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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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源
1924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第一个地方组织——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于方舟为委员长（书记）、江浩为组织主任（部长）、李锡九为宣传主任……当时，天津共有共产党员7人，青年团员45人。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天津党团组织不断壮大，革命形势持续高涨。
中国共产党初期工作的重点是城市，是组织和发动工人，以武装暴动的方式推翻军阀政府，夺取政权。为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个月后，即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张国焘、邓中夏为总负责人；下设分部，毛泽东为湖南分部书记，罗章龙是北方分部书记……天津是北方重镇，是工业和工人比较集中的城市，“劳动组合”北方分部工作的重点就在天津。根据中央的部署，天津地委委派安幸生同志担任劳动组合天津支部书记，并派出精兵强将，深入到工矿企业，发动工人，组织工会，以迎接大革命的到来。
教育工人 唤醒民众
地委对工运工作做了周密而细致的安排和具体分工：由安幸生具体负责码头工运；李震瀛、王仲义负责铁路工运；李志新负责印刷行业工运……当年，天津有6大纱厂，是工人相对集中的地方。地委重点指派李培良、卢绍亭、周振东、韩义四位同志负责纺织行业的工运工作。接受任务后，李培良他们对几家纱厂进行了初步考察。
天津的纺织行业数华新纱厂（1）的历史最早，兴建于1902年；裕元纱厂（2）的规模最大，有近万名工人。几家纱厂的位置也比较特殊，华新纱厂在河北水产大街，离着大经路和铁路总站不远。裕元纱厂与北洋纱厂（3）的位置略显偏僻，都在河西小刘庄附近。裕大纱厂和宝成纱厂都在河东郑庄子，紧挨着（4）。四位同志做了分工：卢绍亭负责“北洋”和“裕元”纱厂；周振东负责华新纱厂，韩义负责恒源纱厂，李培良负责“宝成”和“裕大”两个纱厂。同时，他还担任协调工作，为总负责人。李培良毕业于天津商业学校，曾参加过五四运动，是天津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24年11月于方舟调北方区工作，在新书记李季达到任之前，李培良曾代理地委书记，当年才22岁。
郑庄子远离市中心，便于隐蔽。而且，与海河对岸的北洋、裕元纱厂隔河相望，便于联合行动。因此，党组织也将工作重点放在了这里，由李培良亲自负责。在此之前李培良从未进过工厂，从未接触过工人。对他来说是个新课题。一开始接触工人难度很大，尤其纺织工人，大多昼夜两班倒，而且管理严格，根本没有机会跟外人接触。下班以后工人都各回各家，如果一户户家访速度太慢，也不方便。那如何才能大量接触工人，并尽快地把他们组织起来呢？李培良他们就想办法，同时也借鉴南方党组织的经验——办平民学校。1924年8月的一天，几家纱厂的大门口同时贴出了招生广告：
“平民学校现招收工人学员，学校免收学费，并无偿提供课本文具。”
广告引起工人的注意，可是，一连多日无人报名。李培良召集卢绍亭他们开会，那几家纱厂的情况大同小异，工人们每天12小时工作，没有休息日，下班后有的操持家务，有的打零工，哪有心思上学？几位老师也正在发愁。李培良讲，平民学校一定要办起来，各位老师要千方百计，“八仙过海”，看谁率先打破僵局，过后再交流经验。回来后李培良就开始实施自己的方式，面对面地宣传，一个个地动员。白天上大街，晚上进工棚，上下班时候就去厂门口。然而，几天下来收效甚微。大多数工人行色匆匆，没有兴趣和耐心听这些“闲事”。也有人一时来了兴趣，和李培良谈得融洽，也留下了名字，可过后就不见踪影了。你去找他，他还躲着你。一个月过去了，平民学校竟没招到一个学员。
李培良选定的校址在郑庄子大街庆元里，这里原先是说书场，50多平米的平房，后面还有小院。在这里，李培良既是校长，又是老师，还兼任勤杂工作。那些日子他一边做招生工作，一边整修教室。这天他正在修理桌椅，门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自称是来咨询报名事宜的。李培良非常高兴，热情地接待了他。年轻人名叫姬兆生，22岁，宝成纱厂工人。他咨询的问题是：上学可以请假吗？中途不想上可以退学吗？”李培良回答：可以请假。家里有事，身体不舒服都可以请假。退学也可以。平民学校来去自由。年轻人高兴了，说：自己很想学知识，可是，太笨，怕学不好，给老师添麻烦。李培良鼓励他，并给他登记，还发了书本文具。这是平民学校的第一名学员。姬兆生拿着书本文具飞也似地跑了。过了一会他又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两个年轻人。一个叫沈玉山，一个是董召义，都是姬兆生的工友，也是好朋友。他们是受了姬兆生的鼓动，前来报名的。李培良大喜过望，他欣慰地拍了拍姬兆生的肩膀。
第一步迈开了，后边的工作就顺当多了。按照李培良的要求，三位年轻人回去后就去找工友，找朋友做工作。很快，报名学员就超过了预定人数。李培良将这个经验介绍给其他老师，果然，十分奏效。就在1924年“双十节”过后，几家平民学校就相继开学了。
“你织布，我纺纱，赚钱都归资本家。生活苦，做工忙，工人兄弟要自强……”这就是平民学校的课文，这些教材都是老师自己编的。为了体现通俗性和趣味性，老师们还为教材设计了许多漫画；例如一座“金字塔”，最底层画的是工人，上边一层是买办资本家；再上边是贪官污吏……塔尖是帝国主义。还有一棵植物，工人在施肥浇水，而上面长出来的却是害虫……这样的教材道理深刻，而又通俗易懂；工人喜欢看，愿意学。本来，有些工人是一起“起哄”来报名的，还有人是看到平民学校又发新书又发文具，而眼热来报名的。可是，当听了李老师讲课以后，他们就被吸引了。李老师讲课深入浅出，而且结合实际。一次，一个学员的脸上出现红肿，李培良就问他怎么弄的？这位学员回答，是工头打的。李培良听后很惊讶，也很气愤！这下就引起了学员们的议论。学员告诉李老师，挨打对工人来说是家常便饭，是正常的；如果不挨打反而不正常了。如果跟他们讲理，甚至反抗，那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甚至被开除！说到受压迫、被剥削，学员们都打开了话匣子。李培良就“借题发挥”，讲阶级斗争，讲剥削阶级的凶残，讲团结的力量，讲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一根筷子一掰就折，一把筷子就掰不折了。一个人受了委屈有组织为他出头，有众多的工友为她撑腰，资本家、工头就不敢为所欲为了。学员们听了频频点头。
对学员来讲，李培良不只是老师，他还是朋友，知心朋友。放学之后大家都不愿意走，工厂里的事，谁出现难题了，谁又遭遇不平了，都喜欢跟李老师讲。家里的事也不例外。许多学员经常是，下班就到学校来，一待就是一天。为此，平民学校又购置了扑克、象棋，还有话匣子和乐器……平民学校的灯光通常是彻夜通明。
平民学校架起了共产党与工人群众沟通和联系的桥梁，平民学校教工人学文化、宣传社会主义、组织工人……事实证明，效果非常好，发展速度非常快！平民学校也涌现出许多好苗子，像河西那边的司福祥、郭起春；庆元里这边的姬兆生、沈玉山等等。
组织起来 开始斗争
形势飞速发展，当年年底，卢绍亭向李培良汇报，裕元纱厂的司福祥提出，要率先在摇纱车间成立工会。李培良只觉眼前一亮，对呀，为了加快革命步伐，在全厂条件还未成熟的情况下，先在车间成立工会，这个办法好，太好了！它可以带动其它车间，并能够促进全厂工会的诞生。很快，裕元纱厂摇纱车间工会秘密地成立了。终于，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这也是天津最早的工会组织。工会成立不久就显示出了威力。
纱厂一到发薪时间，工人们要排大队领工资，厂警要“维持秩序”。这次，厂警又发现有人排队“不规矩”，厂警先是破口大骂，接着上去就打！往常，工人挨了打还得低三下四地装孙子。这回可不同了，挨打的工人是摇纱车间的，工会负责人孙树宗马上出来制止。厂警当然不听，还口出狂言进行威胁。只听孙树宗一声令下，工会会员们冲上来将厂警团团围住。其他工人一看有人带头，多年的积怨发作了，大家挥舞拳头齐声高喊：打！打！打狗娘养的！厂警吓坏了，赶紧夺路而逃，工人们紧追不舍。厂警跑进办公楼，工人就堵在门口……最后是人事科长杨筱泉出来解决问题。他向工人们承诺，马上开除打人的厂警，并保证以后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工人们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马上，细纱车间、粗纱车间、织布车间的工会组织相继成立。
裕元纱厂的革命形势也触动了其它纱厂，尤其宝成纱厂，几位积极分子在摩拳擦掌！李培良也决心加快工作进度。他有两个想法，一是在宝成纱厂成立党组织，二是让即将成立的宝成纱厂工会公开化。说干就干，他马上找姬兆生、沈玉山、董召义谈话，让他们写入党申请书。1925年1月，三位同志成为天津的第一批工人党员。入党后，三位同志全力以赴筹备工会工作。他们用滚雪球的方法——先发展一批积极分子，然后让这些积极分子再去发展积极分子，以此类推。宝成纱厂工会于1925年4月成立。一步到位，一上来会员人数就达上千人（5）。紧接着，中共宝成纱厂党支部成立，这是天津地方党组织的第一个基层党支部。党支部成立之后马上就研究斗争问题，他们以工会的名义向厂方提出三个条件：一，恢复被削减的工资。二，设立女工喂奶间。三，为工会俱乐部提供用房。
“宝成”的老板叫刘伯森，他的名下有三家纺织厂，其中两家在上海。因此，刘伯森常年待在上海，天津这边就由经理吴敬仪负责。一开始吴敬仪用拖的方式，今天说，要请示总经理；明天讲，正在研究。三天之后工会没有得到答复，全厂开始总罢工。这下吴敬仪慌了，他找来一个资格比较老的女工头，让她代表厂方去跟工会交涉。吴敬仪向女工头面授机宜：只要工人复工，一切都好商量。先答应他们，其它等复工以后再说。姬兆生将情况向李培良做了汇报。李培良提醒他，资本家狡猾，不要轻易复工，防止他们事后不认账。回去后，工会就向厂方提出，必须由吴敬仪亲自出面解决问题，而且要签字画押。此时，总经理刘伯森已得知天津罢工的消息，他将吴敬仪训斥了一顿，并要他“安抚”好工人，不能耽误生产，更不能出乱子！吴敬仪诚惶诚恐，赶紧“屈尊”与工会联系，完全接受工会的条件。
第一次斗争就取得了胜利，而且，工会在宝成纱厂已成为公开的“合法”组织。工人们热情高涨，马上，会员人数就翻了一番！此后不久，宝成纱厂又进行了两次罢工斗争，均取得了胜利。
革命形势突飞猛进，在“宝成”工人的带动下，北洋纱厂、恒源纱厂、华新纱厂的工会组织相继成立；裕元纱厂的厂级工会也成立了。192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天津各界举行游行集会，有两万多工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劳动节过后，天津工会组织的建立如雨后春笋，如星火燎原，势不可挡！
团结互助 共同革命
宝成纱厂的工人运动风生水起，而与它一路之隔的裕大纱厂却没有一点动静。在庆元里平民学校的第一批学员中，最开始只有贺志一个“裕大”学员，可时间不久他就被厂方开除了。贺志不到平民学校来了，平民学校就清一色都是“宝成”学员了。
裕大纱厂的情况比较复杂。这个厂有4000多工人，老板是日本人（6），但他实行的是封建式的管理；总工头赵魁高是青帮的“老头子”，各车间的大小工头都是他的徒子徒孙，他们对工人严密监视，残酷欺压；动辄打骂、扣工资、甚至开除！贺志就是因为“不安分”而被开除的。日本人是要杀一儆百，赵魁高一伙也耀武扬威，工人们敢怒不敢言。纵有千难万险，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李培良召集宝成纱厂党员及工会代表开会，请他们帮助裕大纱厂打破僵局，成立工会。沈玉山提供情况说，裕大纱厂有个项瑞芝，他四个哥哥都是“裕大”的工人，人称“项家五虎”，在工人中挺有威望。还有他父亲，在工房包伙（食堂），经常有几十人在那吃饭，非常便于开展工作。等到下次开会，沈玉山把项瑞芝请来了。会议开始前李培良先与项瑞芝谈话。可是，项瑞芝的兴致不高，看来，他心理还存有芥蒂。这时，裕元纱厂和北洋纱厂的工会代表也来了。在会上，他们各自介绍了本厂工会的情况，同时也是给项瑞芝打气。可是，项瑞芝却一言不发。李培良开始分析裕大纱厂的问题所在，当说到赵魁高横行霸道，无人敢惹的时候，没想到，项瑞芝拍案而起，说：姓赵的算什么东西，我就不“尿”他！听得出，项家似乎与赵魁高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李培良就抓住机会，直奔主题；几位工会代表也趁热打铁。在一番现身说法，说服开导之后，项瑞芝最后表态：有“劳动组合”撑腰，有兄弟厂工会帮助，我还有嘛可担心的？回去后我就立马开展工作。按照李培良的安排，项瑞芝先找到贺志，然后再与父亲哥哥商量。父亲和三个哥哥完全赞同，只有二哥反对。项瑞芝一边做二哥的工作，一边在父亲的伙房里开展工作。
当年纱厂的工人大多是从农村招来的，许多人是单身，所以他们的一日三餐都要依靠伙房。裕大纱厂共有八个工房，每个工房都有伙房。在项家伙房包伙的全是宝坻人，有的和项瑞芝是同一个村的老乡，有的还沾亲带故。吃饭的时候，项家父子就和大家从唠家常开始，逐步发展到谈厂里的现状、谈其它纱厂的成立工会的情况。项瑞芝还把李培良请到伙房，跟工友们见面。这边有了眉目之后，项瑞芝和几个哥哥又去其它伙房做工作。几天后，就有一百多名工人在成立工会的文书上按了手印。裕大纱厂率先在织布车间建立了工会组织。很快，厂工会也成立了，总负责人就是项瑞芝的大哥项瑞成。
裕大纱厂成立工会之时，正是“五卅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五卅运动”爆发后，天津地委组织各界民众积极响应。6月10日，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救国日报》创刊。6月14日，联合会召开声援大会，天津各界200余个群众团体10万人参加。会上，邓颖超代表全市人民向“政府”提出五项要求：收回英、日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英、日政府必须惩办杀人凶手、负担抚恤金。大会选出邓颖超、江浩、安幸生等7人为请愿代表。大会结束后，10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游行示威，并到公署衙门请愿。仅在6月份，这样规模的集会活动就搞了三次。
工人罢工（7）、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市民捐款。当时数学大师陈省身正在扶轮中学上学，他也带着毕业班的同学去募捐。可是，大街上站满了募捐的学生，根本插不进脚去。陈省身只好另辟蹊径，去相对僻远的北仓。在北仓大街上，陈省身带头演讲，那次他们共募得捐款703.89元（8）。
天津还组织了“沪案后援会”，捐赠者有豪门大户，更有平民百姓。梆子艺人金月梅同女儿金少梅在“东天仙”举办募捐义演，连演三天，将收入全部捐给上海工人。在她们的感召下，艺人们慷慨献艺，踊跃捐款。为此，上海工人专门在《申报》上刊登感谢信，感谢天津人民的慷慨义举！
“五卅运动”更促进了天津工人运动的发展，到1925年7月，天津已有纺织、地毯、油漆、烟草、印刷等20几个行业工会。1925年8月6日，天津市总工会成立，安幸生为第一任委员长（主席）。
看准时机 精心准备
裕大纱厂是日资企业，而“五卅惨案”就是由日本老板枪杀中国工人而造成。五卅惨案对“裕大”工人的震动最大，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欺辱和压榨感受最深。“裕大”工人被压抑许久了，“五卅运动”的爆发和工会的成立像打开了闸门，工人们强烈要求工会为他们做主，争取合法权益，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在裕大纱厂与日本人开展斗争，对“五卅运动”是个直接的响应和强有力的支援，有示范效应。天津地委决定抓住机会，因势利导，以此为突破口，掀起全市工人运动的新高潮！为了保障斗争的胜利，党组织也做了精心准备，首先加强行业工会的领导力量，选举姬兆生为纺织工会总代表。再有，建立裕元、裕大、北洋、宝成四厂工会联盟。在紧急情况下，做到一厂有事，三厂支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正当李培良与“裕大”工会代表研究斗争方案时，“宝成”那边出事了，女工余阿英被工厂开除了。工人们一面为她鸣不平，另一面也担心这种事有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人心浮动，大家要求工会为余阿英做主，为全体工人做主。李培良马上将情
况向组织汇报。地委指示：宝成纱厂任意开除工人，这种事不能忽视。维护工人的地位，保障他们的权益，是工会组织的重要职责，应该尽快解决问题，否则，下一步斗争就无法开展。但是，事态不宜扩大，近期斗争的重点依然是日资企业。地委决定，派安幸生同志以劳动组合的名义去跟厂方进行交涉。
听说劳动组合出面，“宝成”厂方一开始也是诚惶诚恐。他们想象，劳动组合天津最高领导人一定是位饱经风霜，经验丰富，资历深厚的“老家伙”；一定是秘书、警卫……前呼后拥。想不到，当安幸生出现在面前时，令他们大跌眼镜！原来是个青春稚气、乳臭未干的学生娃；而且单枪匹马。于是，他们悬着的心放下了，摆出一副轻蔑的态度。出乎意料，安幸生言语犀利，一上来就直奔主题，斩钉截铁地提出：余阿英外出是为了打饭，而且是初犯，。显然，为此而开除工人是不合理的。厂方必须立即撤销对余阿英的处理决定！厂方不同意，不认可。双方就展开辩论。他们想不到，安幸生非常善于雄辩，而且，他对事情了解得非常清楚；他还引经据典，从工厂制定的规章制度是否合理，到《劳动法大纲》的各项条文，安幸生口若悬河，驳得资方代表无言以对。
双方僵持已经两个多小时了，姬兆生带着几个工会代表前来支援。一进办公室，有个姓陆的厂方代表就发火了，他冲工会代表嚷道：你们干嘛，你们来了事情就解决不了了！你们有嘛能耐，不就罢工吗？姬兆生回答：罢工可是你说的。然后带着几位代表扭头就走。不一会，一个工头来报告，说余阿英所在车间的工人都停工了，其它车间也在闹……这时，“裕大”工人也来“看热闹”，几百人堵在厂门口。此刻，吴敬仪也接到了来自上海的消息，“五卅运动”在不断升级，制造祸端的日本人已成众矢之的。劳资纠纷已演变为政治事件，里面的背景很深，不可掉以轻心！
厂方代表的气焰被打下去了，吴敬仪也坐不住了，他最怕出乱子。不得已，只得接受“调解”，同意余阿英立即恢复工作。
消息传出，厂内厂外一片欢腾！
高潮迭起 轰轰烈烈
宝成纱厂的危机解决之后，裕大纱厂的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安幸生也深入到裕大纱厂，会同李培良以及工会代表一起商讨斗争问题。他们给厂方列出几项条件：
一，为工会提供用房。
二，8小时工作，4小时学习。
三，吃饭时间由20分钟增加为1小时。
四，增加工资。
五，招收和辞退工人必须经过工会。
最后又加了两条：给贺志恢复工作；敦促上海方面尽快开工（9）。厂方回复：前面的可以商量，后两条做不到。工会的回答也十分干脆：条件必须全部接受，否则就采取行动！日本人顽固不化，工会决定，罢工！在党组织的统一部署下，“裕大”工会为罢工提前做了准备，给每个车间发了马蹄表，闹铃定在统一的时间上……还组建了纠察队，并给纠察队配备了“装备”。一切准备就绪。
1925年8月11日，黑云压城。就在正式罢工之前，大队军警开进裕大纱厂。日本鬼子与军阀相互勾结，妄图绞杀工人运动。厂区内外，全副武装的军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工会赶紧将情况报告给李培良。李培良感觉事态严重，一边向上级汇报，一边部署采取安全措施。地委指示，罢工按计划进行。并通知宝成、裕元、北洋三个厂的工会，立即前去支援！
“裕大”工人没有被吓到，他们针锋相对，马上采取措施，派出纠察队；纠察队员头戴安全帽，佩戴袖标，手持“哨棒”，一对一地站在军警岗哨的旁边。时间快到了，项瑞成、张瑞生、熊玉山、杨德生、王元成、贺志、项瑞芝7位代表走出车间。军警上来阻拦：“回去，不许出来！”军警如同凶神恶煞。
“这是中国的地面，我们有我们的自由！”项瑞成的回答铿锵有力！
“不行！这是上边的命令。”
“你们是中国人吗？为嘛给日本人当走狗？！”说完，七位代表继续往会场方向走。军警浑不讲理，抡起枪托就砸，项瑞成和王惠民（纠察队员）当场被砸伤！工会代表和纠察队员开始反抗，双方扭打在一起！一个当官的吹响了警笛，这边警笛一响，四处的警笛全都响起来，大批军警向出事地点赶来……就在此千钧一发之刻，时间到了，罢工的铃声响了，工人们冲出车间，闯出工房；汇入到反抗的人流之中。与此同时，宝成纱厂支援的队伍到了，本厂上夜班的工人也回来了；而工厂大门紧锁，他们就推到了一段围墙，高喊着、怒吼着，涌进厂区！军警吓坏了，四处逃散，工人们紧追不舍，几个打人的军警跑进公事房，然后反锁大门；工人们就砸，砸门，砸窗户……把公事房砸得稀巴烂；把里面的日本人和反动军警打得狼狈逃窜！有十几个军警躲到机器房，工人们把机器房包围了，军警开枪了……项瑞芝对大家高喊：工友们，我们怕死吗？大家齐声回答：不怕!项瑞芝一挥手，不怕死的上！工人们一拥而上，打的打，砸的砸；反动军警不得不缴械投降！当“裕元”和“北洋”的支援队伍摆渡过河到达“裕大”时，已是傍晚时分了。李培良马上召集工会负责人开会。先清理“战果”——缴获长枪10支，手枪3把；俘虏2人；其中一个是日本人，是厂医院的大夫；另一位是军阀政府派来送信的。工人有20多人受伤。受伤的工人已经送医院。此时的裕大纱厂，军警及资方人员均已逃之夭夭，工人占领了工厂，工会在行使管理大权！
当天晚上，政府那边就来人了，他自称姓陈，是军警督察处长，要与工会商谈“善后”事宜。工会代表与他进行谈判，提出几项条件：追查殴打工人的军警；保证不再对工人动用武力；受伤工人的治疗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督查处长表示全部接受；还答应督促厂方，尽快答应工会提出的条件，解决冲突。工会也将“俘虏”及缴获的武器交给他带回。
工会继续开会。大家认为，督察处长是为武器和俘虏来到，他的允诺不可信，我们要主动出击，给政府和厂方施加压力。会议最后决定，明天早晨，4个纱厂的工人在“裕大”集中，而后到督府衙门去请愿。
8月12日清晨，又是阴沉沉地天空。可是，工人们热情高涨，群情激愤，近万人汇集在裕大厂区内。这就是工人被唤醒后的觉悟，这就是工人团结起来的力量！
就在这一天，天津所有的报纸铺天盖地，都在最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裕大事件”；就在这一天，天津各企业的工会会员们摩拳擦掌，在等待组织的召唤；就在这一天，成群结队的工人找到工会，要求成为会员；就在这一天，天津的革命形势，天津工人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白色恐怖 来势凶猛
上午9时，上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沿海河东岸出发。他们打着工会的旗子，捧着受伤工人的血衣……。当请愿队伍走到河沿街时过不去了，前面有军警，路中央有障碍，路两边还有掩体，掩体后面架着机关枪；看来“政府”早有准备，怎么办？走在前面的工会负责人冲大家喊：“前边的路已被封锁，他们还架起了机关枪；大家说，咱们是退回去呢，还是冲过去？”队伍里发出山呼海啸般地回应：“冲过去！冲过去！”——随着呼喊，队伍像潮水一样，向前冲！向前……军警开枪了，机关枪先是冲天射击，而后就冲着人群扫射！埋伏在附近的军警像饿狼一样扑过来……
事后得知，军阀政府派了一个旅的兵力，还有警察。他们如狼似虎，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大开杀戒，并且围追堵截。工人们要摆脱军警的杀戮和围捕，可是，前面有敌人的机枪，后面无路可退。一部分工人开始向西边跑，往海河里跳。这下可惨了，敌人的机枪紧随其后，对着河水扫射……顿时，鲜血染红了海河！也有部分工人向东边跑，项瑞芝就在其中。这些人是幸运的。河沿街往东不远处有一个荐福庵寺庙，寺庙是一个印度人把门，印度人听到了枪声，也看到了军警在追捕工人，他一边打开大门，一边招呼工人进去躲避。等工人进去后他就将大门紧锁，无论军警如何砸门，他就是不予理睬。项瑞芝他们躲过了一劫。
“8。12”惨案有多名工人牺牲（10），伤者无数；还有500多人当场被捕。紧接着，敌人开始大搜捕。总工会委员长安幸生被捕了，学联负责人辛璞田被捕了，李培良也被捕了；还有贺志、沈玉山、姬兆生、司福祥……全都被捕了（11）！项瑞芝躲过了初一，可没躲过十五，在后来的大搜捕中，他也锒铛入狱。
在军阀的监狱里，被捕的工人挨个过堂，敌人逼问：谁是共产党？谁是工会负责人？还有谁是罢工的骨干分子？！为了保护其他的工友，纺织行业工会总代表姬兆生挺身而出，他自称是这次“闹事”的组织者和带头人，与他人无关。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逼他交代是不是共产党，上级是谁？姬兆生回答：我不懂嘛叫共产党，更没有什么上级，我们工人活不下去了才起来“闹事”，是你们逼的！又是一通毒打，姬兆生被打得昏死过去，敌人用凉水将他浇醒，把一张被捕工人的名单放在他面前，说：只要你指出谁是共产党，还有谁是领头的，马上就放了你。姬兆生回答：领头的就我一个，没有其他人……姬兆生一连被打得死过去三次，始终不改口。他的表现赢得了工友们的尊重！
项瑞芝被捕后同样是严刑拷打，敌人还往他鼻子里、耳朵里灌辣椒水，最终落下了后遗症。项瑞芝也是坚贞不屈，出狱后他主动与党组织联系，这位朴实的工人就是一门心思，永远跟着共产党！
对于安幸生来说，坐牢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在他暂短的一生中，竟7次被捕入狱。第一次还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0年，罪名是组织非法社团，宣传赤化（12）。安幸生的父亲安维礼是当地有名的开明人士，安家是西北乡（今北辰双口镇）数一数二的豪门大户。安维礼在家乡兴办新学，没成想，却把儿子培养成了共产党。这次入狱姐姐来探监，看到弟弟遍体鳞伤的样子姐姐竟哭成了泪人，她埋怨弟弟说：“你这是图的啥呀！咱家不缺吃不愁花，这不是遭罪吗？！” 安幸生回答：“光咱一家过好日子行吗？我们图的是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
安幸生说出了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心声。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们，不少人出身豪门大户。远的不说，像时任天津地委书记的李季达，他父亲就是四川巫山县的商人兼大地主；还有天津地委创始人于方舟，他家是宁河俵口村的大财主……可是，这些出身于豪门的革命者，为了祖国的强大，为了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宁可献出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13）！
经过夜以继日的拷问和“甄别”，有19名“嫌疑犯”被认定是共产党——安幸生、辛璞田、姬兆生、项瑞芝……这些人的名字已经上报最高当局，他们将被处以极刑！
柳暗花明 再创辉煌
翻开中国历史，整个1920年代就是军阀混战的年代。1925年11月，奉军在浙江与孙传芳开战，在京津地区与国民军开战。奉军在浙江一败涂地，国民军趁机进攻，很快就打到了杨村，兵锋直指天津。国民军总指挥冯玉祥向往革命，同情工人运动。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天津地委积极行动，决定配合国民军占领天津。地委派人与国民军取得联系，双方达成默契。国民军派刘格平（14）到天津协助工作。在刘格平的帮助下，天津总工会建立了武装纠察队；地委还在津南建立了“华北农民自卫军“。两支队伍遥相呼应，给李景林（15）造成了极大压力。奉军害怕后路被破坏，他们仓皇撤退，纠察队顺势占领督府衙门。由于奉军“走”得匆忙，以至于大量的枪支弹药都来不及带走，这些武器就成了纠察队的战利品。工人武装纠察队真正地武装起来了（16）。
12月25日，国民军进驻天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天津各界1万多人举行了欢迎仪式。第二天，被捕的政治犯被全部释放。安幸生等19位同志出狱后，每人都获得一枚“革命先锋”纪念章。
天津工人配合国民军占领天津有功，国民军感谢天津工人。趁此机会，天津地委就以总工会的名义与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兼驻津督办孙岳交涉，提出三项要求：一，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二，国民军与群众合作。三，与军阀、与帝国主义斗争。1926年元旦，天津总工会率先亮出牌子，办公地点也从私人住宅搬入位于东北角的大东旅社。紧接着，国民党天津市党部（17）也搬来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反帝同盟等进步团体都在大东旅社挂出牌子，公开活动。历史证明，国民军进驻天津期间，是民主革命时期政治环境最好的阶段。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可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天津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利用了这一大好时机，最大限度地开展革命活动——1926年1月初，天津总工会的《工人生活》恢复出版、《救国日报》复刊。1月中旬，天津总工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以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丑恶嘴脸。同时，工人夜校开学。1月21日是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地委组织纪念大会，大会在南市平安影院进行，天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全都参加大会，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赵世炎在会上讲话。会议结束前由地委妇女主任赵达同志教唱《国际歌》，这首全世界无产者的战歌，还是第一次在天津的公开场合唱响！1926年2月，天津地委组织“讨张（作霖）排日”大会；组织“反英讨吴（佩孚）”大会……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2.7大罢工”3周年纪念大会在天津召开。1926年3月，组织声讨“三.一八”惨案万人大会；组织“废约驱段（祺瑞）”请愿活动……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纪念大会在南市大舞台举行，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和中央特派代表谭平山同志出席大会，李大钊在会上做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演讲。国民军政府还派来军乐队以壮声色。
那段时间，各个进步团体都十分活跃，许多大中学校都开办红色讲座，编印革命刊物，进步学生入团。天津共青团员人数已从1924年的45人增长到174人。像南开学校、北洋大学、法政学校、省立一中等大中学校还成立了党支部。工会的势头最为强劲，会员人数快速增长，全市工会会员从1925年的1万7千人，增加到1926年的3万3千人。而且，还有10万工人与工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个数字占当时全市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对于天津的革命党人来讲，这是一个黄金时期。
逆境出击 夺取胜利
1926年3月，战端再起，奉系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国民军准备撤出天津。形势突变，天津地委对善后事宜做了安排——所有进步团体全部转入地下，原来在军阀政府留有底档的同志，和近期经常出头露面的同志统统转移，离开天津。江浩、安幸生等同志调南方工作，李培良（18）去北京；卢绍亭到陕西……
3月27日，奉军进入天津，督军褚玉璞一到任就实行反攻倒算！一些来不及转移的共产党人被捕，大批工会积极分子被工厂开除。白色恐怖笼罩津城，政治环境极度恶劣，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然而，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到，就在奉军进入天津的当天，街上就贴满了红色标语。一连多日，繁华地带都有人撒传单。传单的矛头直指军阀和帝国主义！
中央将一批新面孔陆续调到天津。其中有地委组织部长粟泽、宣传部长傅茂公（19）、工人部长靳子涛……这些同志到任后，与地委书记李季达一起分析了形势，大家一致认为，应该主动出击，打击军阀政府的气焰，重振天津的革命士气，地委决定再搞一次罢工斗争。
地委对前一段的工人运动做了总结，前段时间，英美烟草公司、恒源纱厂、乾昌地毯厂等多家企业搞了多次罢工斗争，结果不尽人意，成功率非常低，教训很多。为此，天津地委特地组织召开了“罢工经验教训总结会”。地委决心这次罢工要力保成功。罢工就选在北洋纱厂。地委提前做了安排：一，不搞全厂性的大罢工，而是从一个一个车间开始。二，条件也不能提得太多，只有一条，增加工资。而增加的幅度也不宜过大，当年北洋纱厂普通工人的工资是每天5角，这次要求增加到6角。三，从裕元纱厂抽调部分骨干，增强北洋纱厂工会的领导力量。
8月30日斗争开始，工会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资方置之不理，还派工头、厂警、地痞流氓到车间去威胁工人！按照计划，粗纱车间开始罢工。就在罢工的当天，资方勾结军警，将粗纱车间工人代表刘文秀等三人逮捕。并在厂里贴出布告，威胁说：如有怂恿罢工和领头者，一律逮捕法办！
按照地委的计划，如果粗纱车间的罢工不起作用，细纱车间就接着罢工，以此类推。可是，细纱车间工人代表李凤岐胆怯了，没有下达罢工命令，致使粗纱车间孤立无援，罢工陷入僵局。而且，资方正在酝酿新的反扑，罢工斗争再一次面临失败的危险！下班后，北洋纱厂工会负责人司福祥、郭起春等人赶紧去地委汇报。地委指示，罢工绝不能中途停止，细纱车间要更换工人代表，以做后援。马上安排摇纱车间罢工，并且要造出声势！第二天上午，摇纱车间开始罢工。摇纱车间在罢工之前即成立了党支部，郭起春是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工人们全都拿起“武器”——铁棒、榔头，一边敲打机器，一边高呼：“释放工人代表！增加工资！”摇纱车间规模大，工人多，敲打声和呼喊声震动了全厂！总经理吓坏了，以为一年前的“砸裕大”事件再次发生了。总经理赶紧将司福祥、刘元昌、郑广茂等6位工人代表请到经理室谈判，这时，两个罢工车间的工人围在办公楼下，大家高喊着：“别跟他们费话，不释放工人代表我们就砸机器，不涨工资就不复工！！”总经理吓得发抖了，向工人代表求饶：“赶紧让工人回车间，千万别出意外，你们的事好商量，好商量。”工人们不听那一套，继续示威！工人代表也抓住机会给总经理施加压力。
很快，三位工人代表被释放；资方答应给每位工人提高百分之十的工资。至此，北洋纱厂罢工取得胜利。
1927年6月，顺直省委在天津成立。同年8月，天津市委（20）书记李季达、组织部长粟泽同时被捕，随即牺牲。此后，天津的革命形势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解放后改名天津织布厂。
2，解放后改为国棉二厂。
3，解放后改名四新纱厂、国棉六厂。
4，两个厂于1930年代合并，解放后改为国棉三厂。
5，当时全厂共2700名职工。
6，裕大纱厂原为中资股份制企业，后因向日本东拓公司借款，最终无法按期归还，按照借款协议约定，东拓公司遂接管企业。
7，1925年7月初，上海英国轮船公司将“昌生”、“顺天”等四艘轮船开往天津。借以破坏“五卅运动”。为粉碎其阴谋，中共天津地委专门成立了海员罢工委员会，此次罢工持续了3个月。
8，资料来自扶轮中学校史。
9，“五卅惨案”之后，上海日资纱厂关门停工，致使工人饥寒交迫。
10，确切数字说法不一，当时《大公报》记者曾专门做过调查，纱厂工人和附近居民反映，死者有近40人。而据警察说，死者仅有一人，是“裕大”工人王鹤鸣。还有资料记载是20多人，始终没有定论。
11，裕大纱厂工会负责人项瑞成因头天被军警打伤，而未参加请愿活动。
12.“五四运动”之后，安幸生与于方舟等人组织“新生社”，并编印《新生》杂志。安幸生于1927年11月被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25岁。
13，于方舟于1927年11月在河北玉田被捕，1928年2月牺牲，时年28岁。
14，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军邀请共产党人到军中担任职务。这些共产党人在国民军中发现和培养了许多积极分子，刘格平就是其中之一。他时任国民军营长，后加入共产党。
15，时任直隶督军，镇压工人运动的刽子手。
16，工人武装纠察队存在的时间很短，原因是国民军的两面性。国民军毕竟是军阀，当革命没有触及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倾向革命；反之，他们就惧怕革命。孙岳认为工人掌握武装对他是个威胁，所以，他主政天津后就收缴武器，解散了纠察队。
17，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国共合作，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央指示：“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就是共产党人帮助建立的；党部的负责人大部分由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担任。当时国民党为公开“合法”的政党，而共产党则是非法的“洪水猛兽”。因此，在大革命时期，天津地下党的许多重要活动，不得不借用国民党的牌子和群众团体的名义，以做掩护。
18，后担任北京市委书记，1931年在北京病逝。
19，后化名彭真，1927年李季达牺牲后接任天津市委书记。
20，顺直省委成立后，中共天津地委改称天津市委，李季达为省委宣传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牺牲时年仅2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