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世海
网站用户
我家大嫂蔡玉英今年81岁了，在娘家做闺女时候，兄弟姐妹就多，她是老大。后来隔了一条沭河嫁到我们老荆家，妯娌排行中她还是老大，比我母亲也就是她的小六婶还大一岁。我四五岁时候尚且不知一些家族辈分儿高低，曾懵里懵懂跟随了几个老侄子一起去给她磕头拜年，刚穿上的新棉裤跪了她炕前小侄子拉的一泡鲜屎，乐得她差点笑岔气儿，给了我一块糖，梆梆硬很甜。
大嫂和我母亲那一代人生于战火纷飞，灾荒饥饿中长大，她们前半生一直是在贫穷的围困中左冲右突。我母亲早年去世了，大嫂每想及我母亲就眼泪汪汪的。
大嫂说，她吃过公社大队食堂，那时候各家各户都把所有粮食全部毫无保留地送交集体大食堂。都实心眼儿，公社指示怎样做大家就怎样做，不折不扣，没谁哪怕私自留下一把黄豆炒了当零嘴儿。吃食堂一日三餐现成的，加班加点干活还给加餐，你个人私藏粮食干啥呢？没觉悟。
到饭点儿了，大人小孩欢聚一堂，喜气洋洋过年似的，白面馒头猪肉白菜汤管够，还会有大坛子老烧酒搬上来，那光景现在想来还像做梦。只是这梦一样的日子没过了多久，食堂米面渐少，也就渐渐只做些瓜瓜菜菜汤汤水水的了，而且开始按大人小孩不一样的定量发放饭菜票。坚持到最后缸空大锅净，要啥没啥了，大食堂也就歇菜散伙了。偏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啥的，庄稼不等收获就烂在了地里，甚至连柴禾都没得烧。有的婶子大娘都把陪嫁过来的厨柜箱子劈了烧火，清水煮野菜、树皮，最后是花生皮、玉米芯，吃得脸皮浮肿睁不开眼睛拉不出屎来，以至饿死人。最先饿死的多是一些大个子“车虎子”。这些“车虎子”都是最棒的青壮劳力，一天天勒紧腰带喝稀的，把粮食留给老人孩子吃，他们个子大饭量也大，不顶饿，往往最先饿倒了。那时家里婆娘做饭，一锅粥往往要分三等吃法，老人孩子吃稍稠一点的，干重活的男人喝稀的，婆娘们最后也只喝些涮锅水了。
大嫂说，那些“车虎子”推车送粪，在相对平坦的半里路以内，保证路上不掉粪，送粪2.5立方米，堆好、再用土遮盖严实别让风干了水分散失了肥效，就能挣全工日10个工分；上岭爬坡3里以内，送粪0.7立方米也能挣全工日；热伏天送粪比其他季节送粪每天多2个工分。那时一天10个工分也就几分1毛钱的事儿。
大嫂还说，“车虎子”手中的独轮小推车解放前都是独木轮的，推起来“吱喽吱喽”响，也叫“叫耳子”，有“檀木轴，枣木耳，不响不叫不好使”的说法，村里人用它运麦上场送粪下地，逢年过节就用它接闺女回娘家，推着媳妇去赶集。解放战争时期，村里人就推着这小推车支援前线，运送粮食弹药，救送伤员，都跟着部队走，几个月不回家。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家家户户的铁锅、鏊子等铁家把什儿几乎全都砸碎炼钢铁，甚至把床柜什么的倒腾到路上修轱辘马道大公路。小推车不够用，有那金贵木料结实柜子就被锯掉腿儿，按上四轮用来运送铁矿石。
大嫂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26岁那年嫁给大哥的，婚后第二天就下坡地拾柴禾去了。她念念不忘婚前头一回来婆家，婆婆从当老师的三大爷家借了半瓢白面包饺子，饺子包出来，却又没柴烧。大哥悄悄绕到屋后把房顶屋草扒拉下来一大抱，总算凑合着煮熟了饺子。大嫂嫁过来，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坡地里看能不能捡到一些柴禾。
婚后第四年，大哥因病去世。当时，大儿子不满3岁，小儿子不满1岁。大嫂只拼死拼活挣工分，养活两个孩子。
那时候，各大队的生产任务和劳力使用均由公社统一调度安排，采用军事编制，有模有样设置营、连、排，遇有根治淮河修水库等大工程就大兵团作战。平常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管理，把土地、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由公社而大队按人口平均下拨给各生产小队。生产小队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设小队长、小副队长、妇女队长、会计、保管、种地技术员等领导干部，生产经济独立核算。种植计划当然也是由公社根据国家计划分配到大队，再由大队分到小队，咱们社员只管出力挣工分就是了，省心。
那一阶段，劳动所得按“人七劳三”原则分配，也就是在上缴公粮留足种子粮之后，将集体所剩口粮的十分之七按人口人均分配，另十分之三就按工分分配了。工分不够的人家需交钱补足工分，没钱买工分的人家也便不能在这个“劳三”里分一杯羹了。这样以来，劳力多的人家可谓“余粮户”，人口多劳力少的人家也就成了“缺粮户”。1963年推广“四小管理”，也即小段计划、小组作业、小段包工定额和小段检查验收，调动了社员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上去了，人们过了一段好日子。但1966年到1970年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只讲在工时间，死工死记。记工按时间、评工看个头儿、标工也就有了亲疏远近。多干脏活、累活可加临时工分，俗称“口里红”。可是，再怎么“口里红”也比不过“革命造反派”挣得工分多。
虽然尚且一穷二白贫困落后，但新中国社会主义大家庭充满活力和温暖，在探索中艰难奋进。大嫂孤儿寡母，生产队照顾她在“余粮户”和“缺粮户”之间吃“平均杠儿”。但所谓“余粮户”也都吃不饱的，吃“平均杠儿”自然还是要挨饿。大嫂时常眼睁睁看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饿得哭，也就时常不顾一切找吃的。
她跟我母亲一起东凑西借了40元钱，找了个走亲戚的借口跟生产队请一天假，天不亮就推了独轮车北行16里地去赶招贤镇大集，各买50斤黄豆，再去罗米庄大油坊，把黄豆兑换了豆油和豆饼。再马不停蹄夜行百八十里山路到天亮，赶去沂水县的姚店子大集卖掉豆油豆饼，可从中拢共赚得5块钱，能买两麻袋地瓜干儿，掺了野菜树叶够吃一阵子的。就这样披星戴月北上南下，还要尽快赶回家，下地干活，担心队长数落她们逃避生产劳动呢。实在走不动了才坐下歇口气，就着山泉水吃个煎饼。有一回半夜里刚在一面山坡坐下，忽听荒山野林传来几声狼嚎，两位年轻的母亲登时没了筋疲力尽的感觉，推车狂奔，那一刻她们多么盼望能够听到哪怕一声狗的吠叫。
这样一单生意也顶多青黄不接的时候做一回，这可是投机倒把啊，一旦被逮着开会批斗，事儿就大了。大嫂更多时候只瞅空捉忙赶集卖花线（插花刺绣的彩线儿）。
大嫂不识字，但从小心灵手巧，喜欢绣花。早在为闺女的时候，她就给自家一个老姑做绣品。老姑是一女货郎，走村串户赶大集兜售针头线脑、梳子、篦子以及姑娘出嫁的纺绣用品等。老姑给巧手侄女提供面料花线等原料，用来绣制枕头套、鞋垫、鞋头儿（一种缝在布鞋上的古老精美的绣品饰物，比如小孩穿的老虎头鞋头儿，姑娘们穿的喜鹊登枝、花开富贵之类图案的大花鞋鞋帮儿）。大嫂做这个活儿每天能挣两毛多钱，后来嫁给大哥生了儿子，就把这活儿撂下了，这个活儿实际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大嫂赶集卖花线，每次花三五块钱从娘家老姑那儿相关渠道批发过来一小包花线秘密兜售。裹着花线的小包掖在腰里抻抻衣角就盖住了，别人一般看不出端倪。大嫂就悄悄靠近那些大闺女小媳妇，小声耳语把她们约至集市僻静角落，使她们花几分钱就能买得心想梦想的几缕七彩花线，缠缠绵绵长长短短扯了满心窝子甜甜蜜蜜，给心上人儿绣个烟荷包儿鞋垫儿什么的，准备一些多情的嫁妆。
每年端午节前夕，是大嫂花线最畅销的时候。按我们当地传统风俗，村里女子要绣制裹有艾草的美丽香荷包，用花线串连了桃核什么的，以备端午节的早晨挂在家人的脖子上。要给孩子系结花线做成的“手脖儿”、“脚脖儿”，这都确保平安吉祥长个儿的辟邪之物，要一直佩戴到六月发大水才能剪下来丢到河里，据说这些“手脖儿”“脚脖儿”也都会变了长虫带了所有一切不吉祥的阴晦之气随水而逝。手头宽泛的人家还要给孩子缝制五毒兜兜，上绣蚰蜒、长虫、蜈蚣、蝎子、蜂，穿在身上可保五毒不侵。这当口儿大嫂卖花线，有时赶一趟集能赚5毛钱。
一次，大嫂正兜售花线之时被一个管理集市的领导同志抓了个现行，当场没收了小包袱，那个领导同志还上纲上线宣布大嫂犯了这一条犯了那一条，把大嫂吓得浑身乱抖，哆嗦着两手比量着说自己守寡拉扯两个孩子，从这么大一丁点儿拉扯到这么一丁点儿大，断顿了，就去婶子大娘家借个地瓜窝头，去娘家拿几个煎饼，还去离家远些再远些的山里要过饭，孩子上学了连支铅笔都买不起……还又压低声音说，俺娘家是咱沭河西岸的爱国公社，俺跟吕鸿宾是亲戚呢，如若不信，你去打听打听。那个领导同志听罢，愣愣怔怔地把小包袱还给了大嫂。
吕鸿宾那可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曾在1948年的秋天就组织带领村里老少爷们成立互助组，那是咱们沂蒙山区的第一个互助组。接下来又成立了咱们山东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力促进发展农林牧副渔，让大伙儿吃上饱饭。大嫂记得，当时的主要农作物有谷子、糁子、黍子、稷子、高粱玉米小麦地瓜花生。后来引进了“胜利百号”地瓜、大马牙玉米、多穗高粱、红秃头小麦等优良品种，并且开始引种插秧栽水稻了。还把老木犁改良成双铧犁，小推车的独木轮也改成了胶轮的，用起来轻便多了。过去小麦亩产百八十斤顶天了，遇上旱天颗粒无收。但是爱国公社在吕鸿宾的带领下，兴修水利旱涝保收，小麦亩产千余斤，鲜地瓜能够达到亩产两千余斤呢，上好的水田水稻亩产突破两千斤。
吕鸿宾农业生产贡献大，被称为“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带头人”、“农民思想家”，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并代表新中国农民出访许多国家。他穷苦出身识字不多，但在1952年出访苏联参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地场儿的时候，留心观察思考，随时随地记录，次年出版了13余万字的《吕鸿宾访苏日记》，并在在这本书里，提出了社会主义集体化要打破“大锅饭”的思想理念。而在后来“大跃进”运动中，他首先向中央写信反对浮夸风。《人民日报》曾头版头条配发《种植计划必须实事求是》的社论，专题报道吕鸿宾他们因地种植的先进模范事迹。七十年代末，吕鸿宾又根据“以产定工（解决多劳多得的问题），五业平衡（解决合理报酬的问题）”的劳动管理办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创造性地量化“三统五定一奖罚（公社对大队实行统收、统支和统盈亏核算制，对小队实行定人员、定生产任务、开支定费用、劳动定报酬、利润定上交、超额者奖反之罚）”的劳动定额管理，将农活分门别类极尽详致地给以“定质、定量、定工、定时”，尽最大可能标准明确，谁干得多，谁干得少，谁干得好，谁干得坏，一目了然，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大嫂娘家虽不与吕鸿宾吕老同村，但同属爱国公社，乡里乡亲的关系网，倒也多都一竿子就能打得着的亲戚。
改革开放，土地承包，粮食连年丰收。大嫂的两个儿子心疼老娘辛苦，初中毕业后说什么也要在家帮着种地，后又外出打工。大嫂业已重操旧业，放开手脚置办拾掇了一大包袱绣制品小物件儿赶集摆摊。市场不断繁荣，大嫂觉着卖什么都有买的，就跟随时尚潮流不断增添、翻新商品花样种类。百货重百客，包袱也便越背越大，就花了几块钱买了一辆二手脚踏三轮车载了包袱。后来换了辆新的，再后来到现在就一直开得电动三轮车了。
两个儿子外出打工开阔了眼界，大儿子回家建了个养鸡场，二儿子机动灵活搞多种经营，栽植苗木，还购置了大拖挂跑运输，都盖起大瓦房娶了媳妇，孙子孙女纷纷考上大学有了工作。大嫂儿孙绕膝都有了重孙了，她耳不聋眼不花，却也毕竟腰弯背驼了，仍是闲不下来，家里地里忙活罢了，照旧开着三轮车赶集出摊儿。
村里老太太都说现在的好日子做梦都想不到的，种地不缴粮还有小麦补贴，还有老年补助和低保医保，吃穿不愁的，都劝大嫂歇下来享几天清福吧。
大嫂听了乐呵呵地：“赶集出摊也是赶得个好心情咧，愉阔（我们这方言“愉阔”就是愉悦舒服美妙休闲的意思）。”
一晃50余年了，大嫂每年都不忘在大哥忌日上坟，总是亲手置办了酒菜，跟大哥念叨：“你呀，要赶上现在这好光景，咋也不会走得那么早。”
大哥去世的时候我还不太记事，只隐约记得他个儿高瘦，眼睛大而明亮。他是经常饿着肚子操劳，导致胃出血，当时缺医少药的，没能救过来。
