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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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玫
前不久，我在微信上看到一段视频，讲述的是有关格兰特研究的成果。格兰特研究是美国哈佛大学所做的一项实验研究。它把选出不同层次的数百人作为研究对象，追踪、查询这些人从少年、青年、中年到老年的生活、工作等各方面情况。历经70多年的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良好的人际关系，能让人更健康和快乐！”其中提到了“爱和温暖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应对机制。”也就是说一个活在爱里的人能够快速地进入健康的良好循环中去。我反复聆听了这段视频的讲述，感触良多，思绪迭起，禁不住忆起一连串的往事。
2019年8月31日，燕京大学建校百周年纪念活动的大会上，我作为仅有的两名代表上台发言，除了代表天津校友向母校祝贺和感恩外，还公开讲述了自己尘封近70年的往事：1950年9月，我离家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不久突患肺结核，咯血兼患急性胸膜炎，病势凶险，幸而得到校方的及时救助，还有刚相识不久新闻系和外系几位同学的热心关爱和相助。在爱和温暖的环境中，一年后，我的病不仅痊愈了，而且重获新生。病前，我是个不谙世事，单纯幼稚，只知读书、玩乐的南方姑娘，在社会、自然和家庭环境的巨大变迁和重压下，我被重重地击倒了。是亲人和同学们的爱和温暖，让我重新站立以来，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懂得了自尊、自爱、自强、自立。70年过去了，我从没忘记帮助过我的任何一个人。
1954年夏，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天津市新晚报当记者，对此我满心欢喜，很快就融入到天津这个陌生的环境中，逐渐成长为一名能独挡一面的记者。
谁料，到了1959年秋由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原因，我被以“革命工作需要”为由，转行到中学去教书。无奈，我抹着眼泪伤心地离开了报社大门，走进了实验中学的校园里。初当教师的我幸而有当年语文组老师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有新教的初中二年级两个女生班百名学生对我的爱和温暖，我才不至于茫然失措、驻足不前。记忆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我刚上讲台不久，按教学要求，让学生当堂写一篇小作文，用不多的笔墨刻画一个人的外貌、特征。小作文交上来后，两个班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在描述我，稚嫩的文字流露出对我的欣赏和关爱。至今，这两个班一些女孩子的外貌特点，我记忆犹新。为了不辜负中学老师和学生对我的信任和爱，我努力尽快熟悉业务，很快就成为教学中的骨干力量，成为学生心目中的优秀教师。
“当记者”是我从小的志愿， 1981年11月，在我即将步入52岁那年，终于又被《天津日报》破例接收并任出版部编辑，继而一年多后被提为文艺部副主任。在这又一次重大的转折点上，是爱和温暖让我有勇气重新握起新闻笔！我永远不会忘记新晚报当年的老领导贺照和刘书申对我的关爱，特别是刘书申在我重返新闻岗位的问题上是如何督促、鞭策我的；当年晚报的老同事王慰曾、戚永馨、耿文专、罗宗敏等又是如何肯定和支持我的---这一切都让我有勇气、有信心去重操旧业，尽管它已经被搁置了二十多年了。
为了证明我自己，重回报社后我一心扑到工作上，以最短的时间去熟悉那久已荒废的新闻业务，并努力做到最好。逐渐地，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岗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与报社各部门同事的接触中，我同样感受到爱和温暖的呵护。直到2006年我76岁时（返聘）才停止编辑工作。
在对一连串往事的回忆和思索中，我真实地感悟到格兰特研究的结论绝对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以我个人的切身体验，我相信“爱和温暖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应对机制。”爱和温暖能让人更加健康、快乐地成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