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记

李春香

在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的时间结束了，我也按计划买好了3月26日的回国机票，可是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我的归程，就像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战士，突然被告知不能按计划回家，那种心情，可想而知，烦躁是不可避免了。不过，国，还是要回的。可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印度：步步惊心

圣帝尼克坦和加尔各答天气晴好，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开启了逃亡般的归国模式。这次回国旅程非同寻常，很多地方需要我把程序走对，稍不留神就会出问题，那样可能就回不去了或者拿不到行李；防护措施也要到位，不然有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

因为新冠病毒，我的归国之路越来越艰难。三月初，新冠疫情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却在世界迅速蔓延，意大利、英国、伊朗、韩国、日本、美国等一个个沦陷，印度在2月14日清零之后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三月初也再次出现新冠肺炎病例。3月9日，印度宣布禁止所有外国游轮在印度港口停靠入境。3月11日，印度颁布“锁国令”，表示除特殊签证类别（外交签证、公务签证、联合国以及国际组织签证以及就业和工程签证等）之外，暂停所有外国人员的旅印签证至4月15日，并要求经疫情高发区抵达印度的入境人员进行至少14天的隔离。在此大环境下，我原定的3月27日回国航班被取消，并被改签到3月29日，后又被取消，我再次申请改签，没想到东航客服说最近的航班都要到4月中旬，我只好将机票退掉，重新买了26号的航班，此时机票价格已经较之前翻了好几倍，并且相当难买，稍一犹豫就没了。好不容易买到了机票，大家都替我高兴，我也觉得这下可以安心感受和平乡的宁静了，没想到3月19日收到消息：22日开始，印度禁止所有国际航班降落印度！这意味着我26号的航班又要被取消！加尔各答总领馆的刘力（因为不知道他什么职位，所以我们都称他刘老师）、全印学联主席耿燕霞老师、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王烨老师，还有我在印度的所有朋友都让我赶紧买票走。我立马上网查票，一看傻眼了：20号之前的票全都销售一空！他们又给我出主意，让我分段买，先买到香港，再从香港买到北京，到了北京就好说了——只要先离开印度就行。我用最快的速度查票，分段买必须把转机时间规划好，还要看当地转机政策：能否转机，行李怎么提取之类。我拿出纸和笔，一段一段掐时间，经过加尔各答总领馆刘老师的落实，目前可以转机的只有香港、新加坡和曼谷。我现在已经顾不得票价多高和国内哪里转机什么政策，只要能飞回国，就地隔离也可以。于是迅速抢了加尔各答-新加坡-香港和香港-北京-成都-呼和浩特两段航程的票，这个票有很大风险，一是分段买票行李可能滞留香港；二是中间转机时间只有两小时，时间很紧张，一个环节不对可能就会误机，但是我别无选择，只能赌一把了。

买好票，向各方汇报了情况，大家都替我捏把汗。我赶紧收拾行李。把不着急用的放在托运行李箱，万一行李滞留香港也可以有时间缓冲，把必需品放在手提行李里随身携带。有一些带不走的东西打算寄存到国际大学的蔡老师那里。收拾好了赶紧休息，也不知道睡着没有，稀里糊涂就到了早晨八点多。我赶紧起来各种收拾和忙碌，十点半才折腾完，已经到了和蔡老师约定的时间，我赶紧把带不走的东西拿了给他送去。蔡老师亲自下厨为我践行，我十分感动：在异国他乡临走前还能吃一顿丰盛的午餐真是幸福！这顿饭要支撑我未来五十多个小时的旅程，真希望我有一个驼峰能多储存一些！这样路上就可以不吃不喝不摘口罩，降低被感染的风险。

我们没有时间过多交谈，因为约好一点前司机送我到机场。不到一点，司机居然准时来了！在印度这么守时的人真是不多见，我幸运遇到，这是个好兆头。蔡老师和北理工来印访学的张老师送我上车，蔡老师用孟加拉语和英语跟司机沟通，让他直接送我到机场。司机是典型的印度人，看样子四十多岁，皮肤黝黑，英语沟通没问题。因为这几天都在折腾买票的事，没休息好，心也累，想想未来三天都在路上需要保持体力，所以我没有跟他太多交谈，一直在闭目养神或者昏昏欲睡。一点走到三点左右，车停了，他问我要不要上洗手间，看来他要去，于是我也趁机去一趟，免得机场人多不安全。

我的口罩始终没敢摘，司机没有戴口罩，印度最近疫情蔓延很快，他还没有防范意识，这是很多印度人的常态。司机开车技术一流，又快又稳，四点多就把我安全送到了机场！来得太早了！晚上23：55的飞机，我不敢进里边（没到时间也不让进去），在外边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休息，给推车把手和椅子做了消毒处理后坐下来盯着屏幕看我的航班是否准时起飞。此时才发现，几乎一半的航班都取消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砰砰乱跳，真怕自己的航班也被取消。手机里没有收到任何提示，我向加尔各答总领馆的刘老师汇报了情况。最近几天，刘老师一直在帮我处理回国的相关事宜，细心周到，且办事能力超强，真的十分感动。针对行李托运问题，刘老师给出三个方案：一、在加尔各答值机时向工作人员出示我的后半段航程，并请他手动输入我的目的地为北京，这样我的行李就可以从香港直挂到北京；二、如果不放心，可以把行李留到使馆，他们后期想办法帮我运回国；三、扔掉一些东西轻装走人。我的行李里多半是访学期间买的书，都不能扔，所以只剩两个方案，我反复思考觉得自己带走还是有希望成功的。于是我把行李带到机场，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屏幕显示我的航班信息。四点多等到快七点还没显示，我有点着急，到门口问工作人员，他们让我进候机室查看：这意味着航班没有取消，取消的话就不会让我进去。到了候机室，工作人员说时间没到，让我等。候机室里人很少，多数人都戴口罩。我找了个没人的椅子，消毒处理后坐下来闭目养神。但心还是悬着，每隔半小时到屏幕前看航班信息。快八点还没有消息，我赶紧去服务台询问，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左边屏幕，我走到左边屏幕看也没有，再问另一个服务台才告知八点半开始值机——这下放心多了！我第一个站在值机柜台前排队，心里默念着自己要做的事：一定向工作人员出示后半段的航程，请他手动输入我的目的地是北京。此刻已经晚上八点十几分，工作人员陆续到位，他们都戴着口罩，不紧不慢地做着准备工作，和我焦急的心情形成鲜明对照。我身后排队的人也渐渐多起来，多数人戴口罩，只有个别印度人和白人不戴，还有一些人戴口罩摘口罩动作很不合规范，看着让人担忧。不过大家都刻意离远一点，尽量保持一米以上距离。

八点半多一点，终于开始值机了！我第一个冲向柜台，把心里演练了无数遍的话跟工作人员讲了一遍，他没搭我的茬儿，而是拿着我的护照问我什么时候到的印度，仔细查看了我的签证后走了。这下我可慌了神，等他回来后赶紧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但是不给我手动输入目的地为北京，只能到香港，因为我的票是分段买的。我赶紧给总领馆的刘老师打电话，刘老师让我请工作人员听电话，工作人员说他不能接听使馆的电话。刘老师说他来想办法，让我别着急。我挂了电话继续和工作人员沟通，他又拿着我的护照去了第一个窗口。我的视线紧紧盯着他，看他跟第一个窗口的工作人员对着电脑查看我的护照，交流着什么。我心情异常紧张，不是因为护照有问题，而是怕他因为我是中国人不让我出关。沟通半天之后，他回来让我过去，我赶紧跑过去询问情况，把我的请求再次重复了一遍。一号窗口的工作人员是位漂亮的女士，至少眼睛很漂亮：因为戴着口罩只能看到眼睛。她态度很亲切，告诉我不要着急，她会处理的。旁边一位男士也冲我向左右两侧摇着头，意思是没问题，这时候我觉得印度人“摇头yes”也蛮可爱。不一会儿，工作人员示意我托运行李，我才发现自己过来时把行李落到了前边的窗口。赶紧跑过去取来行李。尽管我知道可以托运35公斤，但为了保险，我只托运了一件20公斤的。确认工作人员把我的目的地手动输入到北京，并且给了我行李票，票上写着北京后，我的心才放下，对工作人员千恩万谢。办完托运，我赶紧给总领馆的刘老师打电话表示感谢，他说他找朋友帮忙联系了这边机场的工作人员搞定的：不得不说刘老师的工作能力真是太强了！从我18号购票到现在给我的帮助和建议都正确无误、明确果断——给他点一万个赞！我在心里对刘老师深深拜谢！

拿到票后，我迅速过了安检，找到登机口人少的地方坐下，调整了呼吸，看看时间还早，于是闭目休息。快到晚上11点，广播我的航班可以登机了，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总领馆的刘老师、天津师范大学的辅导员王老师都询问我是否登机，我都一一做了回复，他们都替我高兴。我还是选择离人远一点，等别人先进去才登机。新加坡航空的空乘都是美女帅哥，特别是空姐，一个个身着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服装：上衣是收腰的七分袖，下边是及踝的修身长裙，绣花图案的棉质衣料看着很有味道，走起路来尽显女性的婀娜多姿，加之她们都会流利的中英文，热情大方且优雅从容，尽管戴着口罩，也无法遮掩她们的美丽。看着他们周到的服务和养眼的服饰，我的心平静了很多。坐定后发现，这是一个大飞机，横排九个座位三三排列，每三个座位坐一个人，我坐中间，两边都没人。非常佩服新加坡航司的周到安排，为了防控新冠病毒，他们宁愿少卖票，这样的大家风范真是令人感佩。

新加坡-香港-北京：层层关卡

21日凌晨十二点多，飞机平稳升空，空乘开始给每人一份菜单，里边用英文和印地语记录了饮品和套餐。我看着有自己喜欢喝的马萨拉茶，肚子也唱起了空城计，但是不敢摘口罩，于是忍住睡觉了。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听到广播说飞机即将降落新加坡，我看看表才三点多，感觉很奇怪：不是六点多到吗？怎么会这么早？下飞机才发现，新加坡和印度有时差，和北京时间一样，我的手机显示的是印度时间！此时已是21号上午六点多。一下飞机我立马提醒自己：我要转机，千万不能入关！我按地勤人员的指示进入候机大厅。进入之前，大家都要进行远程额温测试，并且进行手部消毒。这让我对新加坡的第一印象非常之好。想想印度机场除了取消航班和工作人员多数戴了口罩，没有任何其他措施就觉得害怕，万一有一个有病毒的那就麻烦了。尽管专家说很多人没有发热症状，但测个体温还是会筛选出多数病毒携带者，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才知道：印度机场入境测体温，出境不测。

我仍然不敢放松警惕，趁没人的时候换了个口罩，到候机室外边找了个离人远的角落站着等候。上午七点多，新航的工作人员陆续到位，最抢眼的还是身着民族特色分体裙装的空姐们。她们多数带口罩，三三两两过了安检就位。七点十五分，工作人员示意我们进行安检——好准时！在印度几个月，我对于准时这件事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到了新加坡机场，第一次感觉到了效率和准时。新航登机方式也很特别：为了防止新冠病毒传播，减少人员接触，不需要乘客排队，而是广播登机顺序，乘客听广播登机即可——真是聪明！

这次机上乘客较多，座位基本满员，但是因为进入候机大厅的一系列措施，我觉得至少机上没有发热人员。另外，这边的乘客防控意识较强，人人戴口罩，还有人穿了专业的防护服、戴着护目镜，一些人则时不时给手部消毒。登机后，我旁边坐了一对小情侣，他们也是全套防护，并且给座椅消毒，和他们相比，我这个戴着口罩和普通连衣帽的人简直是在裸奔!要知道，我这装备在印度可是要引起围观的——不同国家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

看到他们防护得这么到位，我放心很多。他们的防护不仅可以自保，也可以保护他人，比如他们对所有接触过的地方都消了毒，也等于给那些没有这种意识的人消了毒——感谢这些防护意识超强的人，他们所做的事利己又利他。肚子很饿，美丽的空姐又给我发了菜单，这次是英文和中文的。我一边看菜单一边犹豫要不要吃：不吃的话接下来的行程怕坚持不下去，吃的话风险很大。看到旁边几位乘客都没接菜单，我心里盘算着:旁边的人都吃我就不吃，他们不吃我就吃——这样感染的几率最低。幸运的是，旁边几位都不吃，于是我点了一份餐和一杯茶。大概因为一路上太紧张的缘故，真的要吃却毫无胃口，还有点恶心，但是不吃怕后边坚持不下去。进行手部消毒后，我用最快的速度吃了点水果和面包赶紧戴上口罩。一小盒水果起了作用，我感觉不那么恶心了，暗自安顿自己好好休息。航程很顺利，提前半小时抵达香港，这就为我转机多争取了半小时。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总领馆的刘老师和辅导员王老师，他们都替我高兴，并且祝我一切顺利。真心感谢他们一路的牵挂与护佑，我数次一个人热泪盈眶。

一下飞机，我在地勤人员的指引下到了转机柜台，服务人员看到我行李票上目的地是北京，大大松了口气，给我换了新的登机牌，告诉我行李直挂北京：直到此刻我悬着心才彻底放下!上二楼找登机口时发现，登机口待定：这下又慌了，真担心航班取消。我一直在屏幕前一遍遍看着我的航班登机口信息。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登机口终于确定下来！

尼赫鲁大学的留学生可可从德里飞香港，我们在香港汇合转同一架飞机回北京，此时也到了。她跟她儿子全副武装，用一次性雨衣当防护服，还有护目镜和一次性手套。可可给了我两个雨衣一袋手套，我一下子也全副武装起来，安全感倍增，感谢可可同学！

香港机场的防控措施更加严格，换登机牌的时候就测了一次体温，登机的时候再次测体温。我的体温有点高：37.2℃！工作人员温和地说三分钟后再测一次，一共测三次，三次都高就不让登机。我有点紧张，但是知道自己没有发烧，可能是防护服和手套帽子戴着的缘故。于是我把帽子手套摘了，调整呼吸，尽量冷静放松。过了一会儿，再测体温——正常！登机后我再次向总领馆的刘老师和辅导员王老师汇报情况，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我能隔空感到大家都很开心和放松。经过一路的联络，我和没见过面的刘老师成了朋友，和熟悉的王老师成了很好的“姐妹”。刘老师还在为滞留印度的同胞想办法，他说一定要在印度闭关前把他们都送回国!他的决心和敬业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我旁边的阿姨是从悉尼过来的，到北京还要转机，转机时间很紧张，而北京入关检查时间要六小时，她一直在跟乘务员沟通，但是一直没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我看前边座位空着，和乘务员打招呼后坐到前边——毕竟大家离远一点还是安全些。晚上六点多，飞机安全着陆北京——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心里的激动没法用言语形容，从来没有这么急切地盼望回国。我们在飞机上等待防疫人员检查，填了各种表，主要是健康表，还有电子入境健康申报表之类，这些表格我从新加坡机场一路填到北京。在飞机上等了大约两小时，有些乘客不耐烦了，开始跟空乘嚷嚷；有些很佛系，正在改签后边的航班；原座位旁边的阿姨彻底绝望，干脆不着急了。我唯一担心的是和世界各地回来的人在一个机舱里多闷了两个多小时，被感染的几率又提高了一节。但是看到乘务员都很健康，觉得应该也没那么严重，他们成天和世界各地的人接触都没事，我偶尔一次应该也没事，于是安心等待。约两小时后，我们被允许下飞机。下机后发现，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律全副武装：白色防护服、护目镜、手套、防护鞋。第一关是海关，排队填单子测体温，广播里反复播放填单要求，我一看自己的有些地方填得不对，于是拿了一张重新填写。可可和孩子排队，他们后边的大爷离她很近，可可急了，说：“你不怕我意大利回来的啊，离我这么近？”大爷回了她一句什么我没听清，只是心里暗笑：看似慢慢悠悠的可可也有发飙的时候。我填完和他们一起接受体温检测，通过海关后排队取行李。队伍太长，呈蛇形排列，一眼望不到边，人们常常找不到队尾在哪里，在中间站了半天才发现自己站在“蛇”中间，赶紧找到“蛇”尾接上。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队伍慢慢向前蹭，排队的人由匆匆忙忙变得松松垮垮，有些人干脆放弃排队，到人少的长椅上睡觉去了。我们也累得够呛，轮流到长椅上休息。可可五岁的儿子欢蹦乱跳，到处跑，急得可可不停地提醒“过来，别乱摸，洗手去。”哎，这个时候带孩子回国真是不容易！一路上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真难为她！大约晚上十一点半，终于轮到我们！到了“蛇”头才发现，之所以这么慢，是因为我们都要先由大巴拉到国展，但是大巴数量有限，每车只能拉20人，我们到的时间正赶上好几班飞机前后抵达，导致进展缓慢。下楼取行李的时候发现，可可的行李丢了一件，经过反复查找都没找到。工作人员让我们先走，他们帮忙找行李。乘坐机场大巴到国展后，人们被分成三类：工作人员、进京乘客和转机乘客。可可回北京，我回内蒙古，我们就地道别，向各自的方向测额温后进入。进入国展，工作人员按照我的目的地指引我找到内蒙古接待处，做了各种登记后，我和几个回呼市的留学生被分到一辆救护车上，拉到亮马河酒店过夜，准备第二天转机。

北京-呼和浩特：安全抵达

尽管是春天，北京的天气还是很冷，我打了个寒颤。车上也不暖和，我们五个人，除我从印度回来外，两个男生从英国回来，两个女生从美国回来。相比之下，我最安全，英国回来的两个男生其中一个来自疫情重灾区伦敦。他们说英国人自己不戴口罩，也不让他们戴，很多留学生因为戴口罩被打。美国回来的姑娘说美国人还好，不管你戴不戴，反正他们不戴，他们最喜欢的是抢购卫生纸和囤枪。听着他们的介绍，我觉得很有趣，也不管什么疫区不疫区了，反正这么小的空间五个人，不可能保持一米距离。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我们以为到宾馆就可以入住，没想到还要排队。区别是在车上等——也好，起码没那么累！

又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没轮到我们，司机去看了看说“还早呢”，让我们就地休息。两个男生饿得不行，要求点外卖，按规定不可以。但是他们说：“我们从昨天到现在没吃没喝。”司机说：“飞机上没有吃的吗？”他们说有，但是不敢摘口罩。司机看他们可怜就同意了。两个小伙儿立马来了精神，问我们吃什么，我不吃，其他两个女生也不吃。于是他们点了些东西，过了半个多小时，餐送到了。他们让我们都吃一些，因为已经给我们点了餐，我们也不好拒绝——关键美食太诱人，于是大家摘了口罩开吃。这个头顶扎着小辫子的男孩儿还挺会点餐：荤素搭配，还有烤馒头。我吃了一个凉拌素菜一块烤馒头，觉得好满足——没想到回国的第一顿饭是在救护车上和几个“逃难”的留学生一起吃的，这样的经历也是难得。

吃完饭已经凌晨三点左右，还没轮到我们，我们有些骚动。司机也不容易:他从内蒙古过来，疫情不结束就不能回去。他中午吃了饭到现在也没吃，一直在接送归国人员。看他眼睛都睁不开了，还不停地跑过去问什么时候轮到我们，真是非常感动，大家不再多说。大约凌晨四点，终于轮到我们！我已经困得不行，稀里糊涂接受了额温检测，缴费后上电梯进房间。强打精神对行李外衣鞋子等进行消毒处理后洗漱睡觉。不知睡了多久，迷迷糊糊听到电话响：是内蒙古疾控中心打来的，询问了我的旅行史、目的地、家庭住址之类的情况。之后接二连三的电话打来询问了类似问题：包括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公安局等各个部门。我有一种被追踪的感觉，深切感受到我们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确实做得很到位，所以才能在短短两个多月把蔓延的疫情控制得这么好。尽管一路上各种排队等待和管控，但这何尝不是一种保驾护航！这么想想，再累也值了。何况那些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真的很辛苦，他们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据说有的干脆穿着纸尿裤——难为他们了！和他们相比，我们只折腾一回，他们每天都在折腾，真不容易！

22日下午两点左右，我们被送到机场，准备坐晚上的飞机回呼和浩特。北京机场人很少，因为疫情，所有乘客都要扫描二维码填报电子健康申报表。值机时间也非常灵活，不是以前的提前两小时，而是随到随值。广播里反复强调，要求所有乘客出门必须戴口罩。我们值机后过了安检，到登机口候机。此时只有三点多，我们的航班是晚上七点多，时间还早。我趁人少，喝了点水后赶紧戴上口罩，找了一排没人的椅子休息。和我同行的姑娘去吃了点东西，她说飞机上肯定不能吃，机场人少，吃饭还算安全。我想想也是，晚上到酒店肯定没饭了，饿一天也不行，于是去吃了碗拉面。国内的餐厅防控措施做得很到位：点餐前要扫码填报个人信息，还要填一个纸质版的个人信息。桌子旁边都只有一把椅子，这样就能保证一人一桌，即使同行的人也要分开吃饭。看到这样的防控举措，我彻底放下心。安心地吃了这几天来第一顿正餐：这下有能量撑到回呼市了！

饭后回到登机口休息，不到七点，广播里让从国外回来的乘客到登机口填报信息。我们优先登机后，都集中坐在后边，人与人之间相隔至少一个座位。然后再次填表，到达的时候也是我们先下。下机后先测额温再上车到候机室等行李。我们被分在两个候机室等候，这次是分区点名，先点了赛罕区的，之后就是新城区。我属于新城区，和另一个姑娘坐一辆救护车被送到集中隔离的酒店。到酒店后，继续额温测试，办理入住手续。酒店条件很好，收费合理。免费提供消毒液、洗手液、一个口罩和一个体温计。看看时间：3月22日晚上十点，经过大约60个小时的辗转，我终于成功地给自己的《归国记》画上一个句号！此时的心情无法用言语形容，觉得应该大哭一场，但是眼泪没有出来。我向各方汇报了情况，对衣服行李等进行了消毒处理，简单洗漱赶紧躺下——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一趟折腾下来，对于幸福这件事，我有了全新的认识：幸福是不幸之后的小幸运，是匮乏之后的小满足。

后记

通过北京转机排长队等候，我理解北京为什么要分流，想想如果不分流，我们可能等得时间更久，那样疲劳的等待之后，即使没有感染新冠病毒，一些老人和体弱者也可能出现其他问题。而且隔离酒店也不够用，我们之所以住了一晚高价酒店，就是因为其他酒店都满员了，只剩下高价酒店。

回来集中隔离后，隔离微信群里每天都有管理员维持秩序。网上爆出的有人只喝矿泉水的情况真实存在；还有人要用矿泉水泡茶，说自来水泡茶变了味道；有人要求每天更换床品和毛巾等等，看得人眼花缭乱。邻屋一对老人被我们连累，也在这里隔离，大概心里很不平衡，经常半夜里跟家人聊视频抱怨。我本来被吵得睡不着很心烦，但是想想他们也真是无辜。

我曾经设想过各种各样归国的情景，没有一个和现实版的《归国记》相吻合。现实版的《归国记》太过刺激，希望此生不再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