的节奏。邻村的社员们扭着嘴儿说，看人家美得个个像拾了狗头金似的，快成神经了。父亲说，狗头金没有拾到，我们却找到了生活的乐趣。

“小喇叭”让社员们学会了唱戏，地头休息时大家还你一段我一段地互相比着唱，不尽兴时还扮起角色演起来，地头成了戏台。有一次大家看父亲走过来， “哗”的一下各就各位干起活来，有的止不住背地偷笑。父亲说，别介，接着演，我正想看看呢！如果你们有这个天赋，咱明天就成立评剧团。大家一听说成立剧团，高兴地又聚在一起演唱起来。

不久，社里真的成立了一个业余评剧团，叫“民主评剧团”。每到春节或农闲，组织排练安排演出，还把天津评剧院的“小仙灵霞”请来指导。他们先后排练和演出了《海棠红》《啼笑姻缘》《杨三姐告状》等剧目，每每演出村里的小广场总是挤得满满的人。那几出戏，我最爱看的是《海棠红》，林丽大姐皮肤白皙嗓音也甜润，扮演的海棠红做派好、唱段好，掌声不断，人人喜欢。“大胡子”大伯平日里和颜悦色，可他扮演的那个可恨的“大帅”那么可恨，不知为什么有时和他走对面儿也不愿理他。

评剧团的开销是很大的，好几道大幕、各式各样的乐器、随时变换的服装、还有化妆品，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哪能养得起呢！但社里有严格的规矩，所有开支包括演员误餐吃饭，都是演员和社员们捐的钱，社里的公款一分也不能动。捐款都是自觉自愿的，没人到家里去动员，大家打心里愿意，有多有少，都是主动交到剧团里。

那年春节，母亲递给父亲几十块钱，说脚上没鞋穷半截，你大小也是个干部了，到市里开会老穿布鞋叫人笑话，自己抽空买双皮鞋吧。父亲高兴地接过来，说这钱来得正是时候。一个月过去了，妈妈看不见皮鞋的影子，就问父亲你怎么还没买呀？父亲说买啦，你没看见戏台上演员穿的新鞋吗？母亲气得差点背过气去！

后来，村里又成立了“三联篮球队”。一到农闲或是星期天，村里十有八九要举行篮球比赛，人们像看大戏一样似地聚集到篮球场。“三联”的队员们，穿着漂亮的球衣，精神抖擞，把对手打得稀里哗啦。邻村的何庄子有一个“友联篮球队”，经常是手下败将。市里工矿企业来的球队有点半专业性质，不好对付时输时赢，赢了全场掌声，输了嘘声不断。久而久之，“三联篮球队”打出了名声，在全区举行的首届农民篮球比赛中，打败了以篮球老大自居的“葛沽篮球队”，全村的社员像娶了儿媳妇那样高兴！

看到这般情景，父亲高兴地对我们说，“嘛叫幸福？吃穿不愁？腰里有钱？不行！还得有文化、有追求。”我越来越发现父亲这个只有四年私塾底子的老农民，心里竟然想的这么多、这么远。

二

改革开放后，父亲不再担任何职务，每天老是闷闷不乐。我问母亲，父亲是不是不当干部了有点闲得慌？母亲没好气的说，他的梦还没做完呢！

此时我已调到区政府机关工作，星期天或者节假日经常回家。有次回家，我给父亲买了一台半导体，吃完晚饭就高兴地拿给他看，说您不是爱听戏吗，解解闷儿吧。父亲拿在手里颠了颠，又翻过来调过去看了个通遍说，这个小家伙儿真是不错。说完把收音机递给我，说我要的不是这个啊！我问父亲，您想要的是什么呢？

父亲拽着我走出家门，晚风嗖嗖，还真有点凉。

我们一前一后来到街心的那个小广场，这里曾经搭过戏台，曾经是篮球赛场，但如今我们只看到了广场的一头立着一个铁架子，上面焊着一只铁箱子，箱子的铁门开着，里面有一台14寸黑白电视，好像正播放一场足球赛，月光下的人群，个个踮着脚尖伸着脖子兴致勃勃地看着，不时发出阵阵唏嘘声。14寸的电视，尽管屏幕上飞着“雪花”（模拟电视信号图像不清），但是上百号人看得津津有味。

父亲附在我的耳边说，你是个国家干部，还是个管文化的，你看到这个场面心里是嘛滋味？这电视就是千里眼哪，人如果没有眼那日子还有什么意思！父亲的声音不大，却字字如重锤敲得人心慌。我劝道，这件事您不能太着急，这需要有个过程。您想过吗，一台14寸黑白电视430元，一台12寸彩电998元，几乎相当我们两年的工资，而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更是不敢问津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您就等着吧。父亲急了，你们当干部的就会说这种套话，等、等、等，不想办法往前赶，等天上掉馅儿饼嘛!

回到家里，我一句话也不愿说，父亲却唠唠叨叨没玩没了。人哪，肚子要吃饭，脑袋也要有饭吃啊！改革开放，不能光搞经济，也有群众文化的事儿啊！母亲哼了一句，你就惦着你那个文化，你以为自己是总理了！父亲吼道，我不懂？我告诉你吧，文化就是让人心里明白道理，让人们生活有乐趣！晚上，我躺在土炕上，琢磨着父亲瞎操心的那些话，难以入睡。

不久，我还真的买了一台黑白电视，14寸的，是岳父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在电视厂帮忙买的。每到节假日，我就用自行车把它驮到父亲家，让一家人享受快乐，也让爸爸消消火。母亲说，这电视可是个好东西，不用出屋子哪的事儿都知道，真像你爸爸说的，坐在炕头上看大戏了。父亲呢，有时也瞄上两眼，但从未坐下来从头到尾看到完。我问母亲，父亲那么迷恋电视，现在怎么一点兴趣也没有呢？母亲说，你爸爸是“看戏流泪，替古人担忧啦！”

到了彩色电视机普及到农村的时候，正是农村改革开放最关键的阶段。我从区委调到广电局工作。父亲看到家家有了电视，一改往日沉闷的情绪，脸上见了笑纹，话也多起来，时常哼起小曲……”

自打父亲的骨盆摔坏之后，他的身体便一年不如一年了。我和爱人把父亲接到家里疗养，我们每天上班，怕他一人在家寂寞，就准备了许多废报纸，买来毛笔和墨汁，让父亲练毛笔字。但我们发现，父亲最感兴趣的还是有线电视，他经常拿着遥控器搜索电视频道，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念叨，中央1、中央2、电影频道、戏曲频道、体育频道……可只要我们一进屋，父亲便把遥控器一扔，脸色阴沉下来。我们不知哪里慢待了老人，更不敢直问。

父亲的病好得差不多了，说要回去，临走时，给我撂下一句话：“你是管数字电视的，光对父母好还不行，还要对乡亲们好。你们住镇里的人都看上了数字电视了，可我们村里人什么时候能安上呢！”我立刻明白了父亲不悦的原因，连声说：“您放心，明年就推广到农村啦。”至于安装数字电视还需要大量资金，还需要网络技术改造，还需与各镇协调等困难，我没有告诉父亲，害怕他气得再骂上我两句。

1998年，全区有线电视实现了镇镇通；2004年，全区165个村庄除了一些偏远村外，基本实现村村通。还有几个没能及时建网的村子，包括我的老家，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其实影响接通的原因并不是村子偏远，而是网络干线要做一个隧道，穿过一条正在建设的高速公路。还有，后期建设的网络干线一律不得架空，全部转入地下管道，家乡的这项有线电视工程拖延了一些时间。我很少回家面对咄咄逼人的父亲，害怕他那两只怒目圆睁的大眼，你纵有千条理由也抵不上他那一张硬嘴。不管怎么说，这几个村子的有线电视建设，一直在脑子里转悠，还确实有一点父亲的因素。

2005年1月29日，区的有线电视和全市有线电视联网，实现了全市数字电视整合，由此天津有线电视进入了一个数字化、专业化和多功能化的时代，这是全市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回忆10多年的发展历程感慨万分！由最初的模拟电视10多个频道，发展到数字电视近百个频道，而且宽带网、数字广播及各种家庭生活服务功能一应俱全。

几个月后，父亲的心脏又出了问题，去了几次医院，给的方子也都是保守治疗。父亲每天躺在他那个单人床上听半导体，再没有力气跟着里面的声音哼哼了。不久，海河边的几个村子规划要建旅游风景区，村里在附近打桩盖楼房，村民们要告别世代栖息的土屋了。父亲高兴起来，盼着新楼房拔地而起，盼着有线电视通到村里。有时回家，父亲老是瞪着大眼珠问我：“咱村什么时候安数字电视？”我说：“快了，快了。”母亲劝父亲：“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行了，别操那份闲心啦。”父亲急了：“怎么是闲心？你忘了入社时小喇叭说的话了吗？电灯、电话，楼上、楼下……今天的确都实现了；可那时候人们眼光太浅，就是没想到数字电视这个好文化，坐在屋里什么都能看见、听见，多好呀！ ‘奥运’就要到了，到时候用数字电视看‘奥运’多高兴哪！”真不知道父亲病弱的身体，哪来这么足的劲头，那声音撞得我心里直发颠。我马上拍着父亲的背说：“爸，我向您保证，一定让乡亲们看上数字电视的‘奥运’！”

2005年农历七月初七，是父亲81岁生日，他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我们围着他，一口一口地喂他吃生日蛋糕，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话，他说农村景色好，即便光秃秃地没有一棵树，空气也新鲜。和城里比就是缺少娱乐的地方，现在越来越好了，再有了数字电视，就不愁没有开心的事情了。我说，将来农村不光有数字电视，人家先进国家手机上什么都可以看到，连花钱都不用拿票子了，我们只是早晚的事。父亲笑了，哪多好啊，现在农村人都往城里跑，将来城里人就要往乡下跑啦……

一个月之后，父亲就离开了我们。他临终前掏出的那张纸条，虽然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清，但如今在我的心里却十分清晰：小喇叭、收音机、评剧团、篮球场、黑白电视、彩色电视、数字电视、宽带网……这就是父亲的文化梦啊！他如果活着，纸条上的东西可能还要多……

北京“奥运”召开前夕，我们村的数字电视工程竣工，八百多户村民看上了数字电视。开通那天，村委会门前扭起大秧歌，燃放起鞭炮。我想起了父亲的梦，驾车奔往月牙河畔的公墓。在父亲的墓前，我大声地说：“爸爸，您放心吧，现在村里通了数字电视，全村人坐在屋里什么都能看到了……”墓碑上，父亲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似乎泛起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