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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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淅沥沥的雨脚，恰似天公穿针走线，山里的天无端让肌肤一寸寸变凉，两个孩子蜷缩在老屋的角落贪婪地吮吸着双手。大娘掀起黄绿相间的绸子，直生生地看着这两个愣娃，哥哥叫袅儿，弟弟叫海儿，她疲惫的身躯依靠在大房的第四根柱子上。
“娃儿，干啥呢，跟娘进屋”
“娘，俺和弟弟捉虫子呢”。
我自小在三叔家长大，家里真正的面目本不应该言说，枯树坑，麦秸、碎木屑、柴火下的一日三餐养育了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三叔家里的冻疮久久未曾褪去，四季几经轮回，山里的音琴弹出了愁的滋味。三叔被县医院查出了胃癌，婶婶一个人蹲在医院的墙角整整哭了一天，等婶婶回到病房的时候，三叔早已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回家，两个人的皱纹插在了千里之外的大山，让几句听不懂的方言拐走的所剩无几。
“娃儿，要念书哩”
“俺也没有啥事，光给旁人添乱”
“哈哈病（不好的病），没有办法”。
三叔回来的那一晚，我随父亲一同去看望，用蛇皮袋子紧装的大红枣被搁在大厅里，父亲原用方块大的屏幕小手机打了几通电话，询问城里的大姑看有什么办法治三叔这病，每打一次都喝一口酒，酒在喉咙里不曾咽下，一滴一滴落在地上，我偷偷地砸着泥巴，眼泪塑成了一尊父亲的雕像。
三叔终究没有熬过秋天，按老人们的说法，“你三叔上辈子积福哩”，等我去看三叔的时候，脸上依旧斑驳，抗癌药让他瘦成了方丁，婶婶把三叔生前仅有的一套西装叠放在棺材里，三叔的“老衣”是黑色的，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将光和热深埋，生命的旅馆从此打烊，他摇摇晃晃，从未站稳。出殡的那天，我的两个弟弟站在大山里叫喊着，他们在呼唤他们的爹爹，借着一束月光看照父亲 ，用年少的泪守护心里的苍茫。几年后，山里的光景依旧没有什么变化，一动不动的山脊杂乱无章，金色麦浪收成甚微，人们的根须和眉骨迎着风落下。俺爸听收音机一个劲的跑了好远，找到了地里劳作的三婶，“袅儿娘，上面要下来扶贫了”，
“啥叫扶贫？俺咋不清楚哩”，
“哎，就是让咱生活变好呢”。三婶属于地里的牛，一身黄衣，她只相信自己。
“唉，那要等到啥时候去呢”。
夜晚来临，县扶贫工作人员重重的敲门，一行四人和父亲交谈，父亲的声音粗，声线长，经年累月的大麻烟让他时有气喘和咳嗽。我像半个隐士，躲在角落里听到父亲说的最多的是三叔三婶的名字，他们随父亲去了三婶婶家。三婶摘的果子太酸涩，在半秋，谁的心又何尝不酸呢？至少，三婶没有哀念。扶贫队和三婶交谈了好久，临走的时候我们拉着叔叔的手，好像日暮秋风吹过，却捎来江南春色。影子打在欢愉和青瓦浅笑的村庄，我从远在他乡的城市回来，在路上遇见了好久未见的婶婶，他的手中捧着赤霞举过我的头顶，将旷野上的万里山河浸染的红灿灿。
婶婶告诉我，“还是政策好，还是扶贫政策好，给俺找了一个这么好的活，婶婶给建筑队做饭，厨房全是自动化机器，可给俺省力啊”。炽热的唇红在天地间留下了深情的印记，我随婶婶到家，两个弟弟朗诵着课文：
人，天地人。
明，日月明。
婶婶的母亲精选着山花椒，几袋子的花椒被打包成小盒，由县政府派快递公司来收购，定期把钱转给农户。山菊花，山蘑菇，花椒，苹果让西山披上了五颜六色的裙，我看了看天际，一低头就默默流下了泪。在外上学的日子，我时常面对着家乡的位置，给父亲一通电话，十之八句便是我的婶婶，听父亲说婶婶开春的时候，除过每天去建筑队做饭，还成了一位乡村网红，她用自己的手勺和油盐酱醋行走在人世间，一次又一次打开手机后，点击屏幕，婶婶晶莹的泪珠洒落幸福之渊，当我不经意间祝福婶婶的时候，她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着，“扶贫，脱贫好”。婶婶用自己柔弱的双手推开了脱贫的大门，轻薄的生命架起了幸福之桥 。
灯光会切开回山的沟壑，我有幸找到骨肉间的棱角，那些脱贫的人，那些脱贫的国家注定知暖人间又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