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一座城

宋安娜

我的父亲宋祝勤生于1915年3月1日，于2015年3月10日阖然长逝，人生整整百年。从1949年天津解放直至他去世，在长达66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与天津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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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5日，天津经历29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获得解放。作为平津战役中与北平和平解决方式完全不同的武力解放方式，人民天津的新生命是在炮火硝烟和鲜血中诞生的。

1948年12月上旬至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共一百万人，联合投入了平津战役，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国民党守军南逃西窜的通路，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在12月下旬连克西头的新保安、张家口。在新保安歼灭傅作义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一万五千余人，12月22日在张家口歼敌第十一兵团部和第一〇五军5.4万余人。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当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1月14日，解放军以强大兵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东北野战军集中5个纵队22个师34万人和1260门大炮，在刘亚楼指挥下，经过29个小时激战，于1月15日攻克了这座坚固设防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天津国民党守军10个师13万人全部被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国民党天津市长杜建时被俘。

新年前，远在河北省霸县的胜芳镇突然来了许多人，南腔北调，穿军装的和不穿军装的，每个人脸上都绽开着胜利的喜悦。将要进入天津的干部们奉命在胜芳集结，接收前的各项工作有序展开。就在1月15日清晨，几辆大卡车开过来，干部们迅速聚拢过来，兴高采烈地爬上车。人太多了，卡车严重超员，人们前腔贴着后背，但都毫不在意。父亲就挤在这些人里边，他的身边是个大高个儿，身形魁梧。卡车开动了，车身一摇晃，那个大高个儿就挤得他喘不过气来。但是，父亲顾不上这些，他身上背着天津市人民政权的大印，手里紧握着一只德国造小平面手枪。那把手枪是他抗日打鬼子时缴获的，一直带在身边，他想引吭高歌，有多少歌要冲出喉咙。

父亲那年34岁，身材高挑，相貌英俊，鼻梁因青春而笔直，双目因阅历而炯炯。他虽然只有34岁，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或率领战士们冲锋陷阵，或活跃于乡镇推动解放区政权建设，亦文亦武，是个成熟的革命者了。此刻，他爬上的卡车正在向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出发。就在此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解放过这样大的工商业城市，亦没有管理这样大的工商业城市的经验，而父亲，被任命为接管天津的先遣队负责人、天津市人民政府秘书处秘书主任。

市委书记、军官会主任黄克诚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就当前战争形势、进城接管的各项政策做了分析和部署，使大家更加胸有成竹。党组织还给秘书处派来了十几个年轻人。他们大多来自蒋管区，大学生或中学生，思想活跃，热情高，34岁的父亲反倒成了老大哥。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很快就编印了一本《接管手册》，帮助接管干部了解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组织状况。

接管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印刷天津市人民政府第一号布告——宣布新政权建立和市长、副市长就职。可是，父亲带着人跑遍了胜芳、独流、杨柳青，却找不到会搞石印的人。后来，有人告诉他苏桥有位老人有这个手艺，因为战争，石印机已经坚壁起来了。父亲喜出望外，连忙派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刘瑞岐去苏桥，还给他配了一匹大白马。刘瑞岐找到了那位老人，老人听说天津就要解放了，要给新天津新政府印布告，高兴地刨开冻土，取出石印机，专门制了一块版，一号布告印制出来了。大白马在冬日肃杀的荒野上疾驰，马蹄声如战鼓，多年后还在父亲的心中回响。

大卡车向天津进发。道路坑洼不平，卡车颠簸着艰难行进。到了杨柳青，车队被被迫停了下来。从这里往天津的道路破坏严重，卡车无法前进。组织上当即成立了一个进城接管的先遣队，父亲担任负责人。他率领队员下了车，排成一字队形，疾步行军，朝着天津进发。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行进中，父亲发现，不远的地方也有一支长蛇队伍，与他们方向相反，迤逦而行，个个衣衫褴褛，蓬首垢面，原来那是被我军押解的战俘，刚刚从天津战场下来。大家更加斗志昂扬了。

父亲率队从西营门进入天津城区。那时，天色已然黄昏，但见西营门附近被我军摧毁的敌人工事里，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士兵的尸体。他们经南马路、罗斯福路到大沽路，一路看见凡埋有地雷的地方，我军都画了白圈，示意人们不要踩到地雷。路过中原公司（现百货大楼老楼），对过一家书店被炮火击中，熊熊大火仍在燃烧。

作为接管国民党市政府的天津市人民政府人员，父亲是第一个走进戈登堂的。那已是午夜时分。这栋曾经的英租界工部局、曾经的国民党市政府，威严的城堡式建筑已经空无一人，里边漆黑一片，父亲感觉它“沉寂得像大战之后的沙场”，连他短促的发令都会在悠长的楼道尽头引起回声。他们在楼道里席地而眠。父亲身上穿的棉衣，他“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做的了，只记得在解放石家庄时拆补过，已经在战火中沾满泥污，袜子也是土布做的”。就这样席地而眠。大楼里，有豪华的办公室，有宽大的皮沙发，而他们，就这样席地而眠，就这样等待着一个属于人民的黎明。

第二天一早，天津市人民政府第一号布告就贴在了大街上。华北人民政府委任黄敬为天津市市长、张友渔为副市长；宣布“际兹军事管制时期，肃清蒋帮残匪，建立革命社会秩序为首要之任务；仰各界人民严格遵守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各安生业，不得自相惊扰”。父亲站在戈登堂二楼原国民党市长杜建时的办公室，推开窗户向下望去，布告前聚拢了许多市民，大战之后，城市多么渴望它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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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第一座解放的特大工商业城市。从陕北的山沟沟、河北的高粱地里走来的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管理好、建设好这个特大城市呢？

天津解放一周之后，新生的政权就邀请六十多位工人代表召开座谈会。黄克诚、黄敬主持，父亲是参加人之一。当时处于战后状态，为防止国民党特务和散兵游勇的骚扰，会场四周由军管会布置了严密的警卫。六十多个工人都是在解放天津战役中护厂队的领导和积极分子，大家就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奸商粮煤投机倒把、救济灾民等问题畅所欲言。工人们谈得很具体，问题解决也都落到实处。棉纺六厂变电站被炮弹击中不能生产，工人失去生活来源。黄敬市长立即安排救济，七八天之后，该厂军代表即带领技术人员来厂与工人一起抢修，半个月后恢复了生产。有个老工人家住西营门外，没有公共汽车，上班步行两个小时，下班还要步行两个小时。市领导当即接受意见，会后部署了工人新村的建设。先建成了中山门工人新村，随后又在唐家口、王串场、吴家窑、丁字沽、西南楼，共建了7处工人新村，并开通了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

黄敬市长在座谈会开始时说，国民党反动派从1927年把我们共产党人逼入农村，逼到地下，我们长期不能与大城市工人兄弟公开见面。今天天津解放了，我们回到大城市，回到工人阶级的家里，与工人同志们一起，共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新天津。他还说，今天这个会，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安排的，会后还要立即向毛主席汇报开会情况。

这天是1月22日，此时党中央尚在西柏坡。天津召开的第一个工人代表会，天津的工人们想什么、说什么，即将进入北平的党中央在倾听……

天津解放之初，房产租赁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大问题。租房的，有人盼望能像农村土改那样将住房分为己有，有人幻想搬进豪华的洋房，还有人不再缴纳房租；房主们顾虑重重，有的怕被扫地出门，有的不收房租也不修房了，还有的干脆躲藏起来。新生的政权立即意识到这个问题解决的如何，不仅关乎各个阶层、千家万户的利益，也影响到已经解放和尚待解放的城市，于是，市政府决定首先开展对这一问题的政策研究。

父亲接受任务时，既没有实际经验，也缺乏可以借鉴的成熟做法。他带领着研究小组深入到街道、里巷，座谈访问，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档案材料，基本上摸清了天津私产房屋占有和租赁关系现状。同时，他组织大家读书，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认识到房屋租赁关系是一种商品买卖关系，不存在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不论房租多少，还始终是已经存在的先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转让。于此，研究小组拿出了私产房屋租赁的天津解决方案。1951年3月6日，经由天津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市政府颁布了《天津市私人房屋租赁暂行条例》。条例细致到规定了租金的计算方式，还附有三个附件：《关于建筑房屋等级、耐用年限、计租房价、平均折旧金一览表》《房屋新旧程度计价标准表》《私人房屋租赁租约式样》。这是特大城市最早就房屋租赁制定的法律文本，条例与附件如此具有操作性，即便是在今天，也不能不令人惊叹。

1949年末到1950年初的几个月里，父亲带领一个工作组，深入到黄家花园耀华里、松寿里等里巷，就城市管理怎样才能落实到基层进行试点。当时的初步设想是，城市的居民组织与解放区的农救会、妇救会相似，由居民自愿参加，主任、委员都是尽义务，这就是居民委员会最初的“思想雏形”。让父亲惊喜的是，解放后的妇女热情很高，积极参加，先以十几户为一个居民小组，选举出居民代表；由居民代表会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委员7至9人；再由居民委员会选举产生主任1人、副主任2人。居民委员会内设有：治安、调解、文教、卫生、公益救济、妇女等工作组。试点建立的居民委员会，给居民办了大量有益的实事。总结试点经验，父亲起草了《天津市各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办法》，正式提出居民委员会为居民自治组织，明确了组织原则和办法。1950年7月21日，市政府颁发的《天津市各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办法》正式实施。建立居民委员会实施城市的基层管理，这在全国是首创。

提着德国造平面手枪去接管国民党市政府的父亲，睡在戈登堂水磨石地板上等待那个属于人民的黎明的父亲，就这样与他那一代共产党人一起，开始了管理特大工商业城市的新征程。他参与主持了市郊土地改革运动，民主建政，推动区级与基层政权建设，私立医院的改造和首届普选及第一步宪法的宣传。他一直在市政府和市直机关领导岗位上供职并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市政府向第一至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一至九届（七、八届除外）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都是由他主持起草的。可以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前行足迹，他都烂熟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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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被誉为天津环保事业的奠基人。1975年3月，刚刚从“牛棚”出来的父亲受命主持天津市环境保护办公室的工作，当时称之为“试工”。办公室借用了三间半屋子，几张办公桌大家挤着合用，却要面对严重的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父亲首先抓环保队伍的建设。在他主持下，先后组建了环保科学研究所（后改为环科院）、环境保护监测站（后改为环境监测中心）和各区、县环保办（环保局）。父亲像当年抗日打鬼子时那样，和他的同事们确定了七句话的主攻方向：围歼一大害——烟尘污染，保护两条河——海河、蓟运河，利用三大堆——钢渣、碱渣、铬渣，改造七个行业——电镀、染化、造纸、皮革、印染、农药、食品，治理十种毒物——汞、酚、氰、砷、铬、镉、氯、氟、硫、苯，防治四大企业新污染——化学纤维厂、石油化工总厂、化肥厂和大港发电厂，控制渤海的污染。工作千头万绪，突发事件频仍。记得那几年父亲特别忙，以至于家庭会话中都充斥着七句话中那些陌生的词汇，“三四苯并吡”是致癌毒物这个知识，我就是在那个时期知晓的；而我家的饭桌也在那个时期充满了期待，期待着银鱼紫蟹重返蓟运河。

1974年春天，汉沽农民引用蓟运河水浇灌麦田，麦子不仅迟迟不返青，而且大片大片地枯萎，原来是天津化工厂次氯酸钠污染了蓟运河，致使4.7万亩小麦受害，2.8万亩颗粒无收，成为当时震惊全国的污染事件。父亲对此事倾注全力，果断决策，采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形式，组织了中科院和天津市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几百位专家、学者进行了“多兵种的科研大会战”，攻关、论证，查找原因，实施治理。1976年唐山大地震，宁河、汉沽地下供水管道大多断裂，水成了蓟运河畔上百万人民的命根子。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化验，蓟运河水质完全适于农田灌溉，有些地区，河水还成了灾民的救命水。这场大会战进行了八年，其间父亲调离环保岗位，但当他得知蓟运河污染的治理终于完成时，他喝了酒。酒宴摆在我家的餐桌上。父亲没有喝酒的习惯，但他珍藏着两瓶茅台，一瓶留着儿子娶媳妇，另一瓶，他为蓟运河开启。

父亲是天津市人民政府第一位发言人。

1981年9月，时任天津市市长的胡启立非常重视采取多种方式向人民进行宣传动员工作，提议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决议，建立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并决定父亲为市人民政府发言人。据我查阅档案，这是市政府首创新闻发布制度，而父亲，是市政府的第一位发言人。经历“文革”磨难，父亲已经白了头发，他就顶着这一头白发，就市政府的重要工作部署，举行记者招待会，通过新闻媒体向全市人民宣传。有些重大决策问题，他就请来市长或其他领导同志出席，通过发布会向全市人民直接对话。

翻看父亲当年发布的新闻稿，犹如走进那个年代。从1981年5月21日到1982年6月25日，父亲共举办了22个记者招待会。那是改革开放最初的日子，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百业复生，国家经济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艰难的转型，人们的思想逐步开放，空前活跃，八面来风。 虽然那时候的生活条件还相当艰苦，但人们对未来充满着瑰丽的想象，朝气蓬勃地去创造新生活。

父亲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主题几乎涵盖了天津全部社会生活。

比如节水抗旱，召开了4次会议：1981年6月1日“关于节水抗旱工作答记者问”；8月22日“胡启立市长就节水抗旱答记者问”；9月1日“保护海河水源”；1982年4月22日“进一步发动群众搞好节水保水工作”。那时，天津水源严重缺乏，市民有“自来水腌咸菜”的尬论，直至后来在李瑞环市长主持下实施引滦工程，才解决了天津的用水问题。

又比如安置待业知识青年就业，召开了两次记者招待会：1981年6月5日“关于发展集体、个体服务业”和同年8月20日“关于工人退休退职有关问题答记者问”。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天津市于下半年在工业、交通、基建、财贸、文教等15个单位进行了试点，从1979年1月起，全市普遍开始执行。执行两年多，到1981年5月底，全市有二十多万工人退休、退职，招收了19多万名子女参加工作。根据贯彻情况，市政府认为办法有利于工人队伍的更新，有利于解决知识青年就业问题，遂作出《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几项规定》。父亲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市人民宣讲这几项规定，逐一回答了记者就“退休、退职人员补差”“子女就业途径”等群众关心的问题。

再比如安置震灾居民住房，召开了两次记者招待会：1981年7月2日“关于拆除临建棚和分配住房的几个问题答记者问”、1981年10月29日“宣布由市区迁入新住宅区仍享受市区待遇”。拆除临建棚是天津城市建设的一件大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天津遭到重挫，住宅震毁十之有七。市民为了避震，几乎在所有空地包括马路主干道两侧搭建了“临建棚”，多达23万多间，暂居上百万居民。地震后至1981年冬，经政府加紧修复原住房，部分居民搬了回去，但仍有5万多临建棚，10多万人居住，城市面貌仍极度混乱。1981年6月，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年内拆除临建棚，市政府也就此颁布实施办法，市、区都成立了工程指挥部，时任副市长李瑞环亲临一线指挥，预定年内完成任务。临建棚很简陋，要拆除很容易，开动机器即可一扫而光，要紧的是将灾民住房安置好。要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妥善安置11万人的住房，拆除马路、公园、操场上5万多临建棚，是极其复杂艰巨的任务，能否完成，不少人缺乏信心。但市政府的领导，特别是主管这项工作的李瑞环副市长，决心大，信心足，亲自周密部署，动员全市各级领导带头，党政军民齐出力。市政府对解决市民住宅困难是否重视，除组织力量继续加速修复被地震破坏的住房外，还加紧建造新住宅，当年就计划竣工220万平方米。已经修复的居民高高兴兴搬回故居，未修复的和特殊困难户，暂时安置在新住宅内。在年底全部完成拆除临建棚和安置灾民的工作，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市民欢欢喜喜过新年。父亲7月2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稿就是经李瑞环同志审阅修正过的。

我有一张1982年4月23日市政府记者招待会的老照片。由天津日报摄影记者陈则云拍摄，是天津日报农村部记者张顺成送给我的，他就是当年会议的一位与会者；从照片看，会场布置十分简朴，主席台与记者席呈“丁”字型， 横着的一排是领导席，市委书记、市长李瑞环居中，他左手边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刘晋峰，右手边是我父亲。会议由我父亲主持。竖着的一排是记者席，记者们对面而坐，一边六位，大约是12位。照片说明文介绍了那天出席招待会的有新华社、人民日报、天津日报等地方和中央新闻单位。从照片看，会场气氛轻松活跃，几位记者面带笑容。父亲手扶老花镜似乎正在读发言稿，李瑞环则两肘拄住桌面，小臂交叠，上身微微前倾，以逸待劳。虽然说明文没有注明会议的主题，但看得出，会议的主角正是这位天津的主政人。

父亲举办的22个记者招待会，时间间隔非常短，可以说是密集。比如1981年、1982年3月20日发表了关于扎扎实实搞好义务植树的谈话，同月22日就针对搞好企业财务检查工作答《天津日报》记者问，间隔只有一天。又比如1981年9月29日宣布了市政府“由市区迁入新住宅区仍享受市区待遇”的政策，转天，也就是同月30日又就“七项专业干部业务职称评定问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再比如1981年12月17日发布了“关于举办市第五届运动会的谈话”，转天，也就是同月18日，又就新年、春节市场供应问题答记者问。这样巨大的工作量，终于压垮了父亲的身体，他不得不停止工作，入院手术。

父亲的生命与天津息息相关，天津的进步又赋予了父亲新的机遇：大病之后出任第一任市政府咨询委员会主任。

1984年9月，由李瑞环市长倡导，市政府决定成立天津市政府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由退居二三线的老干部为主，结合老教授、老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组成，被人们称为“三老”的机构，相当于市政府的一个智囊团。咨询委委员由市政府聘任，任期两年，从第四届起改为任期三年。首届委员123名，第二届162名，第三届197名，至1995年4月第五届，有委员和名誉委员三百余人。每位委员都是义务服务，实际上是一支高智慧义工队伍。父亲出任第一、二、三届主任，主持工作近8年。咨询委直接受市长领导，自成立起至1989年10月李瑞环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止的五年多，父亲是在李瑞环同志领导下工作，之后的两年，是在聂璧初市长领导下工作。

咨询委是特殊历史时期的新事物。父亲在他的著作《从政文录续卷》中记录了咨询委成立大会上李瑞环的讲话。李瑞环同志说：“ 我们党由建党到现在，由建国到现在，经过了多少曲曲折折。我们许多同志，确实可以说，在他们身上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这是党和人民付出了许多代价换来的，是我们付出了许多学费换来的，是走了很多弯路，甚至是惨痛地付出了许多生命代价换来的。一生（历史）的经验、教训集中到这批人身上。”他还说：“知识这东西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社会性，人类的知识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经历获得的，而是整个社会实践获得的。马克思主义讲实践，是社会的、人类认识的实践。老同志们的经验、知识，应当说是一个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经验、知识的集中。另一特性是继承性。如果不承认继承性，我相信不管多么高明的人和科学家，也会一事无成。基于前者，我们主张开放，学习国外先进科学知识经验。基于后者，我们从来不割断历史，要传承丰富历史财富。”这便是天津市政府成立咨询委的思想基础。

咨询委成立后，中央很重视，认为是在新老干部交替的新情况下探索退下来的老同志如何发挥余热的新道路，几次来电话询问情况。1986年12月，咨询委成立两年后，市政府向中央写了报告，总结了取得的初步成果，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组成智囊群体为台上同志‘补台’，天津老干部老专家老有所为，秉公直言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为题进行了报道。

咨询委成立后，开篇之作是综合治理天津交通。参加调查研究的有原公安局副局长宋振錂、原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墨义、高级工程师孔庆荣和王广甲、研究员贺照和盛继勤、教授苏驼、孙景芳等8位委员和有关部门十余人。经咨询委提出研究报告草案，李瑞环同志亲自召开会议讨论、修改，而后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父亲在会上作了说明。1985年8月7日，市政府颁布了《关于综合治理城市交通的决定》，从宏观角度提出天津城市交通的治理方针和战略目标，以及综合治理的主要措施，为现代化交通建设描绘了美好蓝图。依照这个决定，逐步建成了“三环十四射”的公路网，配以地铁，天津站铁路枢纽改造工程和张贵庄机场扩建工程相继完成，构成和扩大了天津对外开放的交通格局。决定实施3年后，李瑞环说：“这几年天津城市交通建设成就很大，进展很快，这与市政府咨询委老同志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襟河枕海的天津当年却是个吃鱼难的城市，市区居民每人每月定量供应半斤水产品。1985年初，李瑞环同志提出“ 奋战三年解决人民吃鱼难”的号召。咨询委组织原二商局局长于成海、原南开区区长张永三、原农委副主任侯明凡、原粮食局局长刘丕显、原工商局副局长赵鸿儒、原汉沽区委书记张玉和与石汝梅7名老同志深入调研。他们与市区县水产部门相结合，深入产供销各个环节，科学论证，制定措施。经咨询委研究，向市政府提出了《实现苦战三年基本解决我市人民吃鱼难的调查报告》。李瑞环同志亲赴郊区考察报告中提出的建立商品鱼基地等措施的可行性，召开会议研究，并指示咨询委与水产局制定了《天津市“七五”期间发展水产品的规划（草案） 》因地制宜海、淡并举，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国营、集体、个人一起上。经过水产部门和有关单位及广大渔民的共同努力，4年后，也就是1988年，全市城镇人口人均占有水产品已经突破19公斤，达到了营养学家公认的理想营养构成。

1989年3月，咨询委举行第三届换届会议。李瑞环同志在会议上说：“咨询委每年向市政府提供四五十件调研报告和建议，大部分被市政府和有关部门采纳，为市政府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你们的功绩将载入史册。”

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离休了。离休以后的他专心著书。他思维敏捷，遣词造句一丝不苟。他翻阅大量史料，进行逻辑梳理和理论上的提炼升华。20年间，他陆续出版了《从政文录》（上下卷）《太行烽火纪事》和《从政文录续卷》《武南抗战史记》。由于父亲参加了不少市政府的重要领导活动和决策工作，他的书以原生态的方式记录了新天津前进的脚步，其中大量深入的社会调查、大量真实的数据，已经成为天津城市史宝贵的史料。

记得父亲95岁那年，有一个周末，我去看他，他的房门紧闭。我喊他，他在屋里高声回答：“别吵，我跟小窦写书呢！”小窦是谁？我推门探进头去，看见他们两个人确实在写书。父亲口述，患了青光眼的他已经基本失明；另一个正在伏案记录。这另一个就是被称为“小窦”的人了，却是位80岁的老者。“小窦”叫窦连英，天津解放初期与父亲一起工作，那时才二十郎当，故为“小窦”，在父亲口中，他这一“小”就小了六十多年。就是这个奇妙的耄耋搭配，帮助父亲完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两本书：《武南抗战史记简续》《晋冀鲁豫边区首府冶陶镇》。

父亲的一生，枪林弹雨中能够侥幸；吃糠咽菜能够幸存；蒙冤受屈、肉体与精神承受双重酷刑而能坚持生命的尊严；及近暮年，先有心脏病围追堵截，后有癌症风刀霜剑咄咄相逼，如此绝境却能奇迹般地进行了生命突围并直至百岁，在他那一辈人中，是何等的幸运，而最幸运的，是他能将自己的大半生的生命之光投入一座城市的生命底色，在城市的生长历程中镌刻上自己的生命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