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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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大庆之际，我将发生在我父母身上的真实事情讲出来，以纪念那些先烈，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代，我年仅十七岁的父亲，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天津市地下党的工作。他的上级和直线领导姓金，是朝鲜族人，公开的身份是照相馆老板，在河东区大直沽开了一间“金记照相馆”。那里是他们的联络点，他们经常在那里开会、活动，宣传群众。
后来，有一个叫“蔡辉”的人，被捕后叛变了。金老板得到消息，在他转移前，找到我父亲，跟我父亲说，他们是单线联系，叛徒并不了解我父亲是不是中共党员，因为在某些活动中见过面，肯定会被怀疑，遭逮捕，只要提前做好准备，到时候咬住牙，什么也不承认，就不会有事。将来危险解除后，可以去北平东城区的红绒绳胡同找组织。根据金老板的指示，我父亲立即把党证和《共产党宣言》等材料装在两口相扣的铁锅里，埋在了房间的地下，外表没留任何痕迹。（那个地方，后来被日本人建了军事仓库，这些东西再也没有办法找到了。）
金老板转移后不久，我父亲就被捕入狱了。他在敌人的刑讯室里，把各种酷刑都尝了个遍，包括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但他始终咬紧牙关，挺了过来。
他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敌人又没有证据，加上我母亲的大哥（我的大舅），出面找关系托朋友通融，敌人只好释放了我父亲。
敌人不死心，还想放长线，钓大鱼，暗地里派了不少的特务，监视我父亲每一天的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实际上失去了自由。
我父亲很急切地想找到党组织，自己又不能脱身，就委托我母亲帮他去找。这是我母亲第一次出头，为自己的丈夫去寻找党组织。
我母亲，一个娇小弱女子，不顾自己身怀有孕，带着我的大哥（那年他三岁多）做掩护，以探亲找人为理由，到了北平东城区。怕引起怀疑，又不能声张，按我父亲告诉她的地址，没有打听到“红绒绳胡同”，只好无功而返。不幸的是，我的大哥染上了当时很厉害的传染病，回津后不久就不治身亡。没有完成任务的失望和失去爱子的悲痛，一下子击垮了我的母亲，使我的二哥在娘胎里发育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出生后不足月，就夭折了。为帮我父亲，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以后，每当提及此事，她都懊悔不已！
随着时局的变化，日本人的入侵，取代了国民党对天津市区的控制。没有人跟踪监视了，我母亲的身体也慢慢地恢复了，他们的日子相对安稳了一些。一年多以后，我的大姐出生了。在大家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个小生命带来的喜悦时，为营救我父亲出监狱，我大舅找过的那个朋友，找到我大舅说：“红帽衙门，又在通缉过去沾过共产党边的人，快让妹夫躲一躲。”我大舅就烦这个朋友，把我父亲送到了海河边上的大连码头，给大把头李鸿升磕了个头，就被他们藏在轮船底层的货仓里，带到了大连。
我父亲由大连辗转辽宁、吉林各地，最后到了长春，投奔了我的舅姥姥家，在他家开的包子铺里帮忙、打工安身。因为舅姥姥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我父母的婚事，才跟自己的姐姐闹翻了，闯关东到了长春。他们对我父亲的到来，很反感。遭人嫌弃，让我父亲很为难，他捎信给我母亲，告知自己的困境，我母亲只好带着我的大姐立即赶了去。东北的冬季很冷，我母亲怕冻着女儿，将女儿的下半身，装在了自己的棉裤裆里，路上被我大姐给尿湿了，我母亲都没舍得把女儿拿出来，就这样湿着，一直坚持焐到我舅姥爷家，才换下来。
我大姐身上，集中了我父母的优点，长的和我母亲一样漂亮，头脑和我父亲一样聪明，她的嘴很甜，很得舅姥爷、舅姥姥的喜爱。这不但没有改变他们对我父亲的看法，反而更让他们觉得，这个女婿不配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不久后的一天，住在附近的同情我母亲的邻居，偷偷地跟我母亲说，最近不要让我父亲一个人单独出门，我母亲不理解，在她的深究下，知道了是我的舅姥姥私下里把我父亲卖了华工。知道了真相，我母亲和她的养父母，也就是她的舅父母，据理力争。在都不能妥协的情况下，我母亲最后只好选择了陪我父亲离开那里，去闯荡生活。从那时起，我母亲和自己的养父母再无相见。其实，我母亲跟我说及此事时，更多的是依恋、不舍和无奈！没有向我传递“憎恨”。我的母亲总是觉得，是自己的亲妈的滥赌，伤害了自己的养父母！
在寒冷的长春的街头上，徘徊着三口人的身影。他们急需一个能安身的地方，可人地生疏的他们，不知道谁能帮助他们。这时，有个好心的人，看他们实在太可怜了，尤其是那个依偎在他们怀里的孩子，露在外面的脸被冻的红红的。就告诉他们，在东大街上，东大桥的附近，有一座两层建筑的房子，是个油坊。楼下是工坊，白天有人工作，楼上有住房，可没有人敢去住，是远近闻名的“鬼屋”，一直闲置着。好心人告诉我父母，前不久，天气还没冷时，一个自称胆大的流浪汉，跟别人打赌，去那里住了不到一宿，被半夜里的动静，吓得跑了出来，那以后，更没有人敢在夜里在那里停留。
听了这样的介绍，我父母的心里也没有底，但这天寒地冻的天气，迫使无处可归的他们，为了怀里的孩子也要去试一试。
他们找到油坊的主人，同时也是经营者和榨油工，跟他说明了一家人的处境，提出租住他的闲房的要求，只是希望他缓几天再收租金。油坊的主人魏老伯，很同情他们，也再次地跟他们说了房子的事。表示，如果他们能镇住妖魔，平安地住下来，证明他们三口人里，一定有大富大贵之人，那他们就可以免费的住下来，不收他们的租金。可一但有个什么意外，由我父母自己承担，他概不负责。听了魏老伯的话，我父母很高兴，对魏老伯千恩万谢了一番。然后，就打扫出一间房子，住了下来。
经历了屈辱、寒冷、劳累的一天，这一夜，一家三口人都睡得很沉，很香甜，什么动静都没有有感觉到，直到第二天早上，魏老伯来油坊工作，才把他们吵醒。魏老伯问他们可好？我大姐乖巧地拉着魏老伯的手，一边道谢，一边替父母回答“我们一宿睡得很好！”魏老板很是惊讶！就更加认定这三个人之中，一定有贵人。不但能镇住妖邪，也会给自己的生意带来好处。他更加高兴地答应让我父母和我大姐，长期免费的住在这里。天亮以后，好多的邻居街坊，借打油买酱的机会，前来打探消息。这些人里，包括了介绍他们来的好心人，也有那个赌输了的流浪汉。一时间，消息传的很远，自然给油坊带来了想不到的好处。
一天的喧哗结束了，一家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放松了下来。到第二天晚上，睡得就不像第一天那样沉了。首先是我母亲，她在半夜里听到了响动，她轻轻地叫醒了我父亲，后来连我大姐都惊醒了。我大姐卷曲在我母亲的怀里，紧紧地抱着母亲，不让我母亲起身冒险去一探究竟。
咚、咚、咚，时紧时慢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寒夜里，显得格外地瘆人。我母亲一边安抚着女儿，一边小声地跟我父亲说，在传说中的妖魔鬼怪，是行动无声、来去无踪的，这声音肯定不是它们弄出来的。说着，她把女儿推给丈夫，鼓足勇气，披衣下床，悄悄地走到房间门口，慢慢地把门推开了一条缝。忽然，一只硕大的老鼠，从门前跑过，关里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老鼠。
这个老鼠的尾巴上，粘着一个大坨坨，跑过楼梯时，那个坨坨，就像是个鼓槌，敲在楼梯上，发出咚咚咚的响声，很像是人的脚步声。一家三口人，从一开始的惊讶，到后来的惊奇，再到释然无疑。说来也怪，从那天以后，一家人，再没有被它吵醒过，他们的生活渐趋艰苦的平淡。
到了春天，乍暖还寒。
这一天，突然接到从天津传来的消息，说我的奶奶病重，想自己的孙女儿，整天念叨着孙女儿的名字。我父亲决定他自己先回天津看望奶奶，就去买了一张到天津的火车票，登上了回天津的火车。
上车后，我父亲怕把自己的 长衫弄脏、弄破，就脱下来，放在布包里，挂在自己头顶处的车厢衣帽钩上。他一路上都注意看着自己的包裹，后来太困乏了，不知怎么就打了个盹儿……在火车离开一个小站，启动时发出的“咣当”一声，我父亲猛然睁开眼睛，抬头一看，自己的包裹不见了。他紧张地四处张望，看到有人手指向车厢外，向他示意。这时火车已经动了，车门已关上。我父亲根本来不及细想，打开车窗，就跳了下去，尽管刚启动的车速很慢，他的腿还是被路基上的道钉一类的东西划伤了一个口子，流了好多血。我父亲带着伤，赶紧爬起来寻找。
本来就是个小车站，上下车的人不多，火车开走了，人也就没有几个了。没有走的人，都被我父亲的举动惊到了，大家都用疑惑好奇的目光看着我父亲。听了他的述说，大多数人都表示了同情，大家说，他不该下车，小偷可能还在车上。这时，说什么都晚了，望着火车远去的方向，我父亲满脸的沮丧，包裹没有了，长衫和良民证也就没了，不能去天津了。怎么办？好心的众人，得知我父亲的火车票还在，就一起央求小车站上的站长，将余程的票价，换了一张回程到沈阳的车票，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父亲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小腿上的伤口，就登上了返程的火车。
等上了车，坐稳了，车开了，冷静下来的父亲，突然察觉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从关里到关外的火车，路过普兰店时，所有的乘客都必须下车，盘查身份，检查行李，通过后再重新登车。像我父亲当时的样子，一身的短打扮，没有行李包裹，没有良民证，小腿上还有伤，是根本通不过检查的，而且那结果一定是很悲惨的，就是不会当场遇害，也会被抓起来送华工。
正在我父亲焦急万分，进退两难之时，有一位经常往返此地，做旧服装生意的人，他也是在那个小站上的火车，耳闻目睹了我父亲被骗的事，非常同情我父亲，就主动表示，他可以帮助我父亲过此难关。
他先让我父亲在他的旧衣服包里，找一件合适我父亲穿的长衫，我父亲穿上后，就显得干净整齐了，也遮住了小腿上的伤。然后他告诉我父亲，每次帮他运货的人，今天家里有事，没能来，他觉得这次货不多，自己担的动，就没有再找别人，现在正好让我父亲顶上这个角色，充当一把他的伙计。因为两个人的火车票，显示的上车点和目的地是一样的，所以不会引起怀疑。他嘱咐我父亲，一句话都不要说，担着货物，紧跟在他身后即可，所有的盘查，都由他来应付。老天有眼哪！托这个大贵人相助，我父亲有惊无险地过了这一关。
到了沈阳，出了站，这个大贵人，让我父亲看着货担，他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送给我父亲一张沈阳到长春的火车票，他把我父亲穿的长衫也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对恩人千恩万谢后，才转身进站上车。
一路惊心动魄的经历和憋屈，让我的父亲精疲力竭，腿上的伤也发炎了，他在长春站下车出站时，已是深夜，正下着大雨。那一天，我母亲在家里，一直心惊肉跳坐立不安的，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晚上睡不着，就点着油灯，缝补衣服。我父亲发着烧，在大雨中，他恍恍惚惚地被一个亮点引导着回到了家。
听到门响，我母亲下楼打开门，看到浑身湿透，显得非常狼狈的丈夫，又是吃惊，又是心痛。忙问我父亲，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婆母的病情怎么样了？……？我父亲一句话也不说，进了屋，在我母亲的帮助下，脱下来湿衣服，躺下，就昏睡了过去。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躺了二十多天，请民间的郎中把脉，说他得了“加气伤寒”，因为没有钱去医院，只能靠着我母亲每天喂他喝些姜糖水，维持生命。总算是我母亲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父亲的命大，他终于醒了过来。
我父亲将自己的这段遭遇，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听后，一句埋怨的话都没说，只是好言相劝。在我母亲的精心护理下，我父亲的精神和身体慢慢地恢复过来。
不久后的一天，我的大姑父带着我的表哥表姐，从天津来了长春，住在了我父母这里，他们带来了我奶奶已经去世的消息，说她老人家咽气前，一直念叨着我大姐的名字。是我大姑料理的老太太的后事，然后，她带着我的爷爷和我的老叔去了张家口宣化一带，投奔了在我父亲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的我的二叔，我二叔当时在八路军的兵工厂里工作。
事已至此，伤心懊悔也没用了，只有打起精神活下去。我大姑父把两个孩子交给我父母后，就一个人走了，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来接他的孩子们，那年十三四岁的大表姐，表示要留在自己的舅妈身边，哪也不去。这样，我大姑父只带着我的表哥回了天津。
那段年月里，为了生活，我母亲带着孩子们去讨饭，我父亲从事过多种工作，还卖过杂面条，最后才谋得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在一个木材加工厂里，当消防员兼记账员，一直坚持到苏联红军进长春。
那时，八路军也来了，他们的驻地，就在我母亲他们住的附近。有一位叫王一诚的八路军的股长，听我母亲说话的口音不是当地人，就主动的问她是哪里人？怎么来的东北？并向她宣讲了，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我母亲在确定了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后，心里非常激动，向王一诚介绍了自己丈夫的大概情况，及她为丈夫第一次找党失败的经过。王一诚听了我母亲的话，立即让我母亲把我父亲找回来。我母亲第二次为自己的丈夫寻党，成功了！
我父亲回来后，和王一诚一见如故，可见到自己的同志了，我父亲向王一诚倾述了自己多年来的遭遇和委屈。王一诚他们一直在部队里，从事公开的对敌斗争，很理解我父亲这些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同志。他要求我父亲，在当时局势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先不要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这样作用会更大一些。接着，王一诚带我父亲，去见了部队里保卫部的领导林秉一，在他们的推荐下，我父亲去了道东派出所里任职，所长是王一诚，我父亲协助他工作，一直到内战爆发。
苏联红军撤出长春，将长春移交给了国民党的军队驻防。八路军也退出了长春，并且立即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局势变化紧急，林秉一他们在撤退前，将帮助部分家属转移的任务，交给了没有暴露身份的我父亲，说好了，等完成任务后，再去找部队。那时，我母亲怀着我二姐，正要临盆，我父亲帮助那些家属转移后，又等我二姐降生。这时，前方传来的消息是，林秉一、王一诚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解放四平的战役，在四出四进的攻坚战中，大量的干部、战士牺牲了，我父亲再一次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解放后，1949年底，我父母回到了天津，进了当时的北洋纱厂做工人。1956年公私合营后，我父亲参加了厂里的工会工作。
他们觉得自己的历史是清白的，在我母亲的鼓励下，我父亲如实地向党组织汇报了自己入党、脱党；找到党、再脱党的经历，得到了党组织给予的“一般历史问题”的结论。这是我父亲，在我母亲的鼓励下的第三次寻党。
正是因为此，天津市建立党史馆后，就经常邀请我父亲和一些在天津从事过地下党工作的同志，到党史馆，提供他们当年所经历过的事迹和知道的人物。我父亲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之余，从事工会的宣传工作，他根据自己的经历，编写了《金记照相馆》《巧渡普兰店》《逃出长春》等故事，给工人们宣讲。我记事以后，我父亲经常带我去天津党史馆，第一、第二工人文化宫，在那里，我见过当时人们只能在收音机里听到过声音的评书大家。我父亲在1958年荣获“宣传模范”奖章。
文革中，造反派别有用心的给我父亲戴上“逃亡地主”、“隐瞒历史十九年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关进“牛棚”里。在那里，他被造反派打折了两根肋骨，并于1968年11月被遣送回原籍农村，随遣的有我母亲和我的两个未成年的妹妹。我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躲开了此一劫，我已下乡去了内蒙古，后来，为了照顾年老体衰的父母，我以农民的身份迁回了原籍农村，一直到1971年第一次给我父亲落实政策，才恢复了我的知青身份，也给我的两个妹妹补办了知青身份，最后到1979年，第三次落实政策我父母带着我的老妹回了天津市，而我和我的三妹，因为已跟当地农民结婚了，被安置到了当地的国营农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