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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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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2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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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夫寻党

黄琪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大庆之际,我将发生在我父母身上的真实事情讲出来,以纪念那些先烈,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代,我年仅十七岁的父亲,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天津市地下党的工作。他的上级和直线领导姓金,是朝鲜族人,公开的身份是照相馆老板,在河东区大直沽开了一间“金记照相馆”。那里是他们的联络点,他们经常在那里开会、活动,宣传群众。

   后来,有一个叫“蔡辉”的人,被捕后叛变了。金老板得到消息,在他转移前,找到我父亲,跟我父亲说,他们是单线联系,叛徒并不了解我父亲是不是中共党员,因为在某些活动中见过面,肯定会被怀疑,遭逮捕,只要提前做好准备,到时候咬住牙,什么也不承认,就不会有事。将来危险解除后,可以去北平东城区的红绒绳胡同找组织。根据金老板的指示,我父亲立即把党证和《共产党宣言》等材料装在两口相扣的铁锅里,埋在了房间的地下,外表没留任何痕迹。(那个地方,后来被日本人建了军事仓库,这些东西再也没有办法找到了。)

   金老板转移后不久,我父亲就被捕入狱了。他在敌人的刑讯室里,把各种酷刑都尝了个遍,包括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但他始终咬紧牙关,挺了过来。

   他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敌人又没有证据,加上我母亲的大哥(我的大舅),出面找关系托朋友通融,敌人只好释放了我父亲。

   敌人不死心,还想放长线,钓大鱼,暗地里派了不少的特务,监视我父亲每一天的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实际上失去了自由。

  我父亲很急切地想找到党组织,自己又不能脱身,就委托我母亲帮他去找。这是我母亲第一次出头,为自己的丈夫去寻找党组织。

   我母亲,一个娇小弱女子,不顾自己身怀有孕,带着我的大哥(那年他三岁多)做掩护,以探亲找人为理由,到了北平东城区。怕引起怀疑,又不能声张,按我父亲告诉她的地址,没有打听到“红绒绳胡同”,只好无功而返。不幸的是,我的大哥染上了当时很厉害的传染病,回津后不久就不治身亡。没有完成任务的失望和失去爱子的悲痛,一下子击垮了我的母亲,使我的二哥在娘胎里发育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出生后不足月,就夭折了。为帮我父亲,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以后,每当提及此事,她都懊悔不已!

   随着时局的变化,日本人的入侵,取代了国民党对天津市区的控制。没有人跟踪监视了,我母亲的身体也慢慢地恢复了,他们的日子相对安稳了一些。一年多以后,我的大姐出生了。在大家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个小生命带来的喜悦时,为营救我父亲出监狱,我大舅找过的那个朋友,找到我大舅说:“红帽衙门,又在通缉过去沾过共产党边的人,快让妹夫躲一躲。”我大舅就烦这个朋友,把我父亲送到了海河边上的大连码头,给大把头李鸿升磕了个头,就被他们藏在轮船底层的货仓里,带到了大连。

   我父亲由大连辗转辽宁、吉林各地,最后到了长春,投奔了我的舅姥姥家,在他家开的包子铺里帮忙、打工安身。因为舅姥姥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我父母的婚事,才跟自己的姐姐闹翻了,闯关东到了长春。他们对我父亲的到来,很反感。遭人嫌弃,让我父亲很为难,他捎信给我母亲,告知自己的困境,我母亲只好带着我的大姐立即赶了去。东北的冬季很冷,我母亲怕冻着女儿,将女儿的下半身,装在了自己的棉裤裆里,路上被我大姐给尿湿了,我母亲都没舍得把女儿拿出来,就这样湿着,一直坚持焐到我舅姥爷家,才换下来。

   我大姐身上,集中了我父母的优点,长的和我母亲一样漂亮,头脑和我父亲一样聪明,她的嘴很甜,很得舅姥爷、舅姥姥的喜爱。这不但没有改变他们对我父亲的看法,反而更让他们觉得,这个女婿不配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不久后的一天,住在附近的同情我母亲的邻居,偷偷地跟我母亲说,最近不要让我父亲一个人单独出门,我母亲不理解,在她的深究下,知道了是我的舅姥姥私下里把我父亲卖了华工。知道了真相,我母亲和她的养父母,也就是她的舅父母,据理力争。在都不能妥协的情况下,我母亲最后只好选择了陪我父亲离开那里,去闯荡生活。从那时起,我母亲和自己的养父母再无相见。其实,我母亲跟我说及此事时,更多的是依恋、不舍和无奈!没有向我传递“憎恨”。我的母亲总是觉得,是自己的亲妈的滥赌,伤害了自己的养父母!

   在寒冷的长春的街头上,徘徊着三口人的身影。他们急需一个能安身的地方,可人地生疏的他们,不知道谁能帮助他们。这时,有个好心的人,看他们实在太可怜了,尤其是那个依偎在他们怀里的孩子,露在外面的脸被冻的红红的。就告诉他们,在东大街上,东大桥的附近,有一座两层建筑的房子,是个油坊。楼下是工坊,白天有人工作,楼上有住房,可没有人敢去住,是远近闻名的“鬼屋”,一直闲置着。好心人告诉我父母,前不久,天气还没冷时,一个自称胆大的流浪汉,跟别人打赌,去那里住了不到一宿,被半夜里的动静,吓得跑了出来,那以后,更没有人敢在夜里在那里停留。

   听了这样的介绍,我父母的心里也没有底,但这天寒地冻的天气,迫使无处可归的他们,为了怀里的孩子也要去试一试。

   他们找到油坊的主人,同时也是经营者和榨油工,跟他说明了一家人的处境,提出租住他的闲房的要求,只是希望他缓几天再收租金。油坊的主人魏老伯,很同情他们,也再次地跟他们说了房子的事。表示,如果他们能镇住妖魔,平安地住下来,证明他们三口人里,一定有大富大贵之人,那他们就可以免费的住下来,不收他们的租金。可一但有个什么意外,由我父母自己承担,他概不负责。听了魏老伯的话,我父母很高兴,对魏老伯千恩万谢了一番。然后,就打扫出一间房子,住了下来。

   经历了屈辱、寒冷、劳累的一天,这一夜,一家三口人都睡得很沉,很香甜,什么动静都没有有感觉到,直到第二天早上,魏老伯来油坊工作,才把他们吵醒。魏老伯问他们可好?我大姐乖巧地拉着魏老伯的手,一边道谢,一边替父母回答“我们一宿睡得很好!”魏老板很是惊讶!就更加认定这三个人之中,一定有贵人。不但能镇住妖邪,也会给自己的生意带来好处。他更加高兴地答应让我父母和我大姐,长期免费的住在这里。天亮以后,好多的邻居街坊,借打油买酱的机会,前来打探消息。这些人里,包括了介绍他们来的好心人,也有那个赌输了的流浪汉。一时间,消息传的很远,自然给油坊带来了想不到的好处。

   一天的喧哗结束了,一家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放松了下来。到第二天晚上,睡得就不像第一天那样沉了。首先是我母亲,她在半夜里听到了响动,她轻轻地叫醒了我父亲,后来连我大姐都惊醒了。我大姐卷曲在我母亲的怀里,紧紧地抱着母亲,不让我母亲起身冒险去一探究竟。

   咚、咚、咚,时紧时慢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寒夜里,显得格外地瘆人。我母亲一边安抚着女儿,一边小声地跟我父亲说,在传说中的妖魔鬼怪,是行动无声、来去无踪的,这声音肯定不是它们弄出来的。说着,她把女儿推给丈夫,鼓足勇气,披衣下床,悄悄地走到房间门口,慢慢地把门推开了一条缝。忽然,一只硕大的老鼠,从门前跑过,关里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老鼠。

   这个老鼠的尾巴上,粘着一个大坨坨,跑过楼梯时,那个坨坨,就像是个鼓槌,敲在楼梯上,发出咚咚咚的响声,很像是人的脚步声。一家三口人,从一开始的惊讶,到后来的惊奇,再到释然无疑。说来也怪,从那天以后,一家人,再没有被它吵醒过,他们的生活渐趋艰苦的平淡。

   到了春天,乍暖还寒。

   这一天,突然接到从天津传来的消息,说我的奶奶病重,想自己的孙女儿,整天念叨着孙女儿的名字。我父亲决定他自己先回天津看望奶奶,就去买了一张到天津的火车票,登上了回天津的火车。

   上车后,我父亲怕把自己的 长衫弄脏、弄破,就脱下来,放在布包里,挂在自己头顶处的车厢衣帽钩上。他一路上都注意看着自己的包裹,后来太困乏了,不知怎么就打了个盹儿……在火车离开一个小站,启动时发出的“咣当”一声,我父亲猛然睁开眼睛,抬头一看,自己的包裹不见了。他紧张地四处张望,看到有人手指向车厢外,向他示意。这时火车已经动了,车门已关上。我父亲根本来不及细想,打开车窗,就跳了下去,尽管刚启动的车速很慢,他的腿还是被路基上的道钉一类的东西划伤了一个口子,流了好多血。我父亲带着伤,赶紧爬起来寻找。

   本来就是个小车站,上下车的人不多,火车开走了,人也就没有几个了。没有走的人,都被我父亲的举动惊到了,大家都用疑惑好奇的目光看着我父亲。听了他的述说,大多数人都表示了同情,大家说,他不该下车,小偷可能还在车上。这时,说什么都晚了,望着火车远去的方向,我父亲满脸的沮丧,包裹没有了,长衫和良民证也就没了,不能去天津了。怎么办?好心的众人,得知我父亲的火车票还在,就一起央求小车站上的站长,将余程的票价,换了一张回程到沈阳的车票,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父亲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小腿上的伤口,就登上了返程的火车。

   等上了车,坐稳了,车开了,冷静下来的父亲,突然察觉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从关里到关外的火车,路过普兰店时,所有的乘客都必须下车,盘查身份,检查行李,通过后再重新登车。像我父亲当时的样子,一身的短打扮,没有行李包裹,没有良民证,小腿上还有伤,是根本通不过检查的,而且那结果一定是很悲惨的,就是不会当场遇害,也会被抓起来送华工。

   正在我父亲焦急万分,进退两难之时,有一位经常往返此地,做旧服装生意的人,他也是在那个小站上的火车,耳闻目睹了我父亲被骗的事,非常同情我父亲,就主动表示,他可以帮助我父亲过此难关。

   他先让我父亲在他的旧衣服包里,找一件合适我父亲穿的长衫,我父亲穿上后,就显得干净整齐了,也遮住了小腿上的伤。然后他告诉我父亲,每次帮他运货的人,今天家里有事,没能来,他觉得这次货不多,自己担的动,就没有再找别人,现在正好让我父亲顶上这个角色,充当一把他的伙计。因为两个人的火车票,显示的上车点和目的地是一样的,所以不会引起怀疑。他嘱咐我父亲,一句话都不要说,担着货物,紧跟在他身后即可,所有的盘查,都由他来应付。老天有眼哪!托这个大贵人相助,我父亲有惊无险地过了这一关。

   到了沈阳,出了站,这个大贵人,让我父亲看着货担,他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送给我父亲一张沈阳到长春的火车票,他把我父亲穿的长衫也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对恩人千恩万谢后,才转身进站上车。

   一路惊心动魄的经历和憋屈,让我的父亲精疲力竭,腿上的伤也发炎了,他在长春站下车出站时,已是深夜,正下着大雨。那一天,我母亲在家里,一直心惊肉跳坐立不安的,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晚上睡不着,就点着油灯,缝补衣服。我父亲发着烧,在大雨中,他恍恍惚惚地被一个亮点引导着回到了家。

   听到门响,我母亲下楼打开门,看到浑身湿透,显得非常狼狈的丈夫,又是吃惊,又是心痛。忙问我父亲,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婆母的病情怎么样了?……?我父亲一句话也不说,进了屋,在我母亲的帮助下,脱下来湿衣服,躺下,就昏睡了过去。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躺了二十多天,请民间的郎中把脉,说他得了“加气伤寒”,因为没有钱去医院,只能靠着我母亲每天喂他喝些姜糖水,维持生命。总算是我母亲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父亲的命大,他终于醒了过来。

   我父亲将自己的这段遭遇,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听后,一句埋怨的话都没说,只是好言相劝。在我母亲的精心护理下,我父亲的精神和身体慢慢地恢复过来。

   不久后的一天,我的大姑父带着我的表哥表姐,从天津来了长春,住在了我父母这里,他们带来了我奶奶已经去世的消息,说她老人家咽气前,一直念叨着我大姐的名字。是我大姑料理的老太太的后事,然后,她带着我的爷爷和我的老叔去了张家口宣化一带,投奔了在我父亲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的我的二叔,我二叔当时在八路军的兵工厂里工作。

   事已至此,伤心懊悔也没用了,只有打起精神活下去。我大姑父把两个孩子交给我父母后,就一个人走了,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来接他的孩子们,那年十三四岁的大表姐,表示要留在自己的舅妈身边,哪也不去。这样,我大姑父只带着我的表哥回了天津。

   那段年月里,为了生活,我母亲带着孩子们去讨饭,我父亲从事过多种工作,还卖过杂面条,最后才谋得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在一个木材加工厂里,当消防员兼记账员,一直坚持到苏联红军进长春。

   那时,八路军也来了,他们的驻地,就在我母亲他们住的附近。有一位叫王一诚的八路军的股长,听我母亲说话的口音不是当地人,就主动的问她是哪里人?怎么来的东北?并向她宣讲了,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我母亲在确定了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后,心里非常激动,向王一诚介绍了自己丈夫的大概情况,及她为丈夫第一次找党失败的经过。王一诚听了我母亲的话,立即让我母亲把我父亲找回来。我母亲第二次为自己的丈夫寻党,成功了!

   我父亲回来后,和王一诚一见如故,可见到自己的同志了,我父亲向王一诚倾述了自己多年来的遭遇和委屈。王一诚他们一直在部队里,从事公开的对敌斗争,很理解我父亲这些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同志。他要求我父亲,在当时局势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先不要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这样作用会更大一些。接着,王一诚带我父亲,去见了部队里保卫部的领导林秉一,在他们的推荐下,我父亲去了道东派出所里任职,所长是王一诚,我父亲协助他工作,一直到内战爆发。

   苏联红军撤出长春,将长春移交给了国民党的军队驻防。八路军也退出了长春,并且立即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局势变化紧急,林秉一他们在撤退前,将帮助部分家属转移的任务,交给了没有暴露身份的我父亲,说好了,等完成任务后,再去找部队。那时,我母亲怀着我二姐,正要临盆,我父亲帮助那些家属转移后,又等我二姐降生。这时,前方传来的消息是,林秉一、王一诚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解放四平的战役,在四出四进的攻坚战中,大量的干部、战士牺牲了,我父亲再一次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解放后,1949年底,我父母回到了天津,进了当时的北洋纱厂做工人。1956年公私合营后,我父亲参加了厂里的工会工作。

   他们觉得自己的历史是清白的,在我母亲的鼓励下,我父亲如实地向党组织汇报了自己入党、脱党;找到党、再脱党的经历,得到了党组织给予的“一般历史问题”的结论。这是我父亲,在我母亲的鼓励下的第三次寻党。

   正是因为此,天津市建立党史馆后,就经常邀请我父亲和一些在天津从事过地下党工作的同志,到党史馆,提供他们当年所经历过的事迹和知道的人物。我父亲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之余,从事工会的宣传工作,他根据自己的经历,编写了《金记照相馆》《巧渡普兰店》《逃出长春》等故事,给工人们宣讲。我记事以后,我父亲经常带我去天津党史馆,第一、第二工人文化宫,在那里,我见过当时人们只能在收音机里听到过声音的评书大家。我父亲在1958年荣获“宣传模范”奖章。

   文革中,造反派别有用心的给我父亲戴上“逃亡地主”、“隐瞒历史十九年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关进“牛棚”里。在那里,他被造反派打折了两根肋骨,并于1968年11月被遣送回原籍农村,随遣的有我母亲和我的两个未成年的妹妹。我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躲开了此一劫,我已下乡去了内蒙古,后来,为了照顾年老体衰的父母,我以农民的身份迁回了原籍农村,一直到1971年第一次给我父亲落实政策,才恢复了我的知青身份,也给我的两个妹妹补办了知青身份,最后到1979年,第三次落实政策我父母带着我的老妹回了天津市,而我和我的三妹,因为已跟当地农民结婚了,被安置到了当地的国营农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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